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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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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
• 校勘
• 辑佚
• 学术
• 中华古籍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55245

版次：1

商品编码：10128061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王叔岷著作集

出版时间：2007-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48

内容简介

王叔岷的《校雠学》一书，广为中外学者引用。此补订本是在此基础上，将可以修订的问题及条例进行补充，例证太多的则进行删减。因此，《校雠学 校雠别录》更为严谨与充实。

前言/序言

　　

《校雠学 校雠别录》：一部关于文本校勘与整理的严谨学问 引言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文字的传递并非一成不变。抄写、刊刻、流传等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差异、讹误与脱漏。正是为了辨识、厘清这些文本变异，确保文献的准确流传，才催生了一门至关重要的学问——校雠学。而《校雠学 校雠别录》正是这样一部深入探讨校雠之术，并辅以丰富例证的著作。本书并非仅仅罗列校雠的原则与方法，而是通过系统性的论述，勾勒出校雠学的发展脉络、理论框架与实践技巧，旨在为读者构建起一个完整而深刻的校雠学知识体系。 第一章：校雠学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本章将追溯校雠学这一古老学科的起源。从先秦时期对文本的初步审视，到汉代官方对经典的校订，再到唐宋时期书籍刊印的繁荣所带来的校雠需求激增，以及明清时期校雠学的集大成，本书将详细梳理校雠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我们将探讨历代重要的校雠家及其代表性著作，分析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如何影响了校雠的观念与实践。例如，东汉时期校书郎的设置，标志着官方对文献整理的重视；宋代《册府元龟》的编纂，体现了大规模文献汇辑与校勘的成就；明代严谨的校勘风气，更是将校雠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此外，本章还将简要介绍中国校雠学与域外文本校订传统的异同，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 第二章：校雠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校雠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其有效运作离不开清晰的概念界定与坚实的理论支撑。本章将深入剖析校雠学的核心概念，如“校”、“雠”、“订”、“勘”等词语的含义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侧重。我们将详细阐述校雠学的基本原则，例如“尚信”、“尚质”、“存真”等，并探讨这些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此外，本章还将介绍校雠学的重要理论依据，例如文本的“异文”类型（如衍文、漏字、错字、倒字、移字、混字、别字、衍字、衍句、衍篇等）及其产生原因的分析。理解这些概念与理论，是进行有效校雠工作的前提。 第三章：校雠学的不同类型与方法论 校雠实践并非千篇一律，而是根据文献的性质、版本的情况以及研究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策略。本章将系统介绍校雠学的几种主要类型： 校勘（Collating）： 强调版本之间的比对，通过对照不同版本，找出异文，并据以判断正误。我们将详细讲解校勘的方法，例如“本校”与“续校”的区别，“横校”与“直校”的运用。 校订（Correcting）： 在校勘的基础上，对错误的文字进行修正。本章将讨论订正时应遵循的原则，如“去一字”、“添一字”、“换一字”等，以及如何依据史料、语境、学理进行判断。 校注（Annotating）： 对文本中的疑难字词、典故、制度等进行解释与说明。本章将探讨校注的性质与要求，以及如何在校勘与校注之间找到平衡。 校理（Organizing/Arranging）： 指对文献的篇章结构、名号、年号等进行梳理与订正。 在方法论方面，本章将深入探讨： 版本学的意义： 详细阐述版本的重要性和不同版本（如善本、抄本、刻本、活字本、稿本、传抄本等）的价值，以及如何对版本进行优劣的评估。 校雠工具与资料： 介绍校雠工作中常用的工具书，如字书、韵书、类书、史书、地志、笔记、碑刻等，以及如何搜集、整理和利用这些辅助资料。 异文的处理原则： 详细阐述在面对不同版本异文时，如何运用各种校雠原则进行判断，例如，依据上下文的合理性、古代语言的习惯、作者的风格、前后文的逻辑一致性等。 “定本”的追求： 探讨校雠学的最终目标——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形成一个最为准确、可靠的“定本”。 第四章：校雠实例分析：《校雠学 校雠别录》中的具体考证 《校雠学 校雠别录》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以大量的实例来印证其学说。本章将精选本书中收录的典型校雠案例，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这些案例可能涉及： 对某个重要历史文献的校勘过程： 例如，对某本经典史书的勘误，如何通过比对不同抄本、刻本，找出原文的讹误，并根据史实、逻辑进行订正。 对某位古代名家诗文的辨伪与正误： 考察作品的风格、用词是否符合作者特点，以及是否存在后人伪托或窜改的痕迹。 对某些特定字词的考证： 深入研究某个字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写法、读音、含义，以及其演变过程。 对某个典籍版本源流的梳理： 追溯某部古籍的不同传本，分析其渊源关系，并指出其中存在的得失。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深入剖析，读者将能更直观地理解校雠学的实际操作过程，掌握具体的辨识技巧，并学习如何运用文献证据进行严谨的学术论证。本书中的“别录”部分，正是承载这些珍贵案例的载体，每一条都凝聚着作者精深的学养与审慎的考量。 第五章：校雠学的价值与当代意义 校雠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其价值并非仅限于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更对当代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本章将探讨： 保护文化遗产： 校雠学是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古籍的校勘整理，我们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历史，传承文化基因。 促进学术研究： 准确可靠的文本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校雠学的成果，为历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撑。 提升文献辨伪能力：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尤为重要。校雠学训练的严谨逻辑、批判性思维和证据意识，有助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抵制虚假信息。 培养治学精神： 校雠学所体现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对于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结论 《校雠学 校雠别录》是一部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学术著作。它不仅系统地梳理了校雠学的历史沿革、基本理论和操作方法，更通过丰富的“别录”案例，生动地展示了校雠学在实际运用中的精妙之处。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既为从事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的专业人士提供了宝贵的指导，也为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学术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开启了一扇认识严谨治学之道的大门。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古籍文献的来之不易，更能体会到校雠学在保存与传承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评分☆☆☆☆☆

