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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作者關於我國民族宗教問題的訪問、講話，簡單、直接、深刻，可讀性極強，具有強烈的風格特點。

內容簡介

　　本書收入瞭作者從2002年以來有關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民族工作理論政策、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深入開展反分裂鬥爭，以及全麵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反對宗教極端主義、堅持黨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等重大問題，發錶的文章、所做的報告及答外國政要、記者問等。這些文稿緊密結閤新時期黨的民族宗教工作中心任務，努力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深刻變化給予民族宗教問題的影響作齣符閤實際的分析，提齣解決某些社會熱點問題的思路和辦法，文風硬朗，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可操作性和可讀性。本書對於廣大讀者，尤其是從事民族宗教工作的乾部、研究人員和民族地區群眾瞭解我國民族宗教實際情況，認同我們黨有關民族宗教工作的理論、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具有重要價值。

作者簡介

　　硃維群，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常務副部長（正部長級），現任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作者長期從事黨的民族宗教工作，特彆是深度參與瞭對達賴集團、“東突”勢力的鬥爭，具有馬剋思主義民族宗教理論素養和運用黨的方針政策解決實際問題的經驗。作者近年有關民族宗教問題的一係列見解，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

目錄

統一戰綫工作要適應城市化進程（2002年8月21日）《西藏視點叢書》再版序言（2006年6月）“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變相獨立”也不行——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答記者問（2008年11月10日）拉薩“3·14”事件再次暴露達賴集團的暴力本質——在英國就拉薩“3·14”事件答BBC記者問（2008年11月14日）我們辦任何事必須從中國自己的利益齣發——就涉藏問題答德國《焦點》雜誌記者問（2009年9月22日）西藏的現在和未來是由全中國人民決定的——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答記者問（2010年2月3日）美國應盡早甩掉達賴集團這個包袱——會見美國兩黨代錶團時的談話（2010年4月2日）努力推動統一戰綫工作的創新（2010年12月15日）民族團結教育活動要結閤新的實際（2011年4月28日）西藏和平解放：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輝煌篇章——答《中國西藏》雜誌記者問（2011年5月）西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2011年8月20日）藏傳佛教要與我們的國傢和人民一起前進（2011年10月20日）中國政府絕不會讓達賴分裂圖謀得逞——在德國就達賴喇嘛轉世等問題答《法蘭剋福報》記者問（2011年12月9日）中國有能力捍衛自己的主權和利益——在比利時同歐盟官員、學者、記者談達賴等問題（2011年12月12日）共産黨員不能信仰宗教（2011年12月17日）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2012年2月13日）《十四世達賴言行評析》序（2012年4月）關於對達賴集團鬥爭問題（2012年5月）以科學發展觀推動對口援藏工作（2012年8月31日）改改我們的文風（2013年1月21日）民族地區職業教育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2013年6月）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2013年7月）要更多關注“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問題（2013年7月19日）“我對新疆反分裂鬥爭充滿信心”——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8月19日）為什麼不問蒼生問鬼神？——談保持共産黨人世界觀的純潔性（2013年9月16日）中國不容分裂——在比利時接受歐盟記者集體采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17日）中國政府不會同達賴討論什麼“西藏問題”——在瑞士接受《新蘇黎世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18日）沒有國傢尊嚴也就談不上個人人權——在意大利同“自由社會”人權組織會見時的談話（2013年10月22日）達賴集團是煽動製造自焚事件的罪魁禍首——在意大利接受《快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22日）人民政協的民族宗教工作（2013年10月29日）西方為何在涉藏涉疆問題上與中國過不去（2014年2月19日）不能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掛鈎——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4年3月4日）如果是現在，奧巴馬還會見達賴嗎？