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是傳播學媒介分析經典著作，2012年勞特利奇齣版社齣版瞭本書的20周年紀念版。內容簡介
《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反對將粉絲看做愚昧、盲目的“文化白癡”，而是將電視粉絲看作是在節目方式上的主動的消費者、熟練的參與者，是從藉來的材料中建構自己文化的遊獵式的文本盜獵者，是勇於爭奪文化權力的鬥士。電視粉絲熱衷於對媒介文本進行各種自主性的符號闡釋，並且從大眾文化資源中盜取零散的片段，進行拼貼重組。本書從一個知情人的角度齣發，提供瞭從電視粉絲中收集的生動事例，具體分析瞭《布萊剋斯七號》《異型國度》《美女與野獸》《雙峰》等電視節目，對粉絲群體進行瞭一次以民族誌研究方法為主的敘述和考察，重點關注其社會機製、文化實踐以及與大眾媒體和資本主義消費者之間的復雜關係。。作者簡介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美國媒介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麻省理工學院媒體比較研究中心的創辦人和主任。其研究核心經曆瞭從1992年的“文本盜獵者”到2006年的“融閤文化”再到2009年的“傳播性媒介”的轉變與遞進。其研究路徑緊跟新媒介發展的步調，同時也集中反映瞭西方粉絲研究的三次浪潮。目錄
文本盜獵者引言
第一章 “ 迴到現實中來吧！”：粉絲、盜獵者、遊牧者
第二章 文本如何成為現實
第三章 粉絲批評傢
第四章 “ 這不再是一部童話”：性彆、文類和《俠膽雄獅》
第五章 頁邊上的塗寫：粉絲讀者/ 粉絲作者
第六章 “ 歡迎成為雙性戀，柯剋艦長”：耽美與同人寫作團體
第七章 “ 分層的意義”：同人音樂視頻和盜獵的詩意性
第八章 “不再是陌生人，我們一同歌唱”：同人音樂、民俗文化和粉絲團體
結 論 “在我僅限周末的世界……”：重估粉絲圈
《文本盜獵者》二十年後——亨利·詹金斯和蘇珊·斯科特的對話
精彩書摘
《文本盜獵者》在中國：亨利·詹金斯采訪張琳（以下簡寫為LZ）：趁著《文本盜獵者》中文譯本的齣版，能和亨利?詹金斯博士就他這本經典著作進行對談，我深感榮幸。2007年，我在關於文化研究和電子媒體的討論課上第一次讀到這本書。作為一名留學生，互聯網是我瞭解中國現狀最重要的媒介。當時中國正處在嚮所謂Web 2.0時代轉化的過程中，隨著個人博客和微博的興起，視頻網站以及網遊等媒體形式的發展，草根文化生産呈爆炸趨勢。我對中國興起的惡搞文化大有興趣，因為惡搞現象使平常人能夠應用新興電子工具，挪用大眾文化內容來進行文化上的個人錶達或者草根社會批評。
在詹金斯博士的著作中我找到瞭所需要的學術語言。盡管《文本盜獵者》寫於20多年之前，主要側重歐美文化經驗，然而“文本盜獵者”的比喻，消費者利用大眾文化實現文化錶述和社群連結，進而構建齣的文化生産者形象，仍然有力地迴應著中國Web 2.0時代的草根文化生産經驗。同時，詹金斯博士在書中也強調瞭文化特殊性和曆史特殊性，他指齣就具體文化接受、文化挪用以及流行文化中的樂趣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個例的特殊性，包括特殊曆史語境，具體的社會和文化環境（pp.35—36）。
那麼在對話的開始，能不能請您簡單描述一下《文本盜獵者》寫作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並談一談這本書的哪些方麵會和中國讀者特彆相關？
亨利?詹金斯（ 以下簡寫為HJ）：首先，能和中國讀者分享這本書我感到非常高興，齣版者認為這本書在齣版二十多年後還對理解當下有所裨益，我感到十分榮幸。你個人的經曆和視角令我看到這本書在中國環境下也許有其特殊意義。
你強調瞭本書內容的曆史和文化特殊性，這是正確的。一方麵，《文本盜獵者》描述瞭在參與式文化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轉摺點美國粉絲（ 以及其他英語地區粉絲）身上所發生的故事。另一方麵，這本書提供瞭一些較為普適的概念，有助我們從更廣闊的意義上理解草根媒體製作和參與式文化。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粉絲圈還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隻能在非正式渠道裏活動。粉絲們用郵政係統共享自己的作品。同人小說是復印機印齣來的。同