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汪篯同誌在陳寅恪先生門下專攻隋唐史多年,很多文章是受陳先生的學術觀點、治學方法的影響而寫成的,師徒相承之跡,躍然紙上
內容簡介
本書輯選汪篯先生生前唐史相關論文,圍繞唐朝的騎兵、門閥、禁軍、吏治等問題,探究唐朝崛起與興盛的原因。字裏行間也顯示齣汪先生深厚的學養和紮實的功力。
作者簡介
汪篯(1916—1966),江蘇江都人。中國當代曆史學傢,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曆史係,1947年進入北京大學曆史係工作,師從陳寅恪先生。先後任北大曆史係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教授,文革初去世。畢生從事隋唐史研究,身後文稿劄記集為《汪篯隋唐史論稿》,計二十二篇。
精彩書評
汪篯同誌所用史料無不細加考校,從無信手拈來、濫事引用之處。這種嚴肅的治學態度,對於今天的中青年史學工作者來說,無疑也是應當繼續承襲的。
————鬍如雷
目錄
唐室之剋定關中
唐初之騎兵
唐太宗之拔擢山東微族與各集團人士之並進
唐太宗樹立新門閥的意圖
唐高宗王武二後廢立之爭
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關係
唐玄宗時期之禁軍及其統帥
唐玄宗時期吏治與文學之爭
精彩書摘
在隋末群雄並起時,雄踞山東的有李密、竇建德等,他們雖終於以兵力不敵歸於失敗,但絕不是沒有能力的人,所以都很受山東人的擁戴。竇建德死後,劉黑闥、徐圓朗於武德四年七八月間復起於山東[ 《舊唐書》捲一《高祖紀》。
黑闥是竇建德餘黨,圓朗是李密舊部[ 《舊唐書》捲五五《劉黑闥傳附徐圓朗傳》。
他們在舉事時,即以復用建德舊屬之文武和師效建德之設法行政為號召,一時建德的舊臣故將如王琮、劉斌、範願、董康買、高雅賢及其他文武,或加重用,或復本位。[ 《舊唐書》捲五五《劉黑闥傳》。
這時山東人所錶現的態度,是先有“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殺其長吏以應”[ 《舊唐書》捲五五《劉黑闥傳附徐圓朗傳》。
圓朗,魏又有“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 《通鑒》捲一九○唐高祖紀武德五年十二月甲子條。
唐室既係起兵於太原,而其後又以關中為根據地,其與山東人之間,自易發生隔閡。以故在唐初有變時,多用山東人去安撫山東。在李密歸降以後,唐所用的山東安撫大使是宗室淮安王神通,副使則崔民乾。鬍三省說:“崔民乾,山東望族,故使副神通以招撫諸郡縣。”[ 《通鑒》捲一八六唐高祖紀武德元年十月庚辰條鬍注。
這是極能洞燭隱微的。可是李密雖經降順,而其部將徐仍據舊境,未曾納地,於是隨從李密入關的魏徵,又以山東人的資格,自請安輯山東,勸說徐歸附。[ 《舊唐書》捲七一《魏徵傳》。
此後高祖在武德二年四月又派瞭定州新樂人郎楚之去安撫山東。此郎楚之便是大業中以山東人在朝廷結黨被韋雲起劾告配流的那個人[ 《舊唐書》捲七五《韋雲起傳》。
大概山東人很信服他[ 《通鑒》捲一八七唐高祖紀武德二年四月甲辰條。
凡此數例,都是以錶現唐高祖盡量設法,讓山東人感到相當滿意。
在高祖晚年,隱太子和太宗明爭暗鬥時期,太宗和建成都有利用山東豪傑的計劃。先發動的是建成一方麵。建成是聽瞭魏徵、王珪的勸告,謀得徵討劉黑闥行軍元帥的位置,因而進行結納山東英俊的。[ 《舊唐書》捲六四《高祖諸子傳隱太子建成傳》。
後發動的是太宗一方麵。太宗是在緊要關頭,纔派瞭鄭州滎陽人張亮到洛陽,陰引山東豪傑以作為萬一失敗的退路基礎的。[ 《舊唐書》捲六九《張亮傳》。
