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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推荐:
美国传记系列关注那些行为和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历史的人物,并把他们的生活与其所处时代的主题和事件联系起来。这些杰出的人物塑造了美利坚这个****的国家。
这些人物列传简洁生动,是了解美国历史与现状的理想读本。
本书推荐:
罗伯特·F.肯尼迪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代表,他为人民而战,推进社会改革,试图改变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但壮志未酬,令人扼腕。他的遇刺,改变了美国政治的走向。
内容简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激烈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危机不断。国内贫富分化,阶层对立,城市暴乱,乡村贫穷;外部则深陷意识形态对抗和战争泥潭,国家产生痛苦的分裂。肯尼迪身处时代前沿,看到了,建议了,并带领美国越过这些时代危机。
1968年,肯尼迪再一次挺身而出,为国家和人民而战。他坐着敞篷汽车,穿过拥挤的街道,伸出双手去触摸平民大众。他的双手因数千次的握手而被磨破、流血、结痂。在85天的总统竞选中,他从哥哥的影响力下走了出来,以自己的名义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在即将领导这个国家走出分裂的黑暗岁月时,他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下。他的遇害,标志着美国理想主义的死亡,因为在那时,没有其他领导人站出来继续他的追求。美国的历史因此而转向。
本书记述了肯尼迪的早年生活,以及在关于集权主义、贫穷、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的争论中,他作为重要人物的崛起。作者融合了肯尼迪的生活与时代事件,对肯尼迪在反对麦卡锡主义、古巴导弹危机、“自由乘车”运动中的重要影响,给出了历史概述。书中包含不少肯尼迪的演讲和作品摘录,带领我们重回那个充满危机的时代。
作者简介
马克·C.卡恩斯(Mark C.Carnes),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学家学会(SAH)执行秘书长,著名的传记作者。与约翰·A.加拉蒂(John A. Garraty)共同主编了24卷本《美国国家传记》(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1999),被授予美国历史协会奖、美国图书协会的达茅斯奖和美国出版者协会的霍金斯奖。
约瑟夫·A.巴勒莫 Joseph A.Palermo,加州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历史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政治史。已出版8本专著,为美国当今*具影响力新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撰写超过550篇文章。
精彩书评
缩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势在必行。我不认为我们的国家能继续存在,除非我们完成一场改革,给所有人都带来可接受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种暴力,虽然见效缓慢,但和半夜里的枪击和爆炸一样具有致命的破坏力。这就是制度上的暴力,不关心、不作为和慢慢腐败。这种暴力毒害着人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裂,不是仇恨,不是暴力和违法,而是关爱和智慧,以及彼此之间的同情,还要让我们国家中仍然感到痛苦的人们感到公平……
——罗伯特·F.肯尼迪
目录
编者前言1
鸣谢1
序幕1
第一章 长大成人7
第二章 开始公共生活29
第三章 寻找出路: 在50年代55
第四章 哥哥的守护者81
第五章 司法部长120
第六章 悲剧与重生156
第七章 肯尼迪参议员——谨慎的批评家192
第八章 站出来反对越南战争214
第九章 总统候选人231
第十章 从胜利到悲剧256
尾声287
资料来源295
精彩书摘
序幕
1968年3月16日,一个凉爽的周六上午,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参议员走进了用枝形吊灯装饰的华盛顿老参议院办公楼会议室,房间里坐着他的参议员同事及其职员、华盛顿新闻界人士,以及罗伯特的妻子埃塞尔和他们所有十个孩子中的九个。在一种热切期盼的气氛中,罗伯特开始了他的发言:“我今天宣布参加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竞选。”他即将对和他同属一个党派的现任总统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发出挑战,竞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说,他参加竞选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结束越南战争。在这一问题上他一直犹豫不决,拖延了整整三年。
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面的越南广义省,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中尉的士兵已经在美莱村附近枪杀了四百多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虽然美莱村屠杀向大众隐瞒了20个月,但这两件事却发生在同一天——一件事发生在遥远的国度中,揭示了一场不受欢迎战争中日益增长的邪恶,另一件事发生在美国的首都,指明了一条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道路——虽分属两极,但都属于20世纪60年代理想主义的发展进程。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的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光明前途和希望精神。
罗伯特利用他候选人的身份扩大了这种政治讨论,并且他自己也直面全国的各种危机。他说:“我在寻求一种新的政策,一种可以终结发生在越南和我们自己的城市中的杀戮的政策;一种可以消除存在于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黑人和白人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鸿沟的政策。”他说,目前危如累卵的问题就是“这个地球上的道德领导问题”。他的总统竞选持续了85天,最终因惨遭暗杀而结束,时年42岁。
罗伯特?肯尼迪从一个冷战政客成长为一个关注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家和一个和平主义的倡导者,显示了他的学习能力。通过了解他的生活和他所希望用以领导这个国家的方式,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罗伯特生前以及他在1968年6月6日遇刺身亡后十年中美国社会与政治的深刻变迁。
