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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三农问题相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
本书为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研究成果。本书对农村阶层关系做了细致分析，在阶层关系研究中独树一帜。在对农村阶层关系的研究中还是diyi本专著，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在出版上，对希望了解农村，希望了解农村阶层关系、农村群体关系的学者都会有所助益。

内容简介

本书鉴于当前农村阶层研究中更多的是以阶层结构为分析主题、以实体论为理论视角，难以把握农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和阶层关系问题，遂从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出发，以关系论取代实体论，将农村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的主题，建构了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崭新的理论框架、方法论和概念体系。本书深入分析了农村各阶层的竞争关系、冲突关系、排斥关系、抗争关系和整合关系等主要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当前农村社会已经分化成利益取向、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政治社会态度迥异的不同阶层，各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禀赋和结构性位置，农村原来固有的政治社会一致性被打破，阶层分化与阶层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农村社会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2．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农村阶层关系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阶层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顾及人情面子，使得阶层关系因为血缘地缘的润滑而相对缓和；但血缘地缘关系在进一步减弱，阶层关系进一步加大，阶层关系越来越肢解和chaoyue血缘地缘关系成为农村zui主要的社会关系。
3．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态，主要与不同村庄阶层分化的程度有关，阶层分化程度低的村庄，阶层之间更多的是合作关系；阶层分化呈中度状态的村庄，阶层关系表现为竞争关系；阶层分化呈高度状态，其阶层关系往往是对立关系。随着农村阶层分化进一步加大，阶层间的摩擦逐渐显现化，阶层关系将越来越刚性，互动与协调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阶层矛盾必将越发深刻。
4．在农村各阶层中，新兴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和结构性位置，能够起到润滑阶层结构、协调阶层利益、整合各阶层的作用。农村社会以新兴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念、政治态度为基本行为准则，使得我国在近三十年，尤其是zui近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得以获得一个庞大的“稳定器”。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应该以新兴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作为调整农村利益结构的基点，只有这样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才有预留和调整的空间。

作者简介

杨华，湖南省郴州人，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016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学者”称号。出版有《绵延之维：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义世界》《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等著作，发表或转载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教育部课题多项。目前主要从事农民自杀、社会分化与县乡治理等研究。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
第二节 实体论视角下的农村阶层研究
