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通往創新國傢之路:改革年代的産業創新》開篇以翔實的數據描述瞭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的滄桑變化。在第1章(計劃體製的遺産),《通往創新國傢之路:改革年代的産業創新》對改革前中國集中型國傢創新體係的形成過程和基本特徵進行瞭簡要迴顧和總結,並以此為基礎,考察瞭集中型科技體製的結構、行為和績效,從理論上分析瞭中國科技體製改革的方嚮。第2章(科學的春天)和第3章(麵嚮經濟主戰場)迴顧瞭1978年以來中國科技體製改革的曆史路徑。第4章對中國科技體製改革的進程做瞭一個新製度經濟學的解釋。第5章到第7章,針對一些代錶性的行業和企業,對改革以來中國國傢創新體係進行瞭微觀層麵的分析,考察産業政策、知識産權政策、FDI政策等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第8章從投入和産齣角度考察瞭中國國傢創新體係的效率。最後,第9章對《通往創新國傢之路:改革年代的産業創新》進行瞭簡單的總結。
作者簡介
寇宗來,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復旦大學産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産業經濟學、創新與知識産權、網絡經濟學及契約理論。在《世界經濟》、《經濟學季刊》、《經濟研究》等學術期刊發錶論文數十篇,主要著作有《産業經濟學》(捲一)和《專業製度的功能和績效》。
內頁插圖
目錄
0緒論
0.1“奇跡”的誕生:30年改革與中國經濟的滄桑巨變
0.2“奇跡”還是“神話”:粗放式增長何以持續?
0.3走進“黑箱”,揭開“謎底”:本書的研究方法
0.4本書的章節安排
1計劃體製的遺産
1.1“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方針
1.2“自力更生”為主導的技術戰略
1.3解放第一生産力:路在何方?
2科學的春天
2.1解放思想,“撥亂反正”
2.2恢復科技秩序
2.3積極嘗試,摸索前進
3麵嚮經濟主戰場
3.1第一階段(1985-1992年):“堵死一頭,網開一麵”
3.2第二階段(1992-1998年):“穩住一頭,放開一片”
3.3第三階段(1998-2005年):“科教興國”
3.4第四階段(2006年至今):鼓勵自主創新
4中國科技體製改革的邏輯
4.1技術市場方案
4.2組織重構與再造
4.3産業化環境建設
5中國高技術産業的發展
5.1中國高技術産業發展的支持政策
5.2中國高技術産業的發展狀況
5.3結論
6中國汽車産業的發展
6.1改革前中國汽車産業
6.2改革後中國汽車産業發展
6.3中國汽車産業政策及其效應
6.4結論
7中國企業走嚮世界所麵臨的知識産權壁壘
7.1DVD專利糾紛
7.2思科訴華為
7.3兩個案例的比較分析
7.4如何應對知識産權訴訟?
7.5增強知識産權保護:禍兮?福兮?
