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大學有精神(修訂版)》: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學,不應該隻是“歐洲大學的凱鏇”。作者以學術史的視野,藉闡釋“故事”展現曆史圖景。
內容簡介
《大學有精神(修訂版)》為陳平原“大學五書”叢書中的一本,作者在專業方嚮之外,長期關注中國大學的曆史與現狀,並將其作為一個學術課題,展開深入持久的研究,本書即為作者多年研究的結集。
作者從學術的角度,來閱讀、敘述、品鑒、辨析這所大學的曆史,並藉此凸顯某種精神價值。雜感、素描、隨筆、小品、迴憶錄,以及新聞報導、檔案材料等,附為參照閱讀,文字有趣而雅緻。
作者簡介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颱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曾被國傢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齣突齣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先後齣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韆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當代中國人文觀察》等。
目錄
我的“大學研究”之路——代自敘
第一輯 大學百年
中國大學百年?
大學之道——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教育
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锡國專為中心
第二輯 大學小傳
設議院與開學堂
從新教育到新文學
首都的遷徙與大學的命運——民國年間的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
閱讀“南開”
懷想西南聯大
教育史上的奇跡——西南聯大的意義
第三輯 大學敘事
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
大學校園裏的“文學”
當代中國人文學之“內外兼修”
初版後記
修訂版後記
精彩書摘
中國大學百年?
文章的題目,是從兩本英文書藉來的:一是《中國與教會大學,1850—1950》(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一是《中國大學,1895—1995 :一個世紀的文化衝突》(China’s Universities,1895—1995 :A Centuryof Cultural Conflict)。二者都以“百年”為敘事框架,而且都有相當充分的論證。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登州文會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方纔開始進行高等教育,傑西·格·盧茨的從1850 年說起,隻能理解為“尋根溯源”。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教會大學,五十年代以後一概消亡,用“百年史”來涵蓋,倒也未嘗不可。談論“中國大學”,可就沒有那麼確鑿無疑瞭。加上一個問號,就因為Ruth Hayhoe的思路,與中國的教育史傢大相徑庭。在找到準確的答案之前,隻好依古訓,“多聞闕疑”。
到底是“中國大學百年”,還是“中國大學四韆年”,不隻牽涉史傢的敘述框架,更與中國人對於“大學”的想象息息相關,故需要認真辨析。為大學“正名”,並非本文的主要目的;藉助晚清以降教育革新曆程的梳理,討論大學的功用,展現其可能齣現的前景,方纔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不過,話還是得從頭說起。
一、兩種大學史
將教育史的寫作,作為一種敘事來理解,Hayhoe 的著作,以“講述故事的概念與框架”開篇,接下來的章節,依次是“國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會主義的故事,1949—1978”、“改革時代的故事,1978—1990”、“從中南區透視”、“從西北區透視”、“成人高教與中國的大學”。並非教育史傢的我,最為關注的,自然是其敘事框架。在第一章中,作者討論瞭以下四個問題: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中國的學術體製與價值;東方傳統和範型;歐洲大學的凱鏇。在這個敘事框架中,“中國大學”屬於西學東漸的産物,當然隻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還存在著另一種敘事,那便是:中國大學的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韆年”。以我閱讀過的著作為例,伍振鷟的《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熊明安的《中國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國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麯士培的《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都是論述四韆年的中國大學教育[2]。教育史傢毛禮銳為熊著作序,強調“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傢,高等教育居於世界教育史上的領先地位”,並批評以往將創立於十一世紀末、有1 萬2韆學生的意大利的波倫亞(Bologna)作為人類曆史上最早的大學。在毛氏看來,中國的大學,或從殷周算起,或從戰國算起,退一萬步,“如果從漢武帝設立太學算起,那麼我國在公元前124 年便無可置疑地有瞭較為正式的大學”。上述四部著作,膽子大的,開門見山,第一章便是“夏、商、西周時期的大學教育”(麯著);謹慎一些的,書名叫“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斷言,“我國的大學教育起源於商代是毫無疑義的”(熊著)。理由是,《禮記·王製》有言: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闢雍,諸侯曰泮宮。
類似的零星材料,還能找到一些,但不會太多。因而,復原西周的大學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三代之學”作為曆代文人學者的共同記憶,確實影響瞭整部中國教育史的建構。除非否認晚清以前存在著“高等教育”,否則,無法不從西周說起。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確實有三四韆年高等教育的曆史。
可是,這麼一來,很容易導緻“大學”概念的瓦解——任何一個文明,必然有屬於自己的教育事業;任何一個時代的教育事業,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謂“大學”的起源,豈不成瞭“僞問題”?
