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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与现代性》选译的三篇文献有助于让我们看到西方古典学的现代品质。
莫米利亚诺是当代西方著名古史学家,他对十九世纪西方古典学的概观描述脉络清晰、生动活泼,他让我们看到西方古典学的发展与欧洲政治嬗变的现实关联。
戈斯曼的长文以十九世纪巴塞尔的两位古典学家的个案让我们看到,西方古典学与现代性有怎样的复杂关系。
莱茵哈特是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都十分敬重的古典学大师。这里选译的他的一组短文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古典学的现代困境的来龙去脉。
内容简介
《古典学与现代性》是关于西方古典学的一个编本,编者为刘小枫教授。全书包括三篇文章,分别是:莫米利亚诺的《十九世纪古典学的新路径》,戈斯曼的《欧维贝克和巴霍芬的反现代论》,莱因哈特的《我与古典学》。
西方文史意义上的“古典”,严格来讲指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后来的基督教文明相区别。西方的古典学诞生于近代文艺复兴时代,最富成效的时期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本编选译的三篇文献汇在一起,大致可以构成一部西方古典学的现代简史。莫米利亚诺是当代西方著名文史家、古史学家,他对十九世纪西方古典学的概观描述脉络清晰,而且生动活泼。戈斯曼的长文以十九世纪巴塞尔的两位古典学家的个案让我们看到,西方古典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极其复杂。莱茵哈特是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的学生,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都十分敬重的古典学大师。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古典学的现代困境的来龙去脉。
目录
编者说明
莫米利亚诺 十九世纪古典学的新路径
引言
一 尼布尔与罗马土地问题
二 从蒙森到韦伯
三 乌瑟纳尔与古典语文学
四 没有边界的宗教史
戈斯曼 欧维贝克和巴霍芬的反现代论
一 欧维贝克和巴霍芬与巴塞尔
二 欧维贝克的反神学
三 巴霍芬的反语文学
莱因哈特 我与古典学
一 古典语文学与古典
二 记我的中学老师
三 维拉莫维茨
四 库尔提乌斯
五 默雷
六 奥托
七 两个时期的学术
精彩书摘
三、维拉莫维茨
柏林, 这个19世纪末和世纪之交的德国以及德国之外的思想和艺术中心,如今作为曾经的传说在瓦砾和碎片中重生——当我们今天以如此遥远的时间间隔回顾19世纪末和世纪之交柏林时,那么,自格林和拉赫曼那一代人以来,德国语文学家中最伟大、迄今也是最伟大的人——维拉莫维茨不可或缺,他自然地成为蒙森的继承者。此外,在从荷马到普罗克洛斯的研究文献中,如今的古希腊语文学者处处都能遇见这位伟大前辈。尽管他也有错误,可从他那里,我们至今能学有所获,这点无人能及。他的能力远胜于此:维拉莫维茨是有才干的宣告者,悟透古希腊伟大的永恒,如今再也无人有其如此强烈的使命感,似乎这种使命从未曾有过。
维拉莫维茨的翻译作品、希腊语读本和“讲课”,是他听从内心不可动摇的意志的部分体现,这些作品影响广泛。在1928年,这位80岁老人发表了《回忆录》,从中我们获知他的生平。
1848年12月22日,维拉莫维茨生于波森(Posen)南省,是马尔科维茨(Markowitz)庄园主的第三个儿子。
钢琴上方悬挂着国王夫妇的画像,这理所当然。国王就是国王,人们臣属于国王就如同顺从上帝,尤如孩子听命于父母,献身于祖国,与之生死存亡,这已然注定。陆军元帅默伦多夫(Moellendorff)——每个男孩都必须随此姓加上名字维夏德(Wichard)——为老弗里茨(Fritz)赢得了洛伊滕(Leuthen)会战。老弗里茨领养了祖父,取名维拉莫维茨([引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廉[Wilhelm]之子),挂在客厅里的画像上,祖父戴着“功勋章“, 这是他在埃劳(Eylau)获得的。……我们的祖父是波兰人。……对西里西亚战争的回忆多于对解放战争的回忆。
也许,庄园生活的描写属于传记中可读到的最有吸引力的篇章。那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置身其中,无法想象学者是什么,这样一个人以什么为生。这个男孩擅长骑马,他父亲喜欢他大腿夹紧马的样子,所以看来他注定要当军官。也许是他命运中不可抗拒之“命相神灵”(他根据柏拉图《王制》结尾的神话称之为“命相神灵”),勃兰登堡的骑士学院似乎太昂贵了,训练他拉丁语的家庭教师再也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向他推荐了普福塔(Pforta)中学,由此决定了他的职业和命运、他的外部际遇和内心需求,以及他的一生。1867年9月,维拉莫维茨在七年的学习后离开普福塔中学,七年的学习——几乎不可能换一种表达方式——对他而言成为虔诚的刻骨铭心的事件,成为誓约随时随刻伴随着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总是予以安慰。1928年,在万般绝望之际,普福塔中学再次使他产生希望:
由此,普福塔中学在1943年荣耀地庆祝了它的第四个百年,修道院的献词维护了其作用:“主无疑在此,此处至高无上:ecce porta coeli[看,天堂之门]”。
1931年9月25日,维拉莫维茨离开了这个世界,使得他安然地避免了更大的失望。
……
前言/序言
编者说明
西方文史意义上的“古典”,严格来讲指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后来的基督教文明相区别,尽管基督教是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倘若仿造这种划分的含义,我们也许就得说,中国文史意义上的“古典”当指佛教入华之前的秦汉文明——显然,我国的文史研究虽然有汉宋之分或多次出现过的“复古”,却很难适应西方的“古典学”概念。
