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与运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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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力蕴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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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89889
版次:1
商品编码:1208879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5-01
页数:512
字数:538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不同时期国内外存在的主要边缘地区开发模式为坐标,探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与运行机制。作者认为,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自然人文条件、国家的内外环境、中国治理新疆的历史路径,决定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为了完成任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形成了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功能于一体的独特的内部结构、运转方式和人员组成,发展出世界上的开发边缘地区的模式——嵌入- 生长模式。

作者简介

蒋力蕴,湖南永州人,生于新疆富蕴县,1983 年至1990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就读,1990年至1995 年在新疆大学政治系任教,1995年至1998 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现从事反恐怖研究工作。

目录

导 论
  第一节 本书的设计和方法
  第二节 对兵团研究的文献回顾
第一章 边缘地区开发的模式比较
  第一节 前工业化时期
  第二节 向工业化过渡时期
  第三节 工业化时期
  第四节 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
  第五节 不同时期影响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控制方式的因素
第二章 嵌入模式:屯垦开发新疆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我国历代开发边缘地区制度的简要回顾
  第二节 我国屯垦及屯垦思想的历史回顾
  第三节 新疆屯垦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 嵌入模式的逐渐形成
  第五节 乾隆至清末嵌入模式形成的原因
  第六节 嵌入模式的缺陷及其原因
第三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特征
  第一节 兵团建立和恢复的原因探讨
  第二节 兵团体制的多重性
  第三节 兵团的非契约性和农工对组织的依附性
  第四节 兵团的组织简明性与结构复杂性
第四章 军屯时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内部运行机制
  第一节 军屯时期兵团的决策机制
  第二节 军屯时期兵团的信息机制
  第三节 军屯时期兵团的激励—约束机制
第五章 民屯时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内部运行机制
  第一节 民屯时期兵团的决策机制
  第二节 民屯时期兵团的信息机制
  第三节 民屯时期兵团的激励—约束机制
第六章 系统内部主体状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工的社会与生活
  第一节 兵团社会的特征
  第二节 兵团团场成员的生活圈
  第三节 兵团团场成员的经济圈
  第四节 兵团团场成员的工作圈和行为
  第五节 团场农工的思想状况
第七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不同时期的内外关系
  第一节 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第二节 与自治区的关系
第八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存在的问题
  第一节 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原因探讨
  第三节 边境农场给兵团造成的负担
  第四节 兵团克服困难采取的对策
第九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功能的实现
  第一节 1997年兵团的基本状况
  第二节 兵团工作队功能的实现
  第三节 兵团战斗队功能的实现
  第四节 兵团作为生产队的功能
结 语
  第一节 关于兵团的讨论
  第二节 向边缘地区开发模式的讨论
附 录
  一 B连地图
  二 B连户访录(1997年)
  三 1997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
参考文献
致 谢

前言/序言

序  言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实行过军事屯垦。对于一个疆土辽阔的帝国,如何保卫那些远离帝国政治中心和人口稀少的偏远边疆便成为一个难题,当地人口居住分散、粮食产量有限,但是从保卫边疆的战略和军事目的考虑,又不得不驻扎一定规模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军队在边疆进行屯垦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一是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持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战时可以抵御进犯之敌,二是可通过屯垦解决部队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问题,平时部队可投入农事生产,积累物资和补给。也正因为屯垦制度所具有的优势,它曾经是许多大帝国驻守边疆的重要措施。世界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都曾在帝国边疆组织过军队屯垦,中国历史上的汉武帝及后来的唐朝和清朝,都曾在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实行过屯垦。
我国新疆地区实行屯垦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19世纪,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但在东南沿海面临英法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同时在西北地区也面临沙皇俄国持续的入侵蚕食,如果没有自康熙帝以后开始实行的屯垦政策,新疆能否继续保留在中国的版图内将成为一个疑问。新疆地域辽阔、人口散居在星星点点的孤立绿洲,驻军的粮食补给既不可能取自当地,也不可能从万里之外的关内长途运送,采用屯垦制度确实是维持驻军补给、保卫新疆的唯一有效措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在新疆正式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复员军人和知识青年继续在边疆地区实行屯垦。新疆兵团发展到了今天,所辖人口达到260多万,下属团场遍布全疆各地,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后一度被撤销,但是很快又得到恢复,已经成为新疆发展生产、维护稳定、保卫边疆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21世纪,总结各国屯垦制度的历史经验,研究和分析新疆屯垦发展的演变史,调查当前兵团基层团场和连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兵团组织与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的互动机制,探讨在新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下如何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更好地发挥出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作用,实在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新疆今后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重点。
