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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浓缩经年新西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成果，两位作者力图以珍贵历史照片，辅以详细中英文对照说明，再现新西兰华侨华人长达170余年的历史。其内容覆盖早期淘金时代所生成的华人社会，其发展与演变；在注意时间连续性的同时，展览对新移民的呈现更强调群体组成的复杂性以及个体的代表性。

作者简介

[新西兰]李海蓉（Phoebe H. Li），新西兰华裔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西兰怀卡多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作研究员。2010年获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博士学位。2015年完成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工作。曾任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Asian Studies)名誉研究员。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华人社会史、晚清政治史、媒体传播。已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多篇，并于2013年由国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虚拟唐人街：走进新西兰华人移民的媒体空间》；曾荣获中新两国多项国家研究基金，包括新西兰高等教育部授予的“构建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博士完成奖学金”（2008），以及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
[新西兰]约翰·特纳（John B. Turner），新西兰著名摄影史研究专家，1971年至2011年间执教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伊莱姆美术学院摄影专业；曾策划两个里程碑性展览——《19世纪的新西兰摄影》（1970）与《拜准特、科林斯、菲尔德斯：三个新西兰摄影家》（1973）；1974年参与创办新西兰《摄影论坛》杂志，并担任编辑至今。其主要出版著作包括 《1840年以来的新西兰摄影》）（1993，与 William Main 合著），《墨与银》（1995），《埃里克·李·约翰森：手持相机的艺术家》（1999）等。个人摄影集《我的提·阿图：新西兰的一个城中村影像》于2015年出版。特纳自2009年起担任全球环保摄影奖国际提名委员会委员，2011年至2016年间，于中国平遥国际摄影节策展新西兰优秀摄影作品。

目录

楔　子／001
第一篇　淘金时代／009
第二篇　稳固基业／071
第三篇　由侨居者变成定居者／103
第四篇　新移民／165

前言/序言

鸣　　谢

在搜寻、解读历史照片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新西兰16家官方收藏机构以及伍德明、黄绮华、吕显华、黄美莲、素?古德雷、郑洛西、凯瑟琳?奥卡夫、路易莎?麦克科路尔、 格雷格?波顿等众多当地人士的热情帮助。以下为新西兰各机构 (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阿卡卢阿博物馆
联盟出版有限公司
新西兰国家档案馆
奥克兰图书馆
奥克兰博物馆
格力茅斯历史博物馆
奥塔哥大学豪肯图书馆
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诺克斯学院
兰园 （但尼丁中国花园）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
尼尔森省博物馆
普可阿利基博物馆（新普利茅斯）
南方博物馆暨画廊
思威特画廊（惠灵顿）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
奥塔哥早期移民博物馆
我们还特别感谢新西兰驻华外交工作人员，尤其是麦康年大使、使馆一等政务秘书玛丽莎·克劳弗德、新西兰驻广州前总领事丽贝卡·尼德汉姆。
鸣谢新西兰其他个人名单如下（按英文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Sean Andrews, Maggie Barry，Julia Bradshaw, Meagan Blackwell, Duncan Campbell, Ric Ah Chee, Tina Ah Chee, Peter Cleveland, Esther Fung （冯吴瑞珍）, Joe MoLock Gock （郭武乐）, Fay Gock （nee Wong黄慧娟）, Leo Guan（关天荫）, Shaun Higgins, King Tong Ho（何经棠）, Duncan Sew Hoy（徐镇潮）, Pamela May Kay, Lily Lee（何莉莉）, Mei Ling Lee, Benny Li (李满洲) , Joan McCracken, Athol McCredie, Lissa Mitchell, Jenny Lee-Morgan, Leon Narbey, Ron Sang（方励涵）, Anita Hogan Schrafft, Megan Simmonds, Mychael Tymons,Julian Ward, Ans Westra, Malcolm Wong（黄君权）, Kenneth Wang（王小选）, Wayne Wilson-Wong, Margret Wilkin, Diana Wong（黄绮霞）, Helen Wong（陈美英） , Jian Yang（杨健）。
在中国国内，众多人士也对本项目的完成给予了关键性支持与协助，我们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杜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为鹏，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部执行人赵艾，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月前、闫志，雅昌文化集团项目经理谢楠、张丽杰。
最后，我们由衷感谢新西兰怀卡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詹姆斯·毕提教授与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物主编张秀明女士为本书英文及中文稿提出修改意见。另，特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凤玲博士及出版社其他工作人员的专业精神，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无法完成。