8中國國傢創新體係的績效分析
8.1科技活動的投入情況和行為主體
8.2科技活動的産齣情況和行為主體
8.3結論
9結語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1 計劃體製的遺産
改革開放前中國科技體製承襲瞭蘇聯的發展模式,旨在通過高度集中的國傢計劃實施“趕超”戰略,即在較短時間內趕上乃至超過發達國傢的先進技術水平,將中國建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對於此種模式的利弊,用辯證法一分為二的觀點看或許是比較恰當的。一方麵;基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的現實狀況,這樣一個“趕超”模式的形成和實施具有其曆史的必然性和閤理性,其典型成就是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瞭較為完善的工業體係和科技體係,而這為改革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奠定瞭相當厚實的基礎。但一方麵,正如曆史所證明的,這樣一種“趕超”型、集中型的計劃體製存在科技與經濟聯係“橫嚮阻隔”的內在弊端,無法為技術進步提供有效的激勵,難以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動力。
撫今追昔,本章將從國傢創新體係的視角對計劃經濟時代中國集中型科技體製的形成過程和運行機製做簡要的迴顧。這主要具有兩方麵的含義。第一,隻有良好地把握科技改革的初始狀態,我們纔能夠更加清楚地瞭解到科技體製改革的動力機製和演變過程。第二,考慮到中國改革是一個漸進式過程,中國科技體製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諸多特徵,不管是思想意識上的,還是製度建製上的,或許還會有些影響。
1.1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方針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共産黨長期革命實踐的重要精髓。正是在這種戰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産黨最終取得瞭革命勝利,順利地完成瞭社會主義改造。很顯然,中國共産黨認為這些從實踐中得來的成功經驗具有推而廣之的普遍性,理應用來指導今後的各種實踐活動。中國的科技體製乃至經濟體製的構建都充分貫徹和體現瞭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中國“集中型”科技體製乃是特定曆史環境下的必然産物,是整個計劃經濟體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産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思想在科技體製方麵的具體實現。所以,要窺得中國科技體製形成、發展和演變的邏輯,就必須將其在當時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下進行分析。實際上,這也正是國傢創新體係框架所強調的“係統性”特徵的關鍵所在。
1.1.1 産業結構:重“重”輕“輕”,重軍輕民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央政府麵臨恢復和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鞏固新生政權的多重目標。隨著1952年底國民經濟的恢復階段基本結束,中央政府著手製定和實施瞭第一個五年計劃,初步奠定瞭中國重“重”輕“輕”、重軍輕民的産業格局。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的要求,“一五”計劃所確定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助我國建設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製的農業生産閤作社,並發展手工業生産閤作社,建立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彆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傢資本主義的軌道,建立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
麵對建國之初經濟拮據、技術落後、人纔稀缺的情況,為瞭完成“一五”計劃,必須集中各種有限的資源,將“好鋼用在刀刃上”。為瞭能夠有計劃地集中和配置資源,中央政府采取瞭以下幾個重要舉措。
第一,“劃分收支、分級管理”的財政管理體製。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巨額的國防開支,財政收支嚴重脫節,大量的貨幣發行藏脅到金融秩序和物價穩定。為瞭剋服睏難,穩定市場,控製物價,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調配資金,中央政府實行瞭“統收統支”的集中化財政管理製度。根據1950年3月頒布的《關於統一國傢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全國各種重要物資由國傢統一掌握和支配,除瞭少數特許的地方稅種以外,所有的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國營企業的收入等,也全部歸由中央統一調配使用;與此同時,貨幣由國傢統一發行,所有分散在各個企業、機關、部隊的現金,交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管理,集中調度。
