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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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Rothkopf) 著,孙成昊 张蓓 译
图书标签:
  • 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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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交政策
  • 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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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批判
  • 美国历史
  • 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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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89742
版次:1
商品编码:12005576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84)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页数:476
字数:399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国家不安全》是美国著名国际时政刊物《外交政策》主编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著作,着重讲述后“9·11”时代美国重塑国际影响力的种种努力,尤其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一系列重大外交、安全决策的形成及其得失。作者凭借深厚的人脉,对100多位各国政要与官员进行了采访,抽丝剥茧地分析了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为我们勾勒出堪称细致入微的美国重大外交、安全决策过程,这幅图景几乎囊括了美国外交较重要的几大板块和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外交政策”集团首席执行官、主编,负责《外交政策》杂志、“外交政策”网站内容等,同时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加滕?罗特科普夫国际咨询公司总裁。他以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在各大广播节目、有线电视节目及无线电台节目中,为全球许多份重要报刊撰写有关国际安全和国际经济的社论。他曾担任智慧之桥公司的主席兼执行总裁及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帮办。
孙成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外交,译有《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等。电子邮箱:sunchenghao@cicir.ac.cn。
张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英国与欧盟,译有《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等。电子邮箱:zhangbei@ciis.org.cn。

目录

序 言 镜中之敌/001
第一章 伊拉克:惨败完成式/021
  没有时间思考/026
  当威胁评估比威胁本身更危险/030
  进入“新世界”/033
  纠正之路/035
  费卢杰:一场考验,一面棱镜/040
  汗流浃背,焦虑不安/041
第二章 不一样的总统/050
  再怎么努力,我们也没法选择盟友/058
  “低谷”/065
  “让人震惊万分又无比沮丧的发现”/071
  在“坦克”会议室/076
  彼得雷乌斯和增兵/081
第三章 另一个小布什/095
  “非洲是一个国家……”/102
  雄心勃勃的艾滋病项目/106
  意识到新兴世界的重要/110
  与印度的协议/111
  小布什和卢拉/116
第四章 选举挑总统,危机验总统/132
  弱点累积:经典的范式/133
  “去布什化”/137
  新的内部小圈子/144
  熊市/147
  一届重新定义的总统任期,一届明确定义的总统任期/149
  遗失在换届中/159
第五章 你好,我该离开了/174
  前廊/176
  形势每况愈下/181
  奥巴马的正确战争以及他的新团队/183
  “挽起袖子干活”/190
  第一份阿巴形势评估/195
第六章 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216
  再平衡/224
  “趾高气扬的新人”/231
  你说转向,我说再平衡/240
  新断层线的出现/244
  “让我夜不能寐的一件事情”/244
第七章 再次对峙/255
  “我没有放弃俄罗斯”/259
  没有吸取的教训/263
  新任期和越发复杂的麻烦关系/273
第八章 所有善意都消失的地方/285
  本该如此?/285
  关于圣地的顿悟/287
  再也不会一样/291
  秘密接触伊朗/304
  德黑兰的第二任期惊喜/307
  黑天鹅并不存在/310
第九章 从背后领导/322
  从背后领导/332
  我们地区的人民很有耐心/339
  漫漫炎夏/347
第十章 恐惧时代终结之始/373
  正义,还是复仇/375
  矛之尖头/378
  阿伯塔巴德/381
  “这场战争,如同所有的战争,必须结束”/390
  “惊鸿一瞥”下一场战争/393
第十一章 下一任总统的挑战/411
  时机是一切/413
  开始:知道哪些应保持不变/416
  填补创意缺口/420
  “科技创造现在的世界。科技就是世界”/423
  从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到永不终结的战争/429
  分隔的世界/435
  长远眼光/438
致 谢/444
译后记/449
中英文专有名词对照表/453
作者简介/464
译者简介/465

前言/序言

序言 镜中之敌

卡丽:我只是想确保我们不再遭受打击。
索尔:卡丽,我很欣慰有人为国家着想。
卡丽:我是认真的。我……我之前曾经忽略了一些事情。我不会,也不能让往事重演。
索尔: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所有人在那天都忽略了一些事情。
——《国土安全》第一季(2011年)

美国已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正面对混乱无序的世界。我们不确定自己在世界的地位,也不清楚未来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就与生俱来的自信和发自内心的乐观来说,美国几乎是颤颤巍巍地度过了过去十年。造就这种情况的事件源头大多在海外。不过,有些事情仍是我们一手所致。在面对不止一次重大危机及其后续影响时,美国领导人有时把我们的利益置于险境。如果我们想完全恢复实力,必须扪心自问到底哪里出了错。我们也必须明白在哪里有了收获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更仔细地审视我们的领导人,必须严格把政治及其产生的自发反应置之一边,必须全面看待总统及高级幕僚的好与坏,要明白这些人在某一刻犯错却也能在之后做出重要贡献。美国体系中和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紧密相关,美国总统常常会面对模糊难懂的世界,只得协调各方之力拉开帷幕,真正了解这个微妙世界的风云变幻。
处于这种“居高临下”的位置才可能以出乎意料的全新叙事方式讲述似乎很熟悉的故事,即过去十年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的故事,还有伊拉克、阿富汗、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以及新兴大国崛起等事件。然后我们会发现,过去数十年来各种力量如何促使权力越发集中于白宫,而这或许与任何孤立或遥远的事件一样,成为我们面对诸多挑战的原因。我们也会发现,对于维护和增进美国利益来说,幕后的一切如个人斗争、性格特点、总统作为“经理”和总管所做的决定、作为总司令的决策过程等与出现在新闻和网络上的高调作为(比如演讲和峰会)同样重要。