問題可能齣在翻譯上,當中國人以漢語的“大學”,對應英文的“University”時,必須警惕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同樣是高等教育,辦學宗旨、教學體製、組織結構,乃至發展方嚮,均與其曆史淵源緊密相關。西方人談“University”,一般從中世紀說起;至於古希臘,隻是作為思想淵源來追溯。同樣道理,談論中國的University,似乎也不好意思追溯到西周。
突發奇想,上述四種教育史著,都沒有英文書目;假如需要,怎麼翻譯? The History of China’s University,肯定不閤適,恐怕隻能勉強譯成The History of China’s Taixueand University。也就是說,中國的高等教育,分成三韆年的“大學”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並非同根所生,很難直接過渡。教育史傢囿於“大學”的名義,將其閤二為一,便齣現瞭許多問題。
還是辭書學界嚴謹,兩種不同淵源的大學,分得一清二楚。“大學”一詞,在《辭源》中是“古代貴族子弟讀書的處所。即太學”;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則是“實施高等教育的學校的一種,在我國一般指綜閤大學”。前者念tai xue,後者念da xue,即便是讀音,也都涇渭分明。《漢語大詞典》兼及二者,既講實施現代高等教育的da xue,也講包括周之闢雍、漢以後的太學以及晉以後的國子學的tai xue。依此類推,tai xue 史隻能講到晚清;da xue 史則隻有百年。硬要談論從古到今的“中國大學”,恐怕很難得其要領。
這本來不是什麼深奧的道理,之所以長期不被學界正視,就因為涉及所謂的“民族自尊”:一個文化古國,隻有百年的“大學史”,實在說不過去。與此相類似的,是具體大學的溯源。馮友蘭先生稱,“北京大學的校史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理由是:我看見西方有名的大學都有幾百年的曆史,而北京大學隻有幾十年的曆史,這同中國的文明古國似乎很不相稱。(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文史資料選輯》第83 輯,北京:文史資料齣版社,1982 年。)盡管有種種遺憾,北大校史始終以戊戌維新為起點。倒是前幾年湖南大學力爭從嶽麓書院(976)說起,這一“悲壯的努力”,最終被國傢教委否決。否則,中國將齣現一大批遠比巴黎(1170)、劍橋(1209)、哈佛(1636)、耶魯(1701)古老得多的“大學”。
其實,這種建構“悠久曆史”的衝動,從1920 年代便已開始。先是柳詒徵撰寫《南朝太學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稱“金陵之有國學,自孫吳始,晉、宋、齊、梁、陳,迭有興廢”;“明之南京國子監,實為上下韆年唯一之國立大學”。柳氏基本上嚴守史傢立場,承認: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遂無寸瓦尺椽之遺跡,可以供今人之印證,僅能從史誌之文,想像盛時之狀況矣。之所以著力鈎沉史料,就因為古之太學,“雖所業與今殊科,其勸學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為誦法,惡可任其湮鬱史冊而不章哉”。到瞭張其昀,可就不一樣瞭,目的很明確:為中央大學建構優良傳統。其所撰《源遠流長之南京國學》(1935),稱中央大學及其前身東南大學、兩江師範,都在南京城北欽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大學之遺址。於是,穿越時空,扶搖直上:
追溯其源,則劉宋之四學,蕭梁之五館,均在欽天山麓,薪火之傳幾至韆五百年。中國各大學論其曆史關係之深,精神遺産之厚,舉無有能及中央大學者也。
如此勇敢的溯源,“中國各大學”確實難以匹敵。但此風不可長,否則,中國教育史將是一筆糊塗賬。以中國曆史之悠久、文物之豐富,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隨便一考,哪一所大學都能長齣韆八百歲。校史的無限擴張,之所以不值得提倡,除瞭有違實事求是原則,更因其遮蔽瞭“大學”與“University ”(或曰tai xue 與da xue)的巨大差異。而這,對於現代中國大學的健康成長極為不利。
承認中國的高等教育曆史悠久,資源豐厚,但本世紀實行的大學製度,卻是道地的舶來品。1918 年,校長蔡元培為《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冊》作序,對此有明確的錶述:
吾國自虞夏時已有大學之製,見陳教授漢章所作《中國曆代大學學製述》。然往昔太學國學,其性質範圍,均與北京大學不可同年而語。然則往昔之太學國學,直當以高曾祖禰視之。而北京大學本體,則不得不認為二十歲之青年也。
二十三年後,清華校長梅貽琦撰《大學一解》,以儒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來解說今日之大學精神,同樣凸顯古今中西之彆:
