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现代性流变：国民政府广播研究（1928-1949年）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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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 著

图书标签:

• 广播史
• 国民政府
• 现代性
• 文化史
• 传播学
• 中国近现代史
• 媒介研究
• 社会史
• 政治传播
• 大众文化

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5719691

版次：1

商品编码：12262455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新闻传播学丛书（第2辑）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18

字数：30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中国广播现代性流变：国民政府广播研究（1928-1949年）》认为：
　　广播，作为现代性的传播媒介，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为何少有现代性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早期，广播由西方“舶来”中国，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成为“利用信息来协调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吉登斯语），也助力建构了1927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党化国家。在此特殊形态的国家中，广播媒介本身为党政二元系统牢牢规制，在制盘安排上内嵌于政党的组织框架中，在内容上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党国“喉舌”。

作者简介

　　李煜，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新闻史、传播史、媒介技术与传播。

内页插图

目录

图表目录
导言
一、研究缘起（动机与问题）
二、“国民政府广播”一词的辨析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三、史料概述
四、理论准备与理论回顾
五、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六、章节简介

第一章 国民政府广播系统的从无到有
一、现代传播技术的传入
二、无线电广播的起步
三、国民政府广播系统的建立
四、国民政府广播系统在抗战中受挫及重建
五、国民党广播系统在战后的扩充及走向末路

第二章 党治“国家决定型”广播制度的建立
一、党治“国家决定型”广播制度形成时的制度环境
二、“党国喉舌”广播观念的形成
三、“以党代政”二元广播法规体系的建立
四、国民党“党政”二元广播机构

第三章 以实现“党国认同”为传播目的的广播节目
一、“政治认同”的宣传成为“党化”广播节目的常态
二、“文化认同”的传播是“党化”广播节目的又一主调

第四章 国民政府广播传播的“有限效果"
一、关于“对谁播”和“谁在听”的问题
二、国民政府应对广播覆盖不平衡和受众不广泛的策略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 《广播周报》之《一周大事》索引
附录二 暂定民营电台播音节目时间标准表（1937年4月）
附录三 《教育节目材料标准》（1937年4月底）
附录四 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审查播音稿本
附录五 《各省普设收音机及运用办法（修正案）》（1940年3月7日）
附录六 《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规则》（1948年4月5日）
附录七 中央广播电台现行节目分类系统图（1937年6月）
附录八 《广播周报》第1-312期《总理遗教》节目内容统计表
附录九 《三民主义》书中内容与《总理遗教》节目内容比较表
附录十 《广播周报》第1-312期《讲读蒋委员长文稿》节目内容统计表
附录十一 《讲读蒋委员长文稿》节目中选讲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1933年7月至9月）”的讲话内容统计表
附录十二 《广播周报》第1-312期《党义研究》节目内容统计表
附录十三 迎榇宣传列车行程表
附录十四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宣传节目周频次趋势图（1928年8月至1941年4月）
附录十五 国府各机关轮流播音日期表
附录十六 《政治报告》节目延续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权力消长的关系

精彩书摘

　　《中国广播现代性流变：国民政府广播研究（1928-1949年）》：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官方立场，《总理遗教》这样的广播节日便应运而生。当然该节目本身也是根据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指导思想，通过广播这个大众传播工具，训导教化政治、文化素质低下的民众，为进人民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的一种非强制性的方法。正如负责节目编排、播出的传音科所作之《小言》介绍，该节目的目的“旨在宣扬本党主义，总理学说，以期开化全国人心；阐述建国方略五权宪法，以期肩发全国民智。盖必如是，方能完成训政，促进宪治”。因此在具体节日内容上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根据“总理遗嘱”逐项分解，逐日讲读，根据《广播周报》节日表上刊登的《总理遗教》具体内容的记录，比如根据孙中山《三民主义》书中的分节方式，将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分别分成六讲、六讲、四阱，从1934年9月24日一直到1935年2月8日半年间讲了58次，每次都是在早间节日中播出20分钟，每周基本上是三到五次；《建国方略》则一次讲一章，从1935年2月11日开始，到1935年9月27日7个多月的时间讲了99次，从《建国方略》之《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第一章以饮食为证、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等基础内容讲起，涵盖了“总理遗嘱”的几乎所有方面。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于1924年1月到8月在广州国立师范学校的讲演稿，计划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各作六讲。由于广州商团叛乱与准备北伐的需要，民生主义只讲了四讲，未能按计划讲完。这16次演讲，是孙中山一生中关于“三民主义”最系统、最详尽的讲演。讲稿经孙中山亲自修改后，于同年分三册印行，年底出版合订本，书名《三民主义》。
　　……