本书旨在讲述这样的故事,让读者能够一瞥在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权力内部的小圈子。这一时段的美国比当代任何一个时期都感到脆弱和不定,从中汲取的具体教训也可帮助美国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重振领导力。
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国历史上首次爆发以电视画面呈现的对美战争。数小时之内,世人几乎都目睹了这一场景。
过去,电报会描述引发战争的行为,然后再由报纸复述、演讲阐述,要么在国会,要么在当地会议厅、广播公司或电视台。这些文稿以散文形式呈现,认为即便掺杂感情色彩,民众也能够理智对待。是的,民粹主义者、蛊惑民心者和报业人员试图拨动民众心弦,挑起愤怒情绪,但是激发这些源自内心的反应必须经过理智的考验。
那天上午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基地组织攻击的图像则是另一回事。喷气式客机刺向世贸中心闪闪发光的玻璃外墙。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视为目标,是因为它历来是美国活力与力量的象征。另一架飞机撞向美国军事总部的一角。为了逃离大楼里肆虐的烈火,绝望的人们跳下大楼,那剪影如同无助的玩具娃娃。随后,一副难以磨灭、无法想象的画面映入眼帘,世贸中心轰然倒塌,被尘雾和废墟的灰烟吞噬。
人群逃离灾难现场,恶魔般的尘雾通过曼哈顿下城的街道蔓延,紧紧尾随在他们身后。无须更多言语表达,我们的内心足以体会他们脸上的表情。评论员也因震惊而失语。我们都受到震撼,我们感到害怕,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
这一刻,我们大吃一惊,燃烧的神经元常常忽略理智的脑叶,把肾上腺素注入我们的心脏。这种动物性反应没有经过任何转换和稀释就表达了出来。这种感觉挑战了我们从小到大被培养的认知——我们的家园很安全、生活有序,比其他地方更安宁,不会遭到袭击。就连冷战时期的恐惧——睡不着的时候想象听到街上传来苏联大兵的军靴声或者蹲在课桌下,衣服罩在头上,心里盘算着是否能够抵御核打击——都是很主观,很遥远的,和这次袭击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这次残忍的袭击反复在电视画面和我们脑中呈现,曼哈顿地标、五角大楼一角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留下的灰黑色伤痕让我们的安全感锐减。
在二战美国宣战前,鲜有美国人见过珍珠港的图像。而当他们看到时,他们看到的只是电视新闻上播放的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鱼雷击沉以及“缅因号”沉没也仅是头条新闻。美国内战时,萨姆特堡还没有摄像机,不过美国人第一次通过如马修·布雷迪等人拍摄的相片感受到千里之外战场上的牺牲。终结1812年战争的和平协定本已签订,但由于信息传播太慢,新奥尔良战役仍然在协议达成后的数周后爆发。莱克星顿、康科德、邦克山战役之后,小册子作者试图挑起愤怒情绪。在这些旧事例中,有关敌人的标语和漫画被用以鼓舞斗争意愿。但在2001年9月的那天上午,美国人已经认为这些手段都毫无必要。
我们深受震撼,我们不寒而栗,我们怒火中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图像、这些给心灵造成伤害的事件会将我们带进一个与以前相比被情绪左右的时代。我们步入了情绪战胜理智的年代,恐惧心理、复仇欲望等情绪控制我们的行为,促使我们犯错,最后改变了世界对我们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再看看我们1945年时截然不同的表现。美国向德国、日本宣战不到五年之后,尽管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斗争和大屠杀,目睹了触及每个美国家庭的牺牲,我们却结束了战争,还立即协助旧敌重建家园,踏上原谅直至忘怀仇恨的历程。然而,“9·11”事件结束十多年后,这场战争仍在继续,斗争手段不断变化,已囊括隐秘的无人机攻击、特别行动、网络攻击以及前所未有的全球监控,甚至疑神疑鬼地在盟友、朋友和美国公民中寻找潜在敌人。本书描述了恐惧时代是如何改变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许多政策制定者的言辞告诉读者,脆弱感如何推动和改变我们,这些政策制定者包括幕后策划者和公众视线之外的人。本书讲述了闻名的和默默无闻的官员如何极力控制这种不安全感,如何全面看待这个问题,又是如何把美国重新拉回当初设想的轨道上来的。同时本书还讲述了另一些人的故事。尽管他们大多满怀善意,却受到复杂情绪的牵扯,或利用这种情绪,制定的政策最后破坏了我们的安全,甚至在一些关键场合削弱了我们的国家地位。
除此以外,本书还探究了领导人的性格如何转化为行动。美国政府是地球上最大、最复杂的组织机构,但是其核心仍然是“人”本身。政府运行良好时,总统可以从专业决策者的建议中精挑细选,做出全面的抉择,保证政策得到有效实施,过去的历届政府常常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府运行不畅——比如过去十年中有时就会遇到这种问题——那是因为当权者没有好好利用政府的内在力量,也没有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同时,本书试图解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行状况,究竟哪个环节运转顺畅、哪个环节存在问题以及问题为何出现。
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遇袭击几小时后,华盛顿陷入恐怖的寂静。许多官员和商人回到家中,把孩子从学校接回,心里不清楚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我的孩子们仍然待在乔治敦附近的学校里,我觉得他们在那里更安全。最后他们被接走时学校只剩下几个老师了。就因为这件事,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原谅我)。白宫大楼里忙作一团,国家安全机构的神经中枢大受刺激,不仅对当天事件做出反应,还重新投入精力开始一系列评估,而这个过程在笔者十余年后撰写本书时也尚未结束。
那天午饭时,我和三位同事坐在露天餐桌旁,那时我们都在一家小咨询公司供职。我们所在的米兰咖啡厅位于乔治敦,后来乔治敦也成为恐怖分子计划袭击的地点。但正因为9月万里无云的那一天发生了恐怖袭击,之后催生的美国反恐行动挫败了这起阴谋。我记得,当时咖啡厅也只剩下我们了。我们整个上午都在看有关袭击的报道,猜测袭击的原因和影响,给华盛顿相关人士和亲友打电话,获取实时内幕消息,询问家人情况。
与我在一起的有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甘农和前国务院官员苏珊·赖斯(她后来出任了国家安全顾问)。早前我们站在办公室,看到电视里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时,托尼·莱克就转向约翰,简单地说道:“基地组织。”他们已经追踪这个组织多年,确信其他恐怖组织无法制造这样的袭击。
城市陷入可怖的沉寂,任何遥远的声音都成为不祥之兆。全国的航班都已经停飞,如果偶尔听见飞机引擎的呼啸声,就会不免怀疑另一场袭击是否即将到来。有人说几架飞机已坠毁。那一天,传言四起。
然而,很多说法并不可靠。我们那天的午餐叙谈和其他百万人的午餐主题一样,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如果这像看上去的那样确实是一场袭击,那么小布什总统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准备开战。只不过要在哪里打仗、战争对手是谁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回击,中东似乎都会成为准心。不过当时大家都未能想到,这场恐怖袭击造成的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美国和世界。
