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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中的大國崛起:中國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是名副其實的亂世: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全麵爆發;美國——經濟社會問題繁如亂麻,危機蓄勢待發。中國如何在亂世中謀求崛起?
不管我們想不想、要不要,國際格局正在變化,而我們也隻能接受這一事實,並努力將其轉變為對崛起有利的客觀環境。
當前世界經濟的不平衡恰恰是中國經濟大力改革調整,爭取長期穩定繁榮發展,從而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曆史良機。
亂世之中,中國需要做的就是認真研究國際運行的基本規則,用規則改變格局,讓格局改變規則。
內容簡介
《亂世中的大國崛起:中國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的世界》首先對當前的形勢進行判斷,指齣亂世更加需要我們具有洞察力和觀察力。隨後,作者提齣,亂世崛起,根本上需要我們站穩腳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改革是亂世崛起的最根本的條件。同時,亂世崛起,還要求有高超的國際運作能力。
《亂世中的大國崛起:中國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的世界》一書以宏觀視野解讀當下亂世的世界格局與中國的應對。從多個角度對現在與未來的中國經濟關鍵問題做瞭犀利剖析,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作瞭大膽的思考與預測。
今天的世界是名副其實的亂世。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全麵爆發,兩年多來,歐洲中央銀行置歐元的命運於度外,墨守成規,死守通脹的底綫,不願大規模注資歐債市場。希臘不得不變相破産,接受國際金融社會的援助。希臘不會是最後一個。
美國——財政、經濟、社會問題繁如亂麻,危機蓄勢待發。種種跡象告訴我們美國的亂象還將持續,未來10 年美國想要重振雄風將是相當艱難的。
中國的崛起隻能在這個亂世中謀求。亂世如何崛起?這是《亂世中的大國崛起:中國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的世界》一書所關心的核心話題。
作者簡介
李稻葵,北京齣生,湖南、江西農村長大,祖籍安徽鳳陽。長江學者,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席教授、金融係主任。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議程委員會委員。198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遂赴美留學,師從科爾奈,施萊法及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埃裏剋·馬斯金,攻讀比較經濟製度與公司金融,1992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先後任教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曾任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顧問、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國傢研究員、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會長。
目錄
自序 亂世崛起的慎思
第一章 亂世須預判
歐洲債務危機:預判與對策
世界經濟下一輪危機在哪裏?
世界經濟下一輪是貨幣危機
富國、窮國和中國——當今世界的新格局
資産泡沫是全球經濟迴暖的必修課
“西方危機時代”的憂思:嚴陣以待更為嚴峻的國際環境
從“占領華爾街運動”看中國入世第二個10年的國際環境
達沃斯觀察:“西方危機時代”大國博弈新格局
危機中國際金融高層如何看待中國
第二章 調整宜務實
寬財政、緊貨幣——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宏觀政策取嚮
經濟刺激政策退齣的條件、時機與方式
GDP增速、房地産、貨幣信貸:中國經濟需要三個“軟著陸”
“西方危機時代”的中國經濟與房地産業發展
論限購
房地産需要“軟著陸”
流動性過剩:根本在於增加高質量資産的供給
擴庫容,穩水位:疏堵並舉,應對“熱錢”
如何應對復雜國際環境下的通貨膨脹
青春期的中國汽車産業必須頭腦清醒
第三章 改革必堅定
把改革搞對——中國30年經驗對經濟學的貢獻
新中國對世界的重要貢獻來自漸進式大規模製度改良的寶貴經驗
改革是科學發展之本
超越日本後的中國經濟:啓動大國戰略,杜絕“日本病”
守住底綫,大膽改革,積極應對“西方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新格局
“西方危機時代”亟須做什麼?二次房改!
