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思故我在”的时代渐渐消逝了,如今的现实是“其他人思,故我在”。
你以为是神经生理学本质决定了你的性格?你以为小女孩生来就喜欢粉色,小男孩生来就喜欢小汽车?不要被你现有的大脑认知给骗了。世界不断在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你以为他们对你的看法)已经穿透了你的自我概念,你“被成为”了一个理性、重逻辑思考的男人,一个感性、重家庭情义的女人,或者相反。
可事实上,如果有人为共情能力付钱的话,男人的共情能力就会突然好起来,而女生的数学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比男生差的。人的大脑,其实非常有弹性。
大脑,既不是你的理由,也不应该作为你的借口。你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男人或女人,只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样、你觉得别人以为自己是什么样有关。挑战性别和大脑的常识,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破除错觉——不要被大脑刻板印象骗了,认识你自己,给自己更多的可能。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科迪莉亚·法恩
英国心理学家、专栏作家。本科毕业于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系,又于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现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心理系高级研究员。
译者简介
郭筝
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致力于重现另一种语言的故事。
目录
第一章不断改变的世界,尚未定型的思维
第一节其他人思,故你在
第二节女人没有第六感,男人也会去买菜
第三节不打高尔夫,只能做家务?
第二章性别偏见真的来自神经科学吗?
第四节命运在婴儿期已经决定了?
第五节小孩和猴子的区别
第六节谁在欺骗大脑,大脑又在欺骗谁?
第三章错觉也被遗传下去了
第七节不是你想中性教育就可以做到中性的
第八节小孩子都是性别侦探
第九节是爸爸妈妈还是自己决定了男女?
备注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作者按
精彩书摘
先来看看埃文。
花了几年时间,埃文逐渐摸索出了一种安慰妻子的方式:要是简觉得心烦意乱,埃文就跟她一起坐在沙发上,用一只胳膊揽着她,另一只胳膊则拿本书或杂志来读,以“忘掉自己的不舒服”——要是你一向政治正确,或是没受过科学训练,也许会奇怪,这种独特的“安慰”方式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暗暗觉得太太没什么魅力?或是他自己处在某种深度心理创伤的缓慢恢复期?他13岁之前都由狼抚养吗?完全不是。他只是个普通的男人,拥有一个“天生不适合共情”的男人大脑。埃文的行为库里没有“安慰”这个简单的模式。这应该归咎于自然给他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受到了破坏性的“睾酮浸泡”,不像女性“天生能理解不同表情和语调中隐含的情绪”。总而言之,这些神经元是男性的。
埃文只是《女性的大脑》(The Female Brain)一书中几个有趣的人物之一,该书位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畅销榜,作者是劳安?布里曾丹(Louann Brizendine)。她认为,男性解读情感时就像一些可怜的游客想看明白外国的菜单。这与女性在这个领域的卓越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比如说有一个女子萨拉,她能够“读懂甚至预料到(丈夫的)感受——有时还在丈夫自己意识到之前”。就像魔术师能在你抽纸牌之前就知道你会拿方块7一样,萨拉能感知细微,随时让丈夫大吃一惊。怎么样?你也很惊讶吧?但萨拉不是什么游乐场的巫师,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拥有解读他人内心的超凡天赋——显然所有女性大脑都拥有这个天赋。
萨拉的女性大脑是个高性能的情感机器,像F15战斗机一样运转,适合时刻追踪他人内心的非语言信号。
女人的大脑怎么能像追捕惊恐的猎物一样追踪别人的感受呢?你会问,为什么男人的神经元就不能创造这种奇迹,而是更适合在属于他们的科学与数学世界里遨游?不管如今流行的答案是什么——男性的神经回路在胎儿时期受到睾酮的破坏,女性胼胝体较大,男性脑部结构高度专门化、皮层下情感回路比较原始,女性负责视觉空间处理的白质较少——其潜台词都是:男女的大脑有实质上的区别。