十年之后,本·拉丹葬在了印度洋海底。我们也明白了这一切不仅关乎打击与回击、确认威胁和消灭威胁。在这场袭击中,我们失去了3000条生命,看着美国的象征性建筑轰然倒塌,这一切让美国人内心激荡起陌生但又难以抗拒的危机感。这种感觉又促使领导人采取行动,而这些行动却比袭击本身更能削弱我们的力量,促使美国反躬自省、自我怀疑,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对美国的世界角色的认识。我们的力量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距离曾赋予我们一种安全感,现在这种安全感已被击碎。我们很难接受这迎面一击,无法采取强硬却恰如其分的回击方式,也无法像以色列、哥伦比亚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那样淡定处之,因为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攻击。
重要的是,我们对制造“9·11”恐怖袭击的老基地组织开展“斩首”行动后,会间接促生更强大、更多样的新恐怖主义威胁。虽然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伊拉克还没有本·拉丹组织的身影,但是在撰写本书时,其恐怖组织数量可能远比2001年所有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数量还要多。1这些恐怖组织威胁伊拉克的生存,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控制着大片领土。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估算,邻国叙利亚的极端分子比伊拉克多出1万人,其中至少有7000人来自欧洲。2根据以色列情报机构及阿拉伯半岛盟友的估算,这一数字应是克拉珀给出的2~3倍。3事实上,兰德公司2014年6月发布的报告声称,“圣战派萨拉菲”组织已从2007年的28个上升至2013年的49个,“圣战派萨拉菲”分子已从2007年的18000~42000人增长到44000~105000人。这些组织发动的袭击数量已从100起上升至950起,增长了8倍有余。4马里北部已成为基地组织在全球控制的最大领土。5我们曾在阿富汗及其邻国巴基斯坦崎岖的山区中面临巨大威胁,而如今,北非基地组织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所造成的威胁实际上与之不相上下。6
那天我们在乔治敦时谁都没有想到,基地组织的攻击竟然会实现撼动美国根基这一目标。事实上,就连本·拉丹自己也未曾预料到,他袭击的超级大国居然如此渴望复仇,为了重拾安全感,甚至不惜耗费自身难以承受的数万亿美元,穷尽几乎难以恢复的武装力量,违背长期捍卫的根本原则,疏远自己的盟友,最终还把矛头指向自己。本·拉丹也不曾想到,最后美国甚至整个国际体系基本上都放弃了中东战场,任由其堕入深渊,任由伊斯兰极端分子争夺战略真空7(不过,本·拉丹在本书开头的话似乎暗示这就是他的战略)。此外,包括袭击者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到,针对新出现的威胁,我们会不惜沉重代价做出如此不周全的反应,反而让我们无法真正辨别、讨论或应对威胁未来美国领导力和繁荣的挑战。
2005年,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8这本书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代美国国家安全机制成立及之后的历史。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在小布什总统对“9·11”事件做出初步反应时出版。小布什的一系列反应也是美国安全体制建立后美国军力最大规模的一次部署。那段时期,诸如“震慑与恐惧”、“我们对他们”等用词、概念以及厚颜无耻的单边主义不仅司空见惯,更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认可。即使出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和对关塔那摩监狱及《爱国者法案》的质疑,小布什总统仍然成功连任。
《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一书记录了初创于世界大战后的体系及其演变,这一体系促使未受战争创伤的唯一大国美国成为绝对赢家和新国际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全书关注战后的一系列发展,从书写促生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活跃创造力和机制建设力,再到美国国防部、中情局、国安会的孕育,最后到记录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情况。从冷战、冷战刚结束再到“9·11”袭击事件后的头几年,美国不时会遭遇威胁,也常会步履蹒跚,但是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如此强大,美国内外都相信它是称霸全球的国家。而无论好坏与否,美国领导人也都会展现出运用这一力量的意愿。
毫不夸张地说,从杜鲁门到小布什政府,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主宰了各自的时代。美国总统则是那种力量的最高象征,通常被称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但是自那本书完成之后,小布什第二任期和奥巴马执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采取单边主义、违反国际法,我们“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受到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创伤。此外,鲁莽武断的军事开支、国内的软弱和政治分歧似乎也让我们感到力量在衰减,实力源泉似乎也出现了问题。针对那些政策的反弹迫使美国脱离领导角色,这种后撤力度是一战之后都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新兴大国崛起、地缘政治重心转移都让我们措手不及,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过去十年,美国运用国家安全机制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有时候,领导人似乎注意借鉴我在《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一书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总统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团队定位明确,把政府相关部门最好的观点都搜集起来,协助总统制定政策,然后确保这些部门能够执行总统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机制运作良好。但有些时候,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总统的白宫幕僚和日益膨胀的国家安全团队扮演着危险的角色。历史已经警示我们,这样会出现“喧宾夺主”的问题,这些团队取代了本应发挥领导作用的机构,试图完成属于其他机构的工作、微控决策,最后却没有时间制定战略规划,而战略规划只有他们才能完成。这种情况同样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力。
实际上,出于这些原因,在现代历史中,贝拉克·奥巴马可能是美国总统中首个不被大家广泛认可的最有权势之人。美国国家安全机制内部运作的变化最为巨大,影响了美国政治圈内塑造美国全球政策的总统、幕僚、同事及对手。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模已是尼克松—基辛格那个年代的10倍;国家情报总监、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和名字自命不凡的国土安全部等机构,再加上各层级政治职员及影响各机构思想的各种人员,其规模已远远超过其他政府部门。9不管怎样,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的心脏。
在内阁会议室、“战情室”、白宫和华盛顿的许多办公室中以及世界各地的站点里,高级官员、将领、情报人员、公关顾问都是值得深入审视的对象,因为就是在这些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真实的间谍大戏、国际事件、左右战争与和平的行动,为媒体提供了头条,为好莱坞提供了素材。但也必须仔细考虑下列相互有直接关联的事情,包括团队运作方式与运作效果、美国政府的表现和本国及全球民众的安全、解决的问题与遭忽略的问题等。
