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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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艾尔曼 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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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71191
版次:1
商品编码:10128334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0-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52
字数:2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除了过去译成中文的若干篇论文外,此次文集中新翻译的五篇文章,所涉主题从尼采盛期哲学中所见来自亚洲佛教的影响,到经学在明清科举制度中的作用,所涉内容比较广泛。中文世界的读者应该会对有关尼采的文章感到兴味,因为尼采曾对王国维、鲁迅等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反之,我们亦需认识到,西欧早在19世纪晚期已颇受亚洲思想的影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叔本华对尼采、王国维都曾产生过影响。

作者简介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

目录

自序

尼采与佛教
叔本华与尼采
尼采与佛教

明代政治与经学:周公辅成王
经与权
汉、唐注疏
宋代观点
明初对周公标准之运用
明初经、传及典籍之编纂
明代对周公及永乐之治的观点
清代关于周公之辩论

道学之末流——从宋明道学至清朝考证学的转变
过去的复兴
古代与现代
学术话语的转变

18世纪的西学与考证学
导言
北京的算学馆
康熙朝的《历象考成》
古代中国算学的复原
古代中国算学的辑佚与校勘
《算经十书》的复原
宋元算书的重现
乾隆《四库全书》对西学的批评
清代《四库全书》中的天文算法
阮元与《畴人传》-_
文人们的自然学:经典与算学
考证研究时代文人们的算学
复兴古代算学的作用

作为哲学的考据:清代考证学中的观念转型
引言
知识的问题
“仁”的重估
从戴震到阮元
从阮元到焦循
义愤填膺者:方东树
结语:政见及其先决条件

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
综述
清朝末期的教育理念
教育、社会与考试
政治更新
社会再生产
文化再生产
权利、政治与科举
识经能力和社会层面
知识领域
权威丧失与去经典化
改革与革命

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
清代科举之演进
科举与经学正统
晚清策论题的汉学宋学之争
古文尚书之争
尚书策沦题之改变
科举乡试策论之改变
会试策论题之转变
结语
明清华南乡试中史学知识角色的转变
中华帝国晚期的史学研究
策问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
1516年浙江策问中的史学观
1594年福建乡试策问中史学策问
1654年的史学策问及答卷分析

经典释传与明清经义
语言、经学、书法和文化复制
八股文和成化十一年(1475)后的形式主义文风
科场外的文人异见

重思儒学
方法论问题,目标和方式
成问题的“现代化叙事
20世纪的儒学重塑
士人身份、医学和儒学话语中的性别
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儒家理论和实践
连锁性主题
儒术
对“中国”或“儒学”的种种借用
国家一社会构成的种种变形
术语

精彩书摘

  1516年乡试考官所出史学试题首先要求确定历史编纂的主要体例:“朱熹指出,《尚书》、《春秋》代表了古代史书的基本条例。《春秋》属编年体,按时间顺序全面记录的大事记。《尚书》分专题记述古史,以保存各种历史事件的完整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根据以《春秋》为范本的编年体以及以《尚书》为基础的纪传体区分史书。考官所出题目暗含下列假设,即只能运用“编年”和“纪传”两种方式研究历史。“结构与过程”也许是对明代儒士诠释历史方式过于现代的一种解释。但很显然,在前现代时期,中国的学者和举子都依照变化性和整体观的角度审视历史。
  1516年的考官认为,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是史学著作的杰出代表。但是,他们没有严格仿效前代经典史书的体例,因而受到后人的批评。考官显然认为,汉代史家不合经典法式。他们把效仿汉家史著成书的《三国志》视为《春秋》的背叛者,就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这一点。
  考官把史学问题融人理学框架,他们在这一框架中,把孔子的《春秋》尊为宋代理学的传心之道。批评汉及汉以后史学,赞扬宋代史家。指责汉唐史家不仅未延续道统,也未能在史学著作中传述《春秋》真谛。历史要服务于哲学,朱熹才是真正把握《春秋》真谛的史家。考官们似乎并未注意到,朱子有时也批评《春秋》,斥之为一部无足轻重的古史记录。他们也不在意后来考证派经常指摘的事实:宋学“心法”理论并非出自《春秋》,而渊源“四书”及佛、道学说。况且,朱子仅编过《通鉴提要》,该书为其门人编辑《纲目》勾勒出大体轮廓。与《家礼》、《小学》等明代推崇的朱子著作一样,《纲目》也是其弟子所编。
  这份策问最优秀答卷是余姚县学生龚辉所撰。他选《诗经》为专经,在1516年的乡试中位居第二。龚辉是一类有代表性考生的典型,他们没有选史学经典作为专经,但有足够的史学知识,出色地阐述有关史学的策问。考官发现,龚辉论述精辟,对史学理解透彻。由此可见,举子不论是否选与史学有关的经籍作为专经,以及掌握时文水平的高下与否,都要研究史学。