李海蓉　约翰·特纳


序

正如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所显示的，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中国人在新西兰已有很长时间，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很多人一开始以金矿工人和商人的身份来到新西兰，只打算临时逗留，他们都来自一个省——广东。很久以后，尽管有对中国移民的官方限制，他们和家人还是在新西兰各处定居，成为商店店主、蔬菜园经营者和餐厅老板。一些人做得非常成功，他们改变了新西兰的商业模式。中国人为新西兰和新西兰早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移民及其子孙后代仍然与广东老家保持联系。
现在，有超过170,000华裔新西兰人把新西兰当作自己的家。这些华裔新西兰人通过多样的方式为新西兰的社会和经济做出卓越贡献。他们也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文化，为新西兰的多元文化构建做出独特的贡献。
这本书通过照片记载了这段丰富多彩的历史，这些照片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也是艺术品。我祝贺李海蓉（Phoebe）和约翰·特纳，他们投入很多精力，收集到如此重要的照片集，并编撰了这本书，以及策划了与之相关的展览。
此书不仅证明了他们的付出，也印证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交融的历史源远流长。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毋庸置疑，这是新中两国建立牢固关系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将继续发展。
麦康年
新西兰驻华大使
北京


作者序（一）
域外拾珍——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
李海蓉

据记载，第一位移民新西兰的中国人名叫黄鹤廷。1842年10月25日，这位在移民船“托马斯·哈里森”号上担任服务员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与其他旅客一同在尼尔森登陆，成为当地最早的定居者之一。黄氏以“敬业、值得尊敬”为人所称道，后来以百岁高龄终老。今天，据说大约1,600个新西兰人与他有血缘关系。
黄鹤廷为何决定在遥远的南太平洋、一片全然陌生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据说，其原因是船长拒绝向他提供肥皂洗自己的衣服。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他移民的真实动机。然而，我们能确定的是，1842年，无论是对于新西兰还是对于中国而言，都是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关键年份，其影响也许曾戏剧性地波及许多平凡的普通人，譬如，黄鹤廷。
黄氏的到来发生在英国与新西兰土著居民毛利人刚刚签订《怀当义条约》后不久，这份条约令新西兰从此纳入大英帝国版图，并正式开启英国人大规模殖民新西兰的时代。对于很多后世永远失去土地的毛利人而言，英国人的殖民意味着苦痛与灾难之源，但对于那些引领英国殖民历程的人们来说，新西兰即将成为他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验室，以建设一个“更好的大英帝国”。
在远东，大英帝国的扩张以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完胜中国与其后对香港的统治而进一步彰显。数量浩繁的历史著作，尤其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已广泛深入地揭示了《南京条约》对中国所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宛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然而，如果我们的讨论仅局限于近代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特定话语中，香港的崛起也许会有不同的叙述与解说。首先，香港的迅速崛起替代了旧有的行商制度（1757-1842年），其结果为更多雄心勃勃又富于冒险精神的广东籍财富追求者创造了新的机会，此外，那些因贫困而走投无路的人们也由此看到了新的希望。而此前，机会与希望仅属于少数的行商。
1848年、1851年加利福尼亚与维多利亚相继发现金矿后，整个世界开始见证广东籍矿工以及紧随其后各类移民的大量流入。为找寻、实现更好的生活，他们由香港启程，奔赴“金山”与环太平洋沿岸各地。香港港务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1939年，共约600万华人离开了祖国，他们绝大多数为广东人。
到达新西兰这座所谓“新金山”的人们，不过为19世纪中期源于广东的浩大国际移民潮中的一股涓涓细流。然而，在欧洲人主宰的早期“金山”华人社会，这个小团体的特征及其所经历的一切却极具代表性。起初，华人被欢迎。1866年，12名经验丰富的淘金工自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抵达奥塔哥，他们应但尼丁商会邀请而来，重新清理、挖掘被欧洲人遗弃的矿床及工地。仅仅在华工数量激增，进而引发欧洲人恐慌之后，对中国人移民的限制才正式开始。