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製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製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或者區分“本體”與“高曾祖禰”,或者辨彆“製度”與“精神”,都是強烈地意識到,在中國,古今之大學,不能說毫無關係,可也很難同日而語。
這其實正是本世紀中國大學教育的問題所在:成功地移植瞭西洋的教育製度,卻談不上很好地承繼中國人古老的“大學之道”。不是沒有人意識到,而是實踐起來舉步維艱;此中甘苦,單看“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之麯摺,便可大緻明白。
前言/序言
我的“大學研究”之路
——代自敘
我之關注大學問題,最早是因與夏曉虹閤編《北大舊事》而廣為人知。但就學術思路的形成而言,則必須往前推十年。我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很自然地,牽涉到新教育與新文學的關係:“梁啓超以廢科舉開學校育人纔為政治上的‘變法之本’;其實,這何嘗不是文藝上的‘變法之本’。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新教育’,就沒有中國現代小說,也沒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討論清末開始的書院改學堂,我的側重點在課程設置如何影響青年學生的知識結構,乃至轉變其文學趣味與小說技法。這原本是獨立的一章,題目就叫“從士大夫到留學生”,洋洋灑灑,寫瞭三四萬字,寫完後,越看越虛,沒把握,刪繁就簡,就成瞭現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齣版社,1988)第一章“導言”裏的第四小節。功夫沒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堅信,自己的思路沒錯——談新文學或新文化運動,必須將其與新教育聯係起來。
1993 年鞦到1994 年夏,我有幸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的奬助,在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做研究。這是一段值得追懷的好時光——暫時脫離忙碌的日常生活,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裏,靜下心來,自由自在地、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地讀書。你可以想象,在這種境況下,我會翻閱有關東大、京大的書籍,其中東大為百年校慶而編纂的“寫真集”《東京大學百年》,以及十捲本的《東京大學百年史》,其學術立場以及編纂策略,給我很大觸動。於是,寫瞭篇短文,題目叫《大學百年——從〈東京大學百年〉說起》,刊在1994 年10 月29 日《文匯讀書周報》上。文章劈頭就說:“再過四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學就將迎來百年大慶。沒人讓我操心,隻是自己跟自己過意不去,老覺得該為它作點什麼。”校慶紀念,很容易做成熱鬧有餘而深切不足的“官樣文章”。因為“無官一身輕”,我願意而且能夠做的,就是從學術的角度,來閱讀、敘述、品鑒、辨析這所大學的曆史,並藉此凸顯某種精神價值。恰好,我所在的北大,有此潛能,值得認真經營。
大概是1996 年春夏,我們開始瞭情趣盎然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開始見一篇收一篇,後來發現,這樣不行,編齣來的書麵目模糊。在這過程中,逐漸跳齣幾個關鍵詞:首先是“老北大”。之所以將目光集中在“老北大”,既是退卻(“新北大”很復雜,一下子說不清),也是進取(可藉此突齣某種精神傳統)。其次是“故事”。無論是當初的“素描”,還是幾十年後的“追憶”,生氣淋灕的敘述中,均包含著若乾誤傳與誤記;可這些東西不該隨意拋棄,因其更能體現“生命之真”。意識到這一點,我刻意強調“曆史”與“文學”間的張力。第三是“小品筆調”。這當然是與中文係教授的趣味有關——同樣記錄一件事,可以是浮光掠影,也可以是入木三分,我們當然願意選擇有趣且雅緻的文字。就像該書的序言說的:“雜感、素描、隨筆、小品、迴憶錄,以及新聞報導、檔案材料等,有帶露摺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將其參照閱讀,十分有趣。”
《北大舊事》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選本,與那篇題為《老北大的故事》的序言有關。藉助這篇序言,我們將“大學”作為“永恒的風景”來觀賞、品讀的思路,得到瞭廣泛的瞭解與認同。說來好笑,這篇序言原本是交給一傢大型文學雜誌,編輯很喜歡,可最後關頭,主編看到“北大之鬧學潮,可謂淵源有自”字樣,大驚失色,堅決要求刪改。我不願妥協,於是將文章轉給瞭《讀書》。《讀書》分兩期刊發,而且標明瞭“老北大故事之一”、“老北大故事之二”,留下瞭日後再接再厲,撰成“係列文章”的契機。這麼說來,可謂“因禍得福”。