前言/序言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为我的第一部中文文集略陈感言。首先,我要向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自2007年3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起,葛教授便多次邀我访学及参与研究院的活动。其次,我也要感谢我的翻译者,包括此前若干篇论文的翻译者,以及这次五篇从未译成中文的论文的翻译者,他们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年轻学者。对所有的翻译者来说,将英语原文译成现代汉语并非难事,难的是要查找我所引用的中文文献。所幸的是,在这一方面,每一位译者都证明了他们作为历史工作者的素质,他们甚至还帮助我校正了英文原文的若干错误。
  除了过去译成中文的若干篇论文外,此次文集中新翻译的五篇文章,所涉主题从尼采盛期哲学中所见来自亚洲佛教的影响,到经学在明清科举制度中的作用,所涉内容比较广泛。中文世界的读者应该会对有关尼采的文章感到兴味,因为尼采曾对王国维、鲁迅等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反之,我们亦需认识到,西欧早在19世纪晚期已颇受亚洲思想的影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叔本华对尼采、王国维都曾产生过影响。
史海钩沉,文脉绵延: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的深度考察 本书并非旨在梳理某一部特定著作的脉络,而是试图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揭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背后那股深邃而持久的内在力量。我们所要探究的,是一段横跨数千年,贯穿了思想演变、制度塑造与社会风貌的宏大叙事。这段叙事,其核心在于“经学”的沉淀与流变,在于“科举”制度的兴衰与影响,更在于由此二者交织而成的,那独具东方智慧与东方神韵的“文化史”。 经学的基石:思想的源头活水 中国古代思想的浩瀚海洋,其最古老、也最具生命力的源头,无疑是“经学”。《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基石。它们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政治哲学、宇宙观念、治国方略,构成了数千年中国社会思想的主干。 然而,经学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自孔子垂训,历经孟子、荀子等先哲的阐释与发展,至汉代“独尊儒术”后的官方确立,再到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三教并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以及清代朴学与考据学的回归,经学思想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跌宕起伏,不断被重新解读、注解与融汇。每一次解读,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智慧与心血;每一次融汇,都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变迁与思想的进化。 本书将深入剖析经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命力所在。我们会审视汉儒如何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观察魏晋名士如何在《易》理中寻找人生超越之道,探究宋代理学家如何从《大学》《中庸》中构建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同时,我们也会关注经学在民间的传播与影响,它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乃至日常习惯。 科举的脉络:制度的演变与社会的脉动 如果说经学是思想的土壤,那么“科举”制度便是将这土壤转化为社会动力的关键机制。自隋唐开创以来,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成为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维系社会流动、塑造士人阶层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它以“学而优则仕”的逻辑,将经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作为衡量个人才干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 然而,科举并非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考试。它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政治史与社会史。从最初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到后来科目增设与精简;从考试内容的侧重,如初期的经义,到后期的诗赋、策论,再到宋代的“糊名”、“誊录”等防弊措施,每一步改革都反映了统治者的政治考量与社会现实的需求。 本书将细致梳理科举制度的演变轨迹。我们会探讨科举如何打破了门阀士族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的通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我们会分析科举对士人教育内容的影响,经学如何因此成为教育的核心,塑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独特面貌。同时,我们也会反思科举制度的局限性,例如对士人思想的束缚,对创新精神的压抑,以及其在后期演变为一种僵化的考试机器,对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考察科举制度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文化。它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维系国家运转、传承文化道统的责任。科举与士人阶层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权力与文化场域。 文化史的织锦:思想与制度的交响 “经学”与“科举”并非孤立存在的现象,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编织成了中国古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史。经学提供了思想的养分与价值的导向,而科举则将这些思想与价值转化为制度的驱动力与社会的实践。 本书将致力于展现这种文化史的宏大图景。我们会看到,经学思想如何通过科举的选拔机制,深入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例如,儒家关于“礼制”的思想,如何在科举考试中得到体现,并最终影响到朝廷的典章制度、官员的行为规范乃至社会生活的日常细节。同样,科举对经学的侧重,也反过来影响了经学自身的演变方向,使其更加注重实用性与政治伦理性。 我们会深入探究经学与科举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如何在“天人合一”、“民本思想”、“仁政理念”等经学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模型。又如何通过科举考试,将这些价值观内化为士人的普遍认知,并通过他们的实践,进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 更进一步,本书将目光投向经学与科举对文学、艺术、哲学等其他文化领域的深远影响。我们会看到,诗歌、散文、绘画等艺术形式,如何在经学思想的滋养下,展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人文关怀。科举制度也催生了特定的文学体裁与创作风尚,例如对试帖诗、八股文的偏重,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知识与才华的独特评价体系。 此外,本书还将审视这种文化模式的韧性与变迁。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的理学复兴,再到清代的学术转型,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史并非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复杂的互动、辩论与创新。经学与科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挑战与调适,它们如何应对时代的需求,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些都是本书将要深入探讨的重点。 超越时空的洞察:理解中国文化之根 本书的目标,并非简单地堆砌史料,而是希望通过对经学、科举这两个核心要素的深入考察,为读者提供一种理解中国古代文化之根的独特视角。它旨在揭示,在看似遥远的古代,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那些维系着社会运转的制度,是如何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文化品格。 我们将力求以一种严谨而又不失生动的笔触,展现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化的生命力。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思想的激荡,制度的变革,以及文化流转的脉络。通过对经学与科举的细致分析,我们不仅能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更能洞察其背后深层的文化逻辑与精神追求。 