有些书可能会采取更理论化的方式,把论述重点放在政策和决策过程。但我发现,如果不理解个人性格特点这一驱动因素,就很难理解政策本身和决策过程。这些人的个性特点都颇具魅力,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而不是戏剧渲染后或小说中形象高大和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的灵感或狭隘、创造力或表里不一都不断让人意外。此外,在这个被恐惧情绪主宰的时代里,个性比过程更重要。
对于这些不同背景的人,传统理念、报纸头条和电视新闻评论往往塑造出有争议性的“常识”,事实上,他们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外界的描述截然相反。多年来,我研究他们,在政府工作时和离开政府后与他们共事,我和许多人成为朋友,进一步了解他们,甚至开始讨厌其中几个人(我希望自己讨厌他们的理由是充分的)。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有一点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政府、军队和情报机构担任要职的高官,还是为解决棘手问题呕心沥血的决策者,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家心中所希望的样子。大多数人聪明勤奋、艰苦付出,时时刻刻为了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因为他们对什么是我们的最佳利益、如何实现利益持不同意见,所以会出现分歧。又因为当前正处于多极化和政治运转不良的时刻,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几乎都是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危机、最高级别政府官员之间的分裂,还有他们各自的起起伏伏。一些人犯下错误,有些甚至是灾难性错误,但是几乎没有人怀揣恶意,即便他们一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在许多人看来确实恶意十足。
我采访了他们中的100多个人,差不多一半是小布什政府官员,另一半来自奥巴马政府。我当然会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但也会尽力用他们的话语讲述。
21世纪头十年前半段发生的决定性事件是“9·11”,也是我上本书的总结性事件。同样,本书第一章也旨在讲述决定下一个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事件,即注定命运多舛的出兵伊拉克。我们遭袭后的反应过了火,在程度和广度上对意想不到的后果考虑极为不周,比恐怖袭击原想引发的反应更猛烈地限制和损害了美国。这是一场二阶灾难。想要摆脱伊战的欲望让奥巴马成功当选,也最终促使他从伊拉克抽身,在阿富汗“加大赌注”,以兑现其不会“对恐怖主义示弱”的政治承诺。而这又成了三阶灾难。奥巴马不想用传统方式打击敌人,而是采取无人机、网络攻击和更多特别行动的方式实施打击,其侵犯他国主权的程度超过二战后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造成了四阶和五阶灾难。另外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则与恐惧有关,美国担心还将遭遇一场严重袭击,尤其是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这种恐惧情绪愈演愈烈,导致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以此为由创立大规模的全球监视体系,却又引发全球网络民族主义的反弹,造成网络“巴尔干化”,削弱了网络的全球性、团结能力和民主化力量。由于前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随机或有预谋地泄露文件,我们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监视活动的规模及其潜在风险。斯诺登本人就是在“9·11”事件后被雇用的,以应对与恐怖威胁相关的可能危险。事实上,从本书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恐怖威胁在过去和当前都被可笑地放大了。这支雇佣队伍扩大到超过50万人,而这些人都可以接触到绝密文件。这个团队的人数如此之多,甚至比中情局下班后大门敞开出现漏洞的可能性都大。
因此,美国国安局的丑闻以及2013~2014年的后续发酵也可看作六阶灾难。无论你怎么分类这样的间接效应,但这就是“9·11”事件引发的连串效应之一,体现出恐惧能够发挥的作用,同时是一项有效策略。除此以外,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一些事件对美国及其利益造成的损害,比如违反美国长期以来有关严刑逼供的相关法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关塔那摩监狱丑闻、《爱国者法案》、“死亡名单”,并且未经正当程序就下令杀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最有战略天赋、最智慧、最严谨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之一,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反恐战争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针对一种策略开战,而非针对一个敌人。10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当然是说对了。但是有时候,我们给战争贴上的标签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最大的敌人——能够给我们造成最大伤害的敌人,很快不再是“9·11”爆发后几年间迅速出现的几千个武装落后、缺乏训练的基地组织或其他极端组织的乌合之众。其实,最大的敌人是恐惧本身。我们自身的恐惧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消耗巨大的经济、人力、政治和外交成本,而原本只有一两个大国才能让我们如此疲于奔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无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书在一开始引用了1838年林肯28岁时演讲所说的话也预言了这一切。
美国的首都已经出现政治失灵、互相指责的问题,读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吸波助澜。正如本书所描述的那样,可以尽情指责公务员,但也应当给予他们充分肯定,毕竟这些人只是想竭尽所能维护美国利益。总结十年间发生的事件是为了吸取教训,把握对美国和世界前进至关重要的趋势。聆听这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中“掌舵手”的说法,我们可以阻止这一恐惧时代的延续,或者避免重蹈覆辙。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有一个结论难以回避,那就是我们不擅长预测未来。一方面,处于美国总统或白宫政治核心圈的高级决策者仿佛是“井底之蛙”,通常接收不到可以让他们获益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困于当下,不得不努力紧跟新闻动态。我过去的书和其他研究安全机制运作的学生都曾提及,这种紧跟动态的行为破坏性地制约战略思维,而且这种约束性正越发严重。由于推特、“脸书”、Reddit等社交媒体的出现,对抗言论大军的政治信息战在全球范围以多语言形式实时打响。一段140字的内容几分钟内就可以酿成外交事件,或者造成难以恢复的政治伤痕。电视剧也不断让人想起现在的时代特征,相信这不是巧合。比如2001年11月播出的扣人心弦的反恐剧《反恐24小时》,每一集都会出现滴答计时的时钟。决策圈里亦是如此。
由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变得越来越复杂,能够洞悉利益及相应挑战的手段越来越先进,紧跟动态、“一叶障目”所造成的问题和顶层圈子难以解决的挑战加剧了白宫的闭塞。在任何一届政府初期这个问题都尤为严重,因为高级官员此前长期处于决策圈外,许多人也并不是大型组织的实际负责人。在总统身边工作更是增添巨大压力,不仅让家庭生活在这个崇尚“家庭价值”的城市中受苦,更让这些人失去独特见解。不踏出自己的工作圈子让人筋疲力尽,而一直与观念相近的小圈子同事交流则造成了“集体性失明”。