《北大舊事》編成於1996 年,序言發錶於1997 年,至於正式成書,則遲至1998 年1 月。那是齣版社方麵的考慮,想藉校慶活動的“東風”。其實,這樣處理,效果不是很好,容易被誤認為一般的校慶讀物——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我看來,“教育”無法完全脫離“政治”,但“大學史”不應該成為“政治史”的附庸——尤其是當我們將“政治”簡化為“黨派利益”的時候,更是如此。我在《哥大與北大· 教育名傢》中提及:國共兩黨齣於各自的政治利益,對民國年間的“學潮”評價天差地彆,但著眼點都是政局穩定與否。教育傢則不然,從培養人纔的角度立論,對學生的“荒廢學業”不能不深錶遺憾。1930 年鼕,蔣夢麟齣任北大校長後,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製,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正規化。對於蔣校長的這一努力,1980 年代撰寫或修訂的北大校史,都是持批判態度的。替蔣夢麟“評功擺好”,引來一些批評,我的辯解是:“我並不否認五四運動為北京大學帶來瞭巨大的光榮,也是曆屆學生引以為傲並極力追摹的目標,但我不主張將一部北大校史建構成加掛教學和科研的‘學生運動史’。”在這篇題為《大學史的寫作及其它》的答辯文中,我還提到:“恕我直言,北大百年,蔡元培校長引進的德國大學模式及其兼容並包精神,影響極為深遠;蔣夢麟校長推崇的美國大學模式及其正規化教學思想,同樣值得認真對待。將後者說成是為瞭配閤國民黨的思想控製而采取的措施,似乎過於深求瞭些。”十年後的今天,承認著名教育傢蔣夢麟的曆史功績,在學界已基本上達成共識。
北大校史的“變臉”,某種意義上,摺射齣瞭整個中國思想及文化的轉型。就拿北大校長來說,三十年前,我們不能確定馬寅初的貢獻;二十年前,我們對如何評價蔡元培拿捏不準;十年前,談論鬍適時我們仍然舉棋不定——而所有這一切,如今都成瞭“常識”。或許,這就是“曆史的進步”。最近十年,大學史的研究突飛猛進,有外在的動力——各大學都努力給自己貼金,編撰校史時,不再有那麼多的顧忌;也有內在的原因——我們終於認可瞭,現代中國大學的建設與發展,事關國傢民族的命運,應超越黨派利益,不該將其捆綁在階級鬥爭的戰車上。
同是1998 年,緊接著三聯版的《北大舊事》,我在江蘇文藝齣版社推齣瞭《老北大的故事》一書。一編一撰,二者對照閱讀,更有意思。前者讓大傢對這所大學的“人和事”感興趣,後者則力圖發掘那些有趣的“人和事”背後隱藏著的各種沉重話題。就我自己而言,真正用心用力的,當然是《老北大的故事》。
1997 年春夏,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期間,因資料湊手,撰寫瞭一組短文,總題為《哥大與北大》。這八則先刊美國《明報》、後發錶在《中華讀書報》的小文,藉若乾校長及教授的故事,鈎稽這兩所大學的曆史聯係。迴北大後,所撰《北京大學:從何說起?》、《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等,那已經是拉開架勢,將“北大”作為學術對象來審視和辨析瞭。在文體上,《老北大的故事》介於“專著”與“隨筆”之間,第二輯“校史雜說”較有學術份量,但也不同於專業論文。
跟專業的教育史傢不同,我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問題意識,首先是解決自己心中的睏惑,而後纔是史學價值的追求。不過,一旦進入具體課題的實際操作,我還是努力保持史傢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的風格。我說過,在中國,爭辯教育得失,不專屬於教育傢和教育史傢,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承擔的權利與義務。我已齣版的幾本小書,大體上都是實踐這一諾言,即便不夠專業,起碼也是認真思考的産物。
北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學校,百年曆史上,九麯十八彎,是理解中國現代教育最好的切入口。這一特性,使我得以超越一般的“校史論述”,從“個案研究”,迅速上升到對整個現代中國大學命運的思考。單就這一點而言,我很慶幸。也正因為如此,“百年慶典”結束瞭,我的研究還可以繼續往前推進。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個“應景”的題目。
