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及元明清时期中国史学研究之集成,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之必备书目。
《增订中国史学史(中唐至清中期)》全二册,叙述中国史学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分支发展、各成系列、古典史学终结。以《通典》为发端的典志系列,以《资治通鉴》及影响形成的编年系列,连同程式化“正史”系列,构成中国史学三大主干,同时出现史部大宗——地理总志和方志系列。考异、金石、辨伪成为史学重要分支,各类反映社会风貌的专门之学应运而生,佛教史学、史学通俗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史学范围。清前中期全面总结传统史学,以《文史通义》预示古典史学终结。
谢保成,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隋唐五代史、20世纪学术文化,主要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学》、《贞观政要集校》、《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
目 录
第一编 《通典》展示的史学新趋势
第一章 “ 纲领宏大,考订该洽”的《通典》 / 4
第二章 会要、会典的兴起与变异 / 33
第三章 “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文献通考》 / 58
第二编 修史制度演变与国史纂修
第一章 宋代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 / 83
第二章 少数民族政权的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 / 98
第三章 明代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 / 113
第三编 纂修日趋程式化的纪传史
第一章 唐、五代四史的纂修与改写 / 132
第二章 “ 各与正统”的辽、金、宋史 / 185
第三章 “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元史 / 208
第四编 编年史中兴与《通鉴》系列
第一章 《 资治通鉴》的编著与特点 / 222
第二章 《 资治通鉴》的续编 / 264
第三章 《 资治通鉴纲目》与纲目系列 / 280
第四章 《 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系列 / 293
第五编 三大系列之外的史书编纂
第一章 私家修史的成就 / 312
第二章 “总天下学术”的《通志》与宋明的私纂通史 / 367
第三章 方域史系列的形成与范围拓展 / 400
第六编 史学领域进一步拓展
第一章 考史、金石、辨伪、史评兴起 / 450
第二章 “ 文之将史”的趋势 / 525
第三章 史学的通俗化走势 / 547
第四章 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 582
第七编 全面总结古典史学的清前中期史学
第一章 清初“以史经世”的三位代表 / 614
第二章 修史制度与皇家修史 / 663
第三章 三大系列史书的续修与改编 / 695
第四章 顺康雍三朝私史成就 / 742
第五章 “稽古右文”下的“乾嘉史学” / 783
第六章 预示古典史学终结的《文史通义》 / 850
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终结(中唐至清中期)
《史通》成书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安史之乱起。潜藏在社会深处的种种矛盾一一显露出来,各项制度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
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大变。经学上变义疏之学为直探经文,出现啖助《春秋》学,“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文学上变骈文复古文,兴起了古文运动。史学由于自身的特性,发展较经学、文学滞后,因而受到经学、文学的影响,出现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啖助等的“从宜救乱”主旨,为以史经世提供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新经学同韩愈的道统说有重要的结合点,形成以史治心的主张。
以史经世,杜佑为代表。其“既弊而思变”与啖助等的“救世之弊”的思想相通。《通典》之作,一则体现主通明变的趋向,二则从“礼法刑政”入手,通过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制度沿革探究“政理”,不再局限于对一朝一帝个人作为进行规谏,以其历史编纂上的创举,为史学发展开出新途,把中国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指责儒家经典“多记空言”、众贤论著缺少“匡拯之方”,要从社会本身探寻救弊之道,长期以来对其“要诀”,或“知之者甚稀”,或“习焉不察”,而继之者往往仿效其编纂形式,忽视其从社会结构探寻救弊之道的旨趣。
通史之风骤起,推进着各体通史的长足发展,形成中国史学演进的基本系列:以皇家纂修“正史”占据主导地位的纪传史系列,以《通典》为发端形成的“三通”、“九通”(包括会要、会典)系列,以《资治通鉴》为代表出现的编年史及改编(包括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系列。但应当看到,这三大史书系列,编纂形式都在不断趋于程式化。
契丹、女真、蒙古族入主中原,极大地推进了少数民族史学发展。尽管“正统论”、“夷夏辨”喧闹一时,终究挡不住少数民族史进入“正史”系列。
自《元和郡县图志》始,经元、明至清,皇家修“一统志”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总志系列,与各“正史”地理志构成中国方域史的基本骨干,展示着华夏民族“大一统”的风采。分述一方之志,自宋代开始发达起来,至明、清逐渐深入社会,成为史部分类中最大的一个门类。视野不断拓展的记域外之作,反映出中华帝国认识外部世界的艰难历程。
史学方法不断进步,考异、金石、辨伪等逐渐成为史学的重要分支。各类反映社会风貌、记述专门之学的史著应运而生,更进一步扩大着史学的范围。诏令、奏议开始独立为目,伴着“文之将史”的趋势,与文集一起愈益受到史家青睐。
