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套装上下卷）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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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朱浒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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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
• 民国史
• 帝制终结
• 政治史
• 历史研究
• 辛亥革命
• 清帝溥仪
• 民国肇建
• 近代史
• 历史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85034

版次：1

商品编码：1195774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108

套装数量：2

字数：119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的文章从2012年“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的论文中遴选而来，对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社会改造、人物活动、思想转变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深入发掘了该进程中“变”与“不变”的各种面相，不仅有助于从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理解清末民初的变局，也有助于从更为完整的历史进程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以及辛亥革命和清朝留下的双重历史遗产。

作者简介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朱 浒：在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2至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4至200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灾荒史、近代社会经济史。

目录

前　言／0001
上　卷
第一编　清帝逊位与清朝覆亡
清王朝覆亡百年祭【李文海】／0003
速成新政与清廷覆亡【关晓红】／0017
清末十年新政改革与清朝的覆灭【崔志海】／0031
为什么中国人在1911年选择了革命？【周育民】／0043
政治改革的启动与清朝的覆亡【喻大华】／0054
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
——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杨念群】／0064
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
——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及1911～1912年“大妥协”【章永乐】／0093
第二编　民国肇建与民初政治
士绅与民国肇建【汪荣祖】／0113
走进新时代：进入民国之烽火连三月【桑　兵】／0130
“亚洲的觉醒”时刻的革命与妥协
——论中国的“短20世纪”的开端【汪　晖】／0173
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民国肇建百年的反思【许纪霖】／0196
民国元年南京留守府裁遣军队探析【冀满红　张远刚】／0215
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杨天宏】／0225
第三编　立宪共和的观念与实践
从Republic到“共和”：一个西方概念的近代中国之旅【李恭忠】／0257
两种联邦制的区分与“中央集权—乡邑自治”的结合
——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张　翔】／0293
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虚君共和”观念再辨析【李爱军】／0323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左玉河】／0342
驻外使领与清末立宪运动【郭双林】／0365
“滦州兵谏”与“十九信条”出台【董丛林】／0387
有贺长雄与民初制宪活动几件史事辨析【尚小明】／0402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唐启华】／0416
第四编　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
“晚清太子党”：改革先锋及其局限【马　勇】／0435
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孙燕京　周增光】／0453
满洲亲贵与清帝退位【何　瑜　黄煦明】／0481
紫禁城小朝廷的社会史研究（1912～1924）【刘　平　孙　昉】／0495
民族认同还是政治认同：清朝覆亡前后升允的政治活动考论【张永江】／0513
武昌首义后中国在日留学生的反应与活动
——基于日本外交档案的考察【张昭军】／0544
清季民族国家认同理念之一侧面——以刘师培的论说为例【李　帆】／0568
从帝国到民国嬗替之际国家观念的变迁【俞祖华】／0574
下　卷
第五编　清末民初的权势结构及其变化
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罗志田】／0595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
——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李细珠】／0621
1909年载沣罢袁事件引起的列强交涉
——英国外交密档中的新发现【曹新宇】／0655
试析清政府地方自治改革的取向【颜　军】／0678
从“官民合力”到分道扬镳
——从湖南谘议局与巡抚的关系看清王朝的覆灭【杨鹏程】／0692
清末民初县级财政的出现与公款公产的转变
——以江苏省宝山县为例【吴　滔　钟祥宇】／0716
论清末民初政区剧变及其现实意义【华林甫　高茂兵　卢祥亮】／0741
第六编　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的延续与转折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朱荫贵】／0777
清末民初政治变革与民间资本银行业【戴鞍钢】／0791
1898～1913年中日大米贸易外交谈判【〔日〕堀地明】／0801
辛亥鼎革后淮北的封建延续【马俊亚】／0826
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朱　浒】／0846
民国肇建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转型【池子华】／0872
论晚清东北鼠疫应对期间的行业防疫法规建设【焦润明】／0887
第七编　清末民初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
辛亥年“赵屠户”名实蕴涵初探【刘世龙】／0903
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马忠文】／0922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
——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徐有威　吴乐杨】／0950
从排诋佛教到提倡佛教——以清末民初张謇为主的讨论【徐　跃】／0965
清末钦定正史考论——兼谈清末民初正史观念的转变【阚红柳】／0987
民初童蒙教育的变与不变——以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为中心【瞿　骏】／1005
国家建构语境下的妇女解放——从历史到历史书写【杨剑利】／1021
附录　百年“清帝逊位”问题研究综述【陈　鹏　韩　祥　张公政】／1043