其實,中國各著名大學,大都有自己的校史編纂隊伍,也齣版過相關著述。如逢五十大慶或百年盛典,更是推齣係列齣版物。可這些作品,或近於招生廣告,或類似工作總結,除瞭校友及少數教育史專傢,很少有人關注。隨著《北大舊事》以及《老北大的故事》的齣版與熱銷,眾多零散的關於老北大的私人記憶被集閤起來,而且被作為一種“大學敘事”,加以辨析、闡釋與發揮。藉助若乾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來呈現所謂的“北大傳統”和“北大精神”,這種編撰策略,效果很不錯。於是,江蘇文藝齣版社和遼海齣版社緊接著組織瞭“老大學故事叢書”和“中國著名學府逸事文叢”。隨後齣版的“中華學府隨筆”叢書以及“教會大學在中國”叢書,走的也是這條路子——談論大學的曆史,從硬梆梆的論說與數字,轉嚮生氣淋灕的人物和故事。此舉起碼讓大傢意識到,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由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群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關於大學曆史的講述,不一定非闆著麵孔不可,完全可以講得生動活潑。從“故事”入手來談論“大學”,既懷想先賢,又充滿生活情趣,很符閤大眾的閱讀口味,纔會一時間成為齣版時尚。
談論大學的曆史,為什麼選擇“講故事”?我在《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中談到,那是因為撰寫正史的權力,掌握在主政者手中,沒有足夠的檔案數據(以北大為例,1950 年代以後的人事檔案不能查閱),民間很難從事這項工作。而一旦成為官修正史(即便隻是“大學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必定收斂鋒芒,迴避矛盾。這樣的寫作,既不盡心,也不盡興。所以我纔會讓開大路,自居邊緣,講述那些五光十色的“老大學的故事”。如此則講者彆有幽懷,聽者心領神會。
至於你問為什麼大傢都關心大學問題,在《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中,我提到外在原因和內在原因,後者包括:第一,中國的大學體製及教育方式有問題;第二,跟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一樣,中國大學也在轉型;第三,正因為有問題,在轉型,具備往各個方嚮發展的可能性,公眾纔有批評及建議的熱情。最後一點同樣不該忽視:大學話題不屬於“禁區”,雖有些言不盡意,但總比以前捂著蓋著好多瞭。
我對北大的關注,從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學,到後來的注重現代中國學術,再到逐漸逼近作為現代知識生産基地的大學製度,這一學思曆程,使得我傾嚮於將北大置於教育史、文學史、思想史、學術史的脈絡中來考察。可是,在“百年中國”的敘事框架中,討論北大的成敗得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牽涉到論者的政治立場、理論預設、研究策略,也與敘述筆調密切相關。後者往往不被看好,以為是“雕蟲小技”。大概跟自傢學術背景有關,談論中國大學,我不但關心“說什麼”,而且注意“怎麼說”。你若問什麼是好的“敘述筆調”,其實沒有一定之規,關鍵在於,必須契閤論述對象以及個人趣味。
我談北大,關注“北大人物”,那是因為我“人在燕園”,希望藉梳理若乾師長與這所大學結下的不解之緣,來親近、體貼、理解、闡釋這所大學。這麼一種個人化的敘述,有好處,也有局限。因“結緣”而帶來的強烈的主觀色彩以及作者身影的浮現,使得這組文章多瞭些激情與溫馨,而相對缺少距離與冷靜。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對於“半文半學”的論述策略,其長其短,作者必須心裏有數。
作為史傢,我承認個人經驗對於曆史書寫的意義——前輩的“追憶文章”如此,我的“故事考辨”也同樣。辨析國人對於“大學”的想象,需要堅硬的史料(如檔案檔),也需要華麗的樂章(如詩文小說)。虛實之間,構成巨大的張力,讓史傢得以穿梭其間,馳騁想象,揮灑纔情。這樣的“大學研究”,不涉及辦學規模、經費預算以及綜閤實力評估等技術因素,顯得有點“虛”;但其注重“個性”與“錶述”,凸顯“故事”與“精神”,在林立的教育史著述中,另有一番風情。
我曾多次提及,中國的高等教育分成三韆年的“大學”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並非同根所生,很難直接過渡。正是這樣一種區分,使得我樂於為中國大學“尋根”——探討諸如傳統書院能否實現現代轉型的問題。所謂為中國大學“尋根”,包括三個不同層麵的問題:第一,史實鈎稽;第二,理論反省;第三,現實需求。在史實層麵,我以為現代中國大學隻有一百多年的曆史,是晚清以降中國人嚮西方學習,“另起爐竈”弄齣來的,跟西漢的“太學”或明清的“國子監”沒有直接關係。為瞭所謂的“民族自尊”,而刻意拉長中國“大學”的曆史,既沒必要,也不可能成功。
這麼說,不等於否定中國大學“尋根”的價值。我對20 世紀中國教育成功移植西洋製度錶示欣賞,但對其拋棄悠久的書院傳統則深錶遺憾。在《大學之道——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中,我從教育體製、教育理念以及教學方法的角度,談論傳統書院教育如何成為今日中國大學改革可資藉鑒的思想資源。可惜的是,像《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锡國專為中心》那樣的個案研究,目前我做得太少,還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但我用來質疑“接軌”熱潮的“中國經驗”,既包括傳統書院,也包括百年中國大學史。《中國大學十講》中,除北大外,我還關注清華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無锡國專等,這份名單,一看就是“彆有幽懷”。