調整收入分配:要真改革,不要瞎摺騰
個稅改革亟須新思維、大思路
大膽改革,破解民營經濟“老三難”
第四章 崛起需謀略
經濟總量當瞭老二,更應韜光養晦
論戰基辛格啓示錄:化解西方猜疑是中國崛起的必修課
歐債危機也是機遇,必須抓住
世界經濟失衡是中國打破世界經濟格局的最好機遇
以資本輸齣置換貿易順差——解決中國與世界經濟失衡的新思路
催生綠色産業:應對內需不足以及全球減碳壓力的必然選擇
以人民幣國際化有力推動國際貨幣體係改革
人民幣國際化要有明確的路綫圖
接近均衡的人民幣匯率不應政治化
第五章 未來防風險
展望未來10年的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未來10年風險預測
糧食、石油與金融:中國經濟未來10年所麵臨的最大風險
嚴防係統性金 融風險——未來10年經濟政策的底綫
未來10年中國需要一場綠色産能革命
中國經濟規模有可能在2020年超美國: 大前提是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
第六章 精神是根源
中國與美國將是未來世界價值觀的兩極
21世紀有可能成為中國世紀——兼論大學的曆史使命
精彩書摘
論限購
房地産限購的本質就是局部性的資本管製,其成功的關鍵在於設計一個有效甄彆消費者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機製。房地産限購是過渡性的製度安排,在今天的環境下,它比傳統的調節手段更為有效,但其成本也十分明顯,即,它阻礙或推遲瞭部分消費需求的實現。因此,必須進行全麵係統的財稅改革,改變地方政府的賣地財政;建立公共性住房的融資、建設、管理機製;藉鑒德國、新加坡等國經驗,閤理調節投資需求。這三條做到瞭,房地産限購也就具備瞭退齣的條件。
在許多中國經濟學傢的心目中,限購是大逆不道、倒行逆施、離經叛道的經濟政策。的確,限購讓大傢很自然地迴想起計劃經濟時代,迴想起憑票購物的時代,所以,中國經濟學界對於限購似乎有一種本能的反感。筆者的主要目的是從經濟學的學理上分析限購的本質、理由、適用性及其後果,以求比較係統、精確地討論問題。
限購的基本概念
什麼是限購?其本質是什麼?限購指的是在市場上對買方或者投資方的數量進行限製,其本質是對市場的一種乾預。那麼,在什麼情況下用數量限製的方式比完全市場化自由買賣(即齣價高者得)來得更閤理呢?迴答這一問題必須要有一個標準,即,必須定義什麼是閤理。為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社會選擇函數(在一定技術條件下它演變為社會福利函數),以下第一種限購理論的討論如果僅僅使用帕纍托改進的原則是不夠的,因為我們會涉及各人之間的福利或效用比較。我們的分析采用消費者效用之和極大化這個相對常用的社會福利函數(所謂功利社會福利函數)。也就是說,我們的判斷標準是消費者效用之和是否最大。事實上,隻要采用涉及人際間福利(效用)比較的社會選擇函數(極端的情況是羅爾斯社會福利函數,它是定義在最低福利的人的福利之上的),第一種限購理論都應該定性地成立。但是,如果采用哈耶剋等人所認同的個人意誌主義(libertarian)的社會選擇函數,第一種限購理論顯然是不成立的,因為個人意誌主義的社會選擇函數要求社會選擇不能違背任何個人的偏好,而限購短期內顯然是違背瞭部分人的利益和偏好的。限購的第二個理論是基於長期經濟錶現,所以如果輔之以一些技術條件,用帕纍托改進的標準原則上就夠瞭,不必考慮個體間福利比較。
那麼當今中國社會共識性的社會選擇函數到底是什麼類型的?這是一個實證問題,不是一個規範問題。任何共識性的社會選擇函數都是曆史、文化、哲學、政治等因素綜閤影響所形成的,並不是單個學者的個人意誌所決定的。林林總總的證據錶明,今天中國社會的公共選擇函數似乎不是羅爾斯主義也不是個人意誌主義。而功利社會福利函數是這兩個極端之中的一個情況,所以由此得齣的各種結論(如限購)至少在定性意義上是符閤社會共識的,是應該可以被社會接受的。
傳統限購邏輯三要素:短缺、收入差距過大、特殊需求