前言/序言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并非仅由武昌首义等一系列武装斗争所构成，还理当包含1912年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在内。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更多注重考察革命暴力的一面，较少关注其时各方政治力量的其他动向、具体表现，以及彼此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更多从革命者的立场来看待革命过程，而对革命对象与革命旁观者在此过程中的立场及表现则注意不足。尤其是对作为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有机组成部分的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相关研究迄今仍很不充分。事实上，对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本身既视为辛亥革命史的一部分，同时又作为相对独立的历史事件来看待，对其所牵涉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多方面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将有助于较为充分地认知和把握清朝和民国之间的历史关系。
基于这一认识，2012年6月16～18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特别组织召开了“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门围绕这两个事件，就有关历史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辛亥革命史、清—民转换史的研究。此次会议收到的文章，对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经济变革、社会改造、人物活动、思想转变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深入发掘了该进程中“变”与“不变”的各种面相，不仅有助于从更为整全的视角来理解清末民初的变局，还有助于从更为完整的历史进程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以及辛亥革命和清朝留下的双重历史遗产。
本书收入的文章，正是从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中遴选而来，大体上又可分为七个亚主题：（1）清帝逊位与清朝覆亡；（2）民国肇建与民初政治；（3）立宪共和的观念与实践；（4）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5）清末民初的权势结构及其变化；（6）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的延续与转折；（7）清末民初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以下即按此七个部分分别述之。
一　清帝逊位与清朝覆亡
1912年2月12日，清廷发布《逊位诏书》，存在了近三百年的清朝宣告覆亡，绵延两千余年的君权亦告陨灭，这当然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动、大事件。但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之作为辛亥革命的附庸性后果而一笔带过。此次会议上的几篇文章，虽出发角度颇有差异，却都将清帝逊位和清朝覆亡作为独立的问题和事件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究的思路和看法。
李文海先生在《清王朝覆亡百年祭》一文中，从革命史的角度对清朝覆亡问题进行了阐释和定位。他认为，虽然应该肯定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并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也不能挽救清朝灭亡的命运。他进而将清朝覆亡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中加以审视，指出19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基本上是沿着下滑的方向不断沉沦，直到清朝覆亡，中华民族在发展趋向上才基本结束了沉沦状态，开始了逐步上升的势头。因此，清朝覆亡不仅是一个朝代的终结，而且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如果把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历史过程画成一条曲线，那么清朝覆亡正处于这条曲线的转折点上，这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处的历史方位。
同样针对清朝覆亡问题，另外几位学者侧重于从清朝自身的脉络出发进行考察，特别是对清末新政、立宪与清朝覆亡之间关系的论述，则大大丰富了有关历史进程曲折性的认知。关晓红指出，清末新政后期，在朝廷决意启动以变官制为实行宪政先导的改革前，朝野官绅、国外政客和报刊时评，均对中国仿行立宪的基础、条件有所质疑，对官制改革方案的要旨、程序及实施措施，予以激烈批评，尤其对速成新政的做法给予劝阻示警，认为若当局一意孤行，新政最终难免速乱以致速亡的结局，而急于求成的清廷决策者既对此未予重视，也甚少采取相应对策以纠偏救弊。因此可以说，正是清廷主观上追求速成的改革态度导致了清廷覆亡。
崔志海虽也认为清政府启动的新政改革加速了清朝的覆灭，但其揭示的因果关系则着重于客观条件，即，这首先在于新政的整体改革纲领超出了政府所能承担的国力财力，激化了官民矛盾，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其次则因清政府在严重争议的情况下启动预备立宪政治改革，打乱了新政的改革计划，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葬送了整个改革事业以及清朝统治；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政改革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具有颠覆清朝统治的内在动力。
周育民并不同意清末新政加速了清廷覆亡的看法，也反对将新政与立宪混为一谈。他认为，此两者是性质和目标完全不同的改革，新政的目标是以改革为手段，以达到清王朝继续合法执政为目的，而立宪是一场政治体制变革，其实质是要将君权移归民意代议机构，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革命不可避免的主因，是清廷在立宪问题上倒行逆施。所以，老一代历史学家批评清政府“假立宪”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引起革命的也应是清末立宪，不是清末新政。
喻大华亦认为清朝实施预备立宪的失策和失控是导致其覆亡的重要一环，这首先在于立宪是清末社会精英和国家决策者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启动的一场政治改革，又因为双方以立宪为砝码展开博弈，以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故而清政府启动这场政治改革，实际上是自掘坟墓。
与历史学的惯常路径不同，有两篇文章主要从政治法学的视野出发，对清帝逊位这一事件进行了重新审视。杨念群认为，就清帝逊位前后的形势而言，民国迫切地需要汲取西方的宪政规条来建立自身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却相对忽视了如何有针对性地汲取清朝遗留的“传统”以作为宪政改革的辅助因素。尽管民初政治家汲取了作为传统王朝“正统性”支柱之一的“大一统”思想，为民国统治的合法性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传统基础，从而维持了一种历史演进的连续性态势，但又因民国肇建基本沿袭了清末以来的改革派促成传统“政教”体制崩解的破坏性思路，最终导致合法性阙失现象的发生。
章永乐在反思近来法学界解读清帝逊位系列诏书的基础上，又对该系列诏书的历史意义以及相关历史叙事模式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为民国全面继承清朝疆域提供了重要法理依据，对于“中华民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系列诏书做出的政权安排以及清帝逊位后的北方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妥协”式的融合，并没有为民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得统一后的民国政府内潜藏了正统性之争，成为民初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　民国肇建与民初政治