罗伯特的父亲曾经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工作,他小时就深受新政自由主义的熏陶。他相信,在塑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核心作用。罗伯特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告诉他,他有责任帮助那些时运不佳的人们。他的成长经历还赋予了他强烈的“善恶感”,这也体现在他选择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这种二元世界观既伤害过他,也帮助过他。当他的思维和行动达到一致时,他就进入了最佳状态。
罗伯特?肯尼迪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且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他在华盛顿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参议院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Permanent Investigations Subcommittee)担任初级辩护律师,其领导是威斯康星州的反共产主义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作为一名年轻人,罗伯特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把共产主义视为一个“邪恶”的威胁,而且他也认为,极具煽动性的麦卡锡是在为阻止共产主义的散播而工作。但他与这个臭名昭著的共和党人之间的短暂关系却为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带来了负面影响。罗伯特随后在参议院的另一个委员会担任首席律师,这个委员会由阿肯色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John McClellan)主持,主要揭露美国工会腐败,他凭借这份工作挽回了自己的名声。他针对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Teamsters)主席吉米?霍法(Jimmy Hoffa)展开了调查,吉米也成了罗伯特的强硬对手之一。虽然罗伯特对腐败工会官员的追查使他与某些工会成员交恶,但这段工作经历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是至关重要的。罗伯特很快就建立起了坚强和正直的公仆形象。
罗伯特还在安排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的竞选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其中就包括了1952年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的竞选和1960年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在肯尼迪总统任命他为司法部长之后,他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所有重大事件的关键参与者。罗伯特把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视为“邪恶”力量并计划要推翻他,这再次体现了他的二元世界观。在“自由乘车者们”向州际客运系统中的种族隔离现状发出挑战之时,罗伯特?肯尼迪向他们提供了保护,同时他也进一步地意识到了美国种族歧视的弊病。他还严厉地强制执行了联邦法院在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的大学废除种族隔离的命令。随着肯尼迪政府的日益成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开始更加细致地观察这个世界。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作为肯尼迪总统与俄国人之间的秘密特使,在解决稍有不慎就可能毁灭数百万人生命的核力量炫耀比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之后,他协助策划了华盛顿大游行,正是在这次活动中,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发表了他的代表性演讲《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在肯尼迪总统1 000天的任期中,罗伯特?肯尼迪是他重要的知己和解决纷争的专家。
对家族的忠诚和在政治上的信仰对罗伯特?肯尼迪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全心全意地帮助他的二哥。在他的早年生涯中,他因过于维护约翰?肯尼迪的利益,以至于在一心一意地追求战术利益的过程中赢得了“无情”的名声。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罗伯特?肯尼迪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但他逐渐在国家事务中找到了自己的立场。第二年,他赢得了纽约州在联邦参议院的一个席位,同时,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这也展现了他作为领导的潜力。
作为一名参议员,肯尼迪在对待越南战争的立场上摇摆不定,他优柔寡断、过于谨慎,同时还要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存环境。但他在时代需要他的时刻,在需要他用自己的道德去对抗种族主义、贫困和战争的时刻,他勇敢地站了出来。1968年,肯尼迪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想利用激进的公民来赢得总统选举,从而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在他在世的最后几个月中,他证明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只有得到底层人民的支持才能发挥最佳效力。通过研究罗伯特?肯尼迪的言论与行为、重塑自我的能力,以及他乐意为之奋斗的坚定信念,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20世纪中期美国的了解,同时也能更好地评价他去世后的几十年中自由主义和党派政治的艰难的发展之路。
……
前言/序言
编者前言
“美国传记图书馆”系列丛书所记录的对象多为重要的总统、震惊世界的发明家、工业巨头以及社会运动的领袖。而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并不属于上述人物。尽管他曾为联邦政府效力,并在其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的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但他没制定什么政策。作为一为政治家,他直到38岁才担任要职——当选纽约州联邦参议员,仅42岁就离世——本系列丛书所记录的大多数人物此时才刚刚成名。
那么,为何要写这本传记呢?