我对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和行文节奏感到非常惊喜，它巧妙地在学术深度与通俗易懂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遣词造句既准确又富有韵味，即便是在论述一些复杂的问题时，也能用生动的比喻和清晰的结构将复杂的思想娓娓道来。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沉稳而又充满洞察力的笔触，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带领读者穿越迷雾，直抵核心。阅读过程中，我几乎能感受到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对所研究领域的热爱与执着。有些段落，读完后甚至会让人停下来，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的哲理，那种知识的甘醇仿佛在舌尖久久不散。这种行文的流畅度和思想的穿透力，使得阅读过程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封面采用了一种典雅的深蓝色调，纹理细腻，仿佛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尘埃。书页的纸张质感也相当不错，厚实而不失韧性，油墨的印刷清晰锐利，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初次翻阅时，我注意到作者在章节编排上的用心良苦，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让人很容易跟随其思路深入探索。特别是一些关键概念的提出，作者似乎总能找到一个非常精妙的角度去阐述，既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文采，读起来丝毫没有那种枯燥乏味的学究气。装帧上的细节处理，比如书脊的烫金工艺，都体现了出版方对这部作品的重视，让人觉得手捧的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对于注重阅读体验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在物理层面的呈现，无疑是加分良多，极大地提升了阅读过程中的愉悦感和仪式感。

评分☆☆☆☆☆

从内容广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涉猎范围之广令人称奇，它仿佛搭建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平台。作者在论证过程中，不动声色地融入了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乃至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使得单一主题的探讨拥有了丰富的维度和更深厚的土壤。这种跨领域的融会贯通，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让它能够吸引到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即便是非专业人士，也能从中获得许多启发。例如，当讨论某一核心概念时，作者能够迅速地将其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对比分析，这种多维度的切入，让原本可能略显单薄的议题变得丰满立体起来。整体而言，这本书在知识的广度、深度的结合上，以及思想的穿透力上，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是一部让人受益匪浅的佳作。

评分☆☆☆☆☆

这本书的整体架构和论证过程，展现了一种罕见的宏大视野和精微分析相结合的特点。作者似乎从一个非常高远的维度审视了所探讨的主题，然后逐步深入到最细微的结构和案例分析中去。每一次论点的展开，都建立在扎实的前期铺垫之上，使得后续的推导显得水到渠成，无可辩驳。我注意到，作者在处理历史脉络和理论发展时，总能清晰地勾勒出不同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了传统研究中常见的片段化和孤立化倾向。这种结构上的严密性，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强烈的“全景图”的把握感，不会感到迷失在细节的泥淖中。每一次翻页，都像是揭开了一层新的帷幕，看到更广阔的图景，这种逻辑上的层层递进和结构上的完美闭环，是极其难得的。

评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深切感受是其蕴含的批判性思维的光芒。作者并非简单地复述已有的观点或知识，而是在不断地提问、质疑和挑战既有的范式。尤其是在对一些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理论进行审视时，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提出的反思角度往往直击要害，发人深省。这种思想的锋芒，让人在阅读时时刻保持一种警觉和活跃的状态，不断地在脑中进行着与作者观点的对话与碰撞。它不是一本提供标准答案的教科书，而更像是一面映照我们认知局限的镜子。很多我过去习以为常的看法，在这本书的冲击下，不得不被重新审视和解构，这种思想上的“震荡”与重塑，才是阅读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评分☆☆☆☆☆