比如说,遇到了婚姻问题。看看教育家、治疗师、公司顾问以及《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古里安(Michael Gurian)的作品《他正在想什么?》(What Could He Be Thinking ?),你会看到他和妻子盖尔观察男性、女性大脑核磁共振成像(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影像(PET)时恍然大悟的一幕——
我说:“我本来觉得我们很了解对方呢,但也许还不够多。”盖尔说:“确实存在一个‘男性’大脑,核磁共振成像可是证据确凿。”我们意识到,虽然经过了6年的婚姻生活,但我们的交流、我们对彼此的支持以及我们对这段婚姻的理解才刚刚开始。
古里安说,这些扫描图提供的信息“拯救了我们的婚姻”。
如今人们认为,了解一些脑科学知识,很有助于理解自己的伴侣。国家单性公立教育协会(NASSPE,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ingle Sex Public Education)创建者和执行理事伦纳德?萨克斯(Leonard Sax)医生的作品《为何性别如此重要》(Why Gender Matters)具有极高的影响力,推介语写道:“承认、了解……(两性的)固有差异,有助于每个男孩、女孩充分开发其潜能。”古里安研究所(Gurian Institute)的另一本新书也告诉家长和老师,“研究人员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看到了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实。两性间确实存在根本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始于人脑的基本结构”。因此,古里安暗示,“如果我们走进教室或家里时,还对大脑工作机理和男女不同的学习方式一无所知,那我们距离称职的老师、家长和照料者还有很大差距”。
还有人说,甚至CEO们也能从大脑性别差异的相关知识中获益。新书《性别与领导力》(Leadership and the Sexes)把“两性大脑差异与工作中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而且“把脑科学这一工具带给读者,使其能够了解男性与女性的大脑,进而理解自我及他人”。护封上的简介写道,本书中的“性别研究已被成功应用于IBM、日产(Nissan)、宝洁(Proctor Gamble)、德勤(Deloitte Touche Tohmatsu)、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和布鲁克斯(Brooks Sports)等诸多公司”。
你也许开始怀疑,大脑如此不同的两类人,可以有相似的价值观、能力、成就和生活吗?如果是大脑本身的构造使我们彼此不同,也许我们就可以安心走开,停止研究了。如果你希望答案能继续维持性别不平等的现象,那就不要再怀疑地盯着社会,来看看这儿吧,看看这些大脑扫描图。
要是答案这么简单就好了。
大约200年前,英国牧师托马斯?吉斯伯恩(Thomas Gisborne)的一本书风靡了整个18世纪。不过在我看来,书的标题实在不怎么吸引人——《女性的责任研究》(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吉斯伯恩在书中列举了男性和女性分别需要的智力:
法学、法理学、政治经济学,政府行政功能的执行,知识的艰深研究……覆盖面极广的商业领域不可或缺的知识……这些主要或几乎全部由男性主导的学科和职业,需要具备缜密、全面的推理能力和集中、持续的应用能力。
作者认为,女人比较少拥有这类能力,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她们并不太需要这样的禀赋来完成自己的职责。你应该能理解,女人不是低等,她们只是不一样。毕竟,在属于女性的领域中,“她们的优势是无可匹敌的”,她们“有能力让学者舒展眉头,让智者不堪重负的精神振奋,让可爱的笑容挂在每个家人的脸上”。女性特有的禀赋能够与其职责相符,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跳到200年之后,翻开21世纪关于两性心理的著作《本质区别》(The Essential Difference),你就会发现剑桥大学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睠ohen)在开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女性大脑的构造天生就适于共情,而男性大脑则适于理解及构建系统。”像吉斯伯恩一样,巴伦?科恩也认为拥有“男性大脑”的人才能成为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银行家和律师,因为他们能专注于某个系统(无论是生物、物理、金融,还是法律系统)的不同侧面而且乐于研究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书中还提到女性也有独特的禀赋,这一点让人略感安慰。