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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史料扎实,论述严谨,深刻揭示了这场历史大戏的前因后果与起承转合。作为主角的曾国藩,是以怎样的手笔缔造了这个集团?曾国藩集团里都有哪些重要角色?他们在整个集团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庞大的集团在晚清这个历史平台上遭逢了哪些对手?它又是如何盛极而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但梳理剖析这样一个影响乃至操纵了晚清政局的团体,对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把此书作为“回顾”丛书第八本。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博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棋局中,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当朝重臣肃顺,以及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崭露头角手握重权的汉族大臣都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场场历史活剧。曾国藩集团崛起,扑灭了太平天国,创造了所谓“同治中兴”;同时又极大地改变了权力格局和结构,为满清的覆亡埋下了肇因。
作者简介
朱东安,1939年生,山东聊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有《曾国藩传》《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曾国藩幕府研究》三部学术专著。其中,《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与《曾国藩幕府研究》在曾氏研究中,可以说是填补空白之作。
目录
前言
第 一 章 风云际会
第 一 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及其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
第 二 节 中央政权权力结构的变化与归复:相权的让出与收回
第 三 节 清政府政治对策的形成与实施
第 四 节 内轻外重的形成与清政府的对策
第 二 章 易装自救
第 一 节 主要成员
第 二 节 思想与政治基础
第 三 章 纠结成团
第 一 节 集结始未
第 二 节 内部派系
第 四 章 致胜有术
第 一 节 军事可恃
第 二 节 筹饷有方
第 三 节 知人善用
第 五 章 坐断东南
第 一 节 恪守臣道
第 二 节 坐断东南
第 六 章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第 一 节 中体西用 师夷制民
第 二 节 近代军阀的鼻祖
第 三 节 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
附 录 一 主要成员简历
二 画 丁
三 画 万卫
四 画 方毛王韦邓
五 画 冯厉史叶左帅甘田
六 画 任刘华吕多孙庄成朱江汤许
七 画 严何余吴宋张李杨沈苏
八 画 邹陈周屈庞易林欧阳罗范金
九 画 娄恽段洪胡赵钟饶骆倪
十 一 画 康曹梅萧阎隋黄
十 二 画 塔彭普曾游裕程董蒋
十 三 画 蒯褚雷鲍
十 四 画 翟谭
十 五 画 潘黎
十 六 画 薛
十 八 画 魏
附 录 二 主要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如何看待八旗、绿营等武装力量,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人物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大约曾、左较为接近,尤以曾国藩对这一问题发现最早、思之最熟、决心最大、动手最快。他之所以成为湘军的缔造者和整个集团的领袖,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对该集团军事问题的考察,也就只能从曾国藩开始了。
绿营之腐败不可用,早在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即已初步显现出来,迨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就更加暴露无遗。咸丰二年底,曾国藩总结二年来的战争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大约此时曾国藩已初步下定撇开绿营、另建新军的决心,只是未奉明谕,措词较为谨慎,只要求在“省城立一大团”,目标亦仅限于剿捕土匪、防守省城。理由是“省城兵力单薄”,“本省行伍空虚”,邻省“无可抽调”。其于绿营的弊端,则仅及“未经练习,无胆无艺”,虽有“今欲改弦更张”之说,亦仅归之于“总以练兵为要务”。而在私人通信中则顾虑较少,意见谈得也较为明确。他在回复宝庆知府魁联的信中说:“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而在给彭洋中、曾毓芳的信中则称:“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鄙意必须万众一心,诸将一气,而后改弦更张,或有成功之一日。”永顺兵事件则促成了曾国藩的最后决心,对其除旧图新之举,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件事不仅将绿营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且其危害之烈,更使曾国藩颇具切肤之痛。真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曾对人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就是说,这一经历使曾国藩更加痛切地感到,只有练成自己的军队,才有成功之望。否则,不仅不能战胜太平军,还可能死于绿营兵丁之手。
关于绿营的弊端,曾国藩曾多次论及。他在《议汰兵疏》中尖锐地指出:“天下之大患盖有两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诏旨屡饬,不能稍灭锢习。”还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气荡然。”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则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又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他还在给毓科的书信中说:“咸丰四年湖南抚署有众兵拥闹之案,六年冬间江西抚署拥闹两次,皆弟目所亲见,实属不成事体。至金陵兵之拥入向帅帐内抢劫银物,安徽兵驱迫福中丞殴打毕方伯,则视江西、湖南为尤甚,堪为发指。”有些事虽在咸丰四年之后,但军营风气由来已久,却是一贯的。
凡此种种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不敬官长,不听指挥,欺压文官尤甚;第二纪律败坏,严重扰民害民;第三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敌来争先逃溃,敌去杀民报功;第四胜则争功,败不相救。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曾国藩认为也有四点:第一军营体制不嘉,调遣成法不善;第二事权不专,管辖不力,临阵指挥难以自如;第三饷章制订不当,坐饷太低,行饷太高;第四文法太繁,差役太多,官气太重。行饷太高,则军需银两过巨,临事难遽筹措。如有不足,则士卒索饷哗闹,拒不出征。不仅贻误军机,且易弄坏军营风气。其拥闹官衙,殴辱地方官吏,多与索饷有关。坐饷太低,则士卒平日不能自养,不得不经常离营外出,从事小商小贩或手工制作,以微薄之利贴补家用。久而久之则不仅荒废军事训练,且易养成市井游惰狡猾习气。礼仪太繁,差使过多,奔走衙门太勤,则易沾染胥役习气。曾国藩在分析绿营与勇营的不同时说:“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既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军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这样,平日缺乏训练,无胆无艺;加以官气太重,油滑偷惰以及吸毒赌博等种种恶习,就不能不军队素质下降,战斗力日趋低下。更为重要的是,绿营平日分驻汛地,临事仓猝征调集中,“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以致“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临阵自难同心协力,进退一致。这样,此急彼缓、争先待后,以及消极避战、观望不前之事也就在所难免,久而久之必成“胜则争功,败不相救”之局。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