盡管這種“統收統支”的財政體係對於迅速穩定物價和金融環境起到瞭重要的作用,但它極大地限製瞭地方的主動性,阻礙瞭因地製宜地使用各種資金。為瞭解決這些問題,中央政府於1951年後開始推行“劃分收支、分級管理”的財政管理體製,全國劃分為中央、省和縣三級財政,在中央統一領導和計劃下,實行分級管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收支範圍、層層負責的財政體製。
第二,工農業“剪刀差”。中國的工業化是在農業占國民經濟絕對主導地位的背景下發生的。在無法獲得足夠的外部資金的情況下,如何積纍工業化所需的大量資金,就成瞭工業化所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與蘇聯一樣,中國實際上也采用瞭所謂的工農業“剪刀差”。這是一個由蘇聯經濟學傢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新經濟》一書中提齣的超常規趕超戰略,其核心是通過人為地扭麯工農業産品的比價,利用這樣的“剪刀差”剝奪農業剩餘,形成重工業發展所必需的大量資金。
為瞭實施工農業“剪刀差”,中央政府采取瞭按照國傢製定的價格對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而為瞭保證這種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也嚴厲打擊私人買賣糧食的行為。盡管中央政府汲取瞭蘇聯的一些教訓,主張在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下應該兼顧農民、政府的利益,反對嚮農民徵收“過頭糧”,但這並不會改變以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基本性質。工農業“剪刀差”政策對中國經濟的産業結構具有深遠的影響,這促進和加深瞭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
第三,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央政府看來,必須將各種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其變成可以高度計劃的全民或者集體所有製經濟。對此,國傢采取瞭多種措施,比如沒收、贖買、公私閤營等。與此同時,國傢也圍繞156個援建項目興建瞭一大批全民所有製的大型企業,這極大地加強瞭公有製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在“一五”計劃的1952—1957年間,國營工業産值占工業總産值的比重從41.5%上升到53.8%;集體所有製工業産值從3.3%增加到l9%;公私閤營工業産值從4%上升到26.3%;資本主義私營工業産值由30.6%下降到0.1%,個體工業産值由20.6%下降到0.8%。綜閤起來,到1957年公有製性質的産值已經增加到99.1%,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對主導地位。
以上幾個方麵,錶麵上看起來與中國科技體製無關,但它們實際上決定瞭科技體製賴以形成、發展和作用的經濟和製度環境。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當中國計劃經濟體製形成之後,中國科技體製的基本形態也就被決定瞭。
1.1.2 化零為整。集中管理
新中國成立前,由於常年戰亂,經濟蕭條,腐敗橫生,中國的科學技術沒有也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截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全國科學技術人員不超過5萬人,其中自然科學的專門研究人員更是不足500人。由於缺乏足夠和穩定的收入來源,研究人員經費不足、設備奇缺、科研條件惡劣,許多研究項目都難以為繼。各種專門研究機構僅有30多個,許多已經名存實亡;各機構相互之間缺乏配閤協調,處於一種各自為政的無序狀態。
很明顯,現有科學研究的匱乏和分散都無法滿足建設社會主義強大經濟和國防的強烈需要。既然中國科學技術還很落後,而要在短時間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就必須善於利用一切有利條件,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工作,采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針政策。正是在此戰略指引下,中央政府將稀缺的科技資源集中於進行以“兩彈一星”為代錶的國防科技,以及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科學技術研究。與此相對應,也對中國科技係統進行瞭改組和重建,最終形成瞭與計劃經濟體製相對應的集中型科技體製。“集中”主要體現在同步進行的兩個方麵,一是科技人纔和資源的集中,一是科技管理權和決策權的集中。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政府立即籌備和建立瞭直屬政務院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它具有雙重定位,既是國傢的最高學術中心,也是全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最高管理機構。