要研究今天中国的屯垦与边疆发展,就一定要把屯垦和兵团发展放到一个国际和区域发展的大视野中来思考。具有国际视野,就是要把屯垦和兵团放到一个全球化潮流和中国全方位开发的发展态势中来思考新疆兵团的定位与方向;具有区域发展的视野,就是要把屯垦和兵团放到新疆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整体形势中来思考兵团的角色与功能。
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时期相比,21世纪的中国与新疆地区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中国整体和新疆这个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只有当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考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今天应当做些什么以及能够做些什么。
谈到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新局面和新的历史任务,有几点值得关注。
(1)随着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年代成为历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已经无法继续发挥当年的非凡效力了,那种曾经有效地凝聚了上下级关系、军民关系、民族关系的“革命同志”认同模式已经褪色,革命年代的忘我激情已被经济建设和民众生活的日常伦理所取代,人们所思考的是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合理利益,公平和民主已经成为普遍的要求,简单的宣传说教和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已很难奏效。治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不仅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三个代表”,还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也必然要增强媒体和民众的知情权以及对政府机构的监督。
(2)自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经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为包含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若干年内,这一新体制仍将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进程中,凡是在“改革开放”前曾经带有较强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经济单位(如大型国有企业、新疆兵团),今天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来思考管理体制的长远发展方向,以户或小组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方式可能仅仅是从传统的公社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向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牧业体制发展的中间过渡阶段。必须解放思想,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借鉴国外发展模式,要努力思考农牧业、城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在未来的发展目标,并且提出实施的步骤程序和过渡阶段的具体设想。新疆地域辽阔,自身即呈现多种自然风貌和多种经济活动类型,南疆是典型的绿洲经济,北疆有草原畜牧业,在能源开发中成长起来几个工业城市,兵团部分团场发展出来的规模农业经营也具有特点。因此,因地制宜发展多元化经营很可能是新疆兵团未来的发展方向。
(3)随着中国的体制改革,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已经不再受到行政限制,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5亿,户籍和档案制度已无法束缚人们对迁移与就业地点的选择。来自不同地区、处于不同教育水平、拥有不同技能的各族劳动力已经大量自由流入中国城镇和西部边疆地区(如新疆和西藏),他们为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激烈的竞争,给本地居民和毕业生的就业带来很大压力,他们与本地少数民族群众在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也必然会给西部地区的文化生态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些都有可能引发当地的民族矛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外来流动人口也推动了西部地区本地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冲击了当地少数民族教育体系,使它们不得不面对劳动力市场化的现实来调整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教学模式。人口自由流动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管理和协调本地的流动人口,既接受外来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理竞争,同时促进本地劳动力外出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尽可能减少人口自由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探讨这一态势给本地区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4)当中国社会从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年代转变为和平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时,这样激烈突变的社会转型也必然反映在中国人的代际差异上。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在战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满怀理想、勇于牺牲的一代。出生于50年代、60年代的“共和国同龄人”是在学习毛选和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即“文革后”的一代是在批判“极左”的“伤痕文学”和对外开放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许多属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由于各代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氛围差异极大,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差异极大。工作在50年代的党政干部和工作在21世纪的党政干部,他们之间的代际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各级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反腐败已成为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政府面对的基层民众和21世纪政府所要面对的民众,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网络的信息传播迅捷和广泛,民众的思想独立和维权意识已不可忽视。如果不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当前社会上发生的许多现象。一些体制、一些工作方法,在50年代和60年代可能非常有效,而运用在今天,可能完全无效甚至出现反作用。要认真调查研究本地各族民众中“代沟”的特点,理解“80后”“90后”“00后”的思想状况和行为特点,有的放矢地逐步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努力发挥年轻人的长处,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短处。
