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时段为中晚唐五代，正处在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期，许多重要制度、社会风气的变革都发端于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重点在充分搜集史料的基础之上，对中晚唐五代进士科等主要科目及第者的社会出身、入仕途径、最高官衔、籍贯等进行统计，分析科举制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气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做到具体史料研究与宏观分析相结合。《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还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婚姻观念、选举观念的变迁，以及科举与士族、家族、社会风俗等社会层面的问题，借以推动学术界关注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者简介
金滢坤，男，1972年生，甘肃白银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先后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敦煌学硕士和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中正大学文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和人环总学部进行合作研究、访学。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科举制度史和敦煌学研究，曾在《中国史研究》、《文献》、《民族研究》、《光明日报》、《中国经济史研究》、《学术月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或摘编。与郝春文教授合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四、五卷）。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北京市优秀人才专项经费资助D类项目“晚唐五代宋初科举与社会变迁研究”、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敦煌寺院行事文书辑校与研究”。参加国家重大项目“中华大典·经济典”、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敦煌文献合集·史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的编撰工作。精彩书评
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得以惟圣作则，为官择人。有其才者，靡损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孙公子！莫不理推画一，时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众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目录
序一序二
绪论
第一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程序的完善与变革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的乡贡
一、中晚唐五代乡贡与冒籍
二、中晚唐乡贡与取解制度的逐步完善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锁院制度的确立
一、中晚唐五代锁院制度的确立
二、中晚唐五代锁院制度的逐步完善
第三节 中晚唐五代中书门下省复核和覆试制度
一、中晚唐五代中书门下的复核制度
二、中晚唐五代中书门下的覆试制度
第四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监察制度的初步设置
一、中晚唐五代惩治科场的违纪行为
二、中晚唐五代科举弊制的革除
第二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省试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的省试试官
一、中晚唐五代的省试知贡举
二、中晚唐五代礼部省试主司的社会出身分析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
一、唐代别头试的产生与子弟问题的出现
二、中晚唐科场覆试案与子弟之争
三、晚唐五代子弟之争的淡化
第三节 中晚唐五代座主门生、同年与朋党的关系
一、中晚唐进士朋甲与官僚朋党的关系
二、中晚唐五代座主门生的产生与科场风气
三、中晚唐五代座主门生、同年与朋党的关系
第三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选官制度的变迁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出身与铨选的关系
一、唐前期科举与铨选的变迁
二、中晚唐五代科举出身与铨选变革的关系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一、中晚唐科举与清望官的相关数理分析
二、中晚唐科举对清望官选任的影响
第四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人幕的关系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彰：选制度变化对及第举人入幕的影响
一、盛唐铨选制度变化与科举入仕的关系
二、中晚唐铨选制度变化与及第举人入幕的关系
三、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与升迁中央官的关系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及第第举人入幕的选择与程序
一、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风气与方镇辟府标准的关系
二、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对使府的选择
三、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程序与方式
第三节 中晚唐五代及第举人入幕对藩镇的影响
