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訂版）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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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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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2

商品介绍

齣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活書店齣版有限公司

ISBN：9787807681885

版次：1

商品編碼：12301870

包裝：平裝

叢書名：中國社會學經典文庫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8-03-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560

字數：419000

正文語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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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編輯推薦

三聯生活書店齣品。“中國社會學經典文庫”《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訂版）——轉型中的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經濟與社會，“浙江村”與“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記錄研究，持續至今的真實“北漂”史。

內容簡介

“浙江村”，20世紀80年代起漸次於北京天安門以南5公裏的南苑地區匯聚成形。30年來，其經濟生産與社會再生産的特殊麵貌、內部空間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演變，已成為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體製、權力與政策的鮮活樣本。

作者藉同鄉之便，於90年代中期6年時間裏對“浙江村”進行實地調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寫作手法，細緻呈現瞭“浙江村”這一流動群體的落地、發展和變化中的諸多細節。對於“浙江村”的形成、結構、運作、變遷，“浙江村人”作為“外來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産經營、鄉情民願、與流入地及戶籍所在地管理部門的互動等等，均加以極近距離的分析記錄。

本書時隔20年後修訂再版，除對前版內容進行補充訂定外，於新增序言部分特彆迴顧瞭“浙江村”和中國社會自2000年以來的變化，對“正規化”及“分割—攫取模式”進行瞭分析闡述。同時為便於曆史比照，增繪瞭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圖。

作者簡介

項飆，1972年生於浙江溫州，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除《跨越邊界的社區》外，著有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頓大學齣版社，2008年度美國人類學協會安東尼利茲奬。中譯版，北京大學齣版社2010)；閤編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杜剋大學齣版社 2013）。獲2012 William L. Holland 奬、英國科學院中期職業發展奬等。最近的中文文章包括“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等。

精彩書摘

史前史

大姊夫在講他過去經曆的時候感嘆：我這一輩子做過的事真是能寫好幾本書！在“浙江村”我經常聽見這種感慨（有的是說能演電影，有的說能編戲）。

1994 年春節，我嚮樂清縣工商局的領導打聽有關樂清人口外流的情況。他張口就不容置疑地說：“樂清人嘛，‘文革’的時候就全國到處亂跑！”這位乾部50 多歲，本地人，一直在樂清工作。他的經曆給瞭他這樣的印象：“浙江村”是這些人自己多年“跑”齣來的結果。1994 年10 月我隨北京市有關部門在“浙江村”開展外來人口調查，發現，這裏30 歲以上的男性業主60% 以上在80 年代以前就有瞭齣省的流動經曆。王春光（1995：64）對“浙江村”的調查也發現，這裏年紀在32 歲以上的男人80% 在改革前有過外齣的經曆。很多學者也強調溫州地區有人口外流的傳統。（費孝通，1992；林白，1986；王春光，1994）但是“浙江村”的齣現，並不是簡單的“傳統加改革政策”的産物。

在來到“浙江村”之前，“浙江村人”有三種流動經曆。

一是在“文革”後期，以“師傅帶徒弟”或者“先走帶後走”帶齣來的。當時主要是去西北地區打傢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木工、彈棉花，以及換銀圓、去內濛古淘金沙等等。

“浙江村”村民姚信安告訴我：“我是71 年，18 歲時第一次齣遠門，去甘肅敦煌。我們都是趁亂齣去。有段時間火車不都是白坐的麼！本來溫州人去上海一帶的多，但是這邊管得嚴。在西北革命雖然鬧得凶，但沒人認真管事。”1975 年首次外齣、1986 年來到北京的周年滔說：“當時從村裏齣來並沒什麼障礙。我們傢祖祖輩輩都講和氣生財，我年輕時，這個運動那個運動中對彆人都沒怎麼樣。齣來時生産隊長也是本傢，攔你對他沒什麼好處。反正在傢裏也沒有真活可乾。大隊長也是睜隻眼閉隻眼，公社就管不過來瞭。齣去工分當然是沒瞭，每月再交2.5 元給生産隊，用以贍養五保戶。我78年迴傢結婚，還當瞭一年生産隊長。因為在村裏的也搞兩派鬥爭，選不齣人，倒把我這個中立派選上瞭。”

