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錢穆先生全集，在颱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颱灣聯經齣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齣版。作為海峽兩岸齣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齣版，對原版本進行瞭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麵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寅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目錄
序上捲
一 中國文化與中國青年
二 中國文化與中國軍人
三 建國三路綫
四 東西政治精神之基本歧異
五 東西文化學社綠起
六 東西人生觀之對照
戰後新世界
世界文化之明日與新中國
新時代與新學術
中國民主精神
齊魯學報創刊號發列詞
中國固有哲學與革命哲學
中西文化接觸之迴顧與前瞻
中國思想界的齣路
從兩個世界說到兩種文化
如何建立人文科學
新原纔
病與艾
過渡與開創
現狀與趨勢
……
下捲
精彩書摘
惜乎今之大學教育，則違此目的尚遠。姑舉今日一般大學青年之意誌與趨嚮，印其所想望與希求於大學者而言。今日大學青年之想望與希求於大學者，約而言之，不外兩端。一曰職業，一曰智識。求職業者，如應考工、農、商、礦各學院者皆是。外此則大率為求智識者。職業與智識，其事非不相通，求職業必待於修習相當之智識。然投考工農學院之青年，其第一目的在謀職業，而關於工農本身之智識屬其次，故曰其意在求職業。其他學科與職業頗無顯著直接之關係，如投考文學院修習曆史與哲學，此固不與職業直接相關，特彼輩以為苟具相當智識，則職業自可相因而獲，牽連而緻。故其事雖相通，而不害謂此輩之意在求智識。職業與智識，亦為人生中一事，然殊包不盡人生，抑且非人牛之普遍與根本者，且亦非人生之緊要與精采處。何以言之？自昔以來，職業與智識，即為人生所追求，然其間自有分岐。平民與貧者，其誌多在謀職業，而貴族與富人，則其誌多在獲取智識。自富有者視之，職業似不如智識之重要；而在貧乏者之心目中，則智識亦每不如職業之可貴。故此二者，易地互觀，皆不見有普遍之重要性，而實有一共通相似之點，印縱此二者之所趨，則必日陷於狹窄之境，此即今日之所謂專門化。
何以求職業必趨於專門化？緣人事日嚮分工，必專精一技，乃可期於熟練而達於最高之效率。故誌求職業，則為外界條件所限，自必趨於專門。見異思遷，必遭失敗，此事盡人易曉，不煩多論。
何以求智識者亦必趨於專門化？是則稍當申說。夫求知者必懸兩境以為趨赴。一曰在我則為無所不知，二則在人則為一無所知，而後可以盡其求知之能事。否則在己郎多所不知，而在外又盡人共知，此則不足以為我有知。然人生有涯而知也無涯，今既專為智識而求智識，則首先必當劃一範圍，在此範圍內者務求其無所不知，而在此範圍之外者，既已不預我事，雖一無所知，固無害其於我之為有知。而此範圍，就理想言之，又必求其在先尚不為人知者，而後在我之無所不知，又在人為一無所知，庶可以充足錶示其我有知之能事。否則盡人共知者，何得獨曰我有知。故知求智識亦必趨於專門化，而此專門化者又當時時在變動中，實則其事固與求職業者蹊徑相似，意態亦相肖。
故職業在求能，而智識在求知，而「知」與「能」之能事，則必在求知人之所不知而求能人之所不能，夫而後其知能之意義乃顯，其知能之價值乃高。故其求知與能之路嚮與目標，先則求其專，繼則求其新、求其異，求其能齣奇而製勝。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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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一、錢穆執教中學的經曆 1．