一、中晚唐五代及第举人入幕与使府唱和的关系
二、中晚唐五代及第举人入幕与乡贡、行卷的关系
三、中晚唐五代科举及第举人入幕与维护中央统治
第五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婚姻观念的变迁
第一节 唐五代科举与婚姻观念的变迁
一、唐前期的婚姻观念简述
二、中晚唐五代婚姻观念的变迁
三、中晚唐五代婚姻观念变迁的原因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榜下择婿风气
一、中晚唐五代榜下择婿风气的形成
二、中晚唐五代榜前择婿的出现
第六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变迁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阶层的变迁
一、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阶层的升沉
二、中晚唐五代科举出身的经济特权与社会阶层变迁关系
第二节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大士族的变迁
一、中晚唐五代进士科与若干大士族的仕宦关系
二、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士族向城市迁徙的关系
附录
附录Ⅰ：中晚唐五代宰相人名与出身简表
附录Ⅱ：中晚唐五代知贡举人名及职官表
附录Ⅲ：中晚唐进士科出身者入幕方镇分布简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程序的完善与变革关于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程序，以往学者多关注乡贡、府试、省试及考试内容、考试程序等制度方面的研究，但对在科举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和具体问题研究有所不足。中晚唐五代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一方面出现了举人冒籍应举、乡贡滥举、求谒、干挠乡贡、馆学衰败、省试猥滥等不良问题；另一方面，朝廷相关部门针对科举考试中出现的问题，逐步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完善科举考试的程序，力图使中晚唐科举考试逐步趋于公平、公正，为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程式化奠定了基础。本章主要从乡贡、冒籍、省试锁院、中书门下省复核和覆试、监察等方面来探讨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程序的逐渐完善和制度化。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的乡贡
关于唐代科举考试乡贡问题的研究，爱宕元《唐代乡贡进士乡贡明经》、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42-71、248-287）、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页30-3）、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页89-91）等论著，对行卷、府试及乡贡人数、乡贡程序等问题进行了大致梳理，但对科举冒籍、政府完善府试制度、加强府试监督等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此外，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重点从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了中晚唐五代进士行卷性质、内容等问题。罗联添《唐代文学史两个问题探讨》则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不同看法。近年李润强《唐代举子是用传奇行卷的吗》一文也对行卷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本节重点从中晚唐乡贡冒籍取解问题和取解制度的逐步完善两个角度来考察中晚唐五代乡贡变化的主要特点。
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取解考试和省试两级，其中取解考试分为州县乡贡府试取解和学馆考试取解，举人取解后方可参加省试。省试指尚书省举行的全国性常举分科统一考试，始于武德五年（622），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考，至开元二十四年（736）改为礼部侍郎专知贡举。
一、中晚唐五代乡贡与冒籍
关于唐五代冒籍行为很少有人关注，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页54-57）、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等少数论著中（页39-44），对唐代举子取解不本本贯的现象略有论述，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一文也提及唐代科举户籍问题，涉及了科举冒籍问题。以下对这一问题再做探讨。
（一）唐五代的乡贡与冒籍概述
1.唐前期的乡贡与冒籍
在探讨中晚唐冒籍取解之前，首先大致介绍一下唐前期取解的情况。唐代举子取解大概分为两类，一是州县举子通过州县府试之后，由州给举子发解，举子持解随物入贡，参加来年省试；二是在馆学的学生，由馆学组织考试，合格者发解，参加来年省试。唐初由于科举制度初设，科举出身者在入仕中尚未取得明显的优势，行卷和荐举之风尚未形成，因此，省试相对公平，还未出现省试登第人数与举子发解府州在区域上的比例明显失衡问题。因此，州县举人到它州冒籍取解的现象就很少见。
