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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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导言论述历史与史学的本义，然后分论史学是否科学、史学的今昔、史学的目的、史学的功能、史学的分类、史学与各门学科的关系，无论从结构的严整还是从分析的细密来说，都更加成熟，其论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是当时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历史哲学话题，在论及史学与各学科关系这样的老问题时，将其置于史学的多学科研究的意义上！强调博学淹通、凡百学问无绝对独立者，颇见新意而且在论及具体学科时，也多涉及具体的理论问题，如讲到与地理学的关系时，涉及到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历史理论问题的看法，而并不在史学概论性著作中单独列出若干历史理论问题，从而既保持其论述的一致性，又未全然放弃对一些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其结构安排还是颇具匠心的。内容简介
史学是什么一个问题到此便可暂且解答如次，研究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理论和搜辑鉴别整理史料的最可靠的方法与必需的技能的学问，就叫做史学。[史学]既以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干，所以从柏恒以来东西各国学者所撰的史学通论都是在一册书内就要讲述到两方面，不知近代历史的理论和研究的方法已经日趋复杂，尤其是研究法现已由文字的史料进展到遗物，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都极专门。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导言中外学者将“历史”与“史学”混为一谈的．实例 中国“史”字的本义--“历”“史”二字所以联为一词的~几种说明--欧洲“史”字的本义--中外学者“历史定义”的分别批评-一著者私拟的“历史定义”凡百学问的起因--中国产生“史学”的经过--近世欧美日本“科学的史学”发达的大概情形--德法英美“史学”著述的特色--中外学者“史学定义”的批评--著者私拟的“史学定义”--本书所以不像一般“史学通论”兼讲述“历史方法”的理由--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实有分为二书的必要
第二章 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鉴定
鉴定“史学”是否“科学”的重要一中外学者否认“史学”能成为科学的实例--“科学”的原意--“史学”为广义的甚且为狭义的科学的说明--科学的种类--一般科学家（或可称“史学的外行”）对史学性质的种种意见--“史学”附属于“心理学”或“生物学”等的不当--内行的历史家对“史学”性质的意见--从史学的“材料”和“方法”上辩其绝非“主观的科学”而在某程度上实接近“客观的科学”--“史学”与“社会学”在“目的”和“方法”上均不相同故二者的界限不应混淆--稳健派鲁滨孙和施亨利承认“史学”可成为科学的理由--席勒教授对历史在将来为其他科学所消灭的误测--“史学”永不能为其他科学所吞并的理论上或事实上的根据
第三章 史学的“今”与“昔”
中外学者都有喜用“新史学”“旧史学”的名词的习惯--“新史学”一词的不妥当--昔日史学理论不健全和方法拙劣的根本原因--昔日史家选择材料的错误--随便记录人名地名而缺乏内容--喜欢叙述骇人听闻的奇事--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中外史籍的实例--辩《二十四史》并非全系“家谱”或“相斫书”--昔日史家所用方法的拙劣--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现时史家所最应注意的几个要点--“目的”须正确--材料的范围须尽量扩张--鉴别史料的方法须极端严格--别种科学的研究须利用为解决困难问题的工具--总结“今”“昔”之称有“相对的”妙用而不似“新”“旧”之成为绝对无通融之余地
第四章 论历史的正当“目的”昔日史家常为某种“目的”牺牲客观事实--欧洲历史的垂训主义不如中国流行之广--《春秋》的影响《二十四史》、前、后《汉纪》等书摹仿的实--郑樵、袁枚、梁任公师、陈剑谭等对这派的非难--杜佑《通典》及司马光《通鉴》为“资治派”的代表作--著者对此二派的批评--阐扬宗教的史籍在数量上中国远不及欧洲之多--这派所以在中世纪独盛的原因和在近世终被淘汰的必然性--欧洲以历史提倡爱国的由来--普鲁士史学派的成立--东西各国竞相摹仿的情形--国际事件有公平记载的必要--历史“目的”并非玄奥不过只是求得真象
……
第五章 论历史的功用
第六章 论历史的分类
第七章 论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科学
精彩书摘
群众的，才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总之，意志不是自由的，伟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按所说甚是，惟“意志自由”问题牵扯得很大，浮田和民氏在所著《史学通论》驳有一派主张“人间有自由之意志则历史学不得成为科学”的话说：……意志之发起也，必有理由，而理由者以斯人之天性，之天然境遇所基础者也，故借令意志之有自由，而但能自由有限，且自由能受法则之支配，则历史一学亦何难定为科学？然当人类知识尚未完全之时，则历史决不能达于科学之地位，诚以历史及社会之事不特关于个人之意志，直关于众人之意志之作用，故苟能使个人之心理学成立，并社会之心理学亦成立，则历史之成为完全科学也何有焉？……现在既知人类意志的自由很为有限，而历史又极富于客观的性质是在已前这曾说过，是浮田和民氏的态度应该更为积极。杨秀林氏接着上引的一段话再加发挥说：……我认为“思想”是从生活条件得来的，我们知道最初人类由于对于自然的斗争中，由于实际的生活经验中，由于环境适应中，训练出来的思想，这是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所能证明的事。头脑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生存竞争中在他还没有成为一个人以前，就为他造成的。把人类的思想才能或理智神秘化了，正是唯心史观的错误的主要来源。现代的综合学派别然“力求用科学方法研究集团心理”解释历史，。而唯心的缺点仍然存在，另外还有以部分作全体的毛病。是历史上的两桩悬案可暂为如此的解决。文学在近代“科学的历史”未产生以前，“文学”和“历史”在几千年之内有很悠远很“纠缠不清”的密切关系，所以中国和欧洲各个地方都有过不少的有文学头脑的历史家，如《史记》的著作者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就有说：“恨私心有所未尽，鄙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之所以对《民国学术文化名著：史学通论》这个书名感到好奇，是因为“文化”这个词在这里被提及。它似乎暗示着，这本书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史学理论探讨，还可能包含了对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与当时新兴的文化思潮之间关系的思考。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我很好奇，《史学通论》会如何处理史学与文化的这种相互关系？它会不会探讨在西方史学理论传入过程中，中国文化是如何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和改造的？或者，它会如何看待史学在塑造和传承中国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评分这本书的名称《民国学术文化名著：史学通论》，给我一种“厚重”的感觉。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一边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一边又要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史学通论》这样的著作，很可能是在尝试构建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学术体系。