限購的傳統理論是收入差距大,同時,限購的産品齣現瞭供給不足,而且該産品是生活必需品(邊際效用下降較快),或者該産品在各個消費者之間效用差距極大。另一個産品是其他普通産品,其邊際效用是常數。這個理論在經濟學界應該不必太多解釋,也沒有太多爭議,有點類似博弈論的百姓定理(Folk Theorem),結論都知道,錶述和證明各不同。生活必需品(例如糧食)的情形是這樣的。設想社會由兩人組成,其收入不均。如果糧食供給充足,低收入者有足夠收入,於是,兩位均以市場價消費糧食,以至各自都達到一定的糧食消費量,餘下收入消費其他産品。因此,每人的糧食邊際效用均等,糧食的分配達到效用之和極大化。而假如糧食供給非常不足,遠遠達不到以上的糧食消費量之和,這時,如果繼續按照市場原則分配,糧食價格會飆漲,收入低者傾囊消費於糧食,其消費量還是比不上高收入者。於是,低收入者糧食消費的邊際效用明顯大於高收入者(即更加飢餓),社會福利沒有極大化。現在如果引入限購,即每人限量購買一半的糧食供應量,此時糧食需求下降,價格下降,結果會是拉平糧食消費,拉平邊際效用,使得社會福利極大化。注意,如果收入是均等的,那麼即便不限購,糧食消費也會平等,社會福利也是極大化的。所以,憑票供應,如糧票製度閤理性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收入不均。
第二個例子是挽救生命的高端醫療服務。伴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齣現瞭一些可以延長乃至挽救生命的醫療技術。但由於是新技術,其供應往往短缺,這些也是高成本的醫療技術。假設每個消費者的偏好相同,即大傢對延長生命所賦予的效用是一樣的。如果按照價格機製分配的話,那麼,高收入者得到的更多。現實情況往往如此,但不是社會福利極大化的。後者要求限製對高端醫療服務的消費,不是齣價高者得,以此拉平消費,均等邊際效用。要達到這個目的,辦法很多,比如用排隊的方式來解決。這也是限購的一種方式,因為有錢不一定買得到。
第三個例子稍微與眾不同一些,模型稍微復雜一點。那就是美國在越戰時期的強製徵兵製度。當時的辦法就是按照齣生年月抽簽。筆者在密歇根大學工作時的一位同事羅傑 · 戈登(Roger Gordon)不幸被抽中,當過兵,但他有一技之長,在軍樂隊吹單簧管,沒上第一綫。因此,他對徵兵問題感受極深。筆者與他以及清華大學同事白重恩曾經閤寫過一篇文章。該文是談經濟改革中的稅收問題,原本與徵兵無關,但寫作過程中,羅傑特彆談到徵兵問題,隨後以此為靈感創造瞭模型。筆者和白重恩開始略感突兀,但還是欣然接受。該模型描述瞭這樣一個道理:如果使用市場機製,逃避徵兵的指標會有個價格,那麼,高收入傢庭的孩子可以花錢逃避徵兵,低收入傢庭則做不到,至少當時銀行不會為此藉錢。這種分配方式很顯然不是福利極大化的。因為低收入傢庭的子女對徵兵的厭惡感可能還高於高收入傢庭,比如羅傑的傢庭收入不高,但他是個非常有纔華的學者,特彆不喜歡軍營生活。於是,市場機製會導緻如下的扭麯現象,即,部分低收入傢庭的孩子被徵兵,而他們被徵兵的負效用明顯大於逃避徵兵的富傢子弟的負效用,因為他們收入低,不得已還是得當兵。因此,即使不考慮道義問題,僅僅是從經濟學福利極大化的角度來看,按價格機製來購買逃避徵兵義務的辦法也不是最好的。相對而言,限購(在此是指不許購買)之下,社會福利來得更好。抽簽是一個替代辦法,它讓每個傢庭以同一概率避免徵兵,有錢也買不到避免徵兵的指標。事後來看,羅傑本人雖然運氣不好,不幸被抽中當兵,但他還是認為抽簽比自由買賣指標要更閤理。
比較新的限購理論:調和資産市場的過大波動
最近幾年,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經濟學界對於資本市場的運行有瞭進一步的認識,這與過去十幾年來行為金融學的進步不無關係。今天,大傢更願意接受一個基本理論,那就是從短期來看,金融市場的投資者往往是“非理性的”(有各種精確的定義),他有過度反應、贏與輸時行為不對稱等行為,而金融市場製度又有各種各樣的正反饋機製,這使得市場的調整周期不僅長而且調幅非常大。比如說,金融市場可能會在短期內齣現這樣的現象:今天價格越高,大傢對未來價格有更高的增長預期,因此泡沫會不斷吹大,直到最終慘烈地破滅。
換句話說,金融市場盡管最終有自我調節能力,但是,這種自我調節的過程可能太慢瞭,在調節的過程中,它所吸引的投資量可能是非常大的,而到最後,泡沫破滅下降的程度,又會是巨大的,而且是瀑布式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或者監管者有理由比較早地介入,通過某種方式來提醒甚至限製投資者的行為。這麼做的根本理由,不僅是防止泡沫吹得過大,更重要的是,防止在泡沫不斷高漲的過程中,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限購,或者說限投資,就是一種調和資産市場巨大波動的辦法。麵對熱錢,采取資本管製,防止熱錢湧入。中國的資本市場至今不容許境外投資者自由進入,用的就是閤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QFII)。這就是一個限購計劃,它給閤格的境外機構一個資金流入的額度,而且對於資金流齣還有一定的限製。金融危機後,各個新興市場國傢麵對美國的二次量化寬鬆政策,從2010年年底開始紛紛采取瞭資本管製措施。為什麼?究其原因,就是防止熱錢湧入太多,帶來資産泡沫;而未來熱錢齣走,又帶來資産價格大降。閤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的目的是調和資産市場的周期。如果沒有資本管製,資産市場的波動和迴調時間會加大。
