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费希特继《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之后,以匿名发表的又一部政论性著作。这部著作不仅篇幅巨大,而且包含着他的正在形成的历史哲学思想、法权哲学思想和宗教哲学思想,是他青年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
作者简介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伦理学体系》、《自然法权基础》等。
译者简介:
李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
梁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研究员。
目录
前言
导论我们须依据什么原理评论政治变革?
第一卷 对革命合法性的评论
第一章 人民究竟有权改变其国家宪法吗?
第二章 对这一研究的以下进程的预示
第三章 改变国家宪法的权利可以通过全体
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出让吗?
第四章 就改变国家的权利,一般谈谈受惠阶层
第五章 就改变国家的权利,特别谈谈贵族
第六章 就改变国家的权利,谈谈教会
后记
译者注释
译者后记
精彩书摘
《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
怯懦的灵魂,你们作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对我们耳语你们所发现的事情,这也是你们长期的恶习之一;但是,教母,你们又摆出一副聪明的面孔,对我们补充说,“不要再把这传出去!”这不是男子汉的气概;男子汉说的事情,是谁都可以知道的。
“但是,如果谁都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产生巨大的不幸。”如果你们没有受委托来为世界的幸福操心,那就让这成为你们最后操心的事情吧。真理并不是学校独有的遗产;它是人类从其共同的父亲那里得到的共同财产,以作为最宝贵的陈设,作为将精神与精神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手段;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来寻找真理,并按照他对真理的全部感受来享用真理。你们不能阻止他这样做,因为这是不公正的;你们不能欺骗他,不能愚弄他,哪怕是出于最善良的好心。你们并不知道,怎么对他行善。但你们知道,你们绝对不应欺骗,绝对不应违背你们的信念说话。诚然,我们也不能强迫你们告诉他真理;你们可以完全保留你们的信念;我们既无办法,也无权利逼迫你们的心灵道出真理。但是,我愿意将真理告诉他。我是这样善良,你们表示怀疑吗?难道我没有权利按照我的想法做事吗?你们能够阻止这么做而毫无不公正之处吗?在你们对我自由使用我的所有,因而对我行使人的权利提出争议时,你们对我毫无不公正之处吗?在你们夺去那种给别人自由提供的达到更高精神文化的手段时,你们对别人毫无不公正之处吗?我的倾诉可能产生什么结果,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情;你们该操心的事情只是不要不公正。
但是,真会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产生吗?或者,这不过是你们那种将风磨当作巨人的狂热幻想吧!?——真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使我们的精神变得高尚;真理使我们了解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义务,教我们寻找一些能够维护我们的权利,能够为人类有效地履行我们的义务的最佳方法。难道真理的普遍传播会产生有害的结果吗?有人想永远使我们处于动物状态,以便他们可以永远奴役我们,并到他们需要的时候杀害我们,真理的普遍传播也许对这些人会产生有害的结果吧!?但除了他们必须改操另一种手艺,对他们还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你们是把这当作一种不幸而表示害怕吧?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是不一致的;我们不害怕这一不幸。呵,但愿对真理最清楚、最生动的认识在所有的人中间传播开来!但愿一切谬误和偏见都从地球上消灭!这时天就会在地上了。
对整体缺乏全局观念的不完整的知识和不连贯的命题——它们只是飘浮在记忆表面,信口说来而无法理解——可能会造成危害,但它们不是认识。这种命题并不是我们从它的原理发展而来的,我们无法通观它的结果,连它的意义我们也不理解。——但是,它们也不会造成危害;它们在灵魂中就像死的资金,不发生任何影响。正是激情将它们作为掩饰的托词;如果没有这个托词,激情就会寻找另一个托词,或者,如果连一个托词也找不到,激情就会不要任何托词而存在。
……
前言/序言
J.G.费希特(1762-1814)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他生活的时代是欧洲各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他的《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1793-1794)是他早期撰写的充满激进民主思想的政论性著作。
对青年费希特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康德哲学和法国革命。在他进入哲学领域的时候,康德的批判哲学正是德国哲学界最热的话题,当时德国出版的无数哲学著作都在评论康德。康德发起的哲学革命正像哥白尼要让太阳静止下来,而让地球绕着太阳旋转一样,是要让理性这个太阳静止下来,而让现象世界围绕着理性旋转。康德看到当时的一切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都有一个重要缺点,那就是它只强调从客体对主体的必然性,而忽视了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因此,它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只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而忘记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康德克服了这一缺点,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里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认为从主观到客观的实践理性高于从客观到主观的理论理性。康德的哲学令青年费希特感到耳目一新。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这样写道:“自从我研读过《实践理性批判》以来,我就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我过去相信的一些原理,无论多么不可推翻,现在在我看来已经被推翻了;我在过去相信的一些事物,尽管在以前对我来说绝不可能得到证明,例如,绝对自由、职责等概念,现在在我看来已经得到证明。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令人难以言说的是,这个体系多么尊重人性,这个体系给予我们多大的力量啊!”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康德哲学,特别是它的道德哲学部分给予人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它在我的整个思维方式中产生的革命,真是难以形容,我应该向您承认,我现在由衷地相信人是自由的,并且看到,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职责、美德和整个道德才可能成立”;“我还进而明显地看到,那种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必然性的原理给社会造成了非常有害的结果,所谓的上等阶层的大量道德败坏现象即源出于此”。在青年费希特看来,那种主张从客观到主观的唯物主义体系会得出一切不合理的现实都有其不可改变的必然性的结论,反之,康德强调从主观到客观的先验哲学思想则会得出人有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实的合法权利的结论,因此,他在开始研究康德时就特别重视并且逐步发挥了这一思想。
