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刊史：第一卷（1815-1911）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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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兰肖，石峰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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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期刊史
• 期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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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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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史
• 报刊史
• 媒体史
• 出版研究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72422

版次：1

商品编码：12321890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9

字数：48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我国中文期刊出现已经有近200年历史。200年来，期刊媒体在民族意识觉醒、社会变革进步、文化科学发展以及推出优秀精神产品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总结期刊业的发展规律，探讨中国特色期刊业发展之路，中国期刊协会经过充分酝酿，决定组织出版一部诊断科学、史料详实的《中国期刊史》。
　　《中国期刊史：第一卷（1815-1911）》为《中国期刊史》之第一卷，作者在广泛搜罗各种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把研究时段定位于1815年至1911年的晚清这一重要社会转型时期，以期刊与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化轨迹为主线，按照时序将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与期刊的兴衰及传播效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询了中国近代期刊的产生、发展脉络、类型、清政府对期刊业的管理模式、期刊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等。

作者简介

　　刘兰肖，河北省唐县人。编审，历史学博士，新闻学博上后。主要从事新闻史、出版史、出版学、出版文化、新闻出版宏观管理等方面研究。已出版《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魏源评传》（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合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二十年》（合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专著，发表论文60余篇。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期刊出版时代的开启
第一节 晚清期刊出版的社会背景
第二节 晚清期刊观念的嬗变
第三节 晚清期刊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章 传教士与近代中文期刊的创办
第一节 海禁开放后社会环境的转变
第二节 传教士中文期刊的发展
第三节 传教士中文期刊的传播效果

第三章 国人自办近代期刊的高潮
第一节 维新运动与《时务报》等政论期刊
第二节 新学兴起与各类专业期刊的萌芽
第三节 社会启蒙与通俗性期刊的创办

第四章 庚子事变后期刊的鲜明办刊宗旨
第一节 政论期刊的成熟与辉煌
第二节 海外留学生创办的各类期刊

第五章 庚子事变后期刊的专业化知识传播
第一节 早期学术期刊与近代学术体系的建立
第二节 早期科技期刊和近代科技知识的传播
第三节 早期国学期刊与传统文化坚守

第六章 庚子事变后期刊的大众化读者定位
第一节 早期文学期刊的办刊路线
第二节 风行一时的白话报刊

第七章 图画期刊的发展
第一节 早期图画期刊的萌芽
第二节 《点石斋画报》与图画期刊的发展
第三节 早期图画期刊的繁荣

第八章 外文及民族文字期刊
第一节 早期在华外文期刊
第二节 早期少数民族文字期刊

第九章 晚清的期刊编辑思想
第一节 早期维新人士的办刊实践及理论探索
第二节 梁启超的期刊编辑思想
第三节 出版企业职业期刊人的编辑思想

第十章 晚清的期刊出版行业
第一节 期刊出版市场的形成
第二节 办刊主体的多元化
第三节 期刊发行传播网络的构建

第十一章 晚清的期刊管制
第一节 各级官报的创办
第二节 出版立法与期刊管制

第十二章 晚清的期刊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媒体力量的觉醒
第二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第三节 社会转型的记录

后记

精彩书摘

　　《中国期刊史：第一卷（1815-1911）》：
　　一、政治变革渐次推进
　　鸦片战争之后数十年间，列强一次又一次破门而人，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掠夺、侵凌和浸染的旋涡。与此同时，社会内部危机加剧，各地农民起义汇成强大的洪流，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打乱了清朝的统治秩序。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苟且偷安的局面无法维持，以奕新、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洋务派官僚，在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感觉到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古变局”，意识到中国的“长远之患在西人”。①他们以“自强”为目的，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抵御侵略，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中为清政府寻求新的出路。洋务派的崛起，标志着清廷权力结构开始转变，也标志着近代化推进力量的出现。在变法自强的共识之下，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首开其端的事业，不仅给近代中国留下了诸如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队等实绩，更促进了国人观念开始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从而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近代化转型。
　　19世纪90年代，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化事业遇到了严重挑战。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这场战争使洋务派苦心经营三十余载的洋务事业毁于一旦，丧师、赔款、割地，损失之重超过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外敌入侵之总和。在战争的硝烟中，中国人看到了中日两国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距，提出了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明治维新式改革的客观要求；而战后日渐形成的列强瓜分之局，又使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之祸。在此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仿效西方和日本的模式，通过改革政治体制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1898年6月到9月，光绪帝采纳康、梁等维新派的主张，发布一系列变法令，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军队；等等。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发动政变，镇压了戊戌变法，并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向各国宣战，失败后又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把中华民族推向濒于灭顶的绝境。
　　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下，清朝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传统的体制和统治方式已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局势。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逃难途中颁发上谕，宣示“改弦更张”，实行新政。清末新政从本质上说是传统政治体系内部的一次自我调节，不仅未能带来民族的振兴，反而造成了一个“洋人的朝廷”。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新政作为政治改革的前奏，使中央政权体制初步改观。其中，商部的设立，教育的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外务部的改设，适应了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和外交近代化的需要；新式学堂的兴办和选派留学生出国游学，造就了一代新式知识分子，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由此，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开始偏离数千年固有的发展轨道，走向一个新的历程。
　　……