随着盛唐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省试诸州登第人数与发解人数的比例逐渐失衡，举子为了增加登第的机会，便附籍于登第率高的府州应举。天授三年（692），左补阙薛谦光曾云：“今夫举人，询于乡闾，归于里正而已。虽迹亏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乡闾。”稍后至景云中，州县乡里举人开始通过入学中央两监，取得馆监解，以寄应的形式取代在本贯取解。如《唐摭言》卷1《乡贡》云：“景龙元年（707），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于榜中。”可见起初唐代举子寄应现象始自州县举子附国子监取解，实际上就是一种冒籍行为。究其原因，两监出身的举人省试机会较大，世人较看重两监出身。因此，“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于是，随着举子寄应国学现象的日渐增多，礼部省试也逐步放宽了对举子在本贯取解的限制，以至冒籍应举的现象愈演愈烈，在开元天宝年间更为常见。如大诗人王维，本为蒲州人，并没参加本贯府试，而是与其弟同游长安，希望取得京兆解。王维以诗名游历权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岂料进士张九皋声名籍甚，也出入九公主之门，于是九公主牒京兆试官，令以张九皋为解头。王维也不甘人下，在岐王的指点下，竟然扮作伶人，为九公主演奏琵琶曲，并以此博得赏识，九公主遂令京兆府以王维为解头。这则故事虽然未提及冒籍问题，但根据唐代科举考试规定举人必须由本贯州府向尚书省解送，并要交纳解状。王维离开本贯由京兆府解送，显然系冒籍取解行为。
其实，举子王维的冒籍行为在当时已经很常见，礼部贡院还专门出台法规试图禁止府州乡贡中的冒籍行为。开元十九年（731）玄宗下敕规定：“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虽然玄宗朝臣已经认识到其中的弊病，明令举子到本贯取解，并对违反者进行一定的制裁，但是举子取解不本本贯的风气在开元天宝年间日渐泛滥。如开元中，越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安史之乱后，这种风气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大历中参加礼部省试的冒籍现象非常严重。因此，赵匡《举选议》云：“选人不约本州所试，悉令聚于京师。人既浩穰，文簿烦杂，因此偷滥，其事百端。故俗闲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这里所说的“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就是科举考试中的冒籍行为，显然比开元中更为严重。如永泰元年（766），就有东海郯人徐申，“寄籍京兆府，举讲士”。
2.中晚唐五代乡贡与冒籍问题的严重
中唐乡贡已徒存虚名，举人已多不由本贯州县学，而是通过投刺、延誉获得它州荐送，故有“投刺”谓之“乡贡”，又称“取解”，或日“得解”。因此，举子为了获得乡荐便持诗文巡游诸州，以期博得更多的荐举机会。如吴兴人沈亚之就“求贡于郡，以文求知己于郡之执事。凡三易郡，失其知，辄去”，最终取得了京兆解，于元和五年（810）登进士第。沈亚之公开称自己取解“凡三易郡”，足以说明当时中央和地方对它贯取解的冒籍行为控制的不是很严格，因此沈亚之敢公然宣称自己曾“凡三易郡”。特别是贞元以后，举子取解多不本本贯，以至乡贡“盖假名就贡名而已”，失去了举子由本贯乡贡的本意，意味着冒籍就贡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如河东闻喜人裴度，“少时羁寓洛中”，以“东府乡荐”。又大中元年（847），进士郑滂在本贯凤翔求解未得，便移举东都，后来又以本贯取解。又广明前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人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荐其入贡。又池州人张乔，“寓居长安延兴门”，大顺元年（890）以“京兆府解试首荐”，进士及第。
中唐以后随着荐举、行卷、延誉风气的盛行，举人借助亲友、故旧、宗亲、师友等社会关系冒籍取解的现象随之增加。中晚唐大诗人白居易，出生于洛阳，后来投靠在宣州溧水做官的叔父季康，并于贞元十五年（799），投取宣州解。又有樊阳源于贞元十七年（801），与人相约八月间赴长安取京兆解，九月间才到洛中，已经来不及取京兆府解，恰好其表兄任河南府密县令，招其到密县取解，只好应密县解。樊阳源是年以密县第六名被荐送河南府，河南府又以樊阳源为本府第六名荐送礼部。樊氏之所以得到河南府解，其表兄从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和初，欧阳詹孙澥出入场中已二十年，时在汉南，为宰相韦昭度相知。韦昭度“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
当然，也不乏一些举子持业投刺诸州长官，从而获得他州乡贡的情况。举子一旦不能确保本贯荐举，便主动到他州寻求相关府试人员或能够左右府试的人物的赏识，以期获得荐送，即所谓的“觅举”。这种“觅举”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公开寻求冒寄的行为。如李商隐，本为怀州河内人，“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837），方登进士第”。按照唐代科举考试的相关户籍政策，此类情况应该在发解州着有户籍。显然李商隐是通过投谒，得到天平节度使的赏识，获得汴州解参加科举考试的，这种情况，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作冒籍，并被当时社会所认可，但本质上是属于冒籍取解行为。
前言/序言
金滢坤来到厦门大学求学，是我接待的。他打算学习的是隋唐史，我觉得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史，首先是一部乡间史，必须对中国的农民和农业有深刻的了解，至少也必须怀有理解的同情，才能知其真髓。所以，我非常欢迎和重视来自乡村的学子，金滢坤恰好来自西北农村，家乡又是唐代边防和民族交错的地区，如果将这些自身条件融入唐史钻研之中，把潜能发挥出来，将成为研究上的长处。初次交谈，了解他在硕士阶段所作的研究，知道他已经在唐代社会史方面下了不少苦功，有了相当的基础。这次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金滢坤结实而憨厚，口讷而谦恭，对学术颇怀虔敬，不畏艰苦，只言片语中，让人感受到一种执着追求的顽强精神和青春活力。我的这点印象，和他以前的几位导师的看法相吻合。
对年轻学子而言，在功利而喧闹的城市里做古代史的研究，不但生活艰辛，还有出路茫然之忧。我自己也曾经负笈求学，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深知异乡学子之难。所以，我颇为担心金滢坤能否坚持得住。在研究生当中，因为情绪波动造成学习上起起落落的情况，既多见，也可以理解。可是，金滢坤好像有免疫之力，每天都那么平静地来到图书馆，阅读，做卡片，从不松懈。平平淡淡最是不易。
淡定就越发能够沉思，问题便被一个个发掘出来。在博士三年期间，金滢坤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他总能捕捉到新问题，并力图去考证解释。那时候还没有博士期间必须发表若干篇论文的指令性规定，这些文章是在阅读浩瀚史料时产生的一得之见，显示出他对于学术的敏感，可能考虑不一定周全，却有一股开拓和探索的朝气。