尽管历史常常为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们所主宰,他们对着观众大吼大叫,要求人们听他们说话,但有时,往往是那些不那么起眼的人物更能掌握国家。例如,马克·汉纳(Mark Hanna)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在幕后影响着美国政治;腼腆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壮举体现了美国人的抱负,而他的悲剧也成了每一个美国人的损失。
正如约瑟夫·A.巴勒莫(Joseph A. Palermo)在这本激动人心的传记中所指出的,罗伯特·肯尼迪让人觉得“充满希望”,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给人的感觉。1960年元旦,“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已经形成,但罗伯特·肯尼迪并没有立刻成为偶像。在此之前的十年间,年轻的鲍比(罗伯特的昵称)对这个国家展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敏感性: 坚定的冷战分子和有组织犯罪的无情敌人。
但是在60年代,罗伯特·肯尼迪变了,就像这个国家一样。他支持民权运动,这使他的哥哥在分裂的民主党内背负上了极大的政治风险。1962年,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世界即将爆发一场核大战,此时,罗伯特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张和谈的。1963年,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幸遇刺身亡,此后罗伯特致力于反贫困运动和民权运动,并成了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领袖。通过这一切,他表现出了一种年轻的活力和乐观,而这正是那跌宕起伏的十年中最吸引人注意的特点。
传记作家巴勒莫是《自己的权利: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的政治奥德赛》(In His Own Right: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Senator Robert F. Kenned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作者。而这本新作关注的是罗伯特·肯尼迪激励民间活动家并激发他们的热情的能力。巴勒莫对于这一点有亲身经历。1968年肯尼迪赢得加州初选时——这是其通向白宫的关键一步,9岁的巴勒莫曾为之欢呼。但是,巴勒莫的振奋很快就被刺杀者的子弹打断了。巴勒莫写道:“我看了几百次肯尼迪在大使饭店从讲台上下来的镜头——我也放给我的学生看,每一次我都想跳进镜头里,抓住他的手,将他从近在眼前的深渊前拉走。”罗伯特·肯尼迪离去了,但这本书正是他不朽的生命力的证明。
马克·C.卡恩斯(Mark C.Carnes)
鸣谢
这本书的诞生缘于我和朗文出版社编辑迈克尔·博埃齐(Michael Boezi)在2005年于加州圣何塞市(San Jose, California)召开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会议上进行的一次谈话。那时,我的父亲正住在圣何塞市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刚刚接受完一项治疗,还在康复当中。我见过迈克尔回家之后,才得知父亲已在当天下午离开了人世。这本书是献给我父亲的。
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巴巴拉·基斯(Barbara Keys)把在本系列丛书中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作传的朱尔斯·泰吉尔(Jules Tygiel)介绍给我认识。她邀请泰吉尔教授来萨克拉门托市,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开讲座。晚餐时,我表示自己有兴趣写一本关于罗伯特·F.肯尼迪的书,泰吉尔教授就安排我和朗文出版社的编辑认识。
我要对迈克尔·博埃齐致以特别的谢意,他鼓励我开始我的写作计划。对于他的鼓励和指导,我深表谢意。我也非常感激马克·卡恩斯在我写作之初给予的极富见解的评论,使我重新审视初稿中遗漏的一些资料。我要感谢瓦妮莎·盖内雷利(Vanessa Gennarelli)和谢拉琳·戈德贝克(Sheralyn Goldbecker)娴熟的编辑工作,也要感谢GGS图书服务公司(GGS Book Services)的萨拉瓦西·穆拉里达尔(Saraswathi Muralidhar)监督本书的制作过程。我同样很感激以下评论家付出时间和心血来阅读初稿,他们是得克萨斯大学帕米亚盆地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of the Permian Basin)的德里克·卡萨姆(Derek Catsam)、阿勒格尼县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of Allegheny County)的杰奎琳·M.卡瓦利(Jacqueline M. Cavalier)、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的约翰·吉吉(John Giggie)、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的拉里·格拉布斯(Larry Grubbs)、普利茅斯州立大学(Plymouth State University)的约翰·克鲁克伯格(John Krueckeberg)、约克学院(York College)的皮特·利维(Peter Levy)、特拉基草原社区学院(Truckee Meadows Community College)的约翰·B.里德(John B. Reid)、肯高迪亚大学圣保罗分校(Concordia University, St Paul)的戴维·E.伍达德(David E. Woodard)。这些读者在本书的结构和风格方面给予我相当大的帮助。他们的评论是无价的,让我看到了自己忽略的问题。
我希望在此表达对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历史系的感情之情,让我有机会在2005年夏天以客座副教授的身份回到伊萨卡(Ithaca)开课。我也得以与导师理查德·波伦堡(Richard Polenberg)和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讨论这个写作计划,然后在奥林图书馆(Olin Library)的研究室坐下来,开始我的研究。
我还想感谢杰弗里·布坎南(Jeffrey Buchanan)以及罗伯特·F.肯尼迪纪念基金会(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Foundation)的每个人的帮助。2005年11月,罗伯特·F.肯尼迪纪念基金会邀请我前往华盛顿担任纪念罗伯特·肯尼迪诞辰80周年的演讲嘉宾。这次经历加深了我对肯尼迪的理解。那时我刚刚动笔写这本书,这次经历非常重要。
自2002年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任教,我已经教授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外交关系、历史编纂学、20世纪的历史和政治的课程。感谢我的全体学生和同事支持我,并为我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的历史课帮助我形成、改进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以及罗伯特·肯尼迪在这关键的十年所处的地位的观点。我要感谢历史系主任克里斯·卡斯塔尼达(Chris Castaneda)教授,他帮我建立了符合自己研究兴趣的教学计划,这使本书的写作受益良多。我要特别感谢行政系的斯坦·奥登(Stan Oden)教授,我们就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感谢他为加州教员协会(California Faculty Association)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最衷心地感谢我的母亲洛瑞恩·玛丽·巴勒莫(Lorayne Mary Palermo)在我学术生涯的多个艰难时刻,给予我无比的慷慨和支持。作为一名癌症幸存者,她的勇气是我最大的动力。
最后,我要感谢我最深爱、最敬重的妻子和伴侣珍妮特·戴顿·巴勒莫(Jannette Dayton Palermo),她尽一切努力帮助我完成这一研究计划。
约瑟夫·A.巴勒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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