与清帝逊位类似，民国肇建在以往也多被视为革命的余绪，对其底蕴的探讨殊为不足。实际上，民国的肇建亦非仅仅基于革命的单向度发展，而是包含了诸多复杂且有深远影响的关系脉络。本次会议上的几篇文章表明，民国肇建确实具有值得独立加以探讨的历史意义，而重新勾勒民国得以肇建的逻辑线索，也是深刻体察民初政治面相的一大关键。
汪荣祖先生在《士绅与民国肇建》一文中，通过考察士绅群体对于清末民初政治秩序的作用，系统评估了民国肇建过程中存在于革命之外的另一条重要社会脉络。他指出，以士绅阶级为主体的立宪派，在动乱的革命情势下为了自保，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试图掌控局势，身不由己地参与各省独立，由于他们的地方实力，实际主导了情势的发展，掌握实权，导致清廷退位，帮助民国的成立。革命党不得不与立宪派合作，而不是立宪派寻求革命党的合作。也正是由于肇建民国的最有力分子，不是革命党，而是士绅阶层，才会造成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的结果，也注定了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的失败命运。
桑兵以举重若轻的白描手法，生动展示了一幅在1911和1912年之交的世相图。在这幅图中，在这个虽然短暂却经历了烽火连天的政治大动荡的时段里，对于帝制终于崩解、共和时代新纪元的到来，各色人等纷纷从各自的角色定位出发，上演了形形色色的喜剧、悲剧乃至于闹剧。其文从个人的实际处境出发，集中刻画了清朝官员、士绅、学生、革命党与立宪派等群体对时局的不同感受及各种各样的思想波动和行为选择。无疑，正是在这些纷纭复杂的状况之下，隐含着导致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种种变局的各种潜流。
汪晖基于一条更为宏阔的历史脉络，阐发了革命建国的地位与意义。他将1911年至1976年称为中国的“短20世纪”，认为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也是革命的时代，但与霍布斯邦从欧洲视角出发所界定的“短20世纪”并不相同。中国的“短20世纪”的一大独特性，便源自于其开端时期所出现的、在革命建国过程中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在他看来，就政治结构而言，中国的体制是1949年革命建国的产物；就国家规模和主权关系而言，当代中国的完整性却可以追溯至清王朝与诞生于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国之间的连续性之上。因此，革命与连续性的问题可谓揭示了中国的“短20世纪”的重要秘密。
许纪霖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民初政治失序问题的内在演变逻辑。他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便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权力和权威的双重危机，民国肇建虽然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故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亦正因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缺席，辛亥革命之后，战乱不断，而每一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始终匮乏。
民国元年南京留守府裁遣军队的行动，是学界以往探讨较少的一个问题。冀满红、张远刚的论文表明，革命党方面始终未能认真规划军事力量的整顿，造成南方民军与地方社会关系紧张，多次出现兵变与兵灾，以致革命军队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而民军领导人主动裁遣军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动解除武装，从而展示了革命党何以在民初政治斗争中迅速陷于被动的一个侧面。
杨天宏通过对曹锟“贿选”事件的辨析，从一项具体的实践研究出发，探讨了民国肇建以来的“法统”及其效力问题。他认为，从司法原则上看，迄今所有对“贿选”的指控都是在做“有罪推论”，其证据并不全都经得起法理推敲和事实检验。其实，曹锟负此恶名的一大原因，乃是他在“法统”早已不受尊重的情况下坚持走“法律路线”，将自己放在动辄得咎的尴尬位置，给予了政敌反击自己的政治空间。然而，当从政治上弄垮曹锟的反直各方在试图以法律处置“贿选”案时，却无法在这套“法统”体系中对曹锟进行法律制裁，由此展现了民初政治秩序中的吊诡之处。
三　立宪共和的观念与实践
毋庸置疑，中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历史悠久的君主国，一跃成为亚洲首个共和国，与民主、立宪、共和等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密切关系。不过，传统研究大多注重于相关思想内容的梳理，而往往忽视了这些思想具体影响社会意识的路径及作用。本次会议收到的一组文章，较为深入地阐发了有关立宪共和的观念与实践，对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沟通颇具贡献。
李恭忠细致梳理了将西方Republic对应中文“共和”的概念之旅，认为这既是一个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自晚清以来，国人对西方共和概念的了解长期呈现名与实依违不定的特征。戊戌之后，近代“共和”概念通过日本这一中介环节传入中国，并且迅速传播开来，与革命潮流互为推演，并逐渐与中国古典“共和”划清界限。此后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输入呈现名与实的疏离，以致民初共和制度的移植效果未能符合人们的预期，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事实上被束之高阁。
张翔则以康有为的论述为中心，从反向角度展示了共和观念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他指出，康有为主要以1904～1908年海外游历为基础，对共和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做出了系列回应。特别是康有为在处理“封建—郡县”问题上的复杂思路，是其以中国、欧美及其他国家为对象，对国家分合与现代社会的产生、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等问题做出的辩证思考，甚至包含着质询、批判与影响共和革命的主张。虽其核心是要寻找一种可能性的道路来回应共和革命浪潮，而这种回应最终也嵌入了革命进程之中，成为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与张翔的视点几乎相反，李爱军所揭示的是共和观念对康有为造成的正面冲击。李爱军认为，学界对于康有为在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期间提出的“虚君共和”说，并非是其君主立宪主张的翻版，而是存在很强的张力。在辛亥革命期间，尽管这种“虚君共和”主张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诘难，而且最终它并没有被历史所选择而作为中国的道路，但康有为之所以敢于提出并宣扬它，与当时“共和”概念自身的模糊性是分不开的。而依据“共和”国体与政体的内涵，康有为的失败似乎也不在于“虚君”，或可以说名在“虚君”，而实在“共和”。
左玉河以杨度为例，揭示了民初知识人在政治理念上进行艰难选择的心路历程与思想变化。文中提出，辛亥前后杨度虽发生了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立宪的急剧转变，但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只是为了适应辛亥之后君主立宪的“君统”需要的再造。也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另外四篇文章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清末民初立宪共和活动中一些富有认知价值的内容。