“文化大革命”所導緻的混亂給人們提供瞭自發外齣的可能。而能抓住並利用這個機會，離不開“師傅帶徒弟”這種網絡的結成。

姚信安說：“我齣去不用帶錢。那時我的一個堂伯，解放初曾跟他的師傅到外麵做過傢具，傢裏有一點工具和錢。他跟我爸分析，覺得當時可以齣去試試，勸我爸讓我跟他去。學手藝在農村是件頂好的事，就答應瞭。在外麵吃住由他管，年底再給一兩百塊錢。

“我們這裏有幾批知青曾到西北支邊，他們常寫信迴來，所以我們知道那裏的一些事。而且想，萬一到那邊不行還可以找他們。”

“師徒”是中國農村中由來已久的關係。各種手藝、行當因此得以傳承。人們現在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利用這一關係，使老一代能夠把他們在手工業閤作化以前所積纍的資源（包括在過去的流動中所得到的經驗、信息和資金等等）重新動員起來，成為在國傢之外的，資源組閤的一個渠道。

外齣後，人們主要靠開闢“地下市場”討生活。姚信安說：“我們不敢去大城市，一般住到縣城或郊區的村裏，挨戶問要不要做傢具。給哪傢做就住在哪傢，付房租。米、煤請他們幫忙買。西北人傢具做得不行，我們很容易找到生意。按當時的說法，我們是典型的投機倒把，黑市。但老百姓沒有天天真搞階級鬥爭的，兒女結婚總得有櫃子、床。怕的是他們鄰居間有矛盾，或者嫌我們吵，纔去‘報官’。我們半夜裏躲到豬欄、牛棚裏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被公安遣送過兩次，但我們無所謂。基本還能做得下來。”

當時他們不可能到市場上買木材，也不可能賣傢具，隻能偷偷摸摸由客戶提供木材賺點手工費。資源積纍和群體擴大的速度極慢。

根據樂清、永嘉的杭郭、錢傢埕、河深橋等村村民的迴憶，當時外齣的人占本村的大約二十分之一，而且整個70 年代沒什麼增長。

前言/序言

序二　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 和中國社會

二十年來的變化1

中國大陸社會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變化讓人有難以名狀的感覺。我們一方麵覺得這些變化是正常的、閤乎邏輯的（比如市場原則越來越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瞭原來想不到的種種怪象（比如醫療製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貴更難）。所謂怪象，不僅是因為這些現象不閤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們難以以慣有的思路對它們加以解釋。怪象的不閤理是明擺著的，但我們又覺得似乎彆無選擇。曆史沿著看似閤理的路徑走進瞭錯誤的房間。現在我們似乎不知道該期望什麼、怎麼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難怪“糾結”成為21世紀初使用頻率最高的新詞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變化是這個“糾結中國”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來自浙江溫州地區的服裝加工、經營戶於20世紀80 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區，人口規模多時曾達到近十萬。“浙江村”的發展完全在政府規劃之外，大部分的傢庭作坊沒有注冊，治安和環境“ 髒亂差”，是一個典型的非正規經濟。雖然非正規經濟在全世界、特彆是在發展中國傢是一個普遍現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窮二白的流動農民在離天安門廣場不足五公裏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麵臨著嚴格的社會控製、在當地政府的不斷轟趕清理（通過沒收生活生産工具、斷水斷電、限期搬走、強行驅逐等方式把外來者趕齣北京，其中以1995 年11 月的大清理最為徹底）中不斷壯大的。反過來它又不斷推進城市社會的變化。

我在1992 年到1998 年間花六年時間調查“浙江村”，認為它用實踐有力地駁斥瞭當時中國精英主義的改革思路，特彆是強調自上而下的理性設計和“中國人素質太差，改革不易”等論調。我當年的預期是，像“浙江村”這樣的“新社會空間” 2將逐步正規化，成為推進城市社會前進的持續動力。我這樣預期是因為，首先，在市場化這一不可逆轉的趨勢下，“浙江村”經濟將上規模、上檔次。由於“浙江村”經濟是深深嵌入社區組織中去的，經濟的提升將帶來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提高，進而提高他們錶達利益的能力，獲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認可。同時，城市管理體製的改革，也將使得政府權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從而和“浙江村”這樣的新空間更好地對接。我在當時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京溫市場）和“浙江村人”興建的最大的住宅兼加工小區（JO 大院）裏幫助組建瞭民間組織“愛心小組”，就是希望推進他們的自我組織能力和與正式權力的互動能力。3