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政策界對資本管製的態度幾乎齣現瞭180度大轉彎,比如,以色列央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非常嚴謹的著名宏觀經濟學傢斯坦利 ·費希爾(Stanley Fischer)最近錶示,資本管製是非常閤理的,如果沒有資本管製,單靠匯率升值應對熱錢湧入,其代價太大。
再以房地産為例,如果對房地産的投資(非居住)需求過旺,租金/房價比過低,對房子的投資隻是期望從更高的房價中獲得迴報,而並不關心短期的租金,在這種情況下,會推動房地産的投資、價格上漲,資産的供給量也會上升,最終,市場的機製一定會帶來資産價格的迴歸,也就是價格的下降,從而使租金收益率迴歸到一個正常的水平。但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往往時間過長,對於金融係統的衝擊,以及在房地産過分投資過程中帶來的土地、資源的浪費,毫無疑問是巨大的。如果監管者能夠及時看清這一前景,就應該采取措施進行乾預。這種乾預的最極端形式,就是直接限製房地産的購買,抑製房地産投資需求。這種直接的限購形式,一般來說大傢不願意用,因為還可以通過提高首付、市場利率的方式來進行抑製,但是在特殊的情況下,這種手段與短期市場的投資需求增長相比,顯得蒼白無力,因此,限購就成瞭一種選擇。
汽車限購的分析
汽車的使用是傳統的負外部性例子。也就是說,一位司機開車上街所帶來的實際擁堵情況是超過他的個人感受的。假如一位消費者在上班的路上與另一輛汽車交叉而過,他個人感受到的擁堵隻是他所帶來的實際擁堵量的1/2,因為他沒有體驗到對方的感受。因此,對像北京這樣的特大型城市而言,最理想的情況應該是不限製汽車的購買,而限製擁堵時段和擁堵路段汽車的使用,即讓消費者在使用環節能夠感受到他對其他車輛帶來的擁堵效果。這種辦法很多,並非本文重點,在此不一一贅述。如果對汽車使用限製的手段不多,或者效率不高,那麼,限製汽車的擁有量,就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控製汽車擁有量的第一個方式就是上海市的價格機製——拍賣牌照。新加坡也實行類似的機製,該國大排量的汽車 10 年的牌照費大概需要10萬美元。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一定要限製汽車總量?北京的搖號限購機製是閤理的嗎?答案取決於汽車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假如汽車被認為是必需品,大傢覺得在北京必須有車纔能生活,那麼,搖號要比拍賣好,因為拍賣會擠齣一部分低收入傢庭的需求。換一個假設,如果我們認為汽車是一種獨特的時尚品,那麼搖號也比拍賣閤理。比如說,許多中低收入傢庭渴望購買一部私傢車已經成為多年的夢想,就像年輕人手中的iPhone一樣,擁iPhone的人不一定都是高收入者,隻是這部分人對時尚品給予瞭極高的效用,從而節約其他開支去購買。因此,如果完全按照價格(拍賣)機製來分配汽車牌照的話,短期內可能會徹底打破很多傢庭購買私傢車的夢。換句話說,許多中低收入傢庭要圓購車夢,寜可接受概率不高的搖號機製,也不願意去花費極高的牌照費。這部分傢庭通過搖號所獲得的幸福感,遠遠超過高收入傢庭購買牌照所獲得的幸福感。
假如汽車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因為公交、打車都可以成為它的替代品,那麼搖號就不如拍賣閤理瞭。對於奢侈品的需求,一般是中高收入傢庭纔會有的。拍賣可以按照車主的偏好分配牌照,比搖號更好。搖號可能會使得運氣好但不是特彆愛好汽車的低收入人群獲得牌照,而特彆喜歡汽車的高收入人群卻得不到牌照。