郭双林分析了清末立宪运动中驻外使领所起的作用，认为驻外使领作为近代中国新知识群体之一，不仅率先发出了要求清廷实行宪政的呼吁，且在清廷仿行立宪后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尽管在近代中国的环境下，这些使领的活动不可能不以悲剧落幕，但同时也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董丛林通过重新检视“滦州兵谏”与“十九信条”的关系，认为张绍曾等人在兵谏中提出的政纲“十二条”，大多被“十九信条”所采纳。因此，就“滦州兵谏”而言，它直接促使清廷“十九信条”的出台，这是既定事实，也是兵谏既定目标基本达到的标志。通常的“滦州兵谏”失败之说，似与基本史实抵牾。
尚小明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原始资料，对有贺长雄在民初制宪活动中的几件重要史事进行了辨析，纠正了以往通行说法中的一些不清不实之处。如有贺长雄受到袁世凯看重，与其在此之前发表的《观奕闲评》一书有密切关系，因该书提出了有利于袁世凯的“国权授受”说及“超然内阁制”主张。而有贺长雄所作的、历来被视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作舆论的《共和宪法持久策》，实际早在1913年10月就正式发表了，且其内容并没有鼓吹帝制的意思，而是针对1915年秋天出台的“天坛宪草”第一稿而发，是草宪过程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主张斗争的产物。
唐启华则通过探讨北洋时期“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形成、转变及消失的历程，试图打破“革命史观”对辛亥诠释权的垄断，从北洋派的视角阐明共和问题所具有的另一条实践脉络。他认为，从北洋派的角度看，清朝与北洋政府的传承性很强，故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的正统政权。因此，北洋派眼中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2月12日被定为“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亦是为了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强调北洋派对建立“共和”、维护“共和”之贡献。
四　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
众所周知，传统历史叙事所使用的革命与反革命框架，根本不能展现清末民初所经历的剧烈且复杂的社会分化态势。不过，落实在经验研究的层面，学界迄今对于这一态势的探讨并不充分。而在本次会议上，几位学者都从具体的经验研究出发，以各自不同的角度触及了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从而为如何把握此际的社会分化态势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尤为可贵的是，本组文章中较多把目光投向了一向被视为反革命阵营的满蒙权贵群体，并揭示了该群体在认同取向上的纠结态势。
马勇对一批被称为“晚清太子党”的皇族权贵在清末变局中的贡献与局限进行了剖析，指出这批人在新政、立宪等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先锋和主力。但“保中国不保大清”始终是他们的心头之患，基于这样的政治认同，才会一方面出现皇族内阁，另一方面，当改革陷入困境，革命不得不发生时，他们就很自然地从政治改革倡导者、推动者沦为反革命，而后来的所谓宗社党其实也是沿着这样一条政治认同的思想轨迹发展起来的。
孙燕京、周增光从更大范围检视了满蒙权贵集团在辛壬之际的情绪表达与政治心态，认为弃王朝保身家是旗籍权贵最典型的政治行为，隐忍不发、处之泰然是他们最典型的政治心态。而旗籍权贵之所以“背信弃义”“不死君”，其近因在于他们对大势的基本认知和“家”大于“国”、“钱”大于“权”的基本价值取向，远因则蛰伏于清政府的体制内，即长期实行优待满族的政策，势必形成体制内的深刻矛盾，特别是宣统朝少壮派权贵当政后，打破了原有权力的平衡，构成政治体制的最大危机。
何瑜、黄煦明则集中探讨了满洲亲贵对清帝退位的进程与形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他们的态度与作为均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具体而言，慈禧太后生前的一系列人事安排，造成了亲贵专权的局面，而矛盾的制度设计又导致了亲贵陷入难以达成政治认同的权力纷争，从而激化了清政府的内部矛盾，造成宣统朝的短命与清帝退位的结局。
刘平、孙昉从政治、生活两个层面入手，探讨了清帝逊位后的紫禁城小朝廷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面貌。文章认为，虽然皇室优待条件明文规定“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但小朝廷并无意争取宪政体制内的合法权利，基本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可以说，民国政府与小朝廷之间其实并未达成政治认同。因此，小朝廷始终无法真正融入世俗社会之中，而民国政府也没有制定出一个遏制清室复辟的具体方案。至于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既非辛亥革命反清事业的继续，也无助于反复辟斗争，反而使小朝廷重新燃起复辟的希望。
张永江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视角出发，对蒙古旗人升允在清朝覆亡前后的系列政治活动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升允和他所处的时代都是复杂多变的，不应该简单地将其力图复兴清朝之举斥作“顽固保守”。其所寻求的民族认同、地域认同和道义认同，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基于共同文化、情感和心理意义上的认同，而是以追求最高的政治认同为前提的，是达至其心目中的政治—文化认同的手段。作为八旗蒙古人的一个代表，升允的思想和行为体现着这一支蒙古族裔由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包括政治上国家认同的这一历史过程。
在另几篇文章中，张昭军通过对武昌首义后中国在日留学生的反应与活动的考察，展示了留日学生群体中在认同上迅速分化的态势。具体而言，满族学生加入了维护清政权的行列，或回国参加政府军，或组织暗杀团，参与镇压革命。汉族学生通过组织留学生大会、派遣赤十字医疗救援队等方式支援革命。不过，当时出现留日学生归国潮的主要原因，并非基于是否认同革命，而是国内战争使更多的人无法收到汇款，以致拖欠学费、生计无着，故归国实乃不得已的选择，这也成为中国留学史上曲折的一页。
李帆以刘师培为个案，力图对辛亥时期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加以阐发。他认为，刘师培的民族国家认同理念，既反映了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观念，又有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因素，呈现出中西交汇的特色。但在这种交汇中，文化与种族的内在矛盾并未消弭，只不过是以现实需要为由将一方暂时搁置，由此亦有助于理解革命党人何以在清亡后便放弃了基于种族之别的民族国家认同理念，转而倡导以“文化”为认同基点的“五族共和”。
俞祖华对于从帝国到民国嬗替之际国家观念变迁状况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亦展现了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认同意识在此过程中的变化。他认为，现代国家学说和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制度变革，同时清帝退位与民国肇建所体现的国家制度变革又为现代国家观念被国人更深入的认知提供了契机与推力。不过，民初政治人物与广大国民的现代国家意识和观念的欠缺，又制约着现代国家制度的确立，以致在北洋军人的主导下从“帝国”蜕变而来的“民国”成了空招牌。
五　清末民初的权势结构及其变化
借用年鉴学派的说法，要把握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这类属于历史表层的“事件”，必须深入了解位于其下一层的“情势”或“结构”。置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情境下，以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关系为重心的权势结构及其变化，早已是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上围绕该主题的数篇论文，从不同的具体领域出发，阐发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认知。