中國科學院在成立之後,立即在諸多方麵做瞭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按照消除重復、突齣重點、加強計劃的原則,中國科學院著手收編和調整已有的研究機構,將原有的24個研究單位精簡到17個,但也同時增設瞭4個新的研究單位,最終形成21個研究所,並將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些科學傢集中配置在中國科學院係統之中,這為日後進行各種具有戰略意義的研究課題奠定瞭基礎。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花瞭很大的精力,爭取在歐美的海外科學傢和留學生迴國效力,並嚮蘇聯和東歐國傢派遣留學生,藉此來緩解科技人纔極端稀缺的狀況。
……
前言/序言
好的,這是一本關於全球化背景下産業發展與國傢戰略的著作的簡介,完全不涉及您提到的那本書的內容。 《數字時代的重塑:全球供應鏈、技術主權與未來經濟格局》 簡介 在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全球經濟正經曆著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轉變。從“效率至上”到“韌性優先”,從“全球互聯”到“區域化與技術主權”的探索,一係列地緣政治與技術突破正在重新繪製世界經濟的版圖。本書《數字時代的重塑:全球供應鏈、技術主權與未來經濟格局》深入剖析瞭這一復雜而動態的轉型過程,旨在為政策製定者、企業高管以及對未來趨勢感興趣的讀者提供一個全麵而深入的分析框架。 本書的核心論點在於:當前的技術競爭已不再僅僅是企業間的角逐,而是上升為國傢戰略的核心議題。人工智能(AI)、量子計算、生物技術、以及半導體製造等前沿科技,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更是國傢安全與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關鍵籌碼。圍繞這些“前沿技術”(Frontier Technologies)的控製權爭奪,正在重塑全球供應鏈的邏輯與布局。 第一部分:全球供應鏈的範式轉移 過去三十年,全球化以追求成本最低化為核心驅動力,形成瞭高度專業化、跨國界、依賴“及時製”(Just-in-Time)的生産模式。然而,近年來,從新冠疫情引發的物流中斷,到區域衝突帶來的不確定性,都暴露瞭這種模式的脆弱性。本書首先探討瞭供應鏈從“精益化”嚮“韌性化”轉型的必要性與挑戰。 我們詳細分析瞭“近岸外包”(Nearshor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以及“中國+1”(China Plus One)等新興戰略的實踐案例。這些戰略並非簡單地撤離現有生産基地,而是在成本、風險、地理鄰近性與政治互信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書中通過對電子産品、關鍵礦物和醫藥供應鏈的案例研究,揭示瞭企業如何在多元化與效率之間進行艱難的權衡。特彆值得關注的是,技術壁壘的提高正在加速供應鏈的“去耦閤”(Decoupling)或“去風險化”(De-risking),這種趨勢將如何影響全球貿易的未來形態,是本書著重探討的議題。 第二部分:技術主權與數字治理的博弈 本書將“技術主權”定義為國傢在關鍵技術領域實現自主研發、生産控製和標準製定能力的集閤。在數字時代,數據成為新的戰略資源,算法成為新的基礎設施。圍繞數據流動、隱私保護、以及核心技術生態係統的控製權之爭,已成為國際關係中的焦點。 我們深入探討瞭各國在數據本地化、雲計算安全以及人工智能治理方麵的不同路徑。歐洲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及其後續的《人工智能法案》代錶瞭一種強調監管與倫理的路徑;而美國則側重於通過齣口管製、投資審查等工具來維護其在尖端芯片設計和製造領域的領先地位;亞洲國傢則在經濟效率和國傢安全之間尋找獨特的平衡點。本書對比分析瞭這些不同模式對全球技術標準和市場準入的影響,特彆關注瞭“技術鐵幕”或“數字陣營化”的風險。 第三部分:重塑未來經濟格局的驅動力 技術競爭的加劇正在催生新的經濟中心和産業集群。本書的第三部分著眼於這些結構性變化對全球經濟格局的深遠影響。 首先,綠色轉型正在成為新的産業競爭高地。從清潔能源技術到可持續材料,各國對綠色標準的製定權和核心技術的掌握權,將決定未來數萬億美元的市場份額。本書分析瞭碳邊境調節機製(CBAM)等政策工具如何影響傳統高碳排放産業的全球布局。 其次,人纔與創新生態係統的競爭日益白熱化。吸引和留住頂尖科研人纔,構建跨學科、跨部門的創新網絡,是各國提升競爭力的關鍵。我們考察瞭不同國傢在吸引國際人纔、投資基礎研究以及促進産學研閤作方麵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 最後,本書探討瞭新興市場在全球重塑中的角色。隨著新興經濟體在製造業升級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麵取得進展,它們不再僅僅是全球供應鏈的“組裝車間”,而是日益成為技術應用和創新的重要參與者。它們如何在現有大國博弈的框架下,爭取自身的戰略空間和發展機遇,是理解未來世界經濟的關鍵一環。 結論與展望 《數字時代的重塑》總結認為,未來全球經濟將是一個“多中心、多標準、高風險”的混閤體。企業和國傢必須放棄對單一、穩定全球化模式的幻想,轉嚮建立更具彈性的、基於地緣政治考量的“策略性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本書不僅描繪瞭挑戰,更提供瞭應對這些挑戰的戰略思維工具,幫助讀者理解並駕馭這場深刻的數字時代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