第三节 农村阶层研究的关系论转换
第四节 基本路径!分层标准与写作策略
第五节 主要概念与章节安排
第二章 研究框架!理论"概念与方法论
第一节 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理论问题
第二节 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概念体系
第三节 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方法论
第三章 阶层共识：地权冲突与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
第一节 问题意识
第二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第三节 楚镇地权冲突的概况
第四节 土地增值与土地的阶层分化效应
第五节 地权的阶层共识：地权伸张中的阶层表达
第六节 阶层如何塑造地权：阶层关系中的地权冲突
第七节 小结与结论
第四章 阶层怨恨：政商合谋与底层农民上访
第一节 问题意识
第二节 分析框架：农民分化!阶层怨恨与底层上访
第三节 个案镇简介与农民上访概况
第四节 阶层怨恨的孳生与表达：分化、比较与生存性压力
第五节 阶层怨恨的累积与归因：资源垄断、社会排斥与阶层固化
第六节 阶层怨恨的动员与溢出：底层上访、社会压制与政商合谋
第七节 结语
第五章 农民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
第一节 问题意识
第二节 分析框架与研究命题
第三节 农民分化背景下的老年人自杀现象
第四节 农民分化：社会性竞争与地位焦虑
第五节 老年人自杀：农民群体下的代际关系与焦虑释放
第六节 底层的去道德化与农村老年人自杀
第七节 小结与讨论
第六章 中农现象：中间价值与中农群体的社会整合
第一节 问题意识
第二节 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重构
第三节 乡村治理中的#中农现象
第四节 中农阶层的社会禀赋
第五节 中农阶层的结构性位置
第六节 农村社会整合：中农与中间价值
第七节 小结与讨论
第七章 结论
第一节 熟人社会，血缘地缘关系与村庄里的分化
第二节 中西部农村的中低度分化与去阶层分化机制
第三节 东部农村的中高度分化与阶层关系形塑机制
第四节 执政党在农村的阶层基础与制度设置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代际剥削是通过剥削老年人的劳动果实，并放弃对老年人的义务，以增加子代在社会性竞争中的筹码，或者减轻竞争的负担。上述代际分工的形式，本质上是代际剥削。代际剥削最极端的表现与结果，是老年人自杀。总结经验材料，当前农村代际剥削有以下典型形式：
1、老年人有劳动能力时，直接剥削老年人的劳动成果。当老年人有劳动能力时，子代倾向于推迟分家，老年人单过的诉求是没有合法性的。“会做人的老人不能单过图舒服”，他们得与子代一起生活，这样就能更好地为子代干活，干活赚的钱、积蓄全数交给子代。一旦“身体”被榨干、渐趋丧失劳动能力，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竞争的包袱。此时，子媳就开始埋怨老人、家庭矛盾顿起或升级，最后逼得老人主动提出分家。所以现在单过的几乎都是缺乏足够劳动能力，只能自己糊口的那一部分老年人（杨华、范芳旭，2009）。跟子代生活在一起，一方面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代际纠纷，这是老年人激愤、绝望自杀的诱因之一；另一方面要劳动到没有劳动能力止，会让很多老年人看不到生活的尽头而自杀。
案例2 王某，男，86岁，还有劳动能力，身体很好，有一个儿子。虽然86岁了，儿子媳妇仍将他当“壮劳力”使用。老人自己种田的收入除了自己吃外，剩下的全给了儿子。但老人有一个爱好，喜欢喝点小酒，儿子媳妇因此感到很不满，认为都86岁的人了，应该将喝酒的钱也给他们，因此就经常骂他。2008年农历正月初一，老人喝酒后遭儿子媳妇痛骂，老人无奈之下喝药自杀。（刘燕舞，2009）
案例3 张某，75岁，2006年自杀身亡。他之前与老伴种了几亩口粮田，放几千只鸭子，一年能够收入几千块钱。老人有三个儿子，第一个是原来老婆生的，后两个是现在老人生的。第一儿子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他就把钱全部给了后两个儿子。2006年的时候，老人原来住的房子坍塌了，于是老人就跟老三住，老伴跟老二。一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就磨嘴吵架。老人觉得，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你们，你们还不孝顺，还跟我扯皮，不甘心，心里想不开，就喝药自杀了。当时是跟老三媳妇吵架，闹得很厉害，三个媳妇去抢他的药瓶子，抢不住，都被他摔到地上。（杨华、范芳旭，2009）
案例4 俞开勤，60多岁，在调查者进村之前刚刚自杀。该老人有三个儿子，老三两口子在外地打工，把小孩留给老人抚养，老二在镇里打工。老人住在大儿子家，每日除了要接送在镇里上学的孙子以外，老人要帮大儿子做田里的活和家务事，生活不堪重负。自杀前，老人放牛时和另一位老人说“活得太累，看不到头，不如死了算了”。当晚老人就上吊了。