在她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里,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向我吐露,“在‘9·11’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所做的基本都是‘自然反应’。我们过了好久才停下来,松口气,并开始对我们的行为做出重要评估。”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很多在小布什、奥巴马两届政府任职的人都表达了相同观点。
除了深陷当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历史教训就是,回顾过往,华盛顿决策圈唯一注意的“当前”就是刚刚发生的情况。如果将美国比作一辆车,这辆车的驾驶员几乎只依赖仪表盘的指示和后视镜的图像。他们几乎不抬头看看挡风玻璃前的景象。将军们靠上次作战的经验指挥当前战争,而决策者们也只根据上次危机理解下次危机。事实上,政府政策并不是唯一落后于事件的指标,就连那些本职工作就是预测趋势的机构——如国家情报委员会,其定期发布文件判断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未来形势——所生产出来的材料也只是告诉我们过去一年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对未来的判断。
我在克林顿政府任高级官员时读过这些材料。当时我们都觉得冷战结束是历史的分水岭,正如过去的十几年人们认为“9·11”事件有决定性意义一样。然而,那些改变世界的大变化、能发生天翻地覆影响的大变化却被忽视。比如说,1990年,手机用户只有1100万人,然而笔者撰写本书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70亿。再过几年,人类历史上可能首次迎来一个时代,世界上每个男人、女人、小孩都会被链接进一个人造的系统,这个系统将影响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教育、政治、购物和支付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发现,当前很多重要问题与这个新兴数码世界的规则有关:关乎我们怎么打赢网络战,根据什么规则;关乎隐私权和监控的本质;关乎税收和因特网控制权。这些跟冷战或“9·11”事件毫无关联,却是这些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令人震惊的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上述发展及其影响未做准备,而这一情况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样影响深刻的还有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似乎遥不可及,却需要当机立断、有所行动。
在“9·11”事件发生时,我正在一家名叫“智慧之桥”的小咨询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旨在利用因特网蓬勃的信息资源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公开渠道的建议和视角。我们的远大目标是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中,为任何组织的任何问题找到答案。然而,我们很快发现,大部分公司并不缺少需要的答案,而是根本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
很多机构存在这一问题,而美国国家安全团队尤其严重。(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丑陋和失灵让很多有能力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有识之士对政府职位望而却步。)出于这一原因,接下来的很多故事都在讲述如何辨别事件背后的问题。但是其中的很多问题到现在都没能引起足够重视。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专门予以讨论。
为什么要关注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因为我深信,为了不辜负美国人民的期待和努力,让美国恢复增长、发挥领导力,就要终结“恐惧时代”。处理想象的、夸大的如恐怖主义等威胁阻碍了对未来的洞察。我认为,责任不光在决策者、军事将领和政客肩上,也在那些试图影响这些人的“意见领袖”肩上,如媒体、智库及其老板。美国人民也有责任,他们本该承担更多领导的责任,现在却没能这么做。
过去十年,美国经历了不少挫折,政府提出错误的优先事项,我想了解这些问题背后思想界的情况。这些机构本应成为决策的积极因素,它们经常与政府官员互动,一方面便于自身研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究成果影响决策。这些机构同时成为前官员和未来官员的“降落区”,前高官可以回顾总结之前的政策,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我曾经冷酷地开玩笑说,这些机构更像是存肉的大冰柜,等需要启用这些前官员时再拿出来。11这种机构与顶尖职位间的“旋转门”制度让他们影响力巨大,也促使他们成为决策圈思维模式的有效代理人。
随着华盛顿进一步极化,审查和批准提名官员也成为又一场恶战的组成部分。大家都想破坏对方声誉,这对决策圈的影响令人不寒而栗。一些未来有望获得政府职务的人不敢公开撰写某些文章或发表某些言论,以免让公众觉得其过于极端或保守,防止被对手利用而阻挠其提名。有些潜在雇主则会觉得选择此类候选人风险太大。因此,大家会发现一些传言中即将担任要职的人写的许多文章空洞无物,不过是为了出名而写,其主要目的就是表明自己忠于党派路线。或许作者还会以创造性的方式体现出与过去言论的区别,表明自己已经调转船头,向左或向右偏上三四度。
智库同样会把精力集中在最近报道的事件,还有当下引发争论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最有可能引发关注,帮助这些机构和人员赢得“一席之地”。有一种对华盛顿的描述因此显得分外贴切:一群小孩在操场踢足球,而所有人都在围着球转。有时候,这个类比也适用于描述下列情形:政府官员蜂拥而上,每个人都想接近总统、总统高级幕僚或了解他们的近期安排。不过,这种比喻也可描述这些人急切想要参与当前事件讨论的情景。
因此,一批相当保守的人(并非强调其政治含义,而是这些人的本能都是回避风险)、阻止冒险的政治氛围以及只关注少数能够获得政治回馈的眼前事务的思想界,这一切都让情况更加复杂,导致对创造性思维的制度化回避。这种体制顽固地将创造性思维拒之门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思想界根本无法对新进展进行最基本的分析和持续观察。
在优秀的高级研究员塔拉·钱德拉领导下,我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助理做了一份研究,分析了华盛顿十家智库从2005年1月到2013年4月中旬发布的所有研究、论文和事件报告。研究对象覆盖了政治领域的多家智库,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我在那里兼职十五年)、美国进步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我在那里兼职二十多年)、传统基金会、新美国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我对这些机构很了解。他们发挥重要作用,定期会向决策者、立法者以及其他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活跃的利益攸关方提供有价值的前瞻性见解。
我们带着疑问审视了这八年来这些机构发布的事件报告、评论,而这一时间跨度差不多也和本书的关注时段吻合。光是文章、报告的条目清单就快把一个三英寸厚的活页夹撑裂了。所有的条目总数是9858。
条目中提及次数较多的国家有中国(878条)、俄罗斯(618条)、阿富汗(405条)、伊朗(334条)、伊拉克(286条)、印度(262条)、巴基斯坦(256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204条)、土耳其(194条)、巴西(125条)、朝鲜(109条)以及埃及(92条)。相对较少的有叙利亚(54条)和利比亚(27条)。地区热点事件和文章提及次数较多的包括美国(611条)、非洲(590条)、中东(547条)、非欧盟的欧洲和欧亚地区(526条)、欧盟(484条)、东亚(429条)、中亚(203条)、东南亚(142条)。从更广泛的主题分类,“国家安全和国防”(作为一个大主题)占619条,“经济”(作为一个大主题)占611条,“反恐战争”占341条,“国际组织”占261条,“核不扩散”占169条。