(5)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我国每年都有几万穆斯林民众赴麦加朝觐,因此外部宗教势力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我国各族社会中。随着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淡化,在基层民众甚至部分党政干部中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活动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发展与蔓延。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面临各种实际困难和心理困惑,在这些压力下,有些人感到他们需要某种信仰,需要寻找心灵的归宿。这不是行政手段可以简单禁止或限制得了的。积极耐心地疏导而不是简单地限制和压制,肯定会取得更好的客观效果。
近年来中东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发展很快而且渗透到了许多国家,鼓吹“圣战”和民族分裂。新疆毗邻中亚的伊斯兰教国家,朝觐的开放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也使这些极端势力渗透到新疆地区。由于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陆续辞世,新一代青少年受境外宗教和政治势力的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行之有效的宗教管理政策与办法在新形势下必须有所转变。我们必须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来理解民众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活动,探讨政府和社会在宗教管理政策与办法方面的创新。
在这样一个新形势下,新疆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面临哪些重要的研究课题呢?根据我近年来在新疆各地的调查和阅读的研究文献,我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以下几个领域里是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的。
(1)新疆兵团保持了原有组织建制,在当前新疆农牧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领域推行现代化和市场机制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兵团在资金筹集、人才组织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体制优势,可通过资源统一调配使用,较快地组建有竞争力的“拳头企业”,努力推动管理体制的创新,加强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发展成为有规模、有实力的骨干企业。以兵团为基础组建的企业应当具有战略眼光和整体意识,关注环境和民生,主动引导当地社会和经济向着更加健康和有利于社会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
(2)我国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体制变革的特殊“瓶颈”,既不可能退回到原来的集体经济,又需要发展规模经营以应用现代机械和管理技术。今后如何实现土地的良性兼并,发展现代农场,是中国农业面临的难题。新疆兵团现有的土地承包规模相对较大,进行调整以扩大规模的难度较低,因此完全可能利用兵团的组织和技术优势,发展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和牧场。日本和我国台湾农户的经营规模并不很大,但是管理和技术服务实现了现代化,可以有效地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进行竞争。兵团可以参照它们的经验进行试点,努力发展现代农业组织,探讨中国农牧业现代化的创新体制。
(3)兵团与地方相比,具有明显的人才优势。兵团学校的教育质量一般高于地方学校,如石河子市的初中、高中在2005年就招收了相当于本地应届毕业生1.33-1.37倍的新生,这说明邻近各县的考生愿意到兵团学校就读。学校是年青一代“社会化”的重要环境,学校不但要向学生教授数理化知识,更要讲授政治理念和爱国主义,讲授现代公民国家做人的道理,在班级集体活动中培养与他人交流合作的意识与能力。兵团可以突破自己本系统的眼界,使下属学校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加强吸收少数民族教师,积极跨地域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把兵团学校变成面向全疆的人才培养机构。兵团学校应当注重培养双语人才,少数民族学生要学习汉语,同时鼓励汉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打破教学中的民族隔离,努力培养新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所需要并具有合作精神的各族人才,毕业后可分配到新疆各地工作,既可传播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传播现代化思想和爱国主义。
(4)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至关重要。兵团应当利用自己下属机构遍布全疆的组织优势,努力在促进各族交流互助方面多做一些具体的实事。首先,兵团下属机构和团场应当积极吸收当地少数民族高中生、中专生和大学生来参与兵团各项事业,有意识地在生活和工作中创造各族干部、工人进行相互交流合作的条件,在工作和生产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团结。其次,兵团下属机构应当在与地方社区的交往中,利用自己在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主动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帮助地方培训发展经济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逐步建立土地、水、矿藏等稀缺资源开发过程中兵团-地方利益分配的合理机制,形成良性互动,兵团要有一定的“让利”意识,努力在合作中达成“共赢”的局面。兵团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探讨在新疆这个特殊的自治地区促进民族团结的方法创新。
(5)新疆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风沙大,水源缺,在发展农业和采矿业的过程中很容易使当地的植被生态和水源受到污染破坏。普通农户和企业通常容易只看眼前的局部利益,在经营开采时损害当地的生态环境。兵团作为遍布全疆的生产组织,应当与自治区有关部门合作,制定出全疆的生态保护规划,指导下属各团场的生产经营活动,积极恢复植被、保护水源。如果兵团能够成为公认的新疆环境生态保护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这对于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和减少外界对新疆兵团的偏见都将有十分积极的效果。
总之,兵团在新疆是具有特殊历史、特殊地位、特殊功能的组织。在今天国际极端宗教势力加强渗透和各国开展反恐斗争的环境中,回顾历史上新疆屯垦的作用,我们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兵团的作用不但不应削弱,而且必须予以加强。要更好地发展兵团,就必须对新疆屯垦的历史和兵团几十年的实践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石河子大学成立“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和“中国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中国屯垦与边疆发展研究文库”,我觉得是非常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如果能够拓展我们的观察视野,脚踏实地地进行社会调查,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屯垦和兵团今后的发展放到一个全球、全国和全疆的大框架中,尊重知识和人才,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屯垦研究和兵团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宽广的。