罗志田对清末民初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整体演进态势进行了勾勒。他指出，大致就在辛亥革命前十年，近代中国兴起了一个可谓“国进民退”的持续倾向，即国家（state）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展，而民间则一再退缩。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对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公共领域，在“国进”势头下被迫淡出，而很多以往由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亦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由此又使得国民也面临着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不能不重新定位其与国家、社会的相应关系。
李细珠重新考察了清末中央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格局问题，反驳了学界长期信奉“外重内轻”说。他认为，庚子事变后，鉴于地方督抚权势之重，清廷力图收束地方督抚的权力，预备立宪则是清廷加强中央集权与地方督抚干政影响力减弱的转折点。不过，清廷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消弱之势，由此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也正是在武昌起义前夕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革命爆发，从而给予了清王朝致命一击。
曹新宇利用从英国外交密档中新发现的资料，对久为人知的1909年载沣罢袁事件重新加以考察，细致揭示了清末各种势力幕后政治与公众舆论的变相，以及其中蕴含的复杂权力关系。他认为，袁氏的暂时倒台，一度弱化了他保皇党人和革命派分子首要敌人的形象，为其复出后与革命派和谈提供了一定的舆论铺垫。另外，列强的干涉，保护了袁系班底的实力，挫败了载沣最初的除袁计划。这场斗争进一步把载沣等皇族贵胄推向孤立，对外更加依靠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清朝覆亡的历史进程。
颜军通过对清末地方自治改革取向的考察，反思了以往学界有关此次改革的定性。他分析了1906年直隶《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和1909年清政府《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两份地方自治章程，认为这场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在官方的监督之下，通过分权制衡的方式组织地方人力，并在不影响官方税收的前提下筹集民间资金，承办官府本应承担之事，其实是一种“助官治之不足”的自治，最终也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杨鹏程以立宪运动中湖南谘议局与巡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展现了官民关系在地方社会层面的具体演化状况。他认为，1909年成立的湖南谘议局原本被官府定位为参谋咨询机构或准议会机构，在客观上为立宪派提供了合法的政治舞台。但因官府对立宪运动的拖延、疑惧和压制，使湖南谘议局与官府的关系很快从“官民合力”变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最终，在湖南光复过程中，大多数谘议局议员和其他立宪派人士都站到革命派一边，上演了一出种瓜得豆的戏剧。
吴滔、钟祥宇从地方的视角出发，寻求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问题的扩展性理解。他们以清末自治情况堪为模范的江苏宝山县为例，认为县级财政体制既延续了晚清时期的传统，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尤其是预备立宪阶段，由于省与州县、县与乡镇等底层财政的划分混淆不清，故而在推行自治清理收支的过程中，很多原先的公款公产被纳入地方财政系统中，引发了很多纠纷。但在这场转变和博弈过程中，地方公营事业和财政系统都相应得以调适，并为民国时期现代化分级财政体制的建立提供了鲜活的标本。
华林甫、高茂兵、卢祥亮对清末民初政区变动状况的探讨，展示了中国政治结构中一个更为深远的变化。他们认为，清末民初所发生的政区变迁堪称“剧变”：其一是从清代的四级制，经过清末官制改革和民国初年废道存府、府县同级、裁府留县等诸多实践，形成了省直管县的二级制；其二是民国初年对政区专名进行了大规模更改，特别是解决了长期造成困扰的地名重名问题；其三是部分政区通名退出历史舞台。此外，作者还提出有关中国政区变迁两千年来经历两次大循环的假说，并主张将清末以来百年政区变迁置入此假说内加以理解。
六　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的延续与转折
一般说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需要较长时间，并且与政治进程的步调往往不一致。以往教科书式的通行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和清—民鼎革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十分有限。此次会议上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一组论文则表明，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延续与转折，不仅与政治进程密切关联，且皆富含极为复杂的内容，从而有助于重思“事件”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朱荫贵讨论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经济的延续与变迁问题，指出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领域中虽然有没有变化和变化不大的部分，但变化的部分更明显，并且预示和标志着新的发展方向和前景推动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这些变化正是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后才得以迅速兴起和实现的。因此，可以认定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经济突变”，只不过这个“突变”不像政治突变那样在短时段里表现明显，它更多表现在经济性质发生的变化上。
戴鞍钢探讨了清末民初政治变革对民间资本银行业发展的影响，指出中国民间资本银行业虽起步于清末新政期间，但步履蹒跚，进展甚微，而自1912年以后，历年设立的银行中均是商办银行遥遥领先。他认为，这种状况是与当时国内民间资本实业自辛亥革命爆发，尤其是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以后的持续发展相联系的，也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展现了清末民初巨大的政治变革对中国民间资本银行业发展的有力推动。
堀地明详细梳理了从1898年到1913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的中国对日本出口大米解禁问题的外交谈判，以及中国大米向日本出口的实际问题。他指出，1890年以后，日本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而导致粮食不足，且认为进口中国大米来解除这种不足状况是很有必要的，故而从1898年起开始要求清朝就解除米谷出口禁令进行谈判。但无论是在清末还是进入民国时期，中国的民间和官方都对中国大米对日出口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从而在客观上拒绝了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当粮食生产地的角色。
马俊亚则以鼎革前后淮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中心，为深入了解封建性延续问题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他认为，就淮北而言，辛亥革命后，尽管推翻了封建朝廷，但这个地区的封建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封建形态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该地区的大地主多集各种权力于一身，成为各种各样的封建土皇帝。其根源则在于政治变革对底层社会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不但没有趋于公平、优化，反而更加不合理。