这一分布看上去似乎已覆盖全球,却体现出华盛顿政策圈的偏好。其中一些和学术圈的年龄层次有关,学者们大多是在冷战期间长大的,这也是俄罗斯或苏联受到如此多关注(1340场活动和报告)的部分原因。显然,另一大政策研究偏好是当前新闻中不断出现的、进行中的反恐战争及与中东相关的冲突和混乱。在地区或总体话题下出现的这一领域的活动共有2740场,另外还有300场活动是在防扩散和极端主义对地区影响的话题下举办的。简而言之,约有1/3的研究工作投入了这一领域。而以欧盟和欧债危机为主题的报告或活动是讨论非洲和美洲问题的5倍多。
此外,其他反常现象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了政策圈的一种倾向——或关注时事,或随波逐流。2005~2007年,阿富汗几乎成了被遗忘的战场,在此期间只有63场报告和活动以此为主题。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承诺更多关注阿富汗,政策界对阿富汗的兴趣才有所回升。活动和报告的数量由2008年的28场增加到2009年的70场。2012年,由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大势已定,研究兴趣再次减弱,活动和报告数量减至28场。
更令人忧心同时也是本书最关心的问题是,政策圈总体倾向于采用政治和地区事务视角,对经济和科技问题不够重视。考虑到“阿拉伯之春”的经济根源、维和的经济因素、世界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威胁以及科技对全球事件的深刻影响,这种忽视暴露出严重问题。在“国家安全”这一话题之下的619场活动和报告中只有32场与网络安全有关,其中19场来自同一家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同时在我们观察的时间段中,只有一场活动关于中国和网络安全。同时只有6场活动关注无人机作战的准则及影响,5篇报告提到科技的巨大作用,10篇着重关注科技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三年中共有119场讨论经济的活动,没有一场关注或提出了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在2009~2010年整个政策圈进入了反应阶段,金融危机成了最热门的话题,直到“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才又转移到中东——关注埃及的活动在2010年只有7场,这个数字到2011年增加了4倍。)2005~2009年关注欧元区和欧元的活动有11场,2009年1场,但是到了2011年和2012年,数量增至17场和18场。毋庸置疑,美国或欧洲的金融危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的风险比中东(或俄罗斯)的恐怖分子与混乱要大得多。然而,尽管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兴起了研究的热潮,热度也明显弱于反恐战争以及大中东地区的国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和科技的决策者和研究者们相互隔绝,很少沟通。这种圈内人的讨论缺乏批判的眼光以及对风险和机会的考量。
简而言之,过去的十年我们不仅被恐惧驱使,也日益陷入“当今”和“过去”的陷阱,我们缺乏创造性分析未来情况的工具和兴趣。这就难怪与我对话过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与过去50年除一人外的所有国家安全顾问都进行过对话)普遍的意见是,美国国家安全架构不具备战略思考的能力,不能为未来贡献有用的思想。而围绕这一架构的智力群体——美国政策生态系统的剩余部分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结果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从冷战胜利者、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下就走向衰退,并出现一系列引人注目、让人不安、相互关联的国际政策失败、失灵和“哑火”。
一些人肩负塑造美国世界地位的重任,本书旨在通过这些人的视角观察政策变化的轨迹。论述的结构将结合时间和主题顺序。在叙述中出现重大事件时,将根据重要性加以组织安排。
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讲述国家安全机制如何运作或演变。不过,我还是会谈及这些话题。每一章的重点在于塑造近期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关键决定,还有那些影响这些决定的因素,从而揭示美国外交政策如何令人惊讶地犯下一系列错误,我们应当如何去补救以及如何从这一时代重新崛起。要知道,在这一时期,美国作为世界领先强国走入了历史低谷。
第一章和第二章始于伊拉克,这也是小布什第一任期的遗留问题,并且或许在第二任期被总统及其团队视为最紧迫的挑战。第三章审视了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的革新,分析了其对美国对外决策变与不变的两方面影响。第四章回顾了国家安全问题在2008年大选中的作用,其中包括经济形势对美国体制的冲击,还回顾了选举对国家安全政策选择、政府过渡的影响。第五章着墨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奥巴马团队最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分析了与中国关系的演进,中国曾是美国冷战时期的对手,或许未来一个世纪内将成为美国的最有力对手;另外还分析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未必强大但常让我们大吃一惊。本书随后探讨了“阿拉伯觉醒”的复杂性以及美国决策者的震惊。接下去又回过头审视了决定这一阶段起点及未来可能趋势的两大事件——奥萨马·本·拉丹之死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后者涉及众所周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丑闻。最后本书总结了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未来外交政策面对的新兴挑战,探讨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速度是否足以解决这些挑战,我们该做些什么来接下下一时代可能面对的挑战。
过去一个时代告诉我们,美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很特别。尽管有时候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恃强凌弱、骄傲自大,但是美国选择退居二线或者领导无力时,其他国家同样会大喊大叫。即使我们和其他人都认为美国在后退,许多国家也仍然指望着我们。即使美国民众厌倦了战争和担当世界领导的代价和风险,世界发现我们撤退并丢弃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后也仍然有明显的不适感。因此,美国总统及其顾问无法回避或甩掉这种他人认定的领导力。这一看法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让我们更为紧迫,必须确保拥有人力、制度、资源和战略,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本书的首要目的就是从近期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帮助我们更好应对特殊的挑战。

注释
1. R. Jeffrey Smith, “Hussein’s Prewar Ties to Al-Qaeda Discounted,”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6, 2007; Ehab Zahriyeh, “How ISIL Became a Major Force with Only a Few Thousand Fighters,” Al Jazeera America, June 19, 2014.