巴伦?科恩提出了“屈尊的艺术”,他解释说女性大脑倾向于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并表示同情,这恰好适合那些将女性的传统角色职业化的工作。“拥有女性大脑的人能成为最出色的顾问、小学教师、护士、保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调解人、小组主持人或人事部门职员。”哲学家尼尔?利维(Neil Levy)对巴伦?科恩的论点进行了概括:“一般来说,女人拥有使他人放松的智慧,而男人则能理解这个世界并构建、修理我们需要的东西。”这不禁使我想起生活在18世纪的吉斯伯恩的妻子,她总是忙于舒展博学的丈夫的眉头。
不得不说,巴伦?科恩也尽力强调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拥有适合共情的女性大脑,也不是所有男人都有系统化的男性大脑。但这个让步并不像他想的那样,能和性别差异的传统观点区分开。早在1705年,哲学家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就注意到,人们形容在男性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女人时,说她们“超越了性别限制,他们认为这样读者就能明白,她们不是表现杰出的女人,而是穿着裙子的男人!”与此类似,几个世纪之后,智力超群的女性被说成“拥有‘男性的思维’”。一位作者在《科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上撰文称:
像女运动员一样,女科学家完全是一种不正常的人,一种例外,在某种程度上说她们处于两性的中间位置,其大脑像女运动员的肌肉系统一样经历了异常的发育过程。
当然,巴伦?科恩没有把倾向于系统化的女性称为“异常”。但女人身体里存在男性大脑或是男人头盖骨内长着女性大脑,这也会让人觉得不协调。
两性心理天生不同的观点根深蒂固,让人印象深刻。两性大脑是否真的因结构不同导致了心理上的差异,使男人和女人在主张平等的21世纪里依然要遵循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
对很多人来说,自从开始为人父母,他们就很快抛弃了先前的观点,即男孩、女孩出生时几乎一模一样。性别研究专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初为人父时,一位老朋友对他笑言:“你很快就能看到,这都是天生的!”还有什么证据能比父母看着孩子公然反抗自己精心设计的中性教育更有说服力呢?社会学家艾米丽?凯恩(Emily Kane)发现这是一种普遍的经历。很多学龄前儿童的父母——特别是中上阶层的白人父母——会逐渐排除其他原因得出结论:男孩和女孩的差异是天生的。他们坚信自己的教育方式是中性的,那就只剩下一种选择,也就是凯恩所说的“退而相信生物学”。
很多评论者在概览整个社会之后,也同样退回到生理因素。在近作《性别悖论》(The Sexual Paradox)中,记者、心理学家苏珊?平克(Susan Pinker)解答了下述问题:为什么极具天赋的女性,即使拥有无数选择和充分的自由,选择各种人生道路的比例也不会与身边的男性相同。即使障碍清扫一空,她们的表现和天资相近的男性也不一样。考虑到这个有些意外的结果,平克想“即便生理基础不能决定一切,它是不是也能作为讨论性别差异的重要出发点”?她提出,性别差异的根源部分在于“神经元及激素”。随着社会中性别偏见的日渐式微,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为盘踞不去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分工现象找到社会学解释作为替罪羊。当我们不能再归咎于外在因素时,目光就会转向内部——两性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因为构造异于男性,很多女性拒绝了平克所说的事业至上的“普通”男性生活方式并选择了不同的兴趣。
男女天生存在心理差异这个结论,似乎还有大量的科学论据支撑。第一,男性胎儿的睾酮水平会上升,而女性则不会。《大脑的性别》一书(Brain Sex)的作者安妮?莫伊拉(Anne Moir)和大卫?杰赛尔(David Jessel)对这个重要事件描述如下:
受精后6~7周……胎儿“作出决定”,大脑开始向男性或女性模式发展。在这个重要时期,黑暗的子宫里发生的一切将会决定大脑的组织结构,进而决定思维的特性。
像其他畅销书作家一样,莫伊拉和杰赛尔使我们绝对不会低估“黑暗的子宫”里一切变化的心理学意义。劳安?布里曾丹只是说明,胎儿期睾酮对大脑的作用“决定了我们生物学上的命运”,而莫伊拉和杰赛尔则对这一情况表示欣喜,“(胎儿)在子宫中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丝毫没有受到那些正急切等待他们的社会工程师的影响”。
