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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属于从现代哲学语境出发,在施特劳斯思想影响下的古典哲学的又一种形式的研究成果,作者不仅讨论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也注意到了现代大学不同于以往的精神变化,既打开了历史的空间,又有现实的关怀,全书论述清晰明确,无疑为一本绝佳的政治哲学基础读物。
内容简介
《苏格拉底或政治哲学的诞生》是施特劳斯派学者特拉夫尼对苏格拉底的独特解读,通过解读柏拉图早期对话《克力同》和《苏格拉底的申辩》来理解苏格拉底的基本立场。
作者认为,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必然从根本上涉及政治,也就是涉及一个共同体的生活规范。苏格拉底的哲学因而表现为一种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总是在某一个共同体中追问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正义。
与此同时,作者亦指出,在专业化分工日甚的现代大学,科学渐渐不再关注何谓好何谓善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苏格拉底对智术师们以生活利益为导向的科学活动与以善的生活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的区分,对现代大学重拾其精神尊严极为必要。
作者简介
彼得·特拉夫尼,1964年生于德国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在波鸿、弗莱堡、巴塞尔和乌泊塔等地学习哲学、音乐学和艺术史。曾在上海、维也纳与斯德哥尔摩等地任职,目前为乌泊塔大学编外教授。
张振华,1982年9月生,上海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现象学,德国哲学及中国传统思想,译著有《海德格尔导论》。
目录
前言
1、苏格拉底之后政治哲学的要素
2、现代政治哲学
导论 同样是一次申辩:马克斯?韦伯的划时代演讲《科学作为职业》
1、科学与大学
2、科学的意义
3、智慧之人与科学
主要部分 政治哲学的诞生
1、《苏格拉底的申辩》
2、《克力同》
结论 当今政治哲学:跋
1、自我认识
2、政治哲学
3、法庭或者政治公共性
4、政治哲学的任务
5、生活的技术及其话语
文献
前言/序言
苏格拉底之后政治哲学的要素
没有一个哲人像苏格拉底那样将哲学思考(das Philosophieren)以及从这种哲学思考而得到理解的生活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这个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回忆一位友人如何为被处决的那个人合上嘴巴和眼睛时,斐多说,他是最优秀的人,因为他是最理性、最正义的人(《斐多》,118a)。这不仅是和他的同时代人相比。苏格拉底始终是哲学的关键人物。经由苏格拉底哲学对自己能够意味着什么给出了理解。哲学之意义——苏格拉底的思想、生活以及死亡。
经由苏格拉底理解哲学,这首先意味着,在哲人的思想与行动中观察他本人,并对他的形象严肃以待。事实上,哲学并不仅仅表现在它当然是至关重要的理论中,它还更多地显现在哲人的生活,也就是哲学性的生活里。当尼采说,他“喜欢上一个哲人,只是就他能够提供一个榜样而言”时,他言之有理;这个“榜样”就是思想以及源于思想的行动的“榜样”。苏格拉底是所有此类“榜样”的原型。
当我们考察苏格拉底的思想与行动时,一种特定的哲学观就此展开自身。这种哲学的特点在于,它触动到城邦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说摇撼了城邦的话——其目的是在这种摇撼当中对城邦加以改善。苏格拉底亲口说:他教给他听众的是他们应该关心自己本身和城邦本身(《苏格拉底的申辩》,36c)。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的核心乃是自我认识(Selbsterkenntnis)以及对真正的政治的关心。当然,哲学中的这两个要素并非毫无关联地互相并置在一起。我会在稍后尝试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苏格拉底的哲学因此是一种“政治哲学”(Politische Philosophie)。我们权且可以说,如此这般的哲学就是政治的,亦即,哲学作为哲学在自我反思时认识到,哲学将之把握为它所寻求的事情本身的东西,涉及处于某个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政治哲学因此既非政治科学(politische Wissenschaft)亦非政治理论(politische Theorie)。后者的任务是对有关政治或者政治之对象的特定理论与知识进行研究与管理。政治哲学使得政治共同体以及它如何在一种极为周全的意义上得到最好地总体组建,径直成为了问题。当我同意列奥?施特劳斯的看法,将苏格拉底理解为第一个政治哲人时,对政治哲学的这一规定就构成了其他进一步特征的基础。
除了这一规定之外,我们需要同时指出,政治哲学并不是有关政治事物的纯粹理论,这仅仅是因为,对于政治哲学已经得到证实的事情是,政治事物反映在哲人的思想与行动中。实践哲学同样也不能只被理解为一种有关正确行为的理论。如果这一前提成立,政治哲学就是对实践哲学的一种特定阐释。如同康德就“智者的理想”(Ideal des Weisen)在多个地方详加阐述的那样,道德哲学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会转而针对哲人本人的实践活动。对政治哲学同样适用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式的思考会依据自身而对哲人本人产生实践上和政治上的后果。