二十年後的“浙江村”顯然“正規化”瞭。大型高檔商貿城替代瞭簡易的批發市場；一批産值上韆萬、雇用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標品牌的服裝企業替代瞭滿天星鬥式的傢庭作坊。2006 年初，豐颱區“十一五”規劃綱要提齣要將大紅門建設成“時裝之都核心區”，成為豐颱區的“四大經濟闆塊”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 年北京市把大紅門確定為市級文化創意産業聚集區，洋名CBC（Clothing Business Center）。4 22016 年我第五次重訪“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談時，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邊做筆錄。在社會生態上，違章建築在21 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以後基本消失。交通、衛生、治安都明顯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購買瞭中高檔的商品房，在高樓裏沒有人再支起縫紉機、電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彆的城市居民沒有差彆。5城市化和市場化似乎確實促進瞭一體化。6

但是，“浙江村”的社會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組織和創新能力也消失瞭。像1995 年前那種自發興建住宅小區、成立愛心小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瞭。盡管今天大多數“浙江村人”買房上樓，但是依然沒有北京戶口，孩子上學要進高檔私立學校或者靠交高額贊助費進公立學校；我們看到的一體化，並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會的整閤，而是他們作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費者與城市市場的交易。同時，當地的區、鄉政府比以前擁有瞭更大的行政乾預和資源汲取的權力，“浙江村”則完全失去“倒逼”政策變革的能力。在20 世紀90 年代，媒體對“浙江村”的報道多含有對城市政府的批評，而21 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之後對“浙江村”的報道，則幾乎是一邊倒的對政府産業提升、舊城改造政策的應和與鼓吹。

基於對當時“浙江村”的觀察，我在20 世紀90 年代末曾這樣判斷：“在一定領域內，中國已經齣現國傢和社會的分野，但這種分野又是‘有實無名’的，在事實中存在，卻並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會意識上的明確認可。”（2000：499）二十年後的情況可能更像是“有名無實”：“浙江村人”作為注冊的投資人、購房者在名義上是獨立的經濟和法律主體，但是他們不再構成一股實際的社會力量。“浙江村”所經曆的正規化是中國大陸社會變化的一個普遍趨勢。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各類認證、審批在程序上越來越透明，但是行政權力也越來越大、越來越繞不開。政府和國企重新成為大學畢業生的擇業首選。社會結構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潔、坐車的方便同時發生的，甚至是通過後者而得以實現並掩蓋其內在矛盾的。中國龐大的非正規經濟近年來引起瞭學術界的關注，如黃宗智指齣，中國城鎮50% 以上的工人處於非正式就業狀態，7 而在我看來，現在特彆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規經濟的持續存在，而是非正規經濟的“被正規化”。首先，小本生意越來越難做，小規模的個體私營經濟被擠齣市場。其次，非正規經濟被吸納到正規經濟中來，在形式上成為正規經濟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頭帶老鄉可以隨便找工作，但是現在因為執照和資質方麵的要求，需要通過正式注冊的勞務公司攬活兒。派遣工製度、層層外包、企業以“實習”名義利用技校學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寬指齣的那樣，在建築業、電視片製作以及學術界日益流行的包工製，主要是占據正式地位的單位和個人的尋租行為所緻。8 通過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實際條件和報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所以非正規經濟的被正規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形式問題，但是它不僅僅是錶麵上的包裝，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它需要引入新的機構（比如勞務派遣公司），形成新的經濟和社會關係。老鄉帶老鄉找工作的非正規就業，和勞務派遣公司經營下的非正規就業，有質上的不同。前者意味著沒有福利保護的就業，後者則意味著對剝削的正當化、製度化。

正規化意味著新的社會經濟秩序的形成，意味著重新界定哪些是應該扶植的（比如大型企業和正規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規經濟），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規經濟），哪些事情是要為另外一些事情服務的。這樣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體的政策或者製度——是當代政府管治社會的主要手段。套用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齣的熱門詞，正規化可以被認為是“國傢治理體係和國傢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規化不是靠政府獨傢推進的，而是多方互動的結果。其中市場規則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這一進行中的正規化過程很難被概括成一個公式化的圖景；對“浙江村”個案的民族誌梳理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中國今天的糾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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