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缠足与反缠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争斗曲折而绵长,但与之相关的研究大多偏重于一方,如近代以前的缠足和近代的反缠足。
《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近代中国的缠足及反缠足运动的双方统一纳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平等看待,重建了近代中国的缠足与反缠足运动进程。全书以时间为序,详细梳理缠足与反缠足观念的变迁和反缠足方式的发展变化,并结合重点省市,如四川、山西、云南、北平的情况,从社会和思想两个角度对反缠足运动的努力与成效进行考察分析。
作者简介
杨兴梅,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发表论文多篇。
内页插图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反缠足思想观念
第二章 缠足与反缠足:从晚清到民国的社会认知
第一节 甲午以前传教士的反缠足宣传
第二节 甲午以后的观念竞争
第三节 新政时期的继续争论
第四节 野蛮的国耻:近代反缠足运动的一个主要依据
第五节 从“国家民族”到“实际人生”:民国时期的反缠足方式
第三章 从劝到禁:晚清反缠足的努力与阻力
第一节 近代反缠足运动的兴起
第二节 民间与官方共同推进不缠足运动
第三节 从劝到禁的转变
第四节 晚清反缠足运动的阻力
第五节 晚清反缠足运动的成效
第四章 民国时期反缠足运动大势
第一节 民初从劝到禁的徘徊
第二节 劝禁并行:北伐时期国民党主导的不缠足运动
第三节 国家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反缠足运动
第五章 民国时期山西、四川、云南的反缠足运动
第一节 山西的反缠足运动
第二节 四川的反缠足运动
第三节 云南的反缠足运动
第六章 北伐后华北的不缠足运动
第一节 河北省和北平市的反缠足运动
第二节 冯玉祥控制的豫陕甘三省的反缠足运动
第七章 1949年以前中共治理区域的反缠足运动
第一节 根据地政权与妇女组织配合下的反缠足运动
第二节 从反封建、革命到解放生产力:反缠足依据的不断翻新
第三节 群众运动:反缠足运动的新形式
第四节 未达到的期许:成效考察
第八章 结论与反思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2.湖南的反缠足运动
北伐军进入湖南前夕,当地“女子缠足,依然如故”。此时尚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反对缠足。1925年1月,颜远迪关于安源矿局女子运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中提出,要组织天足会,“以一、二、三、四为发动地,要五、六在内部活动,派七、八到醴陵去请两个同学来宣传,经费由地委提出五元”。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国共两党的活动逐渐公开,民众运动蓬勃兴起。反缠足成为民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农民运动。作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省,其反缠足运动带上了浓烈的农民运动色彩,这与放足运动主要在各级妇女协会推动下进行的湖北省相比,明显不同。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农民协会迅速发展。11月时,全省75个县中,有3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三类的组织。反对包括缠足在内的“封建陋习”,成为各县、各级农民协会的重要内容。1926年12月,湖南农民第一次省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妇女问题决议案提出了“严禁妇女包脚、穿耳”。湖南省醴陵民众运动训练所所长夏明翰则在专门培养民众运动骨干的醴陵民众运动训练所讲义中,讲解反对缠足的问题。1927年3月,湖南省农协宣传部编印的区乡自治宣传品中也有关于反缠足的内容:“大脚本来是生成,扮蛮缠小太狠心。再把女人变残废,要罚金钱要枪毙。”
在早期的农民协会中,反缠足工作主要由农民协会下的妇运人员来领导。北伐军进入宁乡县后,当地成立了县区乡各级农民协会21个。据石潭区农民协会妇运委员王太凤回忆,当时妇女尚未另外成立组织,只是在农会中设妇运委员,领导妇女活动,妇运委员主要是听农民协会会长的安排。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发动妇女剪巴巴头、放脚。1926年,长沙县淳化区的反缠足运动也主要是在农民协会妇女部部长刘彦娴和她亲妹妹青年部部长刘彦媛的领导下进行,她们在该区发动广大妇女投入农会斗争,倡导妇女放足。她们利用三种场合进行宣传:“一是开大会时,二是赛会期间,三是组织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
……