學以救弊,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學者去直麵乃至抗衡。1920 年代,蔡元培先生曾說過,對於傳統中國教育,不宜估計過高——他擔心錶揚傳統教育會壓抑國人學習西方的熱情;今天情況完全變瞭,“接軌說”已成主流,從官員到學界到大眾,開口閉口都是哈佛、耶魯,恨不得直接拷貝任何一所稍有名氣的西方大學。正因此,我纔有必要跳齣來,批評“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我當然明白,傳統書院或民國年間的大學,有很多弊病,之所以熱心“發潛德之幽光”,不外是希望藉此拓展學術視野,增加不同的思想資源,免得21 世紀的中國大學,真的變成“歐洲大學的凱鏇”。
我藉用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來呈現所謂的“北大精神”。這種寫作方式,日後成為各大學校慶寫作中經常藉鑒的模式,可惜大都僅得其皮毛。首先,我講“故事”,不僅僅是因其“好玩”,更因這些故事蘊涵著某種我認可的“精神”,這纔值得我去上下求索、左右開掘。其次,假如將“老大學的故事”作為閱讀、考辨的對象,那麼,需要史傢的學養與眼光,而不僅僅是文人趣味。第三,無論什麼時代,“大學”的生存與發展,都與整個社會思潮密不可分,必須將政治、思想、文化、學術乃至經濟等納入視野,纔能談好大學問題。第四,必須超越為本大學“評功擺好”的校史專傢立場,用教育傢的眼光來審視,用史學傢的功夫來鈎稽,用文學傢的感覺來體味,用思想者的立場來反省、質疑乃至批判,那樣,纔能做好這份看起來很輕鬆的“活兒”。
談論中國大學,可以是專業論文,也可以是即興演說,還可以是隨筆、短論、答問等。之所以長槍短棒、匕首彈弓一起上,一是兼及曆史與現實,努力介入當下的社會(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為文略嫌匆促。在《北大精神及其它》的“後記”中,我談到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學撰寫沉甸甸的專著;但同時,我也錶示,不悔且不薄如此尋尋覓覓的過程。因為,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能夠調動研究者的激情與想象力、具備許多學術生長點的好題目,即便山路崎嶇,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嘗試。”
我曾經說過:“從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的朋友,都是潛在的教育史研究專傢。因為,百年中國,取消科舉取士以及興辦新式學堂,乃值得大書特書的‘關鍵時刻’。而大學製度的建立,包括其蘊涵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精神,對於傳統中國的改造,更是帶根本性的——相對於具體的思想學說的轉移而言。”反過來,教育史的思考與撰述,對我從事文學史或學術史的研究,大有裨益。這一番“遊曆”,在我已齣版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曆史與進入五四》等書,以及正在撰寫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都打上瞭深深的烙印。
更重要的是,此番“越界”,開拓瞭我的學術視野,養成瞭不受學科限製、自由馳騁的閱讀以及思考的習慣。恕我大膽,藉用林語堂的《四十自敘詩》,真可謂“從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筆更自如”。
至於說我對中國大學問題的探討,到底有多大的收獲,這很難說。或許,還不到結賬的時候,我的思考仍然“在路上”。有問題意識,有真切感受,也有若乾精彩的個案研究,但搭不起自傢獨立的大廈。惟一敢說的是,意識到思想、製度、話語方式三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係,並略有 “觸摸”,如此而已。希望有一天,我真能像硃熹說的那樣,“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那時,再來刪繁就簡、推陳齣新,發布我探討大學問題的“最大成果”。
既然是“在路上”,自然不肯輕易放棄。在《大學何為》的“自序”中,我提到,會從曆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麵,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是什麼、有什麼、還能做些什麼。
附記:以上自敘文字,大都藉用我答《齣版商務周報》記者的提問;這則“答問”,曾以《書裏書外話“大學”》為題,刊2007 年10 月28 日《齣版商務周報》第22、23 版。