发表多篇论文之后，金滢坤对学术研究更有自信，研究方向也日益明确，他计划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考察唐代科举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足够吸引我了，那种古朴的色调和模糊却又充满历史感的图案，让人立刻联想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很感兴趣，尤其是科举，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走向。这本书的书名“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精准地概括了我的兴趣点，从一个相对较短但又极其关键的历史时期切入，深入探讨科举制度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相互作用，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期待书中能够详细阐述唐朝由盛转衰，再到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科举制度是如何在各种政治动荡和权力更迭中保持其生命力，或者又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它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对地方势力和中央集权关系的微妙平衡，这些都是我想要深入了解的。我想看看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历史线索，并且通过科举这个独特的视角，来解读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这本书或许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个从统一走向分裂，再孕育着新的统一的千年之交。
评分我是一名对历史中的“人”特别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虽然聚焦于制度与变迁，但我相信在其中也能找到许多鲜活的历史人物的踪迹。想象一下，在中晚唐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有多少寒门学子怀揣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梦想，踏上科举之路。他们的喜悦、失意、奋斗和挣扎，都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动人的篇章。而对于那些身处高位的士族子弟，科举又意味着什么？是锦上添花，还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我尤其想知道，作者是如何通过对科举数据的分析，来勾勒出当时社会精英的构成变化。例如，哪些地区的士人更容易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哪些家庭背景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理解，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科举是否真的提供了一定的上升通道，又或者只是在少数精英阶层中进行着有限的财富和权力再分配。我希望书中能够穿插一些生动的故事和案例，让那些冰冷的史实变得有温度，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命运洪流。
评分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来说，无疑是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科举制度的出现，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改变了人才选拔的方式，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在中晚唐和五代这个特殊的时期，政治格局的动荡不安，社会矛盾的此起彼伏，使得科举制度的运行显得尤为复杂和关键。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看到，作者是如何将抽象的制度分析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相结合，来呈现科举制度在这段历史时期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政局？又是否在地方割据势力抬头的情况下，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一个纽带？书中对于“恩荫”、“门阀”等与科举并行存在的选官现象的论述，也令我充满了期待。我希望作者能够对这些不同选官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更全面地揭示那个时代的权力结构和精英生态。
评分初次翻阅这本书，一股浓厚的学术气息扑面而来。书中的学术论证严谨，史料运用扎实，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对于中晚唐和五代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梳理，其细致程度堪比显微镜下的观察。从赋税制度的细微变化，到土地兼并的深层原因，再到商品经济萌芽期的发展脉络，每一个侧面都被作者剖析得鞭辟入里。我特别想知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举制度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是否成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作者在书中是否探讨了庶族地主阶层如何通过科举向上流动，以及这种流动对传统士族阶层带来了怎样的冲击？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我们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但这本书似乎试图通过科举这个制度性因素，来解释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变迁。