蒋力蕴出生在北疆的富蕴县,在新疆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先后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毕业后在新疆大学任教。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为“民族社会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97年为了选择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我和他一起来到新疆。这是我第一次到新疆,我们在新疆大学见到了蒋力蕴任教时的同事与朋友,来到石河子农八师师部,具体了解兵团的运行机制和基层组织的现实情况,我们又一起来到喀什,了解当地维吾尔农业社区和农三师的情况。最后我们讨论决定了他的博士论文调查计划,特别是选择了农八师的一四三团作为重点调查社区,后来他在这个团场的一个连队住了一个多月,访谈了60余户,搜集了大量具体详尽的资料与数据,正是这些访谈资料和文献数据构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在论文中,蒋力蕴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屯垦事业进行了详尽的文献梳理,系统回顾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历史,分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特征,借助实地调查的观感描述了团场农工的日常生活,介绍了兵团组织内部和与地方社区的相互关系,最后讨论了兵团当前在发展中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应当说这是一个有深厚实地调查基础的对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系统研究成果,论文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论文奖。
1998年蒋力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即来到公安部工作。虽然日常工作很忙,他仍然尽可能抽出时间回到自己的故乡——新疆——去持续观察当地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族际关系的演变,这本书即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参与对屯垦和边疆发展的研究,对新疆屯垦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今天兵团在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调查与分析,并对新疆兵团在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

马 戎
2015年9月10日


自  序

本书根据我1998年的博士答辩论文修改而成。
从1998年至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运行情况发生了变化,书中当时的一些情况已经与现在不完全符合。由于工作繁忙,我难以再进行大幅度的补充、完善。为使关心兵团发展的读者更好地了解兵团现状,现概略介绍1998年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机制发生的主要变化。
自1998年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其基本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环境,兵团在体制、机制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在体制方面,师级层面已经有8个师实行“师市合一”体制(1997年时只有本书的主要调查地农八师和石河子市实行这种体制),“师市合一”已经逐渐成为兵团师级层面的主要体制;团级层面已经开始推行“团镇合一”体制。在机制方面,变化较大的是团场经营制度。从1998年至2000年,兵团在各团场推行了职工生产费用自理,承包经营和以农机、牲畜作价归户为主的产权制度改革;从2001年至2005年,兵团提出了“固定、自主、分配、服务”的改革重点,核心是实现“政治上扩大团场基层民主,经济上进一步扩大职工生产经营自主权”;从2006年至今,兵团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产权明晰到户、农资集中采供、产品订单收购”的团场基本经营制度。在管理层级方面,现在实行兵团机关、师、团、连四级管理,营部分保留,排、班已经撤销。
目前,兵团仍处于改革的艰苦探索过程中,主要关注点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划分清楚党政军企职能,将维稳戍边的功能从企业经营发展活动中剥离出来;在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的职能;在新疆水、土等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下,如何通过城镇化、工业化增加兵团体量;如何通过师市合一、团镇合一的体制改革,提高兵团自身发展能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建立以来,在一代代兵团人的努力奋斗下,各项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兵团积极发展经济,大力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着力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民生、促进就业,为新疆的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兵团坚持亦兵亦民、劳武结合、兵民合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社会稳定、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兵团高度融入新疆社会,长期与各民族毗邻而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形成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发展模式,成为促进边疆地区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的推手,推进了新疆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建设,增强了边疆地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央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当好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汇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在比较了古今中外不同边疆发展模式、回顾了新疆屯垦两千年历史和新疆兵团六十多年奋斗史后,我们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兵团人的不懈努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定能不负中央厚望、不负人民寄托,完成光荣使命、履行好中央赋予的各项职能。

2016年4月20日
《边疆拓荒者的足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百年记忆与转型之道》 引言 在中国广袤的西北边疆,有一支被历史赋予特殊使命的队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既是屯垦戍边的军垦人,也是建设边疆的拓荒者。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组建以来,兵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宏大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扎根干旱贫瘠的土地,用汗水和智慧浇灌出绿洲,用钢铁般的意志抵御风沙侵袭,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发展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并非一部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与运行的学术专著,而是旨在以更为宏观的视角,通过梳理兵团百年的发展脉络,深入探寻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使命以及面临的挑战与转型。我们将从兵团的“前身”追溯,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组建与奠基,改革开放后的适应与变革,直至新时代的新定位与新使命,力图勾勒出一幅兵团发展的全景图。本书将聚焦于兵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行动”与“实践”,而非仅仅是其“制度”与“机制”的分析,力求展现一个立体、鲜活的兵团形象,理解其在中国边疆治理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价值。 