太宗這一方麵發動得太晚,所以張亮齣去,根本沒有收到什麼效果。建成、元吉這一方麵,則在山東羽翼已就,在隱、巢被殺後,山東的形勢又大為惡化起來。“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 《舊唐書》捲七一《魏徵傳》。
魏徵本來是山東人,原先曾在李密部下典掌過書記,又曾被竇建德俘虜過去,署用為太子捨人。歸唐以後,勸說擁有大片山東土地的徐降唐的是他,建議建成在山東結納豪傑的主謀者又是他,他和山東人必是保有著密切的聯係。因此,聰明的太宗,在赦免瞭他贊助建成的罪狀以後,就派他去安撫河北。他這次齣來,果然不辱使命,當在路途上碰到瞭被逮捕的太子韆牛李誌安和齊王護軍李思行時,他就自作主張地把他們貸宥。這樣,山東人纔覺得有瞭保障,山東便沒有發生問題。太宗大喜,從此對魏徵更加信任。[ 《舊唐書》捲七一《魏徵傳》。
這是魏徵報效太宗國士之知的第一聲,也是魏徵更受太宗國士之遇的初徑。
山東人對李唐皇室素無好感,對於太宗尤多嫌忌,而山東地區實為建都關中的李唐皇室經濟上的生命綫。唐初,財政上的收入,主要靠著租庸調,河北是當時蠶綿之鄉,“天府委輸,待以成績”[ 《通鑒》捲一九○唐高祖紀武德五年十二月壬申條考異引《太宗實錄》。
山東、河北戶口之眾,絕非其他各地所可比擬(四川除外)。[ 《舊唐書》捲三八、捲三九《地理誌》;《新唐書》捲三八、捲三九《地理誌》。
假如這一地區發生變亂,縱使能很輕易地把它平定,但是那加給朝廷的威脅,總是夠大的。山東既有人纔,這些人若不吸收用,便會成為促成變亂的因素。老謀深算的太宗,對於這一問題,當然是曾經有過斟酌的。
……
前言/序言
汪篯先生,江蘇江都人,1916年生於揚州,1934年鞦進入北平清華大學曆史係學習。“七七”事變後,他隨校到達昆明,1938年畢業於西南聯大。1939年夏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仍在昆明西南聯大。1942年鞦到1946年鞦在昆明西南聯大師範學院任教員,並在五華中學兼課。他善詩文,對唐詩饒有興趣,特彆愛好杜詩。
1947年6月,汪篯先生輾轉來到北平,進入北京大學曆史係工作,具體工作則是在清華大學協助陳寅恪先生寫《元白詩箋證稿》。北京解放後,他迴到北大,1951年以後一直在北大曆史係工作,先後任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1963年晉升為教授,1966年6月10日含冤去世,終年五十歲。
汪篯先生一生主要從事隋唐史的研究。他曾受業於陳寅恪先生,因此,在學術觀點和治學方法上都深受陳寅恪先生影響。正如鬍如雷先生在《讀〈汪隋唐史論稿〉兼論隋唐史研究》一文中所說,汪篯先生在解放前的“很多文章是受陳先生的學術觀點、治學方法的影響而寫成的,師徒相承之跡,躍然紙上。譬如陳先生的重要論點之一,是西魏、北周、隋、唐諸朝的上層統治集團例行所謂關隴本位政策,很多復雜的政治鬥爭均與此有關。《論稿》承其餘緒,並加以發揮,在《唐太宗之拔擢山東微族與各集團人士之並進》《唐太宗樹立新門閥的意圖》《唐高宗王武二後廢立之爭》及《唐室之剋定關中》諸文中都明顯而係統地貫串著這一重要論點……陳寅恪先生過人的優點之一,是觀察問題目光敏銳,往往能從常人所忽略的細微之處發現能說明重大現象的契機,這樣寫成的文章異常引人入勝,汪同誌確實也具有同樣的優點……陳寅恪先生治學謹嚴,每條史料都經過核校諸書方始引用,無一字一句苟且,此點素為後學所景仰。汪同誌在這方麵也繼承瞭陳先生的學風,所用史料無不細加考校,從無信手拈來,濫事引用之處”。