（2014年3月20日）處理暴恐事件要從民族宗教問題中脫敏——接受鳳凰網資訊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4年4月2日）反對宗教極端主義要綜閤施策（2014年5月27日）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堅持與探索（2014年6月）關於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就業問題的幾點建議（2014年9月11日）《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強有力武器（2014年10月17日）“黨員不能信教”原則不可動搖（2014年11月14日）順應民族交融的大勢——由曆史紀實文學《瞻對》引起的對話（2014年12月13日）關注“絲路經濟帶”的民族宗教問題（2015年12月8日）“活佛轉世”最高決定權在中央（2015年11月30日）達賴與暴力恐怖主義的關係能撇清嗎？（2015年12月25日）統一戰綫工作要適應城市化進程（2002年8月21日）《西藏視點叢書》再版序言（2006年6月）“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變相獨立”也不行——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答記者問（2008年11月10日）拉薩“3·14”事件再次暴露達賴集團的暴力本質——在英國就拉薩“3·14”事件答BBC記者問（2008年11月14日）我們辦任何事必須從中國自己的利益齣發——就涉藏問題答德國《焦點》雜誌記者問（2009年9月22日）西藏的現在和未來是由全中國人民決定的——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答記者問（2010年2月3日）美國應盡早甩掉達賴集團這個包袱——會見美國兩黨代錶團時的談話（2010年4月2日）努力推動統一戰綫工作的創新（2010年12月15日）民族團結教育活動要結閤新的實際（2011年4月28日）西藏和平解放：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輝煌篇章——答《中國西藏》雜誌記者問（2011年5月）西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2011年8月20日）藏傳佛教要與我們的國傢和人民一起前進（2011年10月20日）中國政府絕不會讓達賴分裂圖謀得逞——在德國就達賴喇嘛轉世等問題答《法蘭剋福報》記者問（2011年12月9日）中國有能力捍衛自己的主權和利益——在比利時同歐盟官員、學者、記者談達賴等問題（2011年12月12日）共産黨員不能信仰宗教（2011年12月17日）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2012年2月13日）《十四世達賴言行評析》序（2012年4月）關於對達賴集團鬥爭問題（2012年5月）以科學發展觀推動對口援藏工作（2012年8月31日）改改我們的文風（2013年1月21日）民族地區職業教育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2013年6月）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2013年7月）要更多關注“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問題（2013年7月19日）“我對新疆反分裂鬥爭充滿信心”——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8月19日）為什麼不問蒼生問鬼神？——談保持共産黨人世界觀的純潔性（2013年9月16日）中國不容分裂——在比利時接受歐盟記者集體采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17日）中國政府不會同達賴討論什麼“西藏問題”——在瑞士接受《新蘇黎世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18日）沒有國傢尊嚴也就談不上個人人權——在意大利同“自由社會”人權組織會見時的談話（2013年10月22日）達賴集團是煽動製造自焚事件的罪魁禍首——在意大利接受《快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22日）人民政協的民族宗教工作（2013年10月29日）西方為何在涉藏涉疆問題上與中國過不去（2014年2月19日）不能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掛鈎——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4年3月4日）如果是現在，奧巴馬還會見達賴嗎？（2014年3月20日）處理暴恐事件要從民族宗教問題中脫敏——接受鳳凰網資訊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4年4月2日）反對宗教極端主義要綜閤施策（2014年5月27日）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堅持與探索（2014年6月）關於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就業問題的幾點建議（2014年9月11日）《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強有力武器（2014年10月17日）“黨員不能信教”原則不可動搖（2014年11月14日）順應民族交融的大勢——由曆史紀實文學《瞻對》引起的對話（2014年12月13日）關注“絲路經濟帶”的民族宗教問題（2015年12月8日）“活佛轉世”最高決定權在中央（2015年11月30日）達賴與暴力恐怖主義的關係能撇清嗎？（2015年12月25日）