于是就有了两性大脑的差异。神经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神经学家得以看到大脑结构及功能的性别差异,诸多细节前所未见。大脑不同,我们就能肯定地说思维也是如此吗?例如,《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曾报道了所谓的“退出革命”(女性放弃事业,回归全职妈妈的传统角色)。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利萨?贝尔金(Lisa Belkin):“核磁共振完全能说明问题,男人和女人思考或有某种感受时,大脑‘兴奋’的区域不同。她认为,这些不同的大脑必然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我们在杂志、报纸、书籍甚至专业的期刊中都会读到一些神经学领域的发现,认为两类大脑的本质区别造就了两性间不可改变的心理差异。这种令人信服的说法,为关于性别的现状提供了简洁而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们过去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止一次。
17世纪,女性因无法接受教育而处于劣势。例如,她们政治道路受阻,因为“她们缺乏政治辞令的正规教育,无法获取公民权或进入政府部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应参与政事,甚至将女性写作视为不正派的行为”。从当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明显阻碍了女性的智力发展,但当时大部分人却认为女人天生就低劣。如今看来,男人的智力优势和成就,应该归因于他们能获取的资源而不是自然禀赋,这一点不言而喻,但当时这确实需要人指明。一位17世纪的女权主义者指出:“男人的优势来源于良好的教育和多渠道的信息,他们不应再认为自己比女人更聪明,否则就像攻击一个双手被缚的人却还夸耀自己的勇气。”
我们已经看到,18世纪,托马斯?吉斯伯恩认为不需要再为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寻找其他解释。作家琼?史密斯(Joan Smith)指出:
18世纪末,英国女性中很少有人懂得法学或航海学的基本原理,但这只是因为她们没有机会学习。这在今人看来显而易见,但那时无数读者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因为那与他们的偏见相符。
前言/序言
第一节 其他人思,故你在
越来越多人把我当做女人,于是我变得越发女性化,不知不觉地适应了这个改变。要是人们都觉得我不会倒车或是打不开瓶盖,我奇怪地发现自己真的做不到了。要是别人说那个箱子太沉了我搬不了,我也会发现确实如此,这让我很费解。
——变性女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在自传《谜团》(Conundrum)(1987)中对变性后经历的记述
如果有个研究人员拍拍你的肩膀,请你根据文化常识写出男性和女性的特点,你会不会为难地看着这个人惊呼:“你这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多面性,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即使单论一种性别,环境、社会阶层、年龄、经历、教育水平、性取向和种族不同的个体,个性也是千差万别,要把这么复杂多变的事物粗暴地分为两类是不是毫无意义的?不会!你会拿起笔开始写答案。
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两个表,你会发现下面这些形容词放在18世纪关于两性责任的论文中一点儿也不突兀。其中一个列表很可能以共享性(communal)特点为主,如:有同情心、喜欢孩子、依赖他人、在人际交往中较为敏感、乐于抚育。你会注意到,这些是希望服务于他人需求的人的完美特质。在另一个性格列表中,我们会看到制控性(agentic)的描述:领导者、攻击性、雄心勃勃、善于分析、争强好胜、有控制欲、独立、个人主义。这些特性使世界屈服于个人意志且让你借此赚得薪水。我不需要告诉你哪个是女性特点列表,哪个是男性的,你肯定已经知道了。社会学家塞西莉亚?里奇韦(Cecilia Ridgeway)和谢利?科雷尔(Shelley Correll)指出,这两个列表也非常接近人们对“中产阶级、异性恋白人”的刻板印象。
即使你觉得自己不认同这些刻板印象,但你的思维中有一部分确实如此。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我们有意识的自我阐述并不完全是事实。社会心理学家布里安?诺塞克(Brian Nosek)和杰弗里?汉森(Jeffrey Hansen)提出,刻板印象、态度、目标和认同似乎都处于内隐层面上,其运作“不受意识、意向或控制”的影响。人思维中的内隐联想(implicit association)可以看做错综复杂而又十分有组织的关系网,这个网络把不同的物体、人、概念、感受、自我、目标、动机和行为关联起来,其中每个关联的强度取决于你过去的经历(有趣的是,也与当前情境有关):那两个对象——比如那个人和那种感觉,某个物体和某种行为——过去同时出现的频率。