《大學有精神(修訂版)》 第一章:大學精神的溯源與傳承 大學,一個承載著人類文明薪火相傳的古老殿堂,其精神內核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曆經漫長歲月的沉澱與演變。本章將深入探討大學精神的源頭活水,追溯其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演化軌跡。我們將從古希臘的雅典學園、羅馬的學院,到中世紀的博洛尼亞、巴黎大學,再到近代歐洲的柏林大學,乃至近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的學術殿堂,勾勒齣大學精神不斷豐富的圖景。 古希臘的哲學思辨與人文關懷: 柏拉圖的雅典學園,以其對理念世界的探求和對真理的追尋,奠定瞭西方大學哲學思辨的基石。亞裏士多德的學園則強調對自然世界的觀察與研究,開啓瞭科學探索的先河。這種對智慧的渴求,對人類潛能的激發,以及對個體德性的培養,構成瞭早期大學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還會考察蘇格拉底的詰問式教學法,如何激發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這至今仍是現代大學教育的精髓。 中世紀的宗教與學術的交織: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與教會的 patronage 和對神學研究的重視密不可分。但同時,以博洛尼亞大學為代錶的法學研究,以及巴黎大學在文科和神學領域的領先地位,也展現瞭大學在世俗知識傳播和職業技能培養方麵的初步功能。本章將剖析這一時期大學在傳播宗教教義的同時,如何逐漸形成獨立的學術共同體,並開始確立自己的學術規範與治學方法。 文藝復興與啓濛運動對大學精神的重塑: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使得大學的關注點從神學逐漸轉嚮瞭人類自身。對古典文化的復興,對個體價值的肯定,以及對理性能力的推崇,極大地拓寬瞭大學的精神視野。啓濛運動則進一步強調科學理性、自由思想和社會責任,將大學定位為推動社會進步和解放思想的重要陣地。我們將分析達·芬奇、伽利略等巨匠的學術精神如何影響瞭大學的治學理念,以及盧梭、康德等啓濛思想傢對教育的深刻洞見。 近代歐洲大學的典範與中國近代大學的探索: 德國洪堡倡導的“教學與研究統一”的原則,奠定瞭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基礎。其對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學術研究的至高追求,至今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價值。本章也將簡要迴顧中國近代大學的艱難起步,從京師大學堂到各大高校的建立,如何藉鑒西方模式,並在本土文化土壤中探索適閤自身發展的道路,以及早期教育傢如蔡元令、梅貽琦等對中國大學精神的貢獻。 第二章:獨立思考與批判性思維的養成 大學不僅是知識的傳授場所,更是培養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搖籃。本章將深入探討如何在大學教育中有效培育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維,使其能夠辨彆信息真僞,形成獨立判斷,並敢於挑戰權威,提齣自己的見解。 質疑精神的培養: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亞裏士多德的這句名言,恰恰道齣瞭大學教育中最可貴的特質之一——質疑精神。本章將通過分析不同的教學案例和學術史上的著名辯論,說明鼓勵學生對現有知識、理論乃至常識提齣疑問的重要性。我們將探討提問的藝術,如何引導學生從“是什麼”轉嚮“為什麼”和“怎麼樣”。 批判性思維的路徑: 批判性思維並非簡單的否定,而是建立在邏輯分析、證據評估和多角度審視的基礎之上。本章將介紹邏輯學的基本原理,如歸納與演繹、謬誤的識彆等,並闡述如何在閱讀、討論和寫作中運用這些工具。我們將分析如何通過案例研究、辯論賽、論文寫作等多種形式,訓練學生分析問題、評估論據、發現漏洞的能力。 知識的融會貫通與跨界思考: 現代社會知識的邊界日益模糊,學科之間的交叉融閤成為常態。本章將強調大學教育應打破學科壁壘,鼓勵學生進行跨界思考,將不同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形成 holistic 的認知。我們將通過介紹一些跨學科研究的成功案例,展示這種思考方式如何激發創新,解決復雜問題。 避免思維定勢與從眾心理: 大學教育的使命之一是幫助學生擺脫固有的思維模式和從眾心理。本章將探討造成思維定勢和從眾心理的原因,並提供剋服這些障礙的方法。例如,通過接觸不同觀點,鼓勵學生主動尋求反證,以及在集體討論中勇於錶達不同意見。 第三章:求真務實與嚴謹治學的科學態度 科學精神的內核在於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本章將闡述在大學教育中如何傳承和發揚這一科學精神,培養學生嚴謹細緻的治學作風。 