基于这一分析,曾国藩认为,“今欲埽除而更张之,非营营互相救应不可;欲营营互相救应,非得万众一心不可。”“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逐步形成他纠集死党的决心和对未来新军思想政治面貌的设想:“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以训练之勤”,冀其“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曾国藩从这一目的出发,针对绿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军营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逐步形成湘军的建军思想与原则。
……
前言/序言
中华民族人丁兴旺历史悠长,几经分合兴衰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固有的发展之路,迫使中华民族于复兴灭亡间作一抉择。救亡图存、光复昔日的辉煌,遂成为中国政治家乃至每位中华儿女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古人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安民,广大民众不得不揭竿而起,寻求新的出路,以拯救民族的危亡。其战争的正义性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满洲贵族虽曾以身手矫健、弓马娴熟入主中原,而后世子孙的腐败却令其陷入兵饷两空的困境,不得不推行以汉制汉之策,放权督抚、重用汉臣,依靠湘淮勇营取胜。遂致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增强,兵为将有、权出私门,国家军政实权落入汉员督抚手中。其实力最强的曾国藩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命脉,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严重。曾国藩充任首领时,虽有功高震主之嫌,亦不过握有东南地区及直隶等省的地方大权。而李鸿章接掌门户后,则又进而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国防、外交实权,或战或和皆其一手承办,遂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签约专业户。中国历史上丧权辱国最甚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在西方列强的指定下,由李鸿章出面签定的。
正当这个集团如日中天之际,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却不相信他们强兵而“不战”的表白,遂挑唆日本一试虚实。结果,湘淮军一溃千里,北洋水师只舰无存,彻底戳穿了曾国藩集团船炮救国、隐图自强的神话。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其在晚清政局中的权要地位,亦逐渐被袁世凯北洋集团取代。
而这个靠小站练兵和镇压义和团运动起家的半新式军政集团,却不仅与湘淮集团有着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军营风气一脉相承。加之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利益纷争,遂将民初十余年间,弄成既无君权又无民权的时代。如果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曾国藩集团,既保住满洲贵族的皇位又挖掉其墙脚的话,而辛亥革命中各省督抚的独立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背叛,则直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成功,只是曾国藩军制改革之花的话,那么清朝的灭亡和随之而起的军阀混战才是其累累硕果。由此可见,曾国藩集团这个近代史上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不仅数十年间暗中操纵着晚清政局,且开民国年间军阀政治之滥觞,其政治作用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他们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家,又力主中体西用,既要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又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到头来只能是师夷制民,其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是必然的。更为严重的是,李鸿章等人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令国人失望、世界震惊,西方列强遂将中国当成任人宰割的“死人”。他们急切调兵进京,欲乘“废立之争”造成的政治危机而赶走那拉氏、推翻清政府。恐吓不成,即组成八国联军打进中国。若非义和团舍命保国、那拉氏放手一搏,从而促成军民联手、英勇抗敌的局面,他们绝不会中止瓜分中国的“重建计划”而“维持垂帘听政体制”。所以,历史事实证明,曾国藩集团那套船炮救国、隐图自强的做法虽非一无可取,但作为中华民族御侮救亡的根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却是行不通的,既救不了清朝,更救不了中国。
如果在曾国藩时代,他的这条政治路线还只是一朵花,人们对它的本质或许还有些看不透、拿不准。而到了李鸿章时代,甲午战争之后,它已经结出了果,人们已经看到了它的最后结局,历史已经为它做出了结论,按说不应再起争议了。只是有些人不肯接受这个历史教训,一有机会就对曾、李等人大加推崇,遂致曾国藩集团成为最具争议的一群历史人物。有人颂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后世仿效的楷模;有人则斥之为遗羞百年的政治僵尸,畏倭如虎、外战外行的误国权臣。真可谓见仁见智,竞奇斗艳。这不仅为史学的发展带来机遇,也加大了史学研究的难度。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委,回答各方提出的问题,对曾国藩集团予以较为恰当的历史评价,就不能不对之进行实事求是、全面深入的研究。
但多年来,很少有人对曾国藩集团进行专门研究。虽有一时期,多方重视、成果可观,但仍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或限于一人一事,或限于某一侧面,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整体考察,更很少有人将其同太平天国、晚清政府以及北洋集团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而其得出的结论,又往往政治色彩较浓,而学术色彩稍淡。
笔者的研究则欲将曾国藩集团视为一个整体,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尽力探索其由内及外的种种联系,并将之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以求取得较为全面、客观的效果。更欲将太平天国、曾国藩集团、晚清政府三方政治势力视为一局,从其互动之中探索这段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这段历史与整个中国史联系起来。惟能力和时间所限,我的研究只是个粗浅的梗概,更难免舛误、疏漏之处,诚请读者教正。尤期抛砖引玉之效,能够精品迭出,对这群历史人物的出现与消失,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从而走出近代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非白即黑、不骂就捧的怪圈。