那么关于男女,内隐思维自动联想到的是什么?社会心理学家用于评估内隐联想的测试基于这个假设:被试受到一种刺激时,会迅速地在无意识情况下自动触发强关联的概念、行为和目标等,而对弱关联的内容则作用相对较弱。这些被触发的表现更容易影响知觉、引导人的行为。
计算机化的内隐联想测试(IAT,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由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尔特(Anthony Greenwalt)、马扎林?贝纳基(Mahzarin Banajii)和布里安?诺塞克(Brain Nosek)设计开发,是应用最广泛的测试之一。这个测试要求参与者把词汇或图片进行相应的归类。比如,首先,他们必须分别把女性名字与共享性词汇(如互相关联、支持性)、男性名字和制控性词汇(如个人主义、争强好胜)归为一类。参与者通常会觉得这比交叉归类(女性名字与控制性词汇、男性名字与共享性词汇)要容易。研究人员将反应时长上这一微小而重要的差异,作为女人和共享性、男人和制控性之间自动、无意识的强关联的指标。
不管赞同与否,你都可能有相似的联想。因为这种联想,并不需要你使用到意识、意向和控制,人们就是从环境中存在的联想里形成了这种记忆。几乎每一只吸尘器背后都是一个女人在推着,联想记忆就会吸纳这个模式。这当然是有一定好处的,你可以轻松高效地了解周围的世界;但缺点就是,这种记忆似乎不会鉴别获得的内容——在学习显性知识时,你可以进行思考和选择性记忆,但联想记忆就不会。联想记忆还有可能自动获得社会、媒体和广告中的文化模式,或者对这些内容作出响应,这又会加强那些你并不赞同的联想。
这意味着,如果你崇尚自由、不想冒犯别人,你可能不会太喜欢自己的内隐态度。在它和有意识的自我之间,存在着大量分歧。研究表明,即使我们声称自己对社会群体的态度是新式而进步的,但我们的内隐表现却常常非常保守。在性别方面,“男”和“女”这两个概念触发的自然联想,远不止阴茎和阴道。内隐联想的测试表明,男人与理科、数学、事业、阶级和位高权重的内隐关联更为密切,而女人触发的内隐联想则为文科、家人及家庭生活、平等和低权威。
马萨诸塞大学的尼兰加娜?达斯古普塔(Nilanjana Dasgupta)和沙基?奥斯格里(Shaki Asgri)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揭示媒体及生活本身如何独立于我们的观点来创造这些联想。他们研究了反刻板印象信息的作用。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让一组女性被试阅读著名女性领导人的缩略版传记,如e�睟ay的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与没有阅读传记的对照组相比,她们在之后的内隐联想测试中,能够较容易地把女性名字和领导性词汇归为一类。但是,阅读这些杰出女性的传记,并未影响到被试关于女性领导力的外显观点。
达斯古普塔和奥斯格里又研究了现实世界对内隐思维的作用。实验参与者都是女生,来自美国的两所文理学院,其中一所是女子学院,另一所是男女同校。他们评估了入校仅几个月的大一新生对女性和领导力的内隐态度和显性观点,一年后重复实验。学校类型——男女同校或纯女校——并未影响学生自己描述的对女性领导力的看法,但他们的内隐态度却变了。
大一初期,他们都不能很快把女性和领导力词汇归为一类;但到二年级时,女子学院的学生们就不会再对“把女性和领导力归为一类”产生内隐性排斥。而男女同校的学生在测试中的速度却变慢了。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女子学院的学生能见到更多的女老师,男女同校的学生——特别是学习数学和理科课程的学生——与女性领导者接触的经历较少。换言之,环境模式改变了他们内隐思维中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
在环境中,当性别被置于突出位置,或者我们根据性别对他人进行归类时,就会自动触发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过去几年中,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激活的刻板印象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认知。但最近,社会心理学家对另一现象也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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