广播之声的激荡：一个民族在声音中塑造现代性（1928-1949） 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声音——尤其是广播的声音——扮演着一个既具象又抽象的独特角色。它穿透了时空的界限，成为连接国家与民众、信息与思想、传统与现代的关键媒介。本书《中国广播现代性流变：国民政府广播研究（1928-1949年）》便以此为核心，深入追溯了在国民政府时期，广播这一新兴技术如何被激活、被利用、被塑造，并在其中折射出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的复杂轨迹。这不是一个关于技术演进的冷冰冰的叙述，也不是一个空泛的理论探讨，而是通过对国民政府时期广播机构的建立、发展、传播内容、技术应用及其社会影响的细致考察，来理解一个古老民族如何尝试在“现代”的洪流中寻找自身定位。 1928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一个统一政权在形式上的确立，但其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内忧外患、政治分裂、经济凋敝、文化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播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播技术，被迅速引入并加以推广。它承诺着能够“上传下达”，能够“统一思想”，能够“启迪民智”，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了国民政府试图塑造和统一这个庞大而多元的国家的有力工具。 本书的研究，首先从广播机构的“诞生”开始。国民政府是如何认识到广播的重要性，并着手建立自己的广播体系的？这包括对当时世界广播发展趋势的观察，对广播在政治宣传、国家治理中的潜在力量的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政策制定、机构设立和人才培养。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信息传播高度不发达的年代，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广播网络，其难度可想而知。从最初的中央广播电台的筹备与运行，到各地省、市级广播电台的建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探索与实践。这些机构的建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考量，更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国家建设的战略布局。它们在财政、人事、技术设备等方面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一点点织就起一张声音的网？ 其次，本书将目光投向广播传播的“内容”。广播的声音不仅仅是技术的传输，它承载着信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国民政府时期，广播的内容是如何被设计和生产的？其核心使命是什么？我们可以推测，政治宣传无疑占据了重要位置。广播被用来传达政府的政策、鼓舞士气、抵御外敌、推广革命建国理念。然而，现代性并非仅仅是政治的，它也包含着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维度。因此，广播的内容也必然涉及经济建设的成就、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业发展的介绍，以及对民众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的引导。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广播成为了凝聚民族抗战意志、传播前方战况、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阵道。同时，文化教育内容的引入，如戏曲、音乐、文学作品的播送，以及普及教育、卫生知识的宣传，也体现了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广播来提升国民素质，构建“现代公民”的努力。本书将深入分析这些内容背后的逻辑，考察其如何服务于国民政府的治国方略，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容侧重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再者，本书将深入探究广播在“传播”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流变”。广播的传播并非是单向的灌输，它需要克服技术上的限制，触达更广泛的受众。在这个时期，广播的技术应用状况如何？是从简单的播音室到复杂的信号传输，再到对信号覆盖范围的努力拓展，都充满了技术性的挑战。而“流变”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传播效果和社会互动。广播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收听广播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否存在着听众的反馈和互动？尽管在技术条件有限的年代，这种互动可能不如今天这般即时和直接，但我们仍能从当时的报刊、回忆录等史料中，窥探到广播声音在民众中的回响，以及它在改变人们的认知、生活习惯方面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本书将聚焦于广播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广播作为一项现代技术，它的引入和使用，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的体现。而它所传播的内容，所塑造的受众，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构建一个“现代”的中国。那么，在国民政府时期，广播是如何被视为构建现代性的工具的？它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新思想、打破传统观念、塑造国家认同等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现代性”在广播的声音中，是如何被定义、被理解、被传播的？是科学的理性，是国家的统一，是经济的繁荣，还是某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本书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来解析广播如何成为一个复杂的载体，承载着国民政府对“现代中国”的想象与塑造，同时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 最后，本书将审视广播在国民政府时期，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其“流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广播如何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格局？它如何影响了政治动员和舆论导向？它在文化传播和日常生活方式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又如何与当时的社会结构、阶层关系、城乡差距等因素相互作用？本书将尝试超越宏大的叙事，关注广播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的实际作用，分析它如何成为国家治理、社会动员、文化塑造乃至个体生活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广播现代性流变：国民政府广播研究（1928-1949年）》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研究视角，揭示在国民政府时期，广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个承载着国家理想、社会变迁和文化基因的生动载体。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溯，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以及声音在塑造一个民族身份和未来走向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和严谨的学术分析，为读者呈现一幅生动而厚重的历史画卷，让人们得以聆听那个时代广播的声音，感受其激荡人心的力量，理解其深刻的现代性寓意。