我猜测，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在史学领域有着深厚造诣，并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她可能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更是在引导读者思考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在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历史研究找到一条独特的道路。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民国学术文化名著：史学通论》，让我脑海中浮现出很多民国时期的大师的身影。他们身上那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思，对学术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在动荡年代中依然保持的清醒头脑和独立人格，都让我十分敬佩。我设想，《史学通论》这本书，很可能不仅仅是一本纯粹的理论著作，它或许也折射出了作者本人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困境与思考。例如，在民族危亡之际，史学的功能是怎样的？是应该专注于考据，还是应该承担起启蒙民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任？这些哲学层面的追问，在史学著作中并不少见。我一直认为，伟大的学术著作，往往是作者个人生命体验与学术思考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我期待在《史学通论》中，能看到这种深刻的“人”与“学”的交融。
评分“民国学术文化名著”这一标签，对我而言，代表着一种时代的印记，也暗示着一种独特的学术品味。民国时期的学术，很多时候带着一种“拯救”的使命感，或者说是一种“新文化”的探索。史学作为一门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问，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必然承担着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我很好奇，《史学通论》在这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是在为当时蓬勃发展的史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还是在反思和批判当时已经存在的史学研究范式？我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往往会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因此，理解一本民国时期的史学著作，也等于是在理解那个时代对历史的看法，以及他们希望通过历史研究达到怎样的目的。
评分“通论”二字，让我联想到的是一种系统性的梳理和阐释。这意味着《史学通论》很可能并非聚焦于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而是对史学研究的整体脉络、基本原理进行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这对于我这样希望建立起扎实史学基础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我常常在阅读一些具体的史学研究成果时，会感到一些方法论上的困惑，比如某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或者某个观点是如何论证的。《史学通论》的出现，或许就能解答这些疑问，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历史研究的“工具箱”和“操作指南”。
评分仅仅从书名《史学通论》来推测，这本书的体量和深度应该不小。通论，意味着它很可能对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涵盖，从史学的基本概念、对象，到研究方法、理论流派，再到史学的意义和价值，都有系统性的论述。我个人在学习和阅读过程中，偏好结构清晰、逻辑严谨的著作，因为这样的书更容易让人抓住核心要点，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史学通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无疑会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学术入门读物，或者说是帮助读者建立起对史学宏观认识的基石。我很好奇，它会对“史学”这个概念本身，是如何定义和界定的？是将其视为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者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学科？不同的定义，往往会引导出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成果。
评分从“名著”这个词，我联想到的是一种经典的力量。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往往在于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不断地为后人提供新的启示和思考。《史学通论》作为一部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如果被冠以“名著”之名，那么它必然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甚至可能引领了某些学术潮流。我猜测，这本书很可能不仅仅是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简单引进和介绍，而是结合了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例如，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就有“史德”和“史观”等概念，这些与西方史学中的“客观性”和“因果关系”等概念，可能会产生有趣的碰撞与融合。《史学通论》会不会就在这些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我对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对话和融合非常感兴趣，因为它往往能催生出最富有原创性的思想火花。
评分尽管我还没来得及深入阅读《史学通论》的具体内容，但仅仅从书名和它所处的“民国学术文化名著”这个位置，就能引发我很多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联想。我们知道，史学研究是一门严谨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既要有扎实的文献功底，又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批判性思维。在我过去的阅读经历中，接触过不少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论述，有偏重于实证研究的，强调史料的可靠性和严谨性；也有更加侧重于解释学和诠释学的，认为历史叙述本身就带有主观色彩，需要深入理解历史人物的动机和时代背景。我很好奇，《史学通论》会在这两者之间，或者在其他更广阔的领域，是如何定位和展开论述的？它是否会讨论史料的辨伪，如何构建历史叙事的框架，又或者会探讨历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在阅读任何一本关于史学的著作时，最先会去探寻的答案。毕竟，了解一门学科的方法论，是进入其核心的关键。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是《民国学术文化名著：史学通论》，但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翻阅，所以只能从它传递给我的整体印象，以及我个人在阅读历史文献时的一些体验来谈谈。