历史洪流中的时代潮声:晚清帝国与变革的脉络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一方势力或某一历史人物的崛起与衰落,而是旨在勾勒出晚清帝国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末,那段风云变幻、危机四伏的宏大历史图景。我们将深入探究,在这近百年的动荡岁月中,中国社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又是在怎样的内外压力下,一步步走向了深刻的变革。 一、内外交困的帝国:旧秩序的摇摇欲坠 十八世纪的中国,表面上迎来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但潜藏的危机却在暗流涌动。人口的急剧增长,对有限的土地资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科举制度的僵化,使得士大夫阶层在思想上日趋保守,缺乏创新活力,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官僚体系的腐败,则成为帝国肌体的毒瘤,侵蚀着政府的公信力,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触角开始伸向东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生产力和军事技术,让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巨额财富和广阔市场垂涎欲滴。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割让了中国的领土,更掠夺了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这标志着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天朝上国心态,在坚船利炮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交织叠加,将古老的帝国推向了风口浪尖。 二、变革的种子:传统与西学的碰撞 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晚清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们并非全然麻木。一股要求改革、寻求出路的思潮,在夹缝中逐渐孕育。早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来达到“自强”的目的。尽管洋务运动在军事上未能挽救清朝的衰败,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引进了一些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后来的变革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随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这是一种试图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科技和制度的温和改良路径。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给洋务派的改革泼了一盆冷水,也让更多人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 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则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了政治体制。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推行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尽管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所倡导的变法图强思想,却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唤醒了更多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改革意识,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埋下了思想的火种。 三、社会结构的变迁:新兴阶层的崛起与旧势力的抵抗 晚清的社会结构也经历了深刻的变迁。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既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又怀揣着民族救亡的理想,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他们力量弱小,受到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压迫,其政治诉求也充满了妥协性。 与此同时,传统的士绅阶层在帝国衰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发生变化。一部分士绅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另一部分则固守传统,成为改革的阻碍力量。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等也日益增多,他们的生活困苦,对现有社会秩序的不满情绪也在累积,为各类社会运动提供了潜在的参与者。 四、思想的解放与文化的冲击: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 晚清时期,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入,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等级制度提出了挑战。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的争论,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上的迷茫与探索。 思想家们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批判封建专制、等级森严的思想束缚,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也标志着文学语言的革新,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然而,在追求思想解放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思潮的碰撞和融合,既有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也有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以及试图调和东西方文化的努力。这种思想的解放与文化的冲击,为晚清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新的困惑。 五、走向革命的道路: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以及改良道路的屡屡受挫,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开始将目光投向革命。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政体,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革命的火种在海外逐渐汇聚,国内也涌现出各类革命组织。尽管屡次起义失败,但革命的声势却愈发壮大。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革命的成功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推动下,在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下,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书旨在从宏观的视角,梳理晚清近百年间,帝国如何从辉煌走向衰落,又在危机中孕育变革的故事。我们将看到,在历史的洪流中,无数人物和事件相互交织,共同谱写了一曲跌宕起伏的时代交响。本书不局限于某一派系的视角,而是力求展现出晚清社会结构、政治生态、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全貌,展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在探索救亡图存道路上的艰难跋涉与不懈奋斗。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回顾,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历史的进程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充满了复杂性、矛盾性与偶然性,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性。理解晚清的变革,也是理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