前言/序言

　　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期刊在我国的产生，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思想传统来看，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为近代期刊的生长提供了深厚土壤。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尽管不同的朝代对于社会的主导思想流派有所变化或侧重，但儒家学说始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理念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和传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以积极人世的心态，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命运和社会前途，引导和启迪后世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在内圣外王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哲学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历代设立言官的监察制度以及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的逐步完善，也为知识分子实现其政治理想提供了体制的路径。由此，形成了重视立言、致力教化、崇尚清议的三大思想传统，为近代期刊在中国落地开花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一是重视立言。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①这“三不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深为后世推崇。特别是对于“立言”的追求，更左右了历代士大夫的人生方向。他们往往通过著书立说，“文以载道”，表达忧围忧民之现实关怀和对儒家仁政理想的不懈追求。他们都把“文”作为阐释“道”的途径。近代期刊的出现，让追求“三不朽”人生价值的新式知识分子看到了“立言”的新渠道新载体，从而对这一新传播形态产生心理认同。例如，王韬创立《循环日报》时，其高标的宗旨，正是“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①
　　二是致力教化。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在继承和发扬西周以来礼制原则和道德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倡导以“礼”“德”治国教民，强调“克己复礼”以达到“仁”的最高道德境界，通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到“明人伦”的目的，从而创立了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以“德”“礼”为核心内容、以“明人伦”为基本出发点的“以教辅政”思想。《苟子·王制》提出“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的主张；《礼记·学记》把教化的作用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特别是西汉以来，儒家思想教化的主张更被统治者所接受，嗣后历代都“莫不以教化为大务”。②随着教化的实践不断深入，教化的形式逐渐丰富，教化的意义也深入人心。从钟鸣鼎食之家到引车卖浆者流，教化对塑造人们的性格和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深受传统教化思想影响的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对于期刊的接纳，也源于对期刊传播知识、教化万民这一功能的认识。王韬认为，新报可以移风易俗，“辅教化之不及”，“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谇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诈，诪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似闾胥之觥挞矣”。③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时，在对《新民丛报》的宗旨和办报方针的论述中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渐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公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中国期刊史：第一卷（1815-1911）》 第一卷（1815-1911）：启蒙的号角，变革的序章 本书《中国期刊史：第一卷（1815-1911）》旨在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中国近代期刊的诞生、发展与演变，勾勒出从鸦片战争前夕的萌芽，到辛亥革命前夕百花齐放的壮丽图景。这一时期，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西方文明的涌入，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及知识分子群体日益觉醒的启蒙意识，共同催生了期刊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介。它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思想碰撞的熔炉，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也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第一部分：萌芽与探索（1815-1840） 本书的开篇，我们将目光投向19世纪上半叶，那个古老帝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显露颓势的时代。期刊的雏形，虽然尚未完全脱离传教士活动的范畴，但已开始显露其独特的社会功能。 传教士的福音与知识的播撒： 早期在中国出现的刊物，多为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教义、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及文化而创办。这些刊物，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The Chinese Repository），虽然带有明显的宗教目的，但其刊载的内容，如地理、历史、科学、医药、社会习俗等，却为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它们以中文为主，夹杂少量英文，采用定期出版的形式，奠定了期刊“定期性”和“连续性”的物质基础。本书将详尽考察这些刊物的创办背景、内容构成、传播范围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初步影响，分析其在传播新知、打破信息壁垒方面的早期作用。 本土意识的初步觉醒： 尽管数量稀少，但这一时期也零星出现了尝试用中文进行信息传播的早期实践。这些实践，虽然可能更多地以书信、小册子等形式存在，但其背后蕴含的用文字沟通信息、传递思想的冲动，已是期刊精神的萌芽。