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思想史或制度史的书,它是一部关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探寻,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源流的追溯。它提醒我们,理解当下,往往需要回溯历史的深处;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深入其思想与制度的根本。本书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段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一段关于智慧、制度与人文精神的绵延不绝的叙事。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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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搭建得非常扎实。作者不仅仅是在罗列史料,而是在构建一个解释世界的模型,这个模型对于理解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些深层结构,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照系。我对其中关于某些传统价值观念如何在新旧交替中被重新定义的部分印象尤为深刻,那种对文化惯性与时代潮流之间张力的描摹,精准而富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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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笔实在是太迷人了,作者对历史的叙述充满了洞察力,读起来一点都不枯燥。我尤其喜欢他如何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的文献分析结合起来,让人感觉那些遥远的过去仿佛触手可及。他探讨的那些关于制度变迁和思想演进的细节,常常让人拍案叫绝,那种层层剥笋般的深入剖析,简直是学术大家的风范。每一次翻开这本书,都像和一位博学的智者促膝长谈,总能带走一些新的思考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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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选材极其讲究,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史料碎片,在作者的笔下都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他那种对文本细微之处的敏感,对历史语境的还原能力,简直令人叹服。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解不再是模糊的印象,而是有了一个立体且多维的认识框架,是对相关领域研究的一次重要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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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内容编排非常精妙,结构逻辑清晰得让人赞叹。作者似乎总能找到最恰当的时机引入一个新的视角或解释一个复杂的概念,使得整个阅读过程如行云流水般顺畅。我原以为这种深入探讨某个特定领域的书籍会让人感到晦涩难懂,但这本书的叙述方式却充满了节奏感,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沉静内敛,完美地平衡了学术的严谨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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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渐进式的,初读时可能更多是跟随作者的思路,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开始在脑海中构建自己的知识网络,甚至会不自觉地与书中的观点进行辩论。这种主动的智力参与感,是很多同类书籍所不具备的。作者的论证过程严密,但又留给读者足够的呼吸空间去消化和反思,非常高级的叙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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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很好,论点别致,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中华晚期帝国的思想文化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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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就埃尔曼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人们欢迎的、最繁忙而又最走红的小提琴大师之一,他一生始终坚持着持久的小提琴演奏生涯,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他的琴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世界之声,当时的音乐爱好者们几乎无人不晓埃尔曼的名字。1936年到1937年间,他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连续举行了五场独奏音乐会,共演奏了15部小提琴协奏曲,并将其总称为“小提琴文献的发展”。这一惊人的天才壮举,在当时的世界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从而使他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增添了光彩,后来,前苏联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也曾效法地而举行过同种类型的系列音乐会,而且水平和规模有过之无不及,这段经历,一时间在小提琴演奏艺术史上留下了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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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运动后期代蔡元培主持北大,至1946年正式离开北大,除了中间有几年短暂的离开外,蒋梦麟在北大前后20余年,占北大百年历史五分之一强,是到目前为止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当年中国,有两个“蒋校长”,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条资料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蒋校长”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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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曼本人的演奏,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崇高意境和美好趣味的典范艺术。他的演奏具有着丰润、宽厚和甜美的音色,这与他那极其平稳和富有控制力的出色运弓技巧是分不开的。在技术上埃尔曼强调最多的还是左右手的配合问题,他认为演奏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两个手的互相牵制而造成的,单纯地从一方面找原因是不能奏效的,而从另一方面乃至双方面都仔细观察寻找的话,往往使能够很快地发现问题的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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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5年春,高仁山他与好友陈翰笙(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查良钊,胡适等人在北就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 蒋梦麟和高仁山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1927年9月28日,高仁山遭张作霖逮捕。次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 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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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的自选集,汉学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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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态度很好,很不错的一次购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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