前言/序言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图书简介,其内容与“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无关: 丝路回响:明清时期海外贸易与文化互动 作者:[此处可填一位虚构的历史学家名字] 出版社:[此处可填一家虚构的学术出版社名称]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探讨了明清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复杂而充满活力的互动关系,聚焦于海陆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网络、商品流通、技术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交融与冲突。它不仅仅是一部贸易史,更是一部关于身份重塑、全球化早期形态以及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变迁的社会文化史。 第一部分:帝国的边陲与海洋的召唤(明初至嘉靖) 本书伊始,首先回顾了明朝初年“海禁”政策的形成背景及其对沿海社会的影响。在严苛的官方贸易管制下,私商与海盗活动交织,形成了庞大的地下贸易网络。通过对《筹海图编》和地方志的细致梳理,我们揭示了官方视角的“倭寇”现象,如何实际上是国家控制力衰弱与民间经济需求碰撞的产物。 随后,重点分析了明中后期“开海”政策的渐进性松动。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活动,显著地改变了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结构。泉州、漳州、月港(海澄)等港口城市的兴起,催生了新的商人群体——“海洋商人”。这些商人不仅是财富的积累者,更是文化信息的携带者。他们穿梭于马六甲、暹罗、吕宋(菲律宾)等地,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输往南洋及更远的欧洲,同时带回了白银、香料、药材和异域奇闻。 本部分尤其关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国商品在全球贸易链中的核心地位。欧洲(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中国“白银帝国”的依赖,构成了早期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通过考察西班牙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对中国丝绸的巨大需求,本书论证了中国在世界财富分配中的关键角色。 第二部分:技术、物产与知识的跨界流动 “丝绸之路回响”的核心在于探讨贸易背后的知识和物质的流动。本书第三章详细考察了农作物、手工艺技术和观念的相互影响。 农作物的革命: 烟草、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新世界”作物的传入,对明清时期的粮食安全和人口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结合考古发现与地方志记载,分析了这些作物如何适应中国多样的地理环境,并最终融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结构。这种自下而上的生活方式变革,是理解清代社会稳定性的重要维度。 瓷器与信仰的传播: 景德镇的制瓷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其产品成为全球性的奢侈品。本书不仅分析了外销瓷器(如青花、五彩)的艺术风格演变,更关注了这些器物在伊斯兰世界、东南亚王室以及欧洲贵族家中的“文化代码”作用。同时,通过考察景德镇的窑址和商贸记录,探讨了技术知识(如釉料配方、烧制工艺)如何在不同文明间被学习、模仿与创新。 西方科学的渗入: 尽管官方对西方文化的接触保持警惕,但通过传教士和少数沿海士大夫,西方天文、数学和地理知识得以有限地进入中国知识界。本书分析了利玛窦等人的贡献,以及这些知识如何在明末清初的学术讨论中引发的微小但关键的震动。 第三部分:社会重构:商业资本与士绅阶层的演变 贸易的繁荣并非没有代价。本书深入剖析了商业资本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产生的冲击与重塑。 商人群体的身份构建: 明清时期,徽商、晋商等地域性商帮的崛起,展示了中国商业精英阶层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然而,与欧洲的资产阶级不同,这些商人如何通过科举、捐纳、以及对儒家经典的推崇来合法化其财富,并最终寻求融入士绅阶层?本书通过对宗族档案和商业契约的对比研究,揭示了“士商”身份的复杂张力。财富的积累不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更是一种文化政治投资。 白银的内化与地方经济的周期: 清代中后期,白银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其价格与国际市场的波动紧密相连。本书探讨了美洲白银的流入如何刺激了中国的商品经济,但也揭示了白银外流(如在鸦片贸易中)对地方财政和农民生活造成的周期性危机。这种对全球金融脉搏的敏感性,为理解清代中后期的社会动荡提供了新的视角。 边疆与海洋的互动: 最后,本书关注了中国边疆地区(如云南、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贸易联系。这些边贸活动往往处于官方管制的边缘,形成了独特的“间隙经济”。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与邻国的物物交换、赋税缴纳方式的考察,本书强调了“中国”的边界并非是固定的政治线,而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不断被协商和定义的动态区域。 结论:一个被低估的“全球化前夜” 《丝路回响》认为,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和文化互动,远比传统上强调的“闭关锁国”叙事复杂得多。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风险,同时又对外部世界保持高度开放性和适应性的时期。通过对贸易史、物产史和商人社会史的跨学科考察,本书旨在为理解近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早期经验,提供一套更为细致和立体的历史图景。它挑战了将中国视为被动接受者的观点,强调了中国在塑造早期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主动性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