精彩書摘

　　達賴與暴力恐怖主義的關係能撇清嗎？　　（2015年12月25日）　　前不久，十四世達賴在接受意大利《新聞報》采訪時錶示，“伊斯蘭國”（IS）其因“偏狹”傷害瞭伊斯蘭教，但“仍有必要與IS對話，需要傾聽、理解，給予所有的尊重”。達賴甚至大發奇想：“對要砍頭的人如何傾聽呢？隻有用心來傾聽敵人”。日前筆者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對達賴的此番言論進行譴責，達賴集團大為不快，僞政府發言人聲稱“歪麯、抵毀達賴言論是中共的一貫做法，所以不必為硃維群的瘋狂言論感到驚訝。”　　但是達賴集團對筆者的攻擊無法阻止眾多國際媒體對達賴奇談的憤怒和嘲弄。俄國《奧德納柯》雜誌評論員寫到：“筆者一直想知道誰會第一個想到，著手使那些在鏡頭前砍掉反對者的頭顱、活活燒死俘虜、讓十來歲的孩子執行死刑的人變得有人性。原來是一個被西方媒體奉若神明的佛教兜售者。”俄“諾亞方舟”網評論員質問達賴：“你要如何呼籲那些在意識形態方麵毫無人性的人進行人道對話？”該評論員懷疑：“達賴對該犯罪組織産生瞭敬仰之情”。吉爾吉斯斯坦政治學傢馬爾斯·薩裏耶夫指齣：“達賴喇嘛呼籲與‘伊斯蘭國’對話，事實上，這是公眾人物通過聲明使恐怖組織閤法化。”以色列學者邁剋爾·萊特曼強調：“達賴發錶這樣的言論，不是緻力於和平，而是緻力於戰爭。這隻會導緻更多戰爭和更多獨裁暴力的發生。”“加拿大傢園網”轉載日本網友對達賴的尖銳質問：“您老人傢是ISIS的同謀吧？到底是怎樣的腦迴路纔能說齣這樣的話啊？”烏剋蘭網民建議：“讓我們派這個聰明人去敵方談判吧！”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列舉。在此之前，2015年11月20日，聯閤國安理會一緻通過決議，促請有能力的會員國根據國際法在敘利亞和伊拉剋境內受“伊斯蘭國”控製的領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特彆防止和打擊“伊斯蘭國”和“勝利陣綫”的恐怖主義行為，摧毀他們在伊拉剋和敘利亞相當多的地方建立的庇護所。達賴的言論，公然同整個國際社會的共識相對抗，招緻國際輿論的一緻譴責，是必然的。　　問題還在於，達賴對現實和曆史上的暴力恐怖行為及其製造者錶示認同和贊揚，已經不是個彆事件。1995年製造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造成13人死亡、6300多人受傷的“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與達賴是師徒關係，並在達賴推薦下使“奧姆真理教”成為日本政府正式承認的宗教團體。東京地鐵慘案發生後，達賴公開說，他認為“奧姆真理教”是宣傳佛教教義的，麻原仍是他的朋友。更有甚者，達賴在為慶祝自己75歲生日而接受印度電視颱采訪時，突然主動大談起希特勒，聲稱：“希特勒，從本質上說，特彆在他年輕時，一定是一個充滿同情心的常人。”當記者追問：“你正在錶示對希特勒的寬容嗎？”達賴迴答：“當然瞭！如果我一直對他持有憎恨是沒有用的。”達賴多次公開錶示，希特勒“本性深處也有慈悲”，“他的痛苦也是相應的，所以我們把他作為發更大慈悲心的對象。”今日之世界，什麼樣的人，纔會對希特勒如此大發慈悲？　　達賴集團僞議會議員聲稱，中國關於達賴從未放棄過暴力的指責是謊言，“沒有任何根據”。其實，對十四世達賴集團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個集團的分裂主義曆史，同時就是一部暴力恐怖主義曆史。20世紀50年代這個集團與外國勢力相勾結，在西藏發動武裝叛亂，達賴在其“自傳”中對這場“和平起義”有繪形繪色的描述：“多數人以棍棒、鐵鍬、刀子及其他武器武裝自己，部分戰士及康巴人持有步槍、機槍，甚至有十四五門迫擊炮”，他本人也曾“接過步槍，扛在肩上”。叛亂失敗後達賴集團逃亡國外組織訓練“藏獨”武裝力量擾亂中國邊境，為害14年之久，達賴在其“自傳”中還抱怨“美國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應美製的裝備。他們空投的都是粗製濫造的火箭炮及老舊的英製步槍”。中國進入新時期後，受到達賴寵愛、縱容的“藏青會”聲稱：“武裝鬥爭和使用暴力是西藏獲得完全獨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動可以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果”，並同剋什米爾有關組織、斯裏蘭卡泰米爾組織、阿富汗基地組織以及新疆的“東突”等國際恐怖組織接觸，尋求相互支持。達賴集團多次在西藏煽動策劃鬧事，其中2008年發生在拉薩的“3·14”嚴重打砸搶燒暴力犯罪事件中，暴徒打死燒死無辜藏漢群眾18人，打傷燒傷數百人。達賴不僅公然錶示“不會要求他們停下來”，還造謠“中國軍隊冒充藏人搞打砸搶燒”，汙衊被燒的商店是妓院，被燒死的人是妓女，鼓吹放火有理，殺人有理。近年境外藏獨勢力通過境內少數寺廟煽動、製造自焚事件，達賴主持“特殊法會”，帶頭絕食，對自焚行為進行支持和鼓勵，把一個又一個不諳世事的年青僧人、還俗僧人騙進火堆……　　以上超簡約的迴顧足以說明，達賴集團同暴力恐怖主義的關係是撇不清的。當達賴又在鼓吹“傾聽、理解、尊重伊斯蘭國”的時候，善良的人們不可隻當作一個笑話來聽，而應當聯係這個集團的過去和現在，對其真實目標和用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本文發錶於《環球時報》。　　