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宋代是传统考古学和考古图谱兴盛的时期,其成就世所共知,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以宋、清两代的传统古器物学为基础,引入西方考古学建立起来的。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宋人开始以书籍著录所见之古器,产生了一批专门记载古器物的图书。考古图谱是由形制而及铭识的一类古器物谱录图书。考古类谱录著录古器物的体例,一般先记器名、藏家,然后摹绘图像,记该器物尺寸、重量、容量,列铭文摹文及释文于后,并记字数若干,然后为考证文字,有的还兼及出土地、断代、品评等。考古类谱录具有很大的文化内涵。其兴盛于宋代,与宋代文化背景有极大的关系。许多古器物是等级和礼法的象征,历来受到重视,宋代礼乐之学的复兴,儒家道统的重振,朝廷改制礼乐、向民间搜求古器物,宋学疑古、疑经的思潮等,更促进了考古类图书的发展。宋人著录古器物,体现了“载道”的历史责任感,践行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啸堂集古录》、《绍兴内府古器评》、《古玉图》等宋元谱录,原无标点本行世,今择诸本中善者为底本,参校以他本,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考古图》及其他五种作品的作者为宋元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其中《考古图》的作者吕大临(1040~1092),字与叔。其先汲郡(今河南卫辉)人,后移居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元祐中官秘书省正字。事迹附载《宋史?吕大防传》。宋代理学家,通六经,尤邃于礼,为“程门四先生”之一。
本套宋元谱录丛编主编顾宏义,1959年生,上海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宋史和古典文献学。著有《宋朝方志考》、《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细说宋太祖》、《细说萧太后》、《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等。
内页插图
目录
总序 顾宏义
前 言
1、考古图 (宋)吕大临
2、啸堂集古录 (宋)王 俅
3、绍兴内府古器评 (宋)张 抡
4、续考古图 (宋)赵九成
5、古玉图考 (元)朱德润
前言/序言
总序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 《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 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逌的《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编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椀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茘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 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考,故本丛编一仍其旧。
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动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 )”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 ]”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乙未五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好的,这是一份不包含《考古图(外五种)》的图书简介。 --- 《华夏文明的曙光:早期青铜器与礼制初探》 本书聚焦于中国早期文明的转折点,深入探讨了夏商周三代时期,青铜技术如何从单纯的工具演变为承载国家权力、宗教信仰与社会等级的礼器。全书以考古发现为基石,结合文献记载,构建了一幅早期国家形成与权力运作的宏大图景。 第一编:礼器之源——红铜时代的技术嬗变与社会结构初现 本书伊始,将视角投向中国史前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过渡阶段。我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年代划分,而是深入剖析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如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已然萌芽的社会分化现象。 第一章:从陶器到铜器——技术的跨越与冶金的萌芽。 详细考察了中国早期铜器(如甘肃马家窑、齐家文化中的红铜器和初级合金)的发现背景、形制特征及其在社会中的初步应用。重点分析了这一时期冶金技术的产生与传播,探讨了铜器制造技术如何从分散的区域性手工匠作,逐步向集中的、受控的生产中心演变的过程。我们审视了这一技术变革对早期聚落形态和经济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二章:早期聚落与权力中心——二里头文化的解码。 本书将二里头遗址视为早期国家形态的典范。通过对宫殿区、贵族墓葬以及铸铜作坊的细致梳理,我们构建了二里头社会等级体系的初级模型。特别关注了早期青铜礼器的出现,如爵、斝等酒器。这些器物不仅是饮酒的工具,更是政治集会的必需品,标志着一种初步的、具有仪式性的权力展示方式已经形成。我们对比了二里头与周边文化在器物组合上的差异,以论证其作为早期王权中心的地位。 第二编:礼乐的鼎盛——商代青铜器的神性、等级与铭文 商代,青铜礼器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本篇着重分析了商代复杂的宗教观念如何与青铜铸造工艺深度融合,以及这些器物如何被用作维系王权和祭祀祖先的核心媒介。 第三章:神祇与祖灵的容器——商代青铜器的宗教内涵。 深入探讨了商代“上帝”与“祖先”崇拜的体系。重点分析了鼎、簋、鬲等炊煮礼器的功能演变,以及它们在祭祀仪式中的具体作用。剖析了饕餮纹、夔龙纹等经典纹饰背后的宇宙观和神灵观念,阐述了这些纹饰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具有特定宗教意义的符号系统。我们特别对比了殷墟王室墓葬与普通贵族墓葬中的礼器组合差异,以量化等级制度的森严。 第四章:铭文的力量——金文的诞生与王权话语的构建。 本章详述了商代金文的出现及其重要性。通过对经典铭文的释读,揭示了商王如何通过铸造刻有颂扬其功绩、记录祭祀活动的青铜器,来构建和巩固其政治合法性。探讨了这些铭文在传播王室旨意、确立宗法制度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本书也触及了商代地方势力对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掌握程度及其对中央集权的影响。 第三编:礼制的重塑——西周的“礼崩乐坏”前奏与分封体系的物质载体 西周是“礼乐制度”正式确立的时代。本编着重分析了周人如何继承、改造商代青铜技术,并将其全面纳入一套更为精细、覆盖更广的政治伦理体系之中。 第五章:周公制礼——青铜器与宗法制度的对接。 详细阐述了西周初年,周公基于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对青铜礼器组合、形制、数量进行标准化规定的过程。分析了“列鼎制度”的确立,即不同等级的诸侯、卿大夫所能使用的鼎的数量限制,这是对权力范围最直观的物质体现。探讨了“戜彝”在国家典礼中的作用,以及周人如何通过这些规范化的器物,将“德”的概念具象化。 第六章:青铜的叙事——西周中晚期铭文的演变与“物勒工名”。 比较了西周铭文与商代铭文在内容和风格上的重大转变。西周铭文更加侧重于叙事性、契约性和伦理教化,如“克鼎”、“毛公鼎”等。深入分析了“物勒工名”制度,即在青铜器上标注工匠名字的做法,这不仅是技术管理的进步,也反映了周代对器物来源、质量控制的重视,间接反映了国家对生产系统的管理能力。 第七章:礼器的扩散与地方化的挑战。 考察了西周分封制下,青铜礼器在诸侯国及更偏远地区的传播与地方化倾向。通过对比不同区域出土的青铜器,探究了地方诸侯在继承周礼的同时,如何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风格和器物组合,预示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秩序的松动和瓦解。 结语:青铜时代的文化遗产 本书最后总结了中国早期青铜器在国家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技术发展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们不仅是艺术的杰作,更是研究早期中国政治、宗教、社会史的“活化石”。通过对这些物质遗存的解读,我们得以窥见华夏文明从部落联盟向成熟帝国迈进的艰辛历程。 本书特色: 跨学科视野: 融合了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及材料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图文并茂: 汇集了大量珍贵青铜器的高清考古照片与研究图示。 重点聚焦: 选取了二里头、殷墟、周原等关键遗址作为案例,深入剖析。 体系构建: 首次系统梳理了早期青铜礼器从技术物到政治符号的完整演变链条。 本书适合对象: 历史学、考古学专业师生,古代艺术爱好者,以及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感兴趣的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