2、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或得了大病后，子代不予养老、医治，间接剥削老年人。“老人能劳动就是个人，不能劳动就不是个人”。这是当地高度竞争下的普遍共识。老年人此时成了子代纯粹的“负担”，丧失了实质性的剥削价值，代际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家庭氛围对老年人十分不好，老年人生活得很憋屈。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每年600斤的基本口粮都要自己到儿子家要，要看儿子、媳妇的眼色，有时还拿不到口粮。如果有几个儿子，则很可能因子代的相互比较、推诿，谁也不养老。有的子代甚至公开辱骂、虐待老年人，巴不得老年人早点死。很多老年人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而绝望地自杀。
案例5 李义忠的二叔和二妈，2007年一起喝农药自杀，死时皆已70多岁。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儿子的家庭在村庄中处于中上等水平，老两口一直是单独生活。老太太得了腰椎肩盘突出，不能走路，坐在椅子上腰也不能直起来，一直由老伴照顾，自杀前这样生活了5年，媳妇从来不登门。老太太没有得病之前，两人尚可以自食其力，而老太婆病倒之后，老伴也不能劳动了，生活每况愈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儿子、媳妇也没有照顾。最后发展到老人吃饭都成问题。老人便商量着一起喝农药自杀。因为老太太生活不便，老爷子要看着老太太死在自己前面，便喝得比较少，没有立即死亡。老太太死后，儿子忙着给老太太办理丧事，知道老爷子也是决心要死，就没有采取治疗措施。第二天，老太太出殡时，老爷子也死了。受访人李义忠说，这个叔伯兄弟盼望着自己的父母赶快死，死了之后埋了也就算了。
案例6 贺某和张某也是一对夫妻，女性老人张某2002年自杀，贺某则在3年后自杀，自杀时都是60多岁。老人有两个儿子、两个姑娘。两个儿子在养老上闹意见，分配不过来，最后“拈砣”（抓阄），老太太归大儿子养老送终，老头归小儿子管。但两个儿子都不养老人，还破口骂老人，老人气不过。小儿子性格更加古怪，不仅不管老人，骂老头，还经常动手打老人，村里人都晓得这些事。受访人分析说，老人千辛万苦将儿子养大，操心得很，媳妇也娶了，屋也做了，老人还给儿们引孩子、做事，儿们还骂还打，老人就生气，气不过就自杀。
老年人生病，若是伤风感冒等小病还好说，挨挨就过去了，或老年人自己花点钱医治，关键是大病，即治疗费用超过3000元的病。医疗费用在3000元以内，由诸子分摊，如果超过3000元，子代就不会花钱给老年人治病。一个媳妇谈起此事时，对调查人员坦诚：“要三四千的话，我们也拿不出，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年纪到了，治疗也没这个必要，治得好也增加了子女的负担，治不好子女们也难服侍。”这便是说，为老年人治大病，一来是增加子女的负担，二来是徒增子女服侍时间与精力。前者是看得见的白花花的“银子”，一旦支出，就减缩了子代家庭参与竞争的资本，压缩了显示身份、地位的符号消费；后者造成的是机会成本，子代可以用这些时间与精力去创造足以增加竞争砝码的财富。得了大病的老年人只能等死。许多老年人得了病之后，怕子代不医治、没人照顾、活受罪，就提前自杀了。
案例7 李义忠的大妈在2002年上吊自杀，死时不到70岁。老人的丈夫去世多年，她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没有结婚时就死了，二儿子的老婆已经死了30多年，现在没有老婆，家庭经济状况非常差。三儿子经济条件较好，属于中上水平。老伴死后，老太太一直单过。二儿子的生活自顾不暇，一直在外面飘荡，照顾不到老太太身上来。小儿子虽然家庭条件较好，对自己也不冷不热，晚年的生活非常凄凉。自杀之前得了小病，远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受访人李义忠认为，老太太之所以自杀是恐怕自己将来没有人照顾，活受罪，与其没有什么意思地活着，还不如早早死了好。
如表3.4所示，因丧失劳动能力、大病后得不到医治而绝望自杀，占老年人自杀总数的23. 4%，最近十年有剧增趋势。
3、老年人空虚无助，子代未予照料，间接剥削老年人。在当地农村，丧失劳动能力但尚能自理的老年人一般都单过，即便与子代名义没分家，但因子代长年举家外出务工，老年人实质上还是单过。如果老年人的老伴在世，则可以相互照料，相互驱除寂寞，一旦有一方去世，单过的“老年未亡人”便会遭遇精神空虚、生活无助等问题。在选择是留在家里陪伴老年人，还是将时间、精力花在竞争大业上，若是前者则机会成本太大，很可能受拖累而失去赚钱的机会。所以子代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后者，将老年人留在家里。如果老年人得病丧失自理能力，需要子代切实地照顾，那么子代会十分愤懑，期待老年人早点死去。邓村受访人坚定地告诉笔者，这样的老人“基本上没有正常死亡的”。
案例8 房村原村主任、现年五十岁的王某身体还很强壮，完全可以出去打工，但他没法出去，因为他家里还有个八十岁的偏瘫的老母亲。他对笔者说，“（老母亲）说不定哪天就死了，不守着怎么办呢？”所以他毫不忌讳地说，希望自己的母亲死早点，这样他可以趁着还能干活，早点出去打工挣点钱，再拖几年出去也没人要了。