朱浒通过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有关认识近代中国赈灾事业发展脉络的思考。他认为，中外社会人士针对江皖水灾合作发起的华洋义赈会，在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三方政权急剧转换的动荡时局中，始终专注于开展赈务，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三个政权的赈灾投入都严重不足的状况，对此次水灾没有引发大型的社会风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要正确把握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的发展脉络，则既要顾及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维度，也要重视当时中国社会变迁进程所造就的特殊发展契机。
池子华对民国肇建与中国红十字会转型之间关系的探讨，亦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脉络问题。他指出，作为创始于清末、以博爱恤兵为宗旨的人道救助团体，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国建立后主动求变，基本完成了自身的转型，实现了平稳过渡，完成了由官办回归民办、由依附于旧制度的政府组织向新政权下的非政府组织的身份转换。也正是这种求新求变的转型使中国红十字会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信任与支持，为其后来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焦润明对于晚清时期东北鼠疫应对期间行业防疫法规建设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牵涉了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体制的起源问题。他指出，为应对东北鼠疫，清廷及东北地方政府制定了较为详尽的防疫法规，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防疫法规建设高潮。尤其是有针对性地制定的行业规则，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防疫法规，这些行业防疫法规既反映了当时中国防疫法规建设的水平，也为后来的相关法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七　清末民初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
以往研究早已表明，清末民初的思想观念结构呈现出一派异常芜杂的新陈代谢局面，从最激进的到最保守的，变与不变的因素始终互相杂糅，难以断然分为两途。但相对而言，以往此类探讨更多聚焦于思想观念本身，对知识社会史的关注尚显不足。这一状况随着近年来“新文化史”的兴起而得到改善，特别是本次会议上有关形象建构、历史书写等问题的文章，亦可谓对此种状况的呼应。
刘世龙详细分析了四川保路运动中一直被称为“赵屠户”的赵尔丰的形象建构及其演变问题。他认为，赵尔丰的“赵屠户”诨号在保路运动前已有，但在官场语境中是与“能臣”形象相联系的。而在保路运动之初，保路报刊和保路话语一度将之誉称为“福星”而建构出一副“爱民”形象。赵尔丰在受清廷逼压而制造成都血案后，仍力图重建其“爱民”形象，以致在拥有重兵的情形下同意四川独立，但最终仍因当过“屠户”的血账而被杀，其“爱民”形象的自我重建遂告彻底失败。
马忠文探讨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人物即“烈宦”寇连材的形象，如何从晚清到民国被持续建构的过程。他指出，甲午战后太监寇连材被慈禧处死之事迄今不能得到澄清，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故事和情节，最终树立起一位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形象。特别是经过梁启超的讴歌，寇氏在近代史的叙述谱系中始终以支持维新的正面人物形象出现。然而，从寇氏被杀后京城清流士大夫的赞誉，到戊戌政变后康、梁出于保皇立场的宣扬，再到民国时期大量野史、掌故和文艺作品对其事迹的激情创作，寇氏的历史形象其实经历了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徐有威、吴乐杨以民初时期《申报》和《大公报》上的评论为中心，探讨了社会舆论对于当时匪患的关注与认知，以期再现一种“思想—社会”互动的历史场景，同时以此考察民国时期中国民间传媒的关注所在。他们认为，尽管对民初匪患的观察与反思透露出近代报纸浓厚的“文人论政”风气，但最终亦只能流为空谈。不过两报所代表的舆论界精英对匪情的即时描述以及对土匪的界定，相对于后世学者的研究，其呈现的土匪形象或许更加直观和感性。
徐跃考察了清末民初张謇在对待佛教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时人主观意识中的纠结状态。他认为，国家存亡是张謇在清末的基本关怀，由于受到新思潮与反传统思想的影响，张謇一度认为佛教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从价值上否定了中国宗教对近代国家民族的意义而排诋佛教。但到民国初年，在传统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基本结构崩溃之后，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人心维系等问题逐渐成了张謇的基本关怀，由此转而提倡佛教，不自觉地否定了自己晚清时期的反传统思想而回归传统。
阚红柳对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活动经过的梳理，在某种意义上也展示了知识与权力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的互动关系。她认为，从历史背景来看，清末钦定正史植根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的历史环境之中，钦定正史未成，王朝统治的危机随之接踵而至，昭示了钦定正史的政治色彩。从学术环境来看，清末民初的正史观念展现出前所未有之变局，倡导正史者与批判正史者各有阵营，意味着与王朝政治体系相伴而生的钦定正史模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瞿骏通过对商务印书馆民初陆续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的分析，认为清末新式学堂制度的确立与“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为当时特殊混成教育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强大推动力，辛亥革命的发生更是大大强化了此种教育结构。而此一教育结构的核心即教科书在民初童蒙教育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编写过程与形式、内容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反映了民初童蒙教育变与不变的多重面相，并由此折射出现代中国转型的独特历程。事实上，民初教育从结构到理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让当时的读书人无不具备“变”之一面，却也无不含有“不变”之另一面。
杨剑利立足于“国家建构”的议题，重新考察了清末民初有关妇女解放的话语问题。她认为，清末民初妇女解放的许多观念来自西方，而西方观念向中国的移植又涉及中西语境的转换，以致妇女主体性和主导权的缺失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妇女解放的“瓶颈”。事实上，以国家建构的主题为线索，可以发现以西方观念为标杆的“瓶颈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持有一种“性别对立”意识，而这种意识与清末民初妇女解放事实上呈现出来的“性别合作”特征适相背离。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由于既是历史本身，又是历史书写的背景，因此历史书写的语境问题比范式问题更为重要。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本次会议另有一些反映前述各亚主题的佳作，但或因有些文章在杂志发表时间与本书出版计划有冲突，或因作者另有隐衷，或因作者精益求精而本书无法再等，以致最终未能收入，编者亦深以为憾。另外，清史所博士生陈鹏、韩祥、张公政接受本次会议委托，特地撰就《百年“清帝逊位”问题研究综述》一文，对了解本书主题颇有助益，故作为附录收入，顺带言明。