我对书中关于“乡举”和“征辟”等早期选官制度与科举制度的过渡与衔接的论述很感兴趣，这部分内容或许能揭示科举制度并非一夜之间成熟，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评分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必须从其核心制度入手。而科举制度，无疑是塑造中国古代社会最关键的制度之一。这本书将目光聚焦于中晚唐到五代这一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恰逢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前的辉煌与之后的动荡交织，孕育着新的希望。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解析，科举制度是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它是否推动了文官集团的崛起？又是否改变了传统士族与新兴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形式以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进行细致的考察。这些细节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是如何通过科举得以传承和传播的。而对于五代十国这个相对混乱的时期，科举制度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它是否依然能够有效地选拔人才，抑或在乱世中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这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揭示，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科举制度如何艰难维系，又如何与社会的洪流一同前行。
评分还行吧。。资料比较全。
评分研究唐代科举很好的参考资料。
评分还行吧。。资料比较全。
评分科举之名始于宋代。唐代贡举制度宋以后也习称为科举，因为它已具备了科举制的最基本的特征，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陈子昂，李白，韩愈，白居易，岑参……这些熟悉的身影奔波于大唐帝国的科举之途，犹如今日的我们拥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长安春色图":既有春风得意的快乐，也有落魄江湖的辛酸……《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时段为中晚唐五代，正处在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期，许多重要制度、社会风气的变革都发端于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重点在充分搜集史料的基础之上，对中晚唐五代进士科等主要科目及第者的社会出身、入仕途径、最高官衔、籍贯等进行统计，分析科举制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气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做到具体史料研究与宏观分析相结合。《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还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婚姻观念、选举观念的变迁，以及科举与士族、家族、社会风俗等社会层面的问题，借以推动学术界关注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评分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评分还行吧。。资料比较全。
评分该成果认为，唐代科举制度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积累相当厚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研究领域。因此，要在唐代科举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该选题则是避开了学界对唐前期科举制研究集中、成熟的现状，选择中晚唐五代，是因为这一时期正处在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期，许多重要制度、社会风气的变革都发端于这一时期，抓住了中晚唐五代科举研究相对薄弱的特点，从科举与社会变迁的角度大大拓宽了科举研究的视野，使科举制度研究取得了一个新突破。
评分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评分第三章从中晚唐五代的省试试官、别头试与子弟之争及座主门生、同年与朋党的关系等层次探讨了中晚唐五代科举省试与社会变迁。作者认为中晚唐知贡举主司多以礼部侍郎、中书舍人等清望官为主，礼部省试的权知贡举使职化，有效地选拔了天下英彦，对防止省试舞弊现象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知贡举主司的高科第出身，即高文化素养，是省试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主导权控制在士族、小姓手中，士族和小姓仍然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优势地位，这些重要的论断，前人已有提及，值得重视。作者还认为中晚唐子弟问题的出现是中唐以后以科举出身的新旧两大官僚士族势力展开权位和利益争夺的结果，随着党争的强弱，子弟问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最终代表以科举出身的新兴官僚士族牛党全胜，子弟问题主要变成官僚阶层内部利益分割的问题，并逐渐淡化；而进士朋甲也只是政局变化的一个附属品，座主门生、同年关系变成了官僚仕宦相互提携的重要纽带，也是中晚唐朋党形成和党争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座主门生、同年关系容易导致党争，在政治上易受牵连，同时对国家官僚队伍的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妨碍了皇权，中晚唐五代的座主门生关系逐渐受到限制，并向“圣主门生”的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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