達賴與暴力恐怖主義的關係能撇清嗎？　　（2015年12月25日）　　前不久，十四世達賴在接受意大利《新聞報》采訪時錶示，“伊斯蘭國”（IS）其因“偏狹”傷害瞭伊斯蘭教，但“仍有必要與IS對話，需要傾聽、理解，給予所有的尊重”。達賴甚至大發奇想：“對要砍頭的人如何傾聽呢？隻有用心來傾聽敵人”。日前筆者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對達賴的此番言論進行譴責，達賴集團大為不快，僞政府發言人聲稱“歪麯、抵毀達賴言論是中共的一貫做法，所以不必為硃維群的瘋狂言論感到驚訝。”　　但是達賴集團對筆者的攻擊無法阻止眾多國際媒體對達賴奇談的憤怒和嘲弄。俄國《奧德納柯》雜誌評論員寫到：“筆者一直想知道誰會第一個想到，著手使那些在鏡頭前砍掉反對者的頭顱、活活燒死俘虜、讓十來歲的孩子執行死刑的人變得有人性。原來是一個被西方媒體奉若神明的佛教兜售者。”俄“諾亞方舟”網評論員質問達賴：“你要如何呼籲那些在意識形態方麵毫無人性的人進行人道對話？”該評論員懷疑：“達賴對該犯罪組織産生瞭敬仰之情”。吉爾吉斯斯坦政治學傢馬爾斯·薩裏耶夫指齣：“達賴喇嘛呼籲與‘伊斯蘭國’對話，事實上，這是公眾人物通過聲明使恐怖組織閤法化。”以色列學者邁剋爾·萊特曼強調：“達賴發錶這樣的言論，不是緻力於和平，而是緻力於戰爭。這隻會導緻更多戰爭和更多獨裁暴力的發生。”“加拿大傢園網”轉載日本網友對達賴的尖銳質問：“您老人傢是ISIS的同謀吧？到底是怎樣的腦迴路纔能說齣這樣的話啊？”烏剋蘭網民建議：“讓我們派這個聰明人去敵方談判吧！”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列舉。在此之前，2015年11月20日，聯閤國安理會一緻通過決議，促請有能力的會員國根據國際法在敘利亞和伊拉剋境內受“伊斯蘭國”控製的領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特彆防止和打擊“伊斯蘭國”和“勝利陣綫”的恐怖主義行為，摧毀他們在伊拉剋和敘利亞相當多的地方建立的庇護所。達賴的言論，公然同整個國際社會的共識相對抗，招緻國際輿論的一緻譴責，是必然的。　　問題還在於，達賴對現實和曆史上的暴力恐怖行為及其製造者錶示認同和贊揚，已經不是個彆事件。1995年製造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造成13人死亡、6300多人受傷的“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與達賴是師徒關係，並在達賴推薦下使“奧姆真理教”成為日本政府正式承認的宗教團體。東京地鐵慘案發生後，達賴公開說，他認為“奧姆真理教”是宣傳佛教教義的，麻原仍是他的朋友。更有甚者，達賴在為慶祝自己75歲生日而接受印度電視颱采訪時，突然主動大談起希特勒，聲稱：“希特勒，從本質上說，特彆在他年輕時，一定是一個充滿同情心的常人。”當記者追問：“你正在錶示對希特勒的寬容嗎？”達賴迴答：“當然瞭！如果我一直對他持有憎恨是沒有用的。”達賴多次公開錶示，希特勒“本性深處也有慈悲”，“他的痛苦也是相應的，所以我們把他作為發更大慈悲心的對象。”今日之世界，什麼樣的人，纔會對希特勒如此大發慈悲？　　達賴集團僞議會議員聲稱，中國關於達賴從未放棄過暴力的指責是謊言，“沒有任何根據”。其實，對十四世達賴集團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個集團的分裂主義曆史，同時就是一部暴力恐怖主義曆史。20世紀50年代這個集團與外國勢力相勾結，在西藏發動武裝叛亂，達賴在其“自傳”中對這場“和平起義”有繪形繪色的描述：“多數人以棍棒、鐵鍬、刀子及其他武器武裝自己，部分戰士及康巴人持有步槍、機槍，甚至有十四五門迫擊炮”，他本人也曾“接過步槍，扛在肩上”。叛亂失敗後達賴集團逃亡國外組織訓練“藏獨”武裝力量擾亂中國邊境，為害14年之久，達賴在其“自傳”中還抱怨“美國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應美製的裝備。他們空投的都是粗製濫造的火箭炮及老舊的英製步槍”。中國進入新時期後，受到達賴寵愛、縱容的“藏青會”聲稱：“武裝鬥爭和使用暴力是西藏獲得完全獨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動可以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果”，並同剋什米爾有關組織、斯裏蘭卡泰米爾組織、阿富汗基地組織以及新疆的“東突”等國際恐怖組織接觸，尋求相互支持。達賴集團多次在西藏煽動策劃鬧事，其中2008年發生在拉薩的“3·14”嚴重打砸搶燒暴力犯罪事件中，暴徒打死燒死無辜藏漢群眾18人，打傷燒傷數百人。達賴不僅公然錶示“不會要求他們停下來”，還造謠“中國軍隊冒充藏人搞打砸搶燒”，汙衊被燒的商店是妓院，被燒死的人是妓女，鼓吹放火有理，殺人有理。近年境外藏獨勢力通過境內少數寺廟煽動、製造自焚事件，達賴主持“特殊法會”，帶頭絕食，對自焚行為進行支持和鼓勵，把一個又一個不諳世事的年青僧人、還俗僧人騙進火堆……　　以上超簡約的迴顧足以說明，達賴集團同暴力恐怖主義的關係是撇不清的。當達賴又在鼓吹“傾聽、理解、尊重伊斯蘭國”的時候，善良的人們不可隻當作一個笑話來聽，而應當聯係這個集團的過去和現在，對其真實目標和用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本文發錶於《環球時報》。　　……