1881年，新西兰开始对运载华人的入口船只实施吨位比例限制（每载重10吨货物，最多允许搭乘一名华人） ，并对每位登陆的华人征收10镑人头税。1896年，吨位比例变成每200吨对应一位华人，同时人头税升至100镑。1907年，一项针对入境华人的英语测试开始实施。进而，1920年的 《限制移民修正法》又引进了入境许可证制度，该法授权海关人员无需出具正当理由便可拒绝华人以及其他 “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初入境或重新入境。
这些立法措施有效地令新西兰华人社会萎缩，留下来的少数人必须为生存抗争。淘金时代结束后，华人主要经营菜园及蔬果店，小部分人经营洗衣店。他们以男性为主，克勤克俭、辛苦积蓄，以汇往留守广东侨乡的妻子与儿女。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令这一切发生彻底改变。战争期间，新西兰政府批准很多中国妇女及儿童以难民身份入境, 与他们的丈夫及父亲团聚，此后不久，高昂的人头税被废止。这些妇女儿童的到来可被视为分水岭，标志着新西兰华人社会组成开始由临时移居的男性转变为安居家庭。
战后新西兰的经济繁荣以及对华人的日益接纳，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华人——这些曾遭受疏离的“他者”渐进融入主流社会。随后数十年间，华人社会依然微小，但随着在本地成长起来的专业人士 （例如，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师等）不断增多，华人的地位逐步上升。
《1987年移民法案》通过后，随着大批新移民的到来，这个几乎完全为广东裔的“模范少数民族”开始遭遇剧烈冲击。该法案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为其摒除种族歧视的用意，正如《1988-1989年新西兰年鉴》所表述的，“现在，移民的选择基于个人价值，而非国家或种族背景。这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新西兰重在吸收英国和西欧移民的重大政策改变。”该法案的实施导致亚裔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涌入新西兰，由此引发了当地人的迅速反弹，1990年代中期的新西兰媒体甚至以“亚洲人的侵略”加以形容。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华裔构成所谓“亚洲移民”的最大组成部分。
自从新移民抵达后，约30年间，新西兰华人社会兴旺成长。然而，由于新移民来自不同国家及地区，因而各自保有不同文化属性与相应的故国忠诚。此外，由于新老华人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混合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及与主流社会新西兰人（包括欧裔及毛利人）交往中的多样各种经历等因素，新西兰华人社会更呈现多层次的复杂性。
新西兰最近期的人口普查于2013年进行，其数据显示，目前新西兰华人总计超过17万。其中，超过半数者为近年抵达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本地土生华人约1/4，其余人口来自其他国家及地区。华人约占新西兰420万总人口的约3.7%，是仅次于土著毛利人的第二大少数民族。
新西兰华人的历史至今尚未引起新西兰主流历史学者足够的关注，因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为欧裔及毛利人。然而，幸运的是，华人社会内部有一些人已将华人整体及个体记忆写下来，他们包括冯吴碧伦、伍德明、叶宋曼英、周耀星、陈民熙、杨汤城、何莉莉、林露丝、简妮·李·摩根（甄宝珍）、陈美英以及近期的冯智伟、李海蓉、维恩·威尔森·黄等人。何莉莉与维恩·威尔森·黄甚至已将各自家庭早年移民与融入历程的故事制成影片，这两部影片为观众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然而，对于普通的新西兰观众而言，他们也许更熟悉本地华裔电影人罗珊妮·梁个人的跨文化恋爱故事，梁最初将其拍摄成自己的处女作纪录片《坚果壳中的香蕉人》（2005年），其后，又改编成故事片《我的婚礼和其他秘密》（2011年）。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久已忽略遗忘了一部更早呈现奥塔哥淘金华工历史的精致电影——《超能》。为制作这部影片，新西兰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莱恩·纳贝，参考了长老会传教士唐愿高留下的大量历史照片以及奥塔哥大学对金矿区广泛的考古挖掘报告。这部电影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仅还原了早已消逝的历史，更令人赞叹的是，它出色地运用了唐愿高的视觉记录。《超能》是一个展现优秀历史照片独特魅力的绝佳范例，即照片可保存很多可触摸的细节以及隐匿的线索，从而超越文字记录所能表达的内容。
与新西兰摄影史领军学者之一约翰·特纳合作令我深感幸运，特纳协助我查阅了大量传统历史研究者通常无法看到或无意以新视角审视的影像。如此广泛选择出的照片如同一面棱境，透过它，我们可以感知、理解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通过运用100余幅兼具史学与美学价值的精选照片，我们力图为普通观众提供一个视觉性介绍，展现175年间新西兰华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书中照片形成两个专门展览的基础：其一，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进行；其二，自2017年2月起，将于位于新西兰的奥克兰博物馆向观众开放。当然，这部影像集远远不够全面，但我希望读者会与我一同分享对历史轨迹不断重现的深切思考。