历史的迷雾与真相:一部关于欧洲近代社会转型的宏大叙事 本书以广阔的视野和严谨的考证,深入剖析了自启蒙运动中叶至十九世纪末,欧洲大陆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与思想变革。它并非聚焦于任何单一的、爆炸性的历史事件,而是着力于描绘一个长时段内,权力结构、阶级关系以及民族认同是如何在缓慢而坚定的力量作用下发生位移和重塑的。 第一部分:理性之光的涌现与旧制度的内生矛盾 开篇追溯了十八世纪“哲人时代”的核心议题——理性主义对传统权威的质疑。本书细致考察了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巨匠的理论建构,分析了这些抽象概念是如何渗透到贵族沙龙、新兴资产阶级圈层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重点在于,这些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根深蒂固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内部结构性矛盾的直接回应。 我们审视了欧洲大陆上封建残余与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紧张关系。详述了土地所有权、行会制度对新兴商业活动构成的掣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本书对当时欧洲各国财政体系的梳理——从繁复的税收特权体系到日益增长的王室债务。分析了君主专制体制如何在维持其神圣性的同时,因无法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而逐渐丧失其运作效率。这种自上而下的僵化与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力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时代转型前夜最主要的动力。 第二部分:工业化浪潮下的社会重构 本书将相当篇幅献给工业革命初期(约1760年至1840年)在英国首先爆发,并逐步扩散至欧洲大陆核心区域的变革。这不是简单地描述技术发明,而是深入探讨技术变革对社会肌理的颠覆性影响。 首先,对城市化进程的分析细致入微。大量人口从乡村涌入新兴的工业中心,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居住条件恶化、公共卫生危机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产业工人阶级的形成。本书运用大量一手资料,重现了早期工厂体系下工人的劳动环境、家庭结构变化以及他们对集体身份的初步觉醒。 其次,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崛起与分化。不同于以往将资产阶级视为铁板一块的论述,本书区分了金融资本家、大型制造商、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工程师)等不同群体。他们共享了对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的诉求,但在具体政治目标和对工人阶级态度的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内部张力塑造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政治光谱。 第三部分:民族国家的崛起与意识形态的角力 十九世纪是“民族”概念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政治的关键时期。本书探讨了民族主义如何被解读和运用,以填补传统宗教和王朝忠诚衰落后的意识形态真空。 详细分析了文化民族主义(如赫尔德的语言与民俗学研究)如何与政治民族主义(如对统一主权国家的追求)相结合。本书对比研究了德意志邦国、意大利半岛以及东欧非主体民族的觉醒过程,揭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充满了排他性和潜在的冲突性。它如何成为动员民众、合理化国家机器扩张和军事化的有效工具。 同时,本书深入考察了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并行发展与相互渗透。自由主义者如何努力在维护个人权利和适应新工业秩序之间寻找平衡;保守主义者(如梅特涅体系的拥护者)如何徒劳地试图利用国家力量逆转历史潮流;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如欧文、圣西门)又如何批判性地反思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 第四部分:权力的转移与制度的演化 本书的后半部分集中于十九世纪中期至末期,欧洲主要大国在政治制度上的渐进式演变。重点不在于革命的爆发,而在于革命的“被吸收”与“被驯化”。 例如,在某些国家,旧贵族通过与新兴资产阶级联姻、占据行政高位等方式,成功地将自身的经济利益嵌入到新的资本主义框架中,从而避免了彻底的社会断裂。在另一些国家,政府通过审慎的改革(如扩大选举权、社会立法)来缓解社会矛盾,将政治不满纳入制度化的议事日程,以防止革命的再次发生。 通过对普鲁士的俾斯麦体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巩固、以及英国议会改革的比较研究,本书展现了权力转移的多元路径。它论证了国家机构(行政、官僚、司法系统)的现代化和专业化,是理解近代欧洲稳定转型的核心要素。一个高效且相对中立的官僚机器,往往比单纯的意识形态口号更能有效地管理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 结论:历史的连续性与不确定性 本书最终总结道,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在技术进步和政治动荡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复杂系统。从启蒙理性的理想光辉,到工业社会的巨大张力,再到民族国家的最终确立,历史进程并非一条直线。它充满了选择、妥协与意外。理解这段历史,要求我们超越对单一事件的迷恋,转而关注那些塑造了现代社会基本形态——如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及文化认同的本质——的深层结构性力量。它提供了一套理解现代性起源的框架,强调了制度惯性与思想变革之间的持久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