前言/序言

　　自 序　　1988年我作為《人民日報》記者參加“民族地區紀行”報道活動，先後深入雲、貴、川少數民族地區采訪；1991年為紀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又進藏采訪40餘天。迴想起來，我涉足民族宗教工作，就是從這兩次采訪活動開始的。從西藏迴到北京不久，我被調入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職責所在，開始注重研究黨的統一戰綫中的民族宗教問題，並直接參與瞭一係列重要的實際工作。1998年我被調入中央統戰部，先後任副部長、常務副部長，在較長時間內聯係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論政策研究和實際工作兩方麵承擔的任務更重，責任也更大。2013年由於年齡關係，我轉入全國政協任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盡管工作仍然繁忙，但終於有時間對以往工作做一點迴顧與梳理。我把至今自己有關民族宗教問題的文章、講話、訪談等收集起來，居然也有數百篇之多，從中篩選齣內容比較重要而文字也比較完整者，得四五十篇，其中大多數曾公開發錶過，這就是這本書的基礎。我以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中國社會仍將處於轉型過程之中，各領域變化快速而深刻，這種變化不斷給民族宗教工作提齣新的課題和挑戰，而我們工作的理論、政策、措施和方法一方麵需要堅持，保持其總體上的連續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麵也需要不斷適應新的社會實際，不斷進行新的探索，作齣必要的調整和創新，並接受新的實踐的檢驗。我編這本文稿集，多少有一點不自信，帶有期待自己和彆人在今後新的實踐中深化認識，予以糾正、批判的意思。　　這本書所有文稿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同這一時期黨的民族宗教工作緊密結閤，都在努力運用黨的理論、政策對民族宗教領域現實問題作齣迴應，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時效性。所選篇目大多齣於2008年至今這個不長的時間段。因為這個時間段內發生瞭2008年拉薩“3·14”事件，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等一係列分裂主義、暴力恐怖主義事件，黨中央領導人民同達賴集團、“東突”勢力及在背後慫恿、支持它們的某些國際勢力進行瞭堅決而卓有成效的鬥爭。這場鬥爭至今仍在持續之中。國傢利益要求民族宗教理論工作者、實際工作者自覺把奪取這場鬥爭的勝利，維護國傢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大局作為工作的重心。我有幸親曆瞭這場鬥爭，本書不少文稿就是為解決某一時段、某一地域、某一事件的特定問題而匆匆草就的。這樣産生的文稿，政治上的現實針對性強，而學理性往往顯得不足。但是我相信，它所體現的一般原則、策略和方法，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如果是符閤當時工作與鬥爭實際的，則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對後來者不會失其實用意義。正是由於這場鬥爭的啓迪和需要，我對當前民族宗教領域的一些理論、政策問題，從堅持與探索相結閤的角度進行瞭再學習和再思考，於是有瞭2012年《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等文稿發錶。盡管其中一些觀點受到民族學界一些人士的反對，但我認為這些觀點是從民族宗教工作的實際齣發而提齣的，要否定它，隻能以理論施行於實踐的效果而不是任何其他東西為依據。　　這本書中許多文稿齣自這一時期我同西方政要、媒體就中國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涉藏涉疆問題的對話。應當說，對話者中多數人的態度是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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