以史治心,即以历史进行伦理纲常教化,用以挽救日益腐朽的政治统治。啖助等主张“以史制经,以明王道”,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韩愈提出“治心”为“正心”,“正心”是为治国、齐家、平天下进行个人修养。这种主张在“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推动下,很快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影响远远超过从社会制度探寻救弊之道的主张。史学由探讨治乱兴衰引以为戒,渐渐转向注重伦理说教和个人内心自省,教育功用被空前强化。史家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强调“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是非与圣人同辨”,出现“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的趋势,史学的实录原则进一步遭到破坏,以至出现“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的种种乱象。
随着皇家修史日益制度化和程式化,出现史学通俗化和平民化趋势。以记述琐闻轶事为主的历史笔记的大量涌现,以话说故事为主的历史小说的接连问世,是史学从殿堂走向市井的必然产物。
被皇家修史排斥的佛教传播史逐渐形成独特的系列—高僧传,既是中国史学的一大奇特现象,又成为世界佛教史学中的一枝独秀。
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动,激起“经世”思想,影响清前期风气。一项“稽古右文”之策遏制了“经世”思想的扩展,将业已开启的风气引向博古怯于通今、知人畏于论世的方向。皇家纂修史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覆盖了史部各个主要门类,成就了“乾嘉考史”的繁兴,显示出乾嘉时期史学的辉煌。《文史通义》既是对古典史学进行的全面总结,又预示着其后的“思想解放”,成为中国史学又一划时代的标志。
为突显中国史学分支发展的这一基本特点,凡成系列的史书基本上各依其先后分别进行叙述。
对于那些想了解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结构如何受到早期印刷技术制约的读者来说,《明清白话小说与坊刻文本的互动史》无疑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著作。这本书的叙事风格颇为古典,但在理论框架上却非常现代,它不满足于文本的文学分析,而是将小说视为一种“物质文化产品”来对待。作者对不同版本的插图、批注、甚至纸张的粗糙程度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论证了在坊间流通的简化版本是如何在无形中“塑造”了公众对人物性格和情节走向的集体记忆。比如,某部小说中主角的某个关键行为,在早期精刻本中描写得委婉含蓄,但在广为流传的通俗刻本中却被简化为单一的道德判断,这种文本的“扁平化”过程,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这些作品的理解。
评分《清代徽商的商业网络与地方治理》这本书,读起来就像在参与一场跨越数省的商贸考察。它成功地将传统的商业史研究从单纯的贸易路线和商品种类描述中拔高,深入探讨了徽商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利用其资本、宗族关系和文化认同,深度嵌入到地方行政和公共事业中。作者对“会馆”和“义仓”的研究尤为精彩,这些物理空间不仅是商业活动的场所,更是徽商群体构建“软权力”的工具。读到他们如何通过捐助地方水利工程来换取地方官府的默许与尊重,甚至在某些边远地区形成了一种与基层政府并行的治理结构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现场感。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商业力量并非总是与国家权力对立,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成就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在中央权力相对薄弱的清代地方。
评分这本新近入手的《晚明士人的政治光谱与文化转向》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它对当时文人士大夫群体内部复杂思想流变的梳理,精细入微得让人拍案叫绝。作者并未简单地将他们划分为“主战”或“妥协”的二元对立标签,而是深入挖掘了在王朝更迭的巨大历史张力下,不同地域、不同师承的学者是如何调适其儒学信仰与现实政治困境的。书中对特定士人圈子内部的辩论,如关于“气节”与“避祸”的尺度拿捏,有着近乎于田野调查般的生动描摹。我尤其欣赏它对书信和日记文本的解读,那些看似琐碎的文字背后,实则蕴含着巨大的时代情绪和个人抉择的挣扎。读完后,对于理解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心学”如何外化为具体的政治行动乃至沉默,有了立体而深刻的认识。它提供的不仅仅是史实堆砌,更是一种理解历史情境的思维方式,远非教科书式的论断所能比拟。
评分我最近翻阅的《康熙朝的江南士绅阶层与水利工程:权力、财富与合法性的再分配》这本书,视角极其刁钻,完全避开了宏大的政治叙事,专注于江南地区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士绅精英如何利用对水利资源的控制来巩固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作者对“治河”这种看似纯粹的民生工程,赋予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书中详细描述了不同宗族之间围绕堤坝的修筑权、徭役分配权展开的微妙博弈,以及这些博弈如何被上达于朝廷,成为士绅向皇帝证明其“德行”和“能力”的途径。这种“由下而上”的视角,揭示了地方精英在皇权体系下如何巧妙地将地方权力“私有化”的过程,读起来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充满了对人性和权力运作的洞察力,非常值得细品。
评分我对《宋代科举制度的社会流动效应研究》这本书的评价是,其学术野心之大,执行之扎实,令人印象深刻。以往讨论宋代科举,多聚焦于文学成就或制度本身,但这本书另辟蹊径,采用定量分析结合个案研究的方法,试图量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实际概率和路径。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追溯中下游士族的具体发迹案例,通过细致入微的户籍、乡贯、甚至族谱数据的交叉比对,揭示了制度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阻力与突破口。有一章专门分析了南宋偏安后,江南地区士族在特定学科(如律学、医学)上表现出的群体性优势,并探讨了这种专业化是否反过来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细致的切入角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宋代社会阶层流动的认知,避免了将历史过程过度简化的倾向。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