李海蓉于奥克兰
2017年1月


作者序 （二）
脆弱的记忆：关于展示历史及当代照片的说明
约翰·特纳

引用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决定性瞬间》中所说的：“我们摄影师处理不断消逝的事物。当这些事物消逝之后，世界上没有任何工具能将它们找回。我们无法显像、印制记忆。”保存实际照片的过程亦是如此，就如同我们寻找它们并最终将其呈现于这本书及相关的展览中一样。在搜寻高品质原版照片的过程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到劣质的复制图像，有的甚至是复制品的再复制，它们压倒一切地充斥于现有各类出版物及互联网上。有些重要照片的原版已无法找到，另一些则遭到严重损坏，以至于其存在除了展示摄影师的亲眼所见以外，在今天，它们的主要功用是作为一种警示：关于照片“不应该”被如何对待。这种情况在中国尤甚，由于中国历史中的动荡与骚乱，中国的艺术史家、研究者以及策展人比他们的新西兰同道其实面临更大的困境。
历经时间蹂躏的古物得以幸存下来，通常经过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径。它们或者由于物以稀为贵而被刻意保护，或者由于廉价普遍且数量庞大而四处散见。因此，出自古埃及时代的，例如，图坦卡蒙国王坟墓中的镀金器物一直幸存至今天，而同样代表法老时代的那些无处不在的普通家用陶器也流传了下来。
摄影，就人类历史而言依然是一种新的传媒方式，但已对工业进步、文化认知，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如此，一幅具有社会意义及历史影响力的照片或者一部照片收藏集，却很容易由于被大量使用以及受欢迎而深受其害；正是由于照片是太普遍的物品，因而，它们虽然可能被珍视，其价值却常常被低估。
维恩·威尔森·黄的双联作品就是能说明这种情况的一份令人唏嘘的提示。这幅作品展现了黄湛苏妹与黄冠英于1938年摄于中国、已严重受损的原版照片，以及维恩·威尔森·黄本人在2010年对照片所进行的修复（见第148页）。这幅已褪去颜色并呈现裂痕的原版小照几乎毁于多年间的草率处置，但对于照片中的小女孩，它依然是一份珍贵的传家宝。精于数码摄影技术的维恩·威尔森·黄精心细致地重新创作了他想象中的这幅照片的原样，其结果是，新片比摄影室内所拍摄的原片更美，但不及原片真实。原版肖像与其中的锡制小狗的幻象相呼应，小狗看起来很像真的，因而为照片增添了魅力，否则，这就是一幅廉价的普通照片。
然而，有人试图修复唐愿高牧师与他的华人信众在1902年摄于毛利河谷（伊达河谷）的照片却很失败（见第54页至第55页），除非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成功”的糟糕范例。这张修复品展示了一份重要的社会史记录如何被应该懂行的人逐步地损坏。
1898年，克赖斯特彻奇（又译作基督城）《每周报道》所拍摄的周星肩挑中国式箩筐的户外照片（见第77页）中却有一只真的狗，正伏在他的脚下，虽然很明显，这幅肖像也曾被不适当地处置过，因而留下一大块残缺，但J. N. 泰勒精美的晒印片的剩余部分保存得相对完好。我们最初见到这幅照片时，是平淡无奇的复制图像，呈灰色,被裁剪成垂直格式，以隐匿残缺。展示全幅照片，即使有残缺，可以更好地呈现摄影师的本意，同时也可以表明照片的脆弱性。
杰出的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森所拍摄的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照片其实同样脆弱，然而它们之所以留存世间，是由于汤姆森是一位精明的生意人，能够产出并满足市场对他的照片的巨大需求。他的某一幅照片也许被损坏了，但我们总能找到更多，就像保存在R. G. 维维安影集中的这些照片；维维安在其1869年至1871年的世界之旅中搜集到的那些照片，现在被保存在奥克兰博物馆中。