本书将考索这些零散的资料，力图勾勒出在国家民族危机初显的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社会、思考变革的端倪。 第二部分：战火中的新生（1840-1895） 鸦片战争的炮声，彻底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也为期刊的诞生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新的口岸城市成为思想交汇的中心，民族危机的加剧激发了更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些都为近代期刊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口岸城市的媒介中心： 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上海、广州、香港等地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以传教士创办的刊物为主，开始有了更系统的出版活动。例如，《香港教会新报》（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等，在报道时事、传播西方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将深入分析这些刊物的内容特点，如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评论，对西方科技的介绍，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维新思想的先声： 随着西方思想的深入，一部分开明士绅和官员开始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虽然此时尚未形成大规模的维新运动，但一些刊物已开始载有呼吁改革、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言论。本书将重点考察这一时期具有改革倾向的刊物，分析其思想来源、传播方式以及对后续维新思潮的孕育作用。 本土知识分子的尝试： 在西方刊物的影响下，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也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刊物。这些刊物，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尚不成熟，但已标志着中国近代期刊开始走上本土化、自主化的道路。本书将搜集和整理这一时期可能存在的本土刊物信息，分析其特点和局限性，以及其作为中国期刊独立发展的重要早期标志。 第三部分：百家争鸣的时代（1895-1911） 甲午战争的惨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极大地激发了民族危机感和变革的紧迫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近代期刊迎来了空前的发展高峰，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维新派的阵地：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积极创办报刊，如《时务报》、《知新报》等，成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动员社会力量的重要阵地。本书将详细剖析这些刊物的办刊宗旨、核心观点、宣传策略，以及它们在推动变法思潮、启迪民智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将深入研究其内容，包括对时政的评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对教育改革的呼吁等，以及它们在读者群体中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 改良派的阵营： 与激进的维新派不同，一部分改良派人士也创办了刊物，主张温和的改革，注重在现有体制内寻求进步。本书也将考察这些刊物的特点，分析其与维新派刊物的异同，以及它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影响力。 革命派的呐喊： 随着改革的受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通过创办《民报》等刊物，积极宣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的思想。本书将着重分析革命派刊物的内容，如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对三民主义的阐释、对革命理论的传播等，以及它们在聚集革命力量、动员民众参与革命斗争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社会改良与知识普及的刊物： 除了政治性的刊物，这一时期还涌现了大量关注社会改良、科学普及、教育发展、妇女解放等议题的刊物。例如，一些报纸附刊、杂志社出版的刊物，如《申报》的副刊、《东方杂志》等，在介绍科学知识、推广新思想、提升国民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将梳理和分析这些刊物的内容，展示其在推动社会进步、提升民众生活质量方面的贡献。 专业性与地方性刊物的兴起：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医学、教育、法律、农业等专业性刊物开始出现。同时，各地也涌现出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刊物，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风貌。本书将分类考察这些刊物的特点，分析其在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区域交流方面的意义。 第四部分：期刊形态与传播机制的演进 本书不仅关注期刊的内容，更注重对其形态和传播机制的考察。 刊物类型与形式的多样化： 从最初的传教士刊物，到报纸的附刊、杂志，再到具有特定主题的期刊，期刊的类型和形式日趋多样。本书将分析不同时期期刊在版式、装帧、篇幅、图文结合等方面的演变。 发行与销售网络： 期刊的传播离不开有效的发行与销售网络。本书将考察这一时期报刊发行商、书店、邮政系统在期刊传播中的作用，以及期刊销售渠道的拓展。 读者群体与阅读风尚： 期刊的生命力在于读者。本书将分析不同时期期刊的读者群体构成，如士绅、官僚、商人、学生、妇女等，以及期刊的阅读风尚、阅读方式的变化。 审查与控制：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期刊的出版与传播并非畅通无阻。本书也将考察清政府对期刊的审查制度、禁毁措施，以及期刊从业者在压力下的生存与抗争。 结语： 《中国期刊史：第一卷（1815-1911）》如同一部宏大的时代画卷，通过对近代中国期刊的细致梳理与深刻解读，展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运用新兴的媒介，发出启蒙的号角，探寻变革的道路。本书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的贡献，更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的一次深入回溯。它证明了，在民族危亡与社会转型的历史洪流中，期刊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变革力量，成为了照亮前路的重要火炬。