對於具體的曆史研究,汪篯先生經常強調認識曆史問題需要有一個過程。對曆史上一些重要製度和規律性問題,他認為“在研究過程中需要經過幾次反復,纔能比較接近曆史上的實際情況,得齣比較切閤實際的結論”。因此,他不囿於前人所說,也不堅持自己曾經有過的某些看法,而是在吸取彆人成果和自己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不斷修正自己的看法。因此,他對某些問題的研究,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例如,他對北魏至隋唐均田製的研究,是從1956年開始的,到1964年雖然已經形成瞭一整套看法,但他認為有許多看法還不成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在此期間,他不僅對均田製的認識不斷深化瞭,而且研究領域也大為擴展。他不僅研究和考釋瞭北魏、北齊和唐的田令,研究瞭包括敦煌西魏和唐的戶籍簿在內的與田令實行有關的材料,而且上溯商、周、兩漢的土地占有情況;他不僅研究瞭這些時期的土地問題,而且還探索瞭這些時期的生産力狀況以及階級鬥爭在土地製度變化中的作用。在研究工作中他總是這樣不斷深入,堅持運用馬剋思主義理論,探求曆史發展的本質。
他在研究中很注意對比研究。他總是把曆史看作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力圖從紛繁的曆史綫索中找齣社會發展的規律,劃分齣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他很重視前後的對比。他不僅在秦漢史方麵有很深的造詣,而且還下瞭很大的功夫鑽研商、周和戰國的曆史,為此還研究瞭金文以及《尚書》和《詩經》。他不止一次地錶示,自己對宋以後的曆史不熟悉,準備有機會進行鑽研。他還很注意把外國曆史和中國曆史,把歐洲的封建社會和中國的封建社會進行對比,既注意它們之間的不同點,又注意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力圖從這種比較研究中找齣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和各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
他在研究中不僅注意曆史發展的階段性,而且非常注意各個階段中的數量關係,經常進行各種統計和計算。從宰相的各種傢庭齣身到各官僚集團的成員,從各地區的人口到各地區的物産,從古代的耕地麵積到新中國成立前後的耕地麵積,他都進行過統計。在統計時,他注意分析,盡量按照事物發展的階段和特點加以分類,而不是把幾十年乃至數百年的人或事湊在一起簡單地加以平均。在統計時,他也注意對比,把幾個朝代的數字進行對照,以便從中發現變化的軌跡。
帝國風雲:從東周到漢末的權力嬗變 本書聚焦於中國曆史上一個充滿劇變與重塑的關鍵時期——從列國爭霸的東周春鞦戰國時期,到大一統帝國初創的秦漢之交與早期帝國(漢朝初期)的演進曆程。 這部著作並非單純的編年史,而是深入剖析瞭權力結構、社會思潮、軍事革新以及區域整閤的復雜動態,旨在揭示古代中國如何在漫長的分裂與統一的循環中,逐步奠定其核心的政治與文化形態。 第一部分:禮崩樂壞與思想的勃發(東周時期) 本部分將詳細梳理西周王朝衰落後,周天子權威的旁落如何催生瞭春鞦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 一、宗法秩序的瓦解與霸權的興起: 我們將詳細考察周王室在諸侯國競爭中的邊緣化過程。重點分析春鞦五霸(如齊桓公、晉文公)如何以“尊王攘夷”的名義,行使超越周禮的權力,以及這種霸權邏輯如何為後來的兼並戰爭鋪設瞭製度基礎。特彆關注血緣紐帶與政治利益的衝突,以及“弑君”事件在道德譴責與政治現實間的張力。 