案例9 2010年房村一60多岁女性老人自杀。这年老人在家生病，打电话给在广州打工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请假回来了，其中一个说，“我们只请了7天假，假期一满，就要回去上班。这七天内，你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这样，儿子已经定了老人的死罪，老人也就不得不死了。后来，老人便很快自杀了，儿子果然在7天之内办理完老人的丧事，然后大家又回去上班。
更有甚者，有一中年男子为了能出去打工，在重病母亲的床边放一瓶农药，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你不死我怎么出去打工？”这一句话在当地广为流传（刘燕舞，2009）。事实上，很多被认为是自杀的老年人死亡个案，老年人卧床动弹不得，何来农药？受访人分析是子代故意放在老年人床边的。老年人死后，子代就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外出打工，即在社会性竞争中轻装上阵。
被子代撇在家里的“老年未亡人”，则很可能因受不了空虚寂寞，以及生活上的无助与不便，而选择自杀。当然，若是能像上层农民那样安置老年人（见表3.7），也就不会有老年人的这种自杀，但这对于其他阶层农户来讲是巨大负担，因而没有人这么做。如表3.4所示，这类自杀占23. 4%，近十年有迅速增多的趋势。
案例10 新村天山组，女性，60多岁，独居，2007年上吊自杀。3个儿子，大儿子40多岁，一子一女，一家人都在外打工；二儿子有一子一女，都在上大学，他在家杀猪；小儿子的男孩上高中，夫妻二人在外打工。老太太患有偏风，久治不愈，躺在床上没人照顾。上吊时由于房梁太高，搭不上绳子，老人就把绳子系在了窗框上，但窗户高度不够，老人就将双腿弯起来。可见其必死之决心。老太太上吊后数天才被邻居发现。
案例11 新村天山组，女性，70多岁，2008年喝农药自杀。老太太有一个儿子，一直跟儿子住在一起，腿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这年儿子一家决定出去打工，老太太不大愿意，说“你们要走的话，我先走”。儿子一家走了以后，老太太果然就喝药自杀了。数天后因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
4、老年人不给子代添负担的心理加重，以自杀来为子代减负，子代间接剥削老年人。身在高度竞争的阶层结构中，老年人切身地感受到子代的“不容易”。随着社会性竞争在最近十年越发激烈，老年人不给子代添负担的心理包袱也越来越重。到老年人重病在身，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后，老年人就越来越感觉自己是子代的负担。子代对老年人越好，这块心病就越重。那么此时，为子代减负的唯一道路就是自杀。该类自杀占15.9%，近年有快速增多的趋势。
案例12 李海林，60多岁，2006年撞车自杀。李的自杀一度成为邓村人热议的话题。李只有一个儿子，家庭经济状况属于中等，子女在上中学，负担较重。李的老伴去世得早，一直是一个人生活。自杀之前一直患有冠心病，儿子还算孝顺，多次为父亲治病。为了看病，花掉了儿子不少钱，但仍久治不愈。老人为此十分心疼，于是产生了自杀念头。自杀前，他曾跟儿子说过，如果他死在外面某个地方，不要去找他。老人本来想上吊或喝药自杀，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本村民组的人，有人开玩笑地给他建议，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村子旁的公路上撞车自杀，那样还可以给儿子赚一笔赔偿金。没想到，李海林真的这样做了，他撞的是一辆跑长途客运的大巴车。事后，该大巴所属公司赔了李海林的儿子4万块钱。

前言/序言

序 言
这是一本立足于田野经验，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诚意之作。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是农村社会正分化出不同的阶层，这对乡村的公共生活、政治实践乃至农民的生存体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与这种变化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专注于农村社会分层的研究，尤其是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却非常薄弱。
20世纪80年代中叶，学者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分化进行整体描述。分层状况的描述在逻辑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确定分层标准，二是把农村社会划出若干层级，三是不同层级间的比较。研究者多用职业为标准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层级划分。这种多元分层的思路在当时的语境下有其合理性，因为彼时乡村资本化进程并未深入，农村最为关键的生产资料——土地为集体所有，而其使用权又极为平均，农民的分化更多地体现为他们对市场机遇把握程度的差异。换句话说，导致农村社会分化的原因更多的是个人特质，而非某种结构性因素，分化的积累效应尚未彰显。