對真理的赤誠: 大學是探索真理的聖地。本章將強調,求真應是大學教育的最高目標,其核心是對客觀真理的忠誠,而非迎閤功利或世俗的價值。我們將探討在學術研究中如何保持客觀公正,如何尊重事實,如何拒絕浮誇和虛假。 嚴謹的治學方法: 科學研究需要一套嚴謹的方法論。本章將詳細介紹科學研究的基本步驟,如問題提齣、文獻迴顧、實驗設計、數據分析、結果解釋等,並強調每一步驟的嚴謹性。我們將通過列舉一些科學史上的經典案例,說明細緻入微的觀察、精確的測量、可靠的數據在科學發現中的關鍵作用。 實事求是的精神: 無論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探索,都離不開實事求是的態度。本章將深入剖析“實事求是”的內涵,以及如何在學習、研究和生活中踐行這一精神。我們將探討如何剋服主觀臆斷,如何通過實踐檢驗理論,如何從失敗中吸取教訓。 勇於承認錯誤與不斷修正: 科學的進步伴隨著對錯誤的不斷修正。本章將強調,承認錯誤並從中學習,是科學傢和學者必備的品質。我們將探討如何在學術研究中建立容錯機製,鼓勵學生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並積極尋求改進。 第四章:自由探索與創新精神的激發 大學的生命力在於其源源不斷的創新活力,而創新精神的根源在於思想的自由與探索的勇氣。本章將聚焦於如何在大學環境中激發學生的自由探索和創新精神。 思想的自由邊界: 學術自由是大學的生命綫。本章將深入探討學術自由的內涵,包括教學自由、研究自由和學術爭鳴的自由。我們將分析如何在保障自由的同時,避免其走嚮極端,確保學術研究的規範性和道德底綫。 鼓勵好奇心與探索欲: 好奇心是創新的起點。本章將分析如何通過課程設計、課外活動等多種途徑,保護和激發學生的好奇心,鼓勵他們對未知領域進行大膽探索。我們將探討如何創造一種寬鬆的學術氛圍,讓學生敢於嘗試,不怕失敗。 跨學科的碰撞與靈感的火花: 許多偉大的創新都源於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碰撞。本章將介紹大學在促進跨學科交流與閤作方麵的作用,以及如何通過舉辦學術研討會、跨學科項目等方式,為學生提供更多産生靈感的機會。 創新人纔的培養模式: 除瞭知識的傳授,大學還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本章將探討一些創新的培養模式,如項目式學習、創業教育、鼓勵學生參與科研項目等,旨在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在探索中成長。 第五章:社會責任與人文關懷的擔當 大學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精神內核必然包含著對社會的迴應和對人文的關懷。本章將探討大學精神如何引領學生肩負起社會責任,並具備深厚的人文情懷。 服務社會與迴饋人民: 大學不僅僅是象牙塔,更是連接理論與實踐,服務社會的重要平颱。本章將強調大學教育在培養學生服務社會的意識和能力方麵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將分析如何通過社會實踐、誌願服務、科研成果轉化等方式,引導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於解決社會問題,為社會發展做齣貢獻。 人文精神的熏陶: 人文精神強調對人的尊重、對生命的珍視以及對美好價值的追求。本章將探討大學在人文素養培養方麵的重要性,包括通過文學、藝術、哲學等課程,以及豐富的人文活動,引導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批判性審視與時代擔當: 大學應是時代的瞭望者和反思者。本章將強調大學在引導學生批判性地審視社會現象,關注社會公正,並積極承擔時代責任方麵的作用。我們將分析如何在學術研究和教育過程中,融入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公共意識。 全球視野與跨文化理解: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大學應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全球視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本章將探討如何通過國際交流、比較研究等方式,幫助學生認識不同文化,理解多元價值,為應對全球性挑戰做好準備。 結語: 《大學有精神(修訂版)》並非一本簡單的教科書,而是一次關於大學精神的深刻對話。它試圖通過對大學精神源流的追溯,對獨立思考、求真務實、創新探索以及社會責任的探討,勾勒齣在快速變化的時代背景下,大學所應秉持的精神特質。這股精神力量,不僅是支撐大學自身發展的基石,更是引領一代又一代學子成長,為社會進步貢獻智慧與力量的源泉。本書希望能夠引發讀者對大學精神的深度思考,並在各自的學習和生活中,踐行這份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