相较而言，汤姆森的新西兰同行，那些拍摄新西兰华人的摄影师却极少有客户向他们索要一两幅以上的照片，因此，他们留存世间的作品极为罕见。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一些重要影像以低品质的复制形式呈现，或者，如果仍然有幸存的，我们从原片底版中复制了现代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数码时代之前，由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发明的卡罗式摄影法就是为了从单个底版中生成多份原版照片的（今天，数码打印及电子复制及传输技术使复制过程更容易、也更准确）。然而，制作原版照片的数量要取决于人们的兴趣与实际的需求。由于没有实际的需求，本书及两次展览中展示的绝大多数原版照片因而是稀有之物中的稀有之物。而那些从原始底版或是从数码传输中复制的新照片其实也很稀罕，因为我们特别用心地对其处理过，我们力图捕捉、保存原片固有的特征。
为了按照摄影师本意最好地呈现图像，我们去除了照片上一些经年累积的明显的尘灰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观众清除视觉干扰，使他们可以不被妨碍地欣赏摄影师所希望展现的内容。相似的，我们根据对先驱摄影师所处时代及其风格的了解，也对一些从原版复制出的新片做过微调，目的是使其色调更近似于原版。同时，我们也尽力展示全幅照片，目的是以最佳状态呈现摄影师的拍摄对象是什么、表现方式如何。因此，本书中的几幅照片有细节提供。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一部展现新西兰华人历史的原版照片特藏集，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专门博物馆最近开始致力于记录海外华人不寻常的历史。在新西兰，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及图书馆已经开始识别、展现这一主题的照片，而年青一代的新西兰人也正在对记录中国独特历史文化的照片日益熟悉。
基于上述原因，复制那些保留基本信息的一版与二版照片也许是值得的，我们可以证实某个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者文字曾经描述的某个地方确实存在过。我们对照片的解读受制于摄影师拍摄过程中的自我满足或者漫不经心，这个过程从他们架设照相机开始，到他们如何展现拍摄对象。
然而，在复制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细节几乎无可避免地被丢失了，包括摄影师的名字以及拍摄地点；拍摄时间，通常可以通过摄影师的文档或者其他线索确定，也同时丢失了。对于摄影史专业人士而言，即使照片中的人物早已逝去，照片的印制或者裱饰方法就像许多年后人们为其所做的注释。如果没有这些证据性的线索， 那些留存下来的信息很容易被误解或者歪曲。此类照片会令我们眼见的精美物品而产生的愉悦大打折扣，而严肃地将其宣称为图像证据或者艺术品就更是可笑了。
人们需要被提示的是，每个摄影师都可能有自己的视角与观点，而他们“感受”拍摄对象的线索将被呈现在他们的原版照片之中。
我们将影像当作一种记录及呈现新西兰华人历史的证据材料，这就特别意味着，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特藏集，其中囊括一些可用于展览的现当代珍贵原版照片。在早期照片的基础上，以后的影像将持续绘制华人社会在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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