但是，伴随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研究者越来越发现很难用某种“职业”来描述和划分农民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属于“兼业”或“半工半耕”群体。随着农药化肥的使用、农机技术的推进，农民务农的时间大大压缩，他们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兼业或外出务工。即便是较纯粹的“打工”生涯，他们也是常年在不同的工种之间来回穿梭，显得很不“职业”。经过简单的学习、模仿和较短时间的摸索，他们就可以胜任一项新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从打工者到小作坊主，从普通村民到担任村干部，中间的转换或者说跨度并非难以逾越，而是常有发生。
之所以不能用“职业分疏”来勾勒农民的分化，是因为职业标准的前提是社会的分工相当细致，职业分化程度很高，不同职业间的转换需要长期的教育和训练才能实现，代际之间技能传递的垄断性被教育系统打破，决定个人收入和市场地位的职业技能需要经过高强度的学习方可获得。这样就使得因社会的高度分工而出现的结构会相对稳定，而个人则能够因人力资本的投资完成职业转换，从而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阶层间的流动。所以，认为不同类型的资源归于不同职业的多元分层理论契合于市场化、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而面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就会“水土不服”。
的确，时至今日，中国农村已然发生了惊人巨变，在东南沿海乡村经济活跃的地区，我们可以观察到村庄社会上层精英的再生产，社会不平等通过代际加以传递，阶层间的区隔和内闭正在形成。但是，在中西部广大的农业型乡村，精英向城市出走使得留在村庄中的农民呈现出“去阶层分化”的特征，那些仍然从事农业的中老年农民通过自发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收入水平，成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乡村治理的“中坚农民”。所以，简单地“找回马克思”以“阶级论”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同样是不适用的。
怎么办？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并有志于从中总结出本土社会科学理论的青年学人，本书作者杨华以他的作品做出了回答。他决定“不走寻常路”，不像此前的研究那样通过大量的数据、表格和图形，以呈现各阶层的比例、状况和特点，而是走进田野，将重心放置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在不同群体的非对称关系中理解阶层。如其所言，通过揭示“关系”中的阶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不同阶层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更能看到各阶层在实践中是如何互动、生成和演变的。可以说，他是在做农村社会的“阶层化”研究。
因此之故，本书引人入胜之处并不在于数据的全面性、样本的可推论性和分层标准的精致性，而是通过饱和的经验材料和丰富的案例细节所展示出的阶层互动。作者并不是抓取农村社会变迁的某个区段来做静态的结构展示，而是试图在翔实的、情境化的阶层互动中探究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动态演化的一般规律。比如，通过对经济分化背景下村庄社会地权纠纷的解读，理析出地权观念冲突背后的阶层力量，各阶层在纠纷中诉诸的地权规则与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力量对比和政治博弈的相互关联。又如，通过分析不同阶层对乡村场域中的资源争夺，能够观察到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体制性精英、以私营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和以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形成的利益联盟，共同垄断项目进村和资本下乡带来的利益空间，形成相对固化的利益排斥、社会排斥、政治排斥和文化排斥。处于上层的少数富人凭借财富竞选上台垄断了村庄公共权力，并以其在村庄政治舞台上的慷慨支出建构出富人村干部的道德优越性。中下层的普通农民成为政治冷漠阶层，他们还在熟人社会的符号竞争中，尤其是人情礼仪等事务中长期忍受着上层的挤压，在日常互动中失去尊严而又无力改变遂渐生怨恨。村庄中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干群矛盾、公私矛盾、派系矛盾纠结和重叠，酝酿出因“气”而生的底层抗争。
由于专注于阶层关系的互动实践，这项研究是场景化的、微妙的、灵动的，甚至是走心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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