第一章:烽火边疆的召唤——兵团的早期缘起与组建 本章将回顾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为何会在新疆设立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将审视当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分析新疆的战略地位,以及边疆地区面临的种种挑战,如经济落后、民族问题、边境安全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详细描述兵团组建的艰难历程,包括其部队来源、人员构成、早期建设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风貌。我们将重点关注早期兵团战士们响应号召,奔赴边疆,克服极端自然环境,开展大规模农垦、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感人故事。这一时期,兵团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延伸,更是国家在边疆地区实践“屯垦戍边”传统、巩固国家政权、发展边疆经济的重要战略部署。我们将深入挖掘这些早期建设者们的心路历程,他们如何在荒漠戈壁中播撒希望的种子,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展现出中国军人的坚韧与奉献。 第二章:绿色奇迹的铸就——兵团在经济发展中的足迹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中国西北的广袤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绿色奇迹”。本章将不再拘泥于兵团“体制”的微观分析,而是通过大量的史实和案例,展现兵团在发展新疆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工业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将聚焦于兵团如何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将昔日的荒漠戈壁变为良田万顷,成为新疆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优质农产品产区。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设,到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再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兵团的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与自然抗争、征服自然的奋斗史。 同时,本章也将关注兵团在工业领域的探索与发展。从最初的农产品加工,到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纺织、建材、能源、化工等门类,兵团的工业布局如何契合国家战略和新疆发展需求,以及其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所做的贡献。我们将通过具体项目和企业的成长历程,展现兵团作为国家经济建设一支重要力量的实践。例如,兵团如何积极参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如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如何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转型升级,这些都是本章将要深入探讨的内容。我们还将关注兵团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如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投入与成就,以及这些社会事业如何为边疆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第三章:民族团结的纽带——兵团与新疆各族人民的交融 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团结是维护新疆长治久安的基石。本章将重点探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中国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而非分析其“运行”机制。我们将通过生动的个体故事和群体交往的细节,展现兵团官兵与新疆各族人民在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建设中的深厚情谊。 我们将回顾兵团如何积极参与到当地的社会治理和文化交流中,如何尊重和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如何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兄弟民族一道,共同面对挑战,共享发展成果。我们将深入挖掘那些跨越民族界限的友谊,以及兵团官兵在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的具体行动。本章将呈现兵团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更是一个促进民族融合、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平台。我们将关注兵团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主义、抵御宗教极端势力渗透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如何体现在其日常的社会工作中。 第四章:改革潮头的搏击——兵团的转型与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本章将聚焦于兵团在这一历史时期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自我调整与转型,而非剖析其“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我们将审视改革开放对兵团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兵团如何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封闭的运行模式,转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营管理。 我们将关注兵团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例如,兵团如何从传统的农垦模式中走出,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培育新兴产业,如何吸引外资与先进技术。同时,本章也将探讨兵团在管理体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的探索,以及这些探索所带来的成效与面临的困境。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改革案例,展现兵团在追求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实践。我们还将关注兵团在应对市场竞争、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服务能力等方面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如何为其在新时代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五章:新时代的新使命——兵团的战略定位与未来展望 进入新时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本章将不再深入探究兵团的“运行”模式,而是着眼于其在当前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将分析新时代对兵团提出的新要求,包括在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民生、建设美丽新疆等方面的重要职责。 本章将探讨兵团如何继续发挥其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优势,如何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将关注兵团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以及其如何在新时代展现出新的作为。同时,本章也将展望兵团的未来发展蓝图,包括其在人才培养、制度完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潜在机遇与挑战。我们将通过对兵团发展战略的解读,展现其在中国边疆治理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和广阔前景。 