评分☆☆☆☆☆

第四段评价：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声景”考察。文字本身具备一种独特的质感，仿佛带着电磁波的微弱电流。作者在描述广播设备从进口到本土化生产的过程中，对技术转让与文化适应的论述尤为精彩，这种技术史观的引入，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说明媒介物质基础如何决定了信息传播的上限与下限。我尤其被书中关于“收听群体”的描绘所吸引——那些在茶馆里围听新闻的市民，那些在乡村夜晚聚集聆听遥远消息的农民，他们的参与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另类的历史。这种关注被动接受者的视角，使得原本严肃的宏大叙事有了一层温情和烟火气，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温度。

评分☆☆☆☆☆

第五段评价： 总的来说，这本书的学术野心是显而易见的，它试图在一个被研究得相对充分的年代背景下，开辟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成功地将“技术史”、“政治传播学”和“社会文化史”熔于一炉，形成了一种难以被简单归类的研究范式。阅读过程中，我反复在思考，那些被广播“塑造”出来的“现代国民”的形象，究竟是多么的脆弱与多元。作者对档案的精妙运用，使得历史的褶皱得以充分舒展，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抛出了更具启发性的问题。对于任何希望深入理解中国近现代大众传播如何从无到有、如何嵌入国家权力结构，并最终影响个体心智历程的研究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不可绕开的参考力作。

评分☆☆☆☆☆

第三段评价： 作为一名对近代中国文化史略有涉猎的读者，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大胆创新是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作者似乎不太满足于传统的政治史或技术史框架，而是巧妙地引入了文化研究的视角，将广播视为一个“表演的舞台”和“现代性的试验田”。书中对于广播节目内容（无论是新闻播报、戏曲改编还是教育宣讲）的文本细读，展现了一种罕见的审慎和耐心。它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空气波段，以一种看似温和实则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和重塑国民的日常认知与集体情感的。特别是关于“战争时期广播动员效率”的那几章，逻辑推演严密，论据扎实，成功地将抽象的“国家能力”具象化为日常传播实践中的每一个技术细节和话语选择。

评分☆☆☆☆☆

第一段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抓人眼球，封面那一抹沉静的靛蓝，配上那略显斑驳的字体，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我本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没想到阅读体验却远超预期。作者对史料的挖掘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泛黄的电台日志，被重新激活，仿佛能听见当年那些广播声浪穿越时空的呼啸。尤其是在描述国民政府初期，广播如何从一项新奇的技术，逐步演变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时，那种细腻的笔触，让人不禁对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它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是在构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场域，展示了技术、权力与社会心理之间微妙的张力。读完第一部分，我甚至想立刻去寻找当年的老唱片，去亲身体验那种媒介初生时的震撼感。

评分☆☆☆☆☆

第二段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处理得极为高明，它没有陷入那种纯粹的编年体叙事窠臼，而是采用了主题式的切入点，比如关于“声音的意识形态建构”以及“城市空间中的广播接收景观”等章节，视角独到且富有洞察力。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地方性差异的关注，它清晰地勾勒出，在同一中央政权下，不同区域的广播实践是如何因地制宜地发生变异和适应的。比如，它如何描摹了沿海发达城市与内陆偏远乡村在接触和接纳这一新媒体时所展现出的心态差异，这使得整部作品的肌理变得异常丰富和立体。书中引用的那些关于听众反应的社会调查片段，极具画面感，仿佛能看到一群人围坐在一个简陋的收音机旁，对未知世界投射出既好奇又警惕的目光。这种深入社会肌理的分析，远比单纯的政策回顾要来得深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