历史的转折与新时代的序幕：探寻近代中国转型的宏大叙事 一部透视晚清覆灭与民国初创的深度编年史 本书并非聚焦于特定的政治事件或帝室权力更迭，而是以宏阔的视野和扎实的史料，勾勒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由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型的复杂图景。它细致考察了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内在驱动力与外部冲击，为理解现代中国的诞生提供了多维度的解读框架。 第一部分：旧制度的内爆与现代性的渗透（约500字） 本书开篇即深入剖析了晚清时期，在“天朝上国”的幻梦破碎后，清政府内部所经历的一系列结构性危机。我们着重探讨的并非《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中直接涉及的皇室内部决策，而是支撑这个旧制度的社会基础如何一步步被瓦解。 首先，是经济基础的动摇。我们详细分析了小农经济在西方工业品冲击下的凋敝，以及传统税收体系（如厘金、漕运）在应对大规模内乱和外患时的失灵。这不是简单的财政赤字问题，而是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彻底失效。通过对沿海通商口岸和内地乡村经济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和买办阶层如何在旧秩序的缝隙中崛起，他们对现代化的诉求与保守官僚集团之间的张力，是推动变革的暗流。 其次，是思想文化的剧变。本书详细梳理了自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演进过程。重点关注了西方启蒙思想（如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通过译介和留学生群体，对传统儒家伦理纲常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我们考察了新式学堂的建立如何培养出第一代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他们如何成为后来政治运动的思想先导。 最后，是军事与行政体系的半殖民地化。本书并不侧重于甲午战争或八国联军侵华的军事细节，而是分析了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的兴起对中央集权造成的实质性削弱，以及《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如何沦为列强间接控制的工具。这种国家能力的丧失，从根本上动摇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基础，为后续的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契机。 第二部分：社会力量的重组与现代国家的形态探索（约600字） 历史的驱动力往往源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互动与角力。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焦点投向了那些在旧体制下被压抑，却在新秩序萌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力量。 我们深入研究了革命党人的组织与纲领。不同于将革命简单归结为精英的阴谋，本书侧重分析了孙中山主义思想的成熟过程，以及同盟会如何在海外华人、新军内部和知识分子中建立起广泛的联络网络。我们对比了兴中会、光复会等不同派别的思想差异和组织策略，揭示了早期革命阵营内部的复杂性与演进轨迹。这种对组织学和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革命的内在生命力。 此外，本书对新军和地方士绅的参与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新军，作为清政府最后试图现代化的工具，却意外地成为埋葬它的主要力量。我们分析了新军中等级制度的松弛、军官教育中受到的近代民族主义影响，以及他们在地方治安和军事行动中展现出的独立意识。同时，我们探讨了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开明士绅阶层在政治光谱中的定位，他们如何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平衡点，力图通过改良而非彻底革命来实现政治诉求，他们的立场对初期政治格局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本书还特别关注了工人阶级和城市平民的早期觉醒。虽然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们的政治自觉性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城市中的罢工、抗议活动已然显示出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通过档案和口述史的交叉验证，我们尝试还原这些“无名者”在旧秩序崩塌前夜的生存状态和潜在的政治能量。 第三部分：现代性的转型阵痛与新型政治的构建尝试（约400字） 当旧的政治框架瓦解后，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具备现代主权特征的国家，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巨大难题。本书的第三部分探讨了在权力真空期，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法律构建上所做出的初步尝试。 我们详细考察了早期民国政府的体制设计困境。从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不同宪法草案所体现出的对权力制衡、公民权利的理解差异，反映了当时政治精英们对于“共和”一词的不同诠释。书中探讨了总统制、责任内阁制等制度模型在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所遭遇的“水土不服”。 最后，本书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塑进行了深入分析。清末的权力下放（如督抚权力扩大）为民国初期的“军阀化”埋下了伏笔。我们分析了袁世凯时期如何试图以强人政治重建中央权威，以及这种重建努力如何最终被地方军事集团的割据所抵消。这不仅仅是权力斗争，更是关于如何从一个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王朝体系，过渡到一个以法律和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艰巨探索。 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细致梳理，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全面、深入且避免简单结论的历史考察，展现近代中国在剧烈动荡中迈向现代性的复杂历程。