七、通达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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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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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又商榷卷九十一李德裕貶死年月條云：“會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四月，宣宗立。明年改元大中。故舊書李德裕傳：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大中元年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三年正月，達珠崖郡。十二月卒，年六十三。所謂明年者，大中二年也。其下文二年當作三年，三年當作四年，年六十三

评分☆☆☆☆☆

此书为“王叔岷著作集”之一种，将王叔岷的《校雠学（补订本）》与《校雠别录》两书合为一册。 王叔岷的《校雠学》一书，广为中外学者引用。此补订本，是在此基础上，将可以修订的问题及条例进行补充，例证太多的则进行删减。因此，更为严谨与充实。 《校雠别录》为王叔岷在数十年进行庄子、史记、刘子等古籍的校证过程中，清理出的有关校雠的心得之作八篇的合集。 校雠形成理论，作为一项独立的学问，始于西汉。根据《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义》：“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由此可见，“雠”是核对之意。梁代以后校雠亦称“校勘”，指同一本书用不同版本相互核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校正讹误。 此外，校雠学亦包含编制目录之意，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记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一十焉。”这就明确指出校雠学作为一门学问，和狭义的目录学不同，其任务不仅是要甲乙丙丁地排列书的目录，更重要的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1] 由此，编者认为可以这样说：从范围角度而言，校雠大于校勘，校勘大于校对。 首先要说明，这里所说的校雠，包括校勘和校对两者；有时也单指古籍整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校勘，或者单指新著（包括原创初版本和新的古籍整理本）复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校对。这在具体语境中是不难区分的。 概括地说，因为校勘与校对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性和共同点，而且校勘在中国出版史中的成就之大和经验之丰，又远非校对所能及。这就决定了中国校对的“细胞”中有着校勘大量的“遗传基因”。因此，在中国，一向是校对从校勘中继承了丰富的宝贵遗产。这正是本文较多地论及校勘的原因所在。 关于校勘与校对的关联性和共同点，从两千多年前刘向的校雠实践中就能够窥见端倪。刘向在《别录》中告诉我们：他整理好每一种古籍后，总要提出，“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杀青”的本义是烘干竹简，以便于书写，引申为定稿。“书可缮写”，就是可以依照 定稿缮写在帛素（丝织品）上，使之成书。在这两个过程中，都需要“比勘图文”，以纠正 讹误，也就是都需要校雠。后人通常称前者为校勘，后者为校对。由此可见两者的关联性和共同点。至于两者的不同点主要是：校勘所纠正的是祖本或底本中的讹误，包括原著作者有悖于客观事实、事理的讹误和以往的整理者、复制者有违于原著本意的讹误。清代校雠学者段玉裁称前者为“作者之是非”，称后者为“本子之是非”，后者实即原著本与复制本之间的“异同”（详见后）。而校对所纠正的，则侧重于当前的复制样本中有“异”于定稿的讹误。也可以说，校勘一般是校是非和校异同并重，而校对侧重于校异同。 汉文字校雠源远流长，承先启后，连绵不断。要追溯其源头，就必须与中国的文字史和文明史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中国的文字史和文明史的发生和发展是平行的和同步的，至今已有不下千年的历程。中国校事的源头、流向和传承，也大致与此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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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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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的阅读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你会觉悟知识的圆融，过往的所学和自己的经验会渐渐融会贯通，你会体会到真理的无边无际，灵魂的深不可测。你会感激那些构筑起你精神殿堂的无数的古人及来者，他们用自己毕生的精神深渊唤醒你的心灵，让你站在这些人的思想上，挖掘属于你自己的世界。当我走在大街上，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的时候，我会在脑海里想书里人物的故事。在口罩后面偷偷的笑或是叹气，想想如果怎样怎样会有什么结局……

评分☆☆☆☆☆

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初审顺利通过。因战事拖累了笔试，遂应邀任教于长寿县的重庆联合高级中学，假期再回成都应考。1940年9月得到时在昆明的傅斯年先生亲笔录取通知。先生与傅先生之缘分至此开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因抗战附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0年12月迁四川宜宾李庄的栗峰，傅斯年先生为所长。先生于1941年秋整装抱琴离家赴李庄，“李庄”，既含地名，又寓李耳与庄周，并为先生伏下一生的学术之缘。先生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先生的情景：“我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胡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后来据任继愈回忆，“傅斯年背后说王叔岷‘有才性’。傅先生说的‘才性’，是《世说新语》用的词汇，指有史才，有史识，悟性好，并不是专指‘才子气’。那时傅斯年就发现王叔岷是个可造之材，着意培养，并用金条买了一部宋本的《庄子》，专给王叔岷用，用完锁在保险柜里。”先生师从傅斯年，在与远在昆明的副导师汤用彤书信请教时，也得到要不持才自傲，须“痛下功夫”的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