评分☆☆☆☆☆

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对特定刊物名称和发行年代的记录。它成功构建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态地图”。通过分析不同期刊的读者画像——他们是留学生、是地方士绅、是城市商人还是底层知识分子——我们能更立体地看到，现代性的影响是如何以不同的速度和形态，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肌理之中的。作者对期刊的装帧、字体选择、广告内容甚至发行成本的分析，都体现了深厚的跨学科研究视野。例如，书中对一些商业性极强的消遣类刊物的讨论，揭示了城市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兴起，这与严肃的政治批判刊物共同构成了晚清信息市场的多元景观。这种多层次的剖析，使得全书的论述丰满而立体，丝毫没有单向度的解读。读完此卷，我对“现代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审慎和复杂，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符号，而是充满了妥协、创新与挣扎的漫长过程。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颇具匠心，它并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推进，而是采用了主题与时间交织的方式，让读者能清晰地看到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所创办的刊物是如何相互影响、竞相发展的。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翻译期刊”与“本土原创期刊”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所展现出的辩证思维。早期的翻译期刊，无疑是引进了西方的科学、哲学概念，但在本土化过程中，这些概念如何被曲解、被改造，乃至被重新诠释，书里都有详尽的分析。这不光是翻译的问题，更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难题。阅读过程中，我时不时地会停下来，对照着书中的描述去想象当时的读者——他们是如何消化这些全新的、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知识的？那种知识的“涌入”和“消化不良”的社会状态，通过对期刊内容和发行情况的剖析，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本著作不仅记录了“事”，更深刻地挖掘了背后的“心声”和“思潮”。

评分☆☆☆☆☆

这本《中国期刊史：第一卷（1815-1911）》的阅读体验简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学术探险。作者的叙事功力非凡，将近代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巧妙地融入到期刊出版这一具体载体的演变脉络中。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梳理早期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时所展现的细致与耐心。那些早期的印刷品，尽管带着鲜明的西方视角和传教目的，却是中国现代信息传播的滥觞。从油墨的芬芳中，我仿佛能嗅到晚清知识分子群体对新知渴望的焦灼。书中对戊戌变法时期《时务报》等维新派刊物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揭示了这些期刊如何从单纯的信息传递工具，迅速蜕变为引导舆论、塑造国民心态的强劲动力。文字的编排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但又不失灵动，让人在沉浸于史料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那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激情。每一次翻页，都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情境的深入解码，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媒介变迁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评分☆☆☆☆☆

说实话，我一开始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阅读的，毕竟涉及“史”与“1911”这样的宏大时间跨度，很容易让人望而生畏。然而，作者的文字功底和史料的驾驭能力，让人不得不佩服。他成功地将一个看似边缘的“期刊史”提升到了考察中国社会转型核心议题的高度。对我个人而言，最震撼的是关于革命党人创办的秘密或半秘密刊物部分。在那个通讯不便、政治高压的年代，这些小册子是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如何通过隐晦的语言和象征性的符号来动员民众、传播反清思想的，简直是一部精彩的地下斗争史。作者细致地考证了这些刊物的发行网络、审查的规避手法，以及它们在海外华人社区中起到的凝聚作用。这部分内容，让原本严肃的学术研究带上了一种惊心动魄的戏剧张力，阅读体验极佳，完全不像在读一本纯粹的工具书，更像是在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史学向导，探索历史的隐秘通道。

评分☆☆☆☆☆

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原本以为它会是一本枯燥的学术专著，充斥着晦涩的术语和乏味的罗列，但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作者的笔触极其老练，他没有将期刊仅仅视为静态的文献档案，而是将其视为动态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活的有机体。比如，书中对晚清时期地方官绅创办的官式或半官式刊物的论述，就非常到位地展现了传统精英阶层在面对“西学东渐”冲击时的复杂心态——既想利用新工具，又极力维护旧秩序。这种张力被作者捕捉得丝丝入扣。阅读过程中，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光绪年间，上海、天津的印刷作坊里，排字工人与编辑们在微弱的煤油灯下争分夺秒赶稿的场景。这种富有画面感的叙事，让历史仿佛触手可及。特别是关于期刊如何影响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意识的探讨，视角新颖，极大地拓宽了我对“近代化”的理解。它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革新，更是思维模式和信息生产方式的根本性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