西方的古典学诞生于近代文艺复兴时代,最富成效的时期却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与我国清代整理故旧的成就相比,这一时期西方古典学整理典籍的成就其实算不上什么。由于采用了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的西方古典学才显得优于我国的文史研究,以至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的文史研究也很快跟上了西方古典学的步伐——苏雪林的屈赋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严格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已经有了西方意义上的中国古典学,尽管我们对西方的古典学研究本身还一无所知。然而,我们同样一无所知的是,在古典学家尼采看来,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对西方古典学的危害是致命。倘若如此,如果我们要着手建设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就得尤其注重认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古典学。毕竟,如果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现代品质没有清醒的认识,就既不可能发展出具有中国气派的西方古典学,也不可能对我们的史学和文史研究所受到的西方现代学问的毒害有清醒的自我意识。
本编选译的三篇文献汇在一起,大致可以构成一部西方古典学的现代简史。莫米利亚诺是当代西方著名文史家、古史学家,他对十九世纪西方古典学的概观描述脉络清晰,而且生动活泼。戈斯曼的长文以十九世纪巴塞尔的两位古典学家的个案让我们看到,西方古典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极其复杂。莱茵哈特是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的学生,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都十分敬重的古典学大师。这里选译的他的一组短文(选自由他的学生选编的文集《古代的馈赠》,“古典语文学漫谈”这个题目为本编者所拟),大多具有自传性质,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古典学的现代困境的来龙去脉。
《典籍回响:中古时期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流变》 一、 书籍概述 《典籍回响:中古时期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流变》是一部深入探究中古时期(公元3世纪至1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学术专著。本书并非简单罗列文学作品或思想流派,而是着力揭示在政治动荡、民族交融、宗教传播等多元因素影响下,中古文人心灵世界如何被不断重塑,以及这种内在的精神嬗变如何在文学创作中留下深刻烙印。作者通过梳理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追踪中国文学从魏晋风骨的飘逸洒脱,经南北朝的南北融合,至隋唐盛世的兼容并蓄,最终抵达宋代新变的前夜,深入分析了佛教、道教、玄学等思想思潮如何渗透并重塑了文人的审美趣味、情感表达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同时,本书也探讨了在文学创作中,士人如何通过对古典意象的重新解读,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反思与回应社会现实的挑战。 二、 内容详细阐述 第一部分:时代洪流中的文学基因重组 本部分着重梳理中古时期文学的宏观演变脉络,揭示其内在驱动力。 魏晋风骨:从士人风尚到文学自觉 背景: 乱世之下,政治动荡与社会转型,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构成冲击。名士辈出,他们以“清谈”为时尚,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与超越。 文学表现: 散文方面,竹林七贤的玄言诗,如阮籍的《咏怀诗》,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与对自由的渴望。同时,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则展现了士人坚守个人原则的独立精神。诗歌方面,曹操、曹植父子的建安诗歌,以其慷慨悲壮的风格,奠定了“风骨”的基础。陶渊明的田园诗,则开创了另一种返璞归真的精神出口,在自然中寻求心灵的宁静。 思想影响: 玄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潮,强调“有”与“无”的辩证关系,为士人提供了超越现实的精神慰藉。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返璞归真”等观念,与名士们的洒脱不羁、崇尚自然的情怀不谋而合,共同塑造了魏晋文人的独特气质。 创新之处: 本部分将魏晋文学的“自觉”置于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强调了文学从政治附庸走向独立审美的转变,并深入分析了玄学对文人内心世界的影响,而非停留在表面的题材或风格模仿。 南北融合与文体嬗变 背景: 汉魏之际,民族迁徙与政权分裂,导致南北文化交流与碰撞。