评分☆☆☆☆☆

要说这本书的震撼力，那就在于它对“局限性”的深刻揭示。它没有歌颂任何一方的“完美”，而是坦诚地展示了所有参与者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误判和局限。这种批判性的反思，才是真正的史学价值所在。作者的笔触冷峻而富有同情心，他描绘了旧制度的僵化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同时也揭示了新秩序建立过程中的种种妥协与遗憾。读完后，我不再是简单地判断历史人物的“好”与“坏”，而是开始思考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这是一种非常成熟和高级的阅读体验。这本书无疑提升了我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水平。

评分☆☆☆☆☆

这部作品的行文风格实在是太迷人了，那种老派文人的笔法中透着一股犀利的洞察力。语言考究，辞藻精炼，但又绝不晦涩。读它就像是品一杯陈年的老茶，初尝平淡，细品之下回味悠长。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重大历史事件时的那种冷静和客观，不被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力求还原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定论，引发了我对“革命”和“改良”之间究竟孰优孰劣的深度思考。对于那些对民国初年政治生态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绝对是一部不容错过的佳作，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

评分☆☆☆☆☆

这本书简直是历史迷的福音！作者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气候描摹得入木三分，那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各方势力的角力，看得我拍案叫绝。尤其是对袁世凯这个角色的解读，摒弃了脸谱化的处理，展现了他身上那种矛盾的复杂性，那种在传统与变革边缘游走的彷徨与决断，让人印象深刻。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亲眼见证了旧王朝的谢幕和新纪元的艰难开启。作者对史料的驾驭能力非常出色，引用了大量一手资料，使得论述既有深度又充满张力。这本书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教科书式的叙述，而是充满了故事性和画面感，读起来非常过瘾，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完。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巧妙，逻辑线索清晰流畅，即使涉及的人物众多、事件繁杂，读者也不会感到迷失。它成功地将宏观的历史趋势与微观的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展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每一次转折点的描绘，都让我感到作者的深思熟虑，他总是能精准地捕捉到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对于想系统了解民国初期政治转折点如何形成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极佳的框架。读完之后，我对“共和”这个概念在当时中国语境下的脆弱性和探索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孕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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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这本书的细节处理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它不像一般通史那样只关注宏大的叙事，而是深入挖掘了诸多微观的历史侧面，比如当时各省咨议局的运作、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潮变动，乃至普通士绅阶层对新政的反应。这些细枝末节的铺陈，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和厚重感。我尤其喜欢作者对“权力交接”那一环节的拆解，那种步步为营、暗流涌动的政治博弈，写得比任何小说都精彩。每次合上书本，我都会感到一种历史的重量压在心头，深切体会到那个时代转型期的不易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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