再有,源于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活,不只是政治哲学所牵涉的诸多事物中的一个,相反,生活契证了政治哲学在理论上所包含和主张的内容。苏格拉底最感兴趣的事情仿佛就是这种契证(Bewahrheitung)。当他在与克力同的对话中认识到,所有那些他迄今为止对之投以精力的人,面对哲人所处身其中的艰难处境,似乎已经背弃了曾得到经年探讨的东西时,他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是否这一切不只是一场儿童游戏(《克力同》,49b)。一种未曾转化为实践,因而在(哲学性的)生活中没有留下痕迹的哲学思考,是一种不需要严肃对待的消遣。政治哲人知道,他的思想对他人就像对自己本人一样,具有一种实践和政治的涵义。他因此哲学化地生活着。政治哲学在一个政治哲人身上得到具体体现。随着这种知识——这种自我认识——政治哲学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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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说,存在多种语言游戏,存在多种异质性的名称。在哲学上,可以通过大真理的范畴来合法地回答说,构建一个场所,在那里思想指明了其时代的统一性。哲学的把握说明了诸多真理都是可以共存的,我们不能再说只存在诸真理的一个名称。在哲学给予大真理的大写名称(尽管不可避免地这个名称是神圣的)下,将诸多异质性真理搅拌在一起是教条的和毁灭性的。智者说,存在之所为存在对于概念和思想来说是无法接近的。可以在哲学上合法地通过大真理的螯钳去设定,去思考对诸多真理把握的场所。我们不能再合法地说,在大真理范畴之下,存在之空降临为它自身行为或命运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对于智者而言,哲学必须对立于诸多真理的真,而诸真理就是要去把握这种真并使之运行。一旦哲学提出这样的存在之大真理的恐怖主义的律令,那么哲学就误入歧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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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篇》第十卷中,柏拉图通过将迷狂、神圣和恐怖扭结在一起的计划来阻止智者。于是,柏拉图放弃了哲学的伦理,并将自己整个思考暴露在灾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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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主要是指资本家)。正因为斯密把利己主义作为“经济人”活动的根据,所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把他看作是一个信奉“适者生存”的被现金交易关系和残忍的竞争所支配的理论家。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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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面临的问题。哲学终结的理念也是大真理范畴终结的理念。毫无疑问,这涉及对这个世纪灾难的评价。教条式的恐怖采取了国家的形式。教条的哲人尽他们所能地在治安和集中营中冒险行事。场所被升华了,神圣之名得到赞美。灾难让哲学妥协。任何在马克思主义下的忠诚就像暧昧不清的海德格尔一样,不过是这种妥协的化身。可以看到,哲学所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了空与永恒,放弃了它的操作。哲学的大家就是希望在时代之中实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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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伦理基本上是持续将智者作为其对手,保持争议,辩证地争斗。一旦哲学宣布智者必须不存在,就变成了灾难性的时刻,在那一刻,它命令去消灭它的大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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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主要是指资本家)。正因为斯密把利己主义作为“经济人”活动的根据,所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把他看作是一个信奉“适者生存”的被现金交易关系和残忍的竞争所支配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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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哲学对话中,柏拉图与智者们进行争辩。在卡利克里或色拉叙马霍斯的暴力性喜剧中,柏拉图向普罗泰戈拉表示敬意。但这种辩证法通常包含了智者们所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