首先，仅仅从“民国学术文化名著”这几个字，就能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民国时期，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旧有的思想体系受到冲击，新的学术思潮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名著”，必然蕴含着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考和探索。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史学的书，更像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是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命运的集体呐喊与追问。我个人对民国时期的历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个时代文人的风骨和学识。每次读到那个时期的文章，总会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仿佛能穿越时空，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所以，《史学通论》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那个黄金时代的窗户，我渴望从中汲取养分，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内核。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学术的价值，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评分当看到《民国学术文化名著：史学通论》这个书名时，我第一反应是它可能会对不同史学流派进行梳理和比较。民国时期，正是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与中国传统史学发生碰撞和融合的时期。像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受到西方科学史学、社会学史学等影响的研究，都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本书会不会深入探讨这些流派的理论精髓，分析它们的优缺点，并且尝试提出一种更为整合或创新的史学范式？我对这种学术的“论战”和“对话”非常感兴趣，因为正是通过不断的争鸣，才推动了学术的进步。
评分很便宜的书，送货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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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民国学术文化名著：史学通论 书好
评分杨鸿烈，又名宪武、志文，号知不足斋主。１９０３年农历６月２８日生于云南晋宁。著名的法学巨擘。 著作有：《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等。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研究历史，1927－1928年经梁启超介绍，任教于南开大学；1928－1931年经胡适聘请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为文史学系教授、主任，同期又任教或兼课于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法科大学等。1931－1932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32－1933年任教于云南大学，为师范学院院长兼教授；1933－1934年任教于河南大学，为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4－1937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1938年离日到香港，从事中外交流史研究工作。1939－1940年任教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41－1945年在汪伪控制下之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伪中央宣传部编审司长及国史编纂委员。1946－1955年避居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授并充任《星岛日报》英文翻译。1955年6月自港返回广东，任广东文史馆馆员。1977年逝世。 中外学者都喜欢用“新史学”“旧史学”的名词的习惯。“新史学”一词的不妥当，昔日史学理论不健全和方法拙劣的根本原因，昔日史家选择材料的错误，随便记录人名地名而缺乏内容。喜欢叙述骇人听闻的奇事。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中外史籍的实例。辩《二十四史》并非全系“家谱”或“相斫书”。昔日史家所用方法的拙劣。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现实史家所最应注意的几个要点。“目的”须正确，材料的范围须尽量扩张。鉴别史料的方法须极端严格。别种科学的研究须利用为解决困难问题的工具。总结“今”“昔”之称有“相对的”妙用而不似“新”“旧”之成为绝对无通融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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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花了点臭钱 买了些好书花了点臭钱 买了些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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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作者用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一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概括传统经史之学的历史观念。 一 传统经史学的历史观念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二是历史变易思想与理论及其影响三是古代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从渊源来讲“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特征是从“囊括一切的决定论”思维方式发展来的“六经”元典明显具有一种天人一系的宇宙观念和追求秩序的思维特征。由于早期人类认识水平有限其思维方式往往呈现弥漫性的特点只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囊括的决定论为前提”①古人类早期的理性思维方式具有“囊括一切的决定论”倾向。中华民族早起文化自我建构的思维方式与人类早期建构神话、图腾等原始思维或野性方式相似。不过这种原始性思维经过加工、升华后被留在了传统文化与学术当中形成了传统文化与学术的一种独特的思维特点即“囊括一切的决定论”的天人一系的整体思维方式。 “六经”天人一系的思维方式。先秦道家与魏晋玄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传统史学发展过程中都非常重视“通变”与“会通”的思想。从《周易》到清代《公羊》的“三世”历史变易说无不贯通着这一思想“通古今之变”是众多史家撰史的重要旨趣之一。 “大一统”是传统经史之学关于政治格局与民族关系的一种政治历史观点从汉代《公羊》、《史记》一直到后世的朱熹的“只天下为一”的正统观历代统治者花了很大气力来巩固“大一统”的观念
评分不错的书，我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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