到底汽車屬於必需品、時尚品,還是奢侈品?筆者傾嚮於認為其現在有時尚品的因素,但幾年之後可能轉變為奢侈品。如果這個判斷成立,那麼北京市這種搖號限購機製應逐步地轉換到牌照拍賣方式。如果有人要追求公平性,即居民之間的效用差距,一種可以考慮的辦法是對已有的牌照限期,若乾年後續牌照的時候,再參照當時的拍賣價格,補交拍賣費,這不在本文重點討論之列。
房地産及其在中國的特殊性
房地産市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市場,它的産品具有兩個極為突齣的特性。第一個特點毋庸贅述,即,它既是消費品也是投資品。房地産業的第二個特點,就是與證券市場相比,它的供給調節以及存量調節非常慢,而且基本上是單嚮的,隻能逐步上升,比如,一個地産項目從規劃到建成,即便是在中國這個快節奏的經濟體裏也要花上兩三年時間。地産存量也很難下降——建好的房子很難拆掉退迴到原始狀態。與此相比,證券的供給是比較快的,其中包括首次公開募股(IPO)。再者,證券市場的供給可以比較快地減少,如通過企業迴購甚至退市。房地産市場的這個特點就意味著房地産業的周期性比較復雜。今天的房價上漲隻會帶來若乾年後供給的上升,而那時的房地産價格不一定會按照市場的預期上漲。
至於中國的房地産,還有三個更加具體的特點。第一,土地的實際所有權控製在地方政府手裏,因此,在當前明確的稅收體製下,地方政府缺少有效控製房地産價格上漲的基本動力和決心,除非有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強製要求地方政府這麼做。也就是說,中國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給問題上相對比較保守,不太願意通過大量供給土地的方式來抑製價格上漲(莫斯科市市長曾經通過大量供應土地控製房地産價格,但在我國目前仍沒有實質性轉變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地方政府看重的是國內生産總值,而國內生産總值來自於投資,投資來源於土地齣讓收入,來自於高房價)。
第二,中國社會的財富增長速度非常快,這錶現為銀行存款快速上升,流動性極為充足。而中國財富的分配差距,很可能是超過收入分配差距的。其直接含義是,當財富所有者把房地産看做主要的投資渠道時,最終社會上的地産的分配不均程度是對應於財富的分配不均程度的,是遠遠大於百姓對住房偏好的差異程度的。
第三,由於中國有 2 000 多年的土地文 化, 社會對土地和地産的內在需求超過 國外,如美國 和歐洲國傢。與 此十分相關 的另一個理 由是,中國經濟獨特的城市化道路以及中國獨特的戶籍管理製度,使得城市住房附加著不少公共服務內涵。這也抬高瞭對於住房,尤其是城市中心住房的偏好。
這三個因素,土地供給製度、流動性極旺和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獨特的地産偏好,很容易解釋中國尤其是中國特大型城市地産價格居高不下、不斷上漲的現象。
房地産限購的本質:局部性的資本管製的機製設計
撇開房地産限購的具體形式,從經濟學的本質來分 析,房地産限購的實質就是做兩件事:第一,把對房地産的需求分拆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對於消費性住房需求,基本不予以乾預,但有上限,如兩套房;第二,對投資性的需求加以嚴格限製,這是控製房地産投資需求一個最直接的辦法,其本質就是局部性的資本管製,類似於不許境外熱錢進入境內資本市場。如果把中國的資産市場看成由股市、債市、房地産市場、古玩文物市場等市場組成,那麼,房地産限購的一個本質無非是在房地産投資這個局部市場實行直接的、嚴格的資本管製。
如果同意上述對房地産限購的本質分析,那麼,根據限購的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房地産限購的理論基礎應該比較明確瞭。第一,類似於傳統限購的辦法,房地産限購是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條件下,力圖滿足基本住房需要的一個製度安排。具體說來,這是保護中低收入傢庭免於受到高收入者(投資者一般是高收入者)在買房市場上的過分競爭,用以拉平住房消費,從而均等住房消費邊際效用的一個辦法,類似於上述糧食與醫療服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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