2.“Transcript: Senate Intelligence Hear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 2014.
3.根据与中东政府官员的采访内容。
4. 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The Rand Corporation, 2014.
5.“Divided Mali: Where al-Qaeda Rules the Roost,”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2, 2012
6. John Rollins, “CRS Report to Congress: Al Qaeda and Affiliat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lobal Pres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25, 2011.
7. Peter Beinart, “Obama’s Disastrous Iraq Policy: An Autopsy,” The Atlantic, June 23, 2014; Ali Khedery, “Why We Stuck with Maliki—and Lost Iraq,”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4.
8. David Rothkopf, Running the Worl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July 2006).
9.根据与国家安全官员的采访内容。
10.“Address to the New American Strategies Conference,” New American Strategies for Security and Peace, October 28, 2003, http://www.newamericanstrategies.org/articles/display.asp?fldArticleID=68.
11. David Rothkopf, “Getting Back to Basics Is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8, 2010.
《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 引言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动、挑战层出不穷的当下,“国家不安全”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关乎国家生存、发展和人民福祉的现实命题。尤其是在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张力加剧、技术变革迅猛以及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时代,如何理解和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家不安全挑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一书,正是对这一时代脉搏的深刻捕捉和审慎回应。它并非对某个单一事件或某个特定领域的简单罗列,而是试图从一个更宏观、更系统、更具前瞻性的视角,梳理出笼罩在美国国家安全之上的重重迷雾,并探寻在“恐惧时代”下,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 本书的写作,建立在对当代国际关系、历史演变、技术发展以及社会心理的细致观察与深入分析之上。它试图跳出狭隘的安全定义,将经济安全、技术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乃至文化安全等多元维度纳入考量。在“恐惧时代”这一核心概念的框架下,作者深入剖析了驱动当今世界不安全感的深层根源,这些根源往往相互交织,形成复杂而棘手的挑战。例如,全球化进程的逆转与保护主义的抬头,既威胁着经济稳定,也加剧了国际间的猜疑与对抗;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网络攻击和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虽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可能被用于颠覆性目的,甚至引发全新的安全危机;气候变化、流行病等全球性挑战,其影响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远远超越了传统国家边界,对所有国家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 同时,本书也审视了美国自身在全球体系中所处的独特位置。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和当前全球体系的核心参与者,美国的政策选择和领导力水平,其影响无远弗届。然而,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都对其国家安全能力和全球领导力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如何在内外部压力并存的情况下,重新确立并巩固其领导地位,以更有效的方式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是本书着力探讨的关键。 核心议题与分析框架 《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一书,围绕着几个核心议题展开,构建了一个既有历史纵深又不乏现实关切的分析框架: 1. 恐惧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影响: 作者首先辨析了“恐惧时代”的含义,指出这种恐惧并非单一来源,而是由多种因素叠加而成,包括但不限于: 地缘政治的重塑与冲突的常态化: 大国竞争的加剧,地区冲突的持续,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都增加了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冲突风险。 技术颠覆与双重性: 新技术如人工智能、网络武器、基因编辑等,既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制造问题的源头,其失控或被恶意使用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 经济不平等与社会撕裂: 国内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不仅侵蚀着国家的凝聚力,也可能成为外部势力渗透和干预的突破口。 信息泛滥与认知作战: 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的普及,使得虚假信息、宣传和认知作战的传播更加容易,这不仅操纵民意,更可能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削弱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 全球性挑战的紧迫性: 气候变化、大规模流行病、资源枯竭等,这些挑战的规模和紧迫性,前所未有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基础,也考验着国家间的合作能力。 2. 美国领导地位的转型与挑战: 书中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分析,并非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着眼于其内涵的演变和面临的现实困境: 从单极优势到多极博弈: 美国在冷战后享有的单极优势正在被新的地缘政治现实所取代,需要适应一个更加复杂和竞争性的多极世界。 国内政治的侵蚀: 政治极化、党派对立以及国内社会问题的突出,削弱了美国制定和执行长期战略的能力,也降低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信誉和影响力。 经济基础的再思考: 传统以军事和经济主导的领导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供应链的脆弱性、产业空心化、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都需要新的经济安全战略。 价值观的吸引力与传播: 美国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曾经是其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全球范围内,这些价值观的实践和传播面临着质疑和挑战,需要重新审视其有效性。 3. 国家安全概念的拓展与重塑: 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传统军事安全范式的局限性,主张将国家安全置于一个更广阔、更具包容性的框架内: 经济安全: 强调供应链韧性、关键技术自主、贸易公平性以及金融稳定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技术安全: 探讨网络安全、数据保护、人工智能伦理以及科技竞争中的风险与机遇。 信息安全: 关注虚假信息、认知作战的威胁,以及如何维护开放、自由但同时又安全的信息环境。 环境与公共卫生安全: 阐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流行病等对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需要跨国界的合作与应对。 社会韧性与内部安全: 认为一个团结、稳定、公正的社会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内部的社会矛盾和分裂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 4. 应对策略与未来展望: 在深入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本书并非止步于现状的批判,而是着力于探索可行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战略的再平衡: 探讨如何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同时,有效管理大国竞争,避免冲突升级。 国内凝聚力的重塑: 强调弥合国内分歧、加强社会共识、投资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联盟与伙伴关系的强化: 重新评估和加强与盟友及伙伴的关系,构建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安全网络。 技术治理的创新: 呼吁建立全球性的技术治理框架,以负责任的方式发展和应用新技术,防范其滥用。 公共外交与价值观的重塑: 探讨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支持。 韧性思维的培养: 强调国家和个人都需要培养在不确定性和危机中保持韧性的能力。 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一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前复杂安全环境的全面视角。它鼓励读者超越碎片化的新闻报道和单一的政策解读,深入思考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深层挑战,以及美国领导地位在这一动态格局中的角色与未来。 