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此書,我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那就是“曆史的重量”被細緻入微地還原瞭。作者的筆觸極其老練,尤其擅長描繪人物的內心掙紮與政治手腕。例如,書中對格列高利十二世和若望二十三世的描述,就遠超瞭教科書上的刻闆印象。他們不再是簡單的“對立教宗”,而是身處曆史洪流中,試圖在維護個人權威與避免教會徹底分裂之間進行艱難權衡的悲劇性人物。敘事節奏的把握也堪稱一絕,在描述冗長而枯燥的理論論辯時,作者巧妙地插入瞭當時的社會背景,比如黑死病、百年戰爭對民眾精神狀態的影響,使得那些關於“誰擁有最高立法權”的爭論,立刻變得鮮活而緊迫。我仿佛能聽到那些古老大教堂裏,學者們激烈的辯駁聲,感受到空氣中彌漫的緊張感。這絕不是一部乾巴巴的學術專著,它更像是一部宏大的、充滿戲劇張力的政治史詩,隻是它的戰場設在瞭神聖的殿堂之內。
評分令人稱奇的是,本書在處理復雜的法律概念時,依然保持瞭極強的可讀性。麵對“公會議優越論”中的諸多法律依據——例如關於“教會整體性”(universitas fidelium)的解釋,或者關於“教皇非絕對權威”的論證——作者沒有選擇繞開,而是將其拆解成易於理解的邏輯鏈條。書中清晰地展示瞭,教會至上主義者是如何藉用羅馬法中的概念,為限製教皇權力構建起一套看似無可指摘的理論框架。但同時,作者也公正地展現瞭教皇黨人如何利用教義的靈活性和既有的教皇權威傳統進行反擊。這種平衡的視角,避免瞭將任何一方簡單地“臉譜化”,而是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在那個特定的曆史十字路口,哪種治理模式更符閤教會的“閤乎基督的本質”。這種智識上的嚴謹性,讓這本書的論證力量非凡,足以作為研究中世紀晚期憲政思想的入門或進階讀物。
評分從閱讀體驗上來說,這部作品的排版和引文處理展現瞭極高的專業水準。影印本的質感使得那些古老的拉丁文引文具有一種獨特的曆史厚重感,讓人仿佛能觸摸到曆史的紋理。雖然涉及到大量神學和法學的術語,但注釋係統異常詳盡,對於那些不熟悉特定教會術語的讀者提供瞭及時的幫助,保證瞭閱讀的流暢性。我尤其欣賞作者在引言中設定的那種宏大議題——即“權力是否可以被內在閤法地限製”——並貫穿始終地追蹤這個問題的演變。全書結構嚴謹,章節劃分清晰,使得讀者能夠清晰地跟蹤從阿維尼翁之囚到文藝復興初期,教會權威如何從一個神聖的、不可質疑的實體,一步步走嚮一個需要通過法律、共識與政治妥協來維持其運作的復雜機構。它成功地將一場神學辯論,轉化為一堂關於治理與閤法性的精彩曆史課。
評分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對教會內部權力鬥爭的梳理,更在於它深刻揭示瞭現代國傢觀念的萌芽是如何與既有的宗教權威體係發生碰撞的。當世俗君主們,例如法蘭西的腓力四世或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們,開始介入教會事務,他們本質上是在測試一種新的權力邊界——即世俗主權與神聖權威的相互關係。作者敏銳地捕捉到瞭,大公會議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中世紀普世教會觀嚮早期現代民族國傢觀念過渡的一個摺射。那些試圖建立更具代議製、更受限製的教會結構的努力,其實與同期歐洲大陸上其他政治實體尋求權力分散與製衡的趨勢遙相呼應。閱讀過程中,我不斷將書中的場景與後來的宗教改革以及歐洲主權國傢體係的建立進行對照,發現這種“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權力重構模式,有著驚人的曆史相似性,這無疑是本書最耐人尋味之處。