研教閤一，著述皆由講義來錢穆自幼喪父，中學畢業後因傢境貧寒無力繼續升學，遂在小學任教，開始瞭教書生涯。 1922年鞦，錢穆在無锡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任教一月後，便轉往廈門集美學校，任該校高中部師範部三年級畢業班國文課。此時，錢穆已治學多年，對中國文學史自有心得。第一堂課就講授曹操的《述誌令》，提齣曹操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特殊地位，言之有據，新意迭齣，深得學生的稱譽。這一時期的積纍，對於後來錢穆寫作《近三百年學術史》《史記地名考》《莊子纂箋》等史學著作均有幫助。後由於發生學潮事件，由於校方處置有失公允，錢穆返迴瞭傢鄉。 1923年至1927年，錢穆任無锡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國文教師，度過瞭較為愉快的四年時光，不僅為師備受贊賞，自己的學業也多有長進。學校規定，國文教師除瞭隨班遞升講授國文正課外，每年還要兼開一課，第一年為文字學，第二年為論語，第三年為孟子，第四年為國學概論。各教師多自編講義。錢穆於這四門課皆下功夫研習講授，所編四部講義，除文字學講義不存外，其餘均結集齣版。錢穆曾言：“至是成此四稿，始為餘正式從事著述之年。然此四稿，皆由學校課程規定而來，初亦未敢遽以著述自任也。”[1]（pp．138）錢穆編寫講義的學術水準非同一般，包含瞭錢穆平日讀書的心得體會，所思所想，頗有見地與分量。當年的學生迴憶說：“我聽瞭錢穆一年課，他教《論語》《孟子》。他教的與彆人不同。錢穆在學問上，喜創新，喜突破彆人做過的結論，總是要自己想，執著自己見解。學生們對他很欽服。”[2]（pp．81）由此可見，錢穆將課餘的治學研究與課堂教學融為一體，學術生涯與為師的事業緊密相連。 2．恪守本職，現書生本色 1927年，錢穆轉入蘇州（江蘇）省立中學，任全校國文課主任教席，教最高班兼任班主任。此時，由於國傢處在動蕩中，政府無暇顧及教育事業，經常拖欠教師薪資，一些老師便會為此抗議罷教，這樣的老師通常都會受到學生的敬仰。錢穆不瞭解此狀況，依然按時登上講颱。學生素來佩服錢穆的學問和為人，便有人告訴他事情本末，希望錢師也參加罷教。錢穆聞此大為詫異，認為學校欠薪是暫時的，而課業則是事關學生前途的大事，豈可任意停課。因此錢穆不僅沒有罷教，反而勸告學生應安心讀書[1]（pp．142～143）。 錢穆認為，老師教授，學生學習，這是教育的根本。盡管時世艱難，時局動蕩，教師和學生仍須恪守本職。作為一名恂恂儒者，錢穆抱有一種平和、漸進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反對暴力革命與激進運動，反對學生參加各種學潮和政治活動，認為學業纔是學生以後安身立命之根基，不能隨意荒廢。這錶現瞭錢穆作為一名教師的責任感和書生本色。但中國當時處在緊迫的救亡圖存的現實環境中，教育能否按照既有軌道運行，似乎是一個曆史進程中的二律背反。曆史事實證明，這對矛盾最終還是被暴力革命所打破。盡管建設難於革命，但在內憂外患的現實麵前，單靠教育救國終究式微。 二、錢穆中等教育思想述要 錢穆於1922年至1930年間在廈門集美學校、無锡三師、蘇州中學等校執教九年，這是他學問厚積薄發的階段，並終因一部《先秦諸子係年》得到顧頡剛的賞識。顧頡剛一句“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曆史”改變瞭錢穆的人生軌跡，從此以後他開始在中國最負盛名的大學任教，這一年錢穆36歲[1]（pp．147～152）。 執教中學九年，錢穆對於中等教育問題非常關注，曾多次撰文，發錶自己對中等教育改革的意見與建議，言辭懇切切中要害。事隔半個多世紀後，再讀這些文字，猶能體味到其中的睿智與深刻。而當下的中等教育狀況仍不容樂觀，因此，重新發掘與解讀錢穆關於中等教育的思想，仍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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