这本书的写作,并非基于对任何特定意识形态的盲目推崇,也不是对某种特定解决方案的简单倡导。相反,它力求以一种客观、理性、批判性的态度,剖析问题,审慎分析,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思考。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案例、国际政治理论、以及前沿的学术研究,支撑起其论证体系。 本书的读者对象广泛,包括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国际关系从业者,以及所有关心国家未来和全球稳定发展的普通公民。它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思想资源,帮助我们理解“恐惧时代”的本质,认识到国家不安全挑战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并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与繁荣。 最终,《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一书,期望能够引发一场关于国家安全和领导力意义的深刻对话,为构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更具韧性的世界,提供宝贵的洞见和启示。它提醒我们,在应对恐惧的挑战时,需要的不仅是强大的实力,更需要智慧、远见、合作以及对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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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让我坐立不安的书,作者的笔锋如刀,毫不留情地解剖了现代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所面临的困境。他并没有回避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而是直面“恐惧”这个核心概念,将其置于美国领导地位的讨论中心。书中对“国家不安全”的定义,远超出了传统的军事和经济范畴,而是深入到了社会心理、文化认同以及意识形态的层面。我尤其赞赏作者在描述美国外交政策时所展现出的宏大视野,他能够将眼前的事件与更长远的战略趋势联系起来,勾勒出一幅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图景。书中的论证过程,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揭示出美国在追求安全过程中可能适得其反的机制。他强调了“信息”和“认知”在塑造国家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当这些因素被不当利用时,所产生的毁灭性后果。读这本书,让我对“领导力”这个词有了全新的理解,不再是简单的力量展示,而是需要智慧、远见和对自身弱点的深刻认知。这本书无疑是对那些习惯于简单化思考的读者的一次挑战,但也正因如此,它才显得如此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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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简直就像一个惊雷,炸开了我固有的认知壁垒。作者对于美国领导地位的描绘,并非那种一厢情愿的赞颂,而是充满了尖锐的质疑和深刻的批判。他将“不安全感”视为一种滋生的土壤,而这种不安全感,恰恰是美国自身某些政策和叙事方式所孕育出来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剖析,他指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选择性呈现事实、煽动情绪,反而更容易制造出人人自危的氛围,从而削弱了真正的领导力。书中对一些具体事件的案例分析,如同一幅幅生动的政治画卷,展现了在“恐惧”的驱动下,决策者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可能适得其反的道路。我感觉作者的笔触非常冷静,即便是在批判最激烈的地方,也保持着一种学者的克制和理性。读这本书,让我不再仅仅关注“谁是敌人”,而是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恐惧”,以及这种恐惧是如何被利用和放大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行为模式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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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找到一本能够如此深刻地触动我内心深处的书,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作者对于“国家不安全”的论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论据之上。他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置于一个充满“恐惧”的时代背景下审视,并揭示出这种恐惧是如何被制造、放大,并最终反噬美国自身领导力的。书中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社会情绪的描绘,让我产生强烈的共鸣,仿佛作者看到了我内心深处那些难以言说的担忧。他对于信息茧房、算法推荐以及网络舆论的分析,更是切中了要害,指出了在数字时代,恐惧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的。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叙事上的张力,他能够将宏大的地缘政治议题,与个体的情感体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得整本书既有学术的深度,又不失文学的感染力。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迷宫,作者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穿越重重迷雾,去理解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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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场思想的洗礼。作者以一种近乎解剖学的精度,剖析了“国家不安全”这个概念在当今美国语境下的复杂性,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领导地位。我特别被作者对“恐惧”这个驱动因素的解读所吸引,他指出,这种恐惧并非仅仅源于外部威胁,而是更多地来自内部的社会分裂、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书中的论述逻辑清晰,引用数据和案例都极具说服力,让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反复咀嚼作者的每一个字句。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失去”和“威胁”的心理学的分析,他揭示了在恐惧驱动下,政策制定者是如何陷入一种“赢者通吃”的思维模式,从而忽略了合作和妥协的可能性。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思考“安全”的真正含义,它不仅仅是边界的稳固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更是社会内部的和谐、信息的透明以及公民的信任。总而言之,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视角,让我对美国在全球的未来走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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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让我辗转反侧的读物,读完后好几天都觉得头脑里回荡着作者的论点。作者以一种近乎审判官般的严厉,剖析了当今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家不安全”这一概念的深刻反思。他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外部威胁,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内部,审视美国社会本身在制造和放大恐惧方面的作用。书中的论述逻辑严谨,引用史料翔实,让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思考作者提出的每一个观点。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议题时的 nuanced approach,他没有将任何国家或群体简单地标签化,而是试图理解不同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进行一场艰难但极其宝贵的自我审视,迫使我重新审视我对“安全”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是如何被周遭环境塑造的。书中的例子,从历史事件到当代政治风波,都精准地捕捉到了时代情绪的脉络,让我对“恐惧时代”这一提法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总的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更是一次关于权力、认知和集体心理的深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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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安全》是美国著名国际时政刊物《外交政策》主编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著作,着重讲述后“9·11”时代美国重塑国际影响力的种种努力,尤其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一系列重大外交、安全决策的形成及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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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精彩的书!决定买了精装版本,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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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书,时效性很好,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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