評分這部作品以一種近乎百科全書式的詳盡,為我們梳理瞭中古晚期至早期現代天主教會內部那場波瀾壯闊的權力角逐。它並沒有簡單地將“教會至上主義”(Conciliarism)與“教皇至上主義”(Papalism)視為涇渭分明的兩派,而是深入挖掘瞭這兩股思潮在具體曆史情境下的復雜交織與相互滲透。作者似乎花費瞭巨大的心力,去辨析那些晦澀難懂的教會法文本、神學辯論記錄,甚至包括那些充滿火藥味的教廷往來信函。我特彆欣賞它對“康斯坦茨大公會議”的敘事,它不僅僅是描述瞭那場曆史性的集會如何成功地終結瞭教會大分裂,更重要的是,它揭示瞭會議的參與者們,從神學傢到世俗君主,是如何在危機時刻,試圖重塑教會的憲製結構。這種對製度性變革背後深層動因的剖析,使得即便是對教會史不太熟悉的讀者,也能感受到那種山雨欲來的曆史張力。它成功地將抽象的教義爭論,錨定在瞭具體的政治現實之中,展現瞭權力結構如何在一係列危機事件中被重新定義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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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教會和教皇,乃是天主教的關鍵,這本書為我們展現一個天主教視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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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事實上,自1125年德意誌舊統治王朝滅亡,經過十幾年的皇位爭奪戰,霍亨斯 陶芬傢族於 1138 年奪得皇位。1152 年王朝的第二個皇帝紅鬍子腓特烈一世(1152—1190 在位)即位,與教皇亞曆山大三世之間展開瞭幾個迴閤 的鬥爭。1179 年教皇戰勝德皇。為防止以後皇帝乾預教皇選舉,製 訂瞭新的《教皇選舉法》,規定教皇須經樞機主教的 以上的人贊成纔 能當選。該法規至今仍基本沿用。此後,教皇開始瞭進一步擴大權勢的 活動,他動員各國教會法專傢製造輿論,鼓吹“教皇權力至上”,“皇 權來自教權”,“教皇有權廢黜皇帝”,教皇除嚴重傳播異端,不得予 以廢黜等。教皇在與德皇爭權的同時,還與英王展開瞭激烈的權力之爭, 迫使英王做瞭讓步。從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人類社會最初隻是些氏族部落,他們在接觸中為生存需要慢慢聯閤成部落同盟。部落的首領們為商議共同事項常聚一起開會。這些首領就是最早的貴族。他們的議事方式就是現代議會的前身。他們在本氏族部落內的權威是無可爭辯的。而通常定義為“國王”的那人,隻是他們中實力最大的一個部落首領,對彆的部落並無權威。所以這些血統貴族們對他們的王也不是怎麼尊敬,或者說,沒有什麼必須服從的義務和名分。曆史常讓人啼笑皆非。要知道啓濛時代的一些歐洲知識分子,夢想的正是中國的士大夫統治秩序:用知識分子來治國,取代那些愚昧無知、橫行不法的貴族和教士。但打倒貴族和教士後,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在一傢獨大的君權手裏的遭遇,他們卻沒料到。當然,他們幻想的是立憲製度,君主和知識分子新貴族們都在法律框架內行事,並沒打算讓君權過大。但沒有像封建貴族和教士那樣的實力,知識分子拿什麼逼迫君主遵守憲法呢?中國的士大夫們某種程度上也是和君王立憲的,他們的“憲法”就是儒傢禮儀法度。但中國皇室肯守憲嗎?英國王室守憲是因為英國貴族們手中的實力,不是因為知識分子們的君主立憲理論說動瞭誰。使現代資本主義民主製建立起來的是新興的資本貴族們手中的強大實力,不是因為民主理論感動瞭封建貴族。其實,教皇格裏高利七世認為,羅馬天主教是耶穌的第一個門徒彼得創立的,教皇是彼得的繼承人,是教會的最高首腦,其權力直接來自上帝。因此,教皇不僅在教會內部事務上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且其地位也超過瞭任何世俗國王和皇帝。教會從未犯錯,也將永不悔犯錯。掌管羅馬教會最高權力的教皇也是至高無上的和神聖的,他對一切人擁有審判權,而不受任何人的審判。這大概就是我對於這本書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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