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放之风与南方汉族文化的精巧细腻相互渗透。 文学表现: 南朝文学,如宋齐间的宫体诗,以其绮丽的辞藻和细腻的情感描摹,展现了江南的精致文化。谢灵运的山水诗,则将自然的壮丽与个体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山水文学的新局面。北方文学,如北朝的乐府民歌,如《木兰诗》,以其质朴的语言和鲜活的叙事,展现了北方人民的粗犷与活力。 思想影响: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寺庙林立,高僧辈出。佛教关于“轮回”、“因果”、“涅槃”等观念,深刻影响了文人的生死观和宇宙观。同时,道教也在民间和士人阶层中流传,其追求长生不老、逍遥自在的观念,也为文人提供了另一条精神出路。 创新之处: 本部分不仅区分了南北文学的特色,更着重分析了文化融合过程中,新的文学形式和审美范式是如何孕育而生的。佛教思想的引入,被视为改变文人心灵结构的重要力量,影响了其对人生、对苦难的理解。 隋唐盛世:兼容并蓄与文学的黄金时代 背景: 隋唐统一,国家强盛,对外交流频繁,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的推行,为更多士人提供了参政机会,但也促使文学创作朝着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发展。 文学表现: 诗歌方面,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辈出,诗歌风格多样,题材广泛,从政治抱负到个人遭际,从山川壮丽到民生疾苦,无不入诗。散文方面,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骈文的空洞华丽,提倡质朴畅达的文风,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小说方面,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成熟,涌现出《莺莺传》、《李娃传》等名篇。 思想影响: 佛教在唐代的地位依旧重要,玄奘西行取经,带回了大量佛经,促进了佛教的本土化。禅宗的兴起,强调“顿悟”,注重当下体验,对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如王维的诗歌,将禅意融入山水,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道教也在士人中继续流行,其追求长生、炼丹等活动,也留下了文学素材。儒家思想在社会层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士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融合态势。 创新之处: 本部分强调了隋唐文学的“兼容并蓄”精神,是将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熔于一炉的时代特征。对禅宗诗歌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佛教思想如何影响了文人的审美观和艺术表现手法。 第二部分:思想的触角:中古文人心灵的触动与转化 本部分深入剖析了佛教、道教、玄学等思想思潮对中古文人内心世界的具体影响。 佛教东渐:生死观与审美意识的重塑 因果报应与人生无常: 佛教的“业报说”与“无常观”,打破了传统儒家强调的现世功业和家族传承的价值体系。文人开始以一种更宏大、更超脱的视角审视人生,对苦难有了新的理解,同时也产生了对来世的期盼与对解脱的追求。这在很多诗歌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对落花、孤旅等意象的描绘,往往蕴含着对生命短暂的慨叹。 涅槃解脱与精神自由: 佛教的“涅槃”理想,为文人提供了一种逃离现实苦难、实现精神解脱的可能性。这种追求与魏晋名士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向往相呼应,但更增添了一层宗教的超脱色彩。禅宗的“平常心是道”的理念,则在唐代直接影响了诗歌创作,促使文人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追求“诗中有禅”的境界。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佛教的宏大叙事、因果逻辑、超脱精神,以及与之相关的佛教图像、故事、譬喻等,都成为中古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和灵感来源。如《西游记》的前身《大唐西域记》的出现,以及各种佛教故事的文学化改编,都反映了这一点。 道教的“逍遥”与“自然”:精神避难所与艺术的灵感源泉 “逍遥游”的情怀: 道家的“逍遥”境界,与中国文人在政治失意或人生困顿时的精神诉求高度契合。老庄的哲学思想,如“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为文人提供了一种超脱世俗、返璞归真的精神慰藉。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正是道家思想在文人生活中的一种体现。 “自然”的美学范式: 道家对自然的推崇,也深刻影响了中古文学的美学观念。山水诗的兴起,将自然的壮丽与文人的情感融为一体,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山水描绘不再仅仅是客观的景物再现,而是文人内心世界的投射,成为表达个人情怀的重要载体。 炼丹服气与养生文化: 道教的炼丹服气、养生等活动,虽然在文学创作中并不直接作为主题,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对生命、对长生的追寻,以及与之相关的神仙传说,也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叙事素材。 