结语 《边疆拓荒者的足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百年记忆与转型之道》一书,旨在通过回顾兵团百年的奋斗历程,展现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其在屯垦戍边、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们希望通过本书,让读者了解一个更加立体、饱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理解他们在中国边疆开发与治理中留下的深刻印记,以及他们在时代洪流中不断前行、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本书并非对兵团“体制”和“运行”的细致分析,而是通过对兵团“行动”与“实践”的梳理,来展现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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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给我的最大冲击,在于它成功地将一个被外界常以刻板印象来看待的组织,置于一个充满张力的动态发展模型中进行考察。作者的笔触冷静而克制,没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倾向,而是专注于揭示“为什么会这样运作”。特别是当书中深入探讨兵团的财政独立性、税收结构以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特殊角色时,我感到一股强烈的学术震撼。它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块红色区域,而是一个由精密的组织代码驱动的复杂系统。我发现,理解兵团的“运行”,必须理解其如何在特定的权力网络中,通过高效的资源调动能力来实现其既定目标。这种对“权力运行机制”的细致解剖,远超了我以往对这类研究的预期,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特殊区域治理工具的宝贵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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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对于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可谓是充满挑战但又收获颇丰。它没有采取那种通俗易懂的“故事化”叙事,而是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结构化的、偏重于制度分析的笔法。我尤其关注书中对兵团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的探讨。一个肩负着特殊历史使命的组织,如何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精简行政职能的过程中,保持其核心的边疆维稳功能?书中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演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清晰地展示了中央政策与兵团实际运行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对“政策输入”与“体制反馈”的深度描摹,使得全书具有很强的动态感。美中不足的是,对于基层团场普通职工的微观体验着墨不多,但这或许是这类宏观体制研究的必然取舍,它更侧重于“骨架”的构建而非“血肉”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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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我立刻被其严谨的学术框架和清晰的论证逻辑所吸引。它不像某些地方志那样侧重于历史事件的罗列,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体制”与“运行”这两个核心关键词上,试图揭示兵团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通过调整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来应对内外部挑战的。作者在分析其内部管理体系时,大量引入了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工具,使得对兵团这种半军事化、半行政化、半市场化的复杂系统的解析显得尤为到位。例如,书中对兵团内部的干部选拔、资源配置以及意识形态教育体系的剖析,揭示了其维持高度组织性和执行力的关键所在。那种自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与在边疆地区自我造血之间的微妙平衡,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体制”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不仅仅是条文和部门,更是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制度惯性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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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书籍,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视角来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首先,它并非那种干巴巴的政策文件汇编,而是试图深入剖析一个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独特组织——兵团——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与管理哲学。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梳理兵团发展脉络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细致入微的态度。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兵团视为一个行政实体,而是将其置于更宏大的国家战略、边疆治理以及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阅读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试图描绘出一幅复杂的画面:兵团如何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通过其独特的组织结构,实现了经济建设、社会稳定与边防巩固等多重目标。尤其是对于兵团内部“亦军亦农亦工亦商”的模糊定位及其由此产生的体制张力,书中有着不少发人深省的论述。这种对结构性矛盾的挖掘,使得整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对于任何想了解中国西部治理模式、特别是深入理解这一“国中之国”式组织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扎实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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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的专业性非常强,阅读过程需要一定的耐心和背景知识储备,但其回报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在“描述”兵团,更是在“解释”兵团。作者似乎下足了功夫去梳理那些隐藏在日常行政管理之下的深层逻辑链条。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于兵团在不同时期如何平衡其“军事化管理”与“地方行政化”职能的分析。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体制内耗与效率提升之间的矛盾,被作者用相当精妙的语言勾勒出来。对于希望从制度设计和历史惯性角度来理解中国边疆治理的学者或读者而言,这本书堪称一部重要的参考读物。它成功地将一个地方性的、具有高度特殊性的组织,提升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组织形态研究的高度,让人在合卷之后仍能久久回味其复杂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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