二、百傢爭鳴:社會變遷對知識分子的重塑: 社會動蕩催生瞭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本章將細緻梳理“諸子百傢”的核心理念及其對特定社會群體的吸引力。 儒傢思想的早期形態: 探討孔子與孟子(以及早期荀子)對“仁”“禮”“德治”的闡釋,分析其如何試圖通過恢復理想化的周代道德規範來應對現實的混亂。重點分析儒傢在士大夫階層中的傳播,以及他們如何通過遊說諸侯來實踐其政治抱負。 法傢思想的實踐邏輯: 深入剖析以商鞅變法為代錶的法傢思想,如何將國傢權力集中、高效的行政管理置於傳統道德之上。分析其在秦國推行的耕戰體係,如何徹底改變瞭戰爭的組織形式和國傢的資源動員能力。 道傢與墨傢的對比視角: 闡釋老莊思想對權力介入的消極態度,分析其在亂世中為知識分子提供的精神避難所。同時,對比墨傢“兼愛”“非攻”的社會組織模式,探討其如何在民間和遊俠群體中産生影響力,以及墨傢在軍事技術傳播上的貢獻。 第二部分:兼並的鐵蹄與帝國的藍圖(秦的崛起與統一) 本部分將聚焦於戰國後期,特彆是秦國如何通過其獨特的製度優勢,最終完成瞭對六國的軍事徵服,並構建瞭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一、戰國變法:秦國製度化的優勢: 詳盡分析商鞅變法對秦國社會結構的根本性重塑,包括軍功爵製對貴族世襲製的衝擊、統一度量衡和法律對國傢行政效率的提升。對比分析其他六國(如楚、齊)在變法中的保守與不足,從而解釋為何秦國能夠實現更徹底的資源整閤。 二、戰爭藝術與後勤保障: 探討秦軍在軍事技術上的進步,如弩機的標準化生産、鐵製農具在提高農業生産效率後對兵源的支撐作用。分析白起、濛恬等名將的戰略思想,以及秦國在工程學和後勤補給上如何支撐長期的遠徵。 三、秦帝國的建立與早期統治的睏境: 研究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統治方略,包括書同文、車同軌、郡縣製的推行,以及長城防禦體係的構建。重點分析焚書坑儒事件背後的政治邏輯——即對思想多元性的強行壓製,以及這種極權模式在麵對廣闊疆域和復雜民情時的內在脆弱性。 第三部分:漢承秦製與早期帝國的穩定(西漢初年) 秦朝的速亡為後來的漢朝留下瞭深刻教訓。本部分將分析劉邦集團如何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建立一個既能維持大一統,又能適度恢復社會元氣的統治模式。 一、楚漢之爭的權力博弈: 細緻描繪項羽的軍事天賦與政治短視之間的矛盾,以及劉邦集團如何利用地方豪強和知識分子的支持,最終形成對天下的掌控。分析楚河漢界劃定背後的戰略意義。 二、漢初的“休養生息”政策: 闡述“黃老之學”在漢初政治實踐中的地位。分析“輕徭薄賦”政策對戰亂後社會經濟的恢復作用,以及地方郡國並行製(初期對諸侯王的較大權力授予)的必要性與風險。重點分析七國之亂的爆發,及其對中央集權道路的再次檢驗。 三、文景之治的製度鞏固: 研究漢景帝時期平定叛亂後,中央政府如何進一步加強對地方的控製,並開始為後續的儒傢化改革積蓄經濟和政治資本。探討絲綢之路在這一階段的初步萌芽,以及它對帝國邊疆戰略的影響。 總結而言,本書試圖勾勒齣一條從鬆散的邦國聯盟到高度集中的帝國體係的漫長軌跡,揭示瞭中國古代政治哲學、軍事技術和社會結構變遷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瞭此後兩韆年的中華帝國版圖。 通過對不同思想流派的實踐效果及其對國傢形態的影響的對比分析,本書旨在提供一個多維度、富於細節的曆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