玄学思潮: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精神探索 “有无”辩证与 本体论思考: 玄学对“有”与“无”的深刻辩证,促使中古文人开始对世界本体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这种思考并非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而是渗透到他们对人生意义、价值判断的认知中。 “清谈”与语言的张力: 玄学的“清谈”之风,强调语言的玄妙与精神的契合,对中古文学的语言风格产生了影响。一些作品追求一种“得意忘言”的境界,通过含蓄、意象化的语言来传达深邃的思想。 个体意识的觉醒: 玄学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古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文人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感受、体验和价值,这为文学创作中对个人情感的细腻表达提供了土壤。 第三部分:古典的重构与现代的回响 本部分探讨中古文人如何在创作中对古典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及这种转化如何为后世文学提供借鉴。 意象的再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 经典意象的再挖掘: 中古文人并非简单地复古,而是通过对《诗经》、《楚辞》等早期经典的重新解读,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例如,对“雎鸠”、“思妇”、“杜鹃”等意象的多次运用,每次都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者的情感,赋予其不同的象征意义。 新的意象生成: 在吸收古典意象的同时,中古文人也创造了许多新的意象,如唐诗中的“边塞”、“闺怨”、“山水”等,这些意象的生成,既有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有对前代意象的继承与发展。 意象的内涵深化: 佛教、道教等思想思潮的渗入,使得许多传统意象的内涵得到了深化。例如,“明月”不再仅仅是思乡的象征,也可能蕴含着某种哲学层面的思考。 文学的“体”与“用”:从抒情到叙事,从审美到教化 文体的发展与分化: 中古时期,诗、赋、散文、小说等文体都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和分化。叙事性散文(如唐传奇)的成熟,标志着文学功能的扩展,从单纯的抒情言志,走向对社会生活更广泛的描绘。 “以文载道”的传统与挑战: 尽管“以文载道”是历代文人的普遍追求,但在中古时期,尤其是唐代,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开始凸显。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试图将现实关怀与文学创作相结合,而李白的诗歌则更多地展现了其纯粹的艺术个性和精神追求。 “学”与“道”的张力: 本部分探讨了中古文人在学习古典、继承传统的同时,如何注入新的思想与情感,实现文学的创新。这种“学”与“道”的张力,构成了中古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结论:中古文学与思想的遗产 奠定后世格局: 中古时期文学与思想的深刻互动,不仅塑造了当时的文学面貌,更奠定了后世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础。唐诗宋词的辉煌,明清小说的繁荣,都与中古时期在文学体裁、审美范式、思想资源等方面的积累密不可分。 对现代的启示: 本书认为,对中古文学与思想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过程,以及传统如何在与外来思想的碰撞中不断演变。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反思当下文化,在继承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价值与意义 《典籍回响:中古时期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流变》一书,旨在填补当前学术界在中古文学与思想关系研究上的某些空白。本书的价值在于: 1. 系统性与整体性: 摒弃了以往研究中常见的孤立分析,力图从宏观视角出发,展现中古时期文学与思想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图景。 2. 深度与创新: 深入挖掘佛教、道教、玄学等思想思潮对中古文人内心世界和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并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机制与逻辑,而非停留在浅层描述。 3. 文献扎实与论证严谨: 本书在引述大量经典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与逻辑推理,力求做到言之有据,论之有理。 4. 启发性与前瞻性: 通过对中古时期文化融合与创新的历史考察,为当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和理论启示。 本书适合对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学生以及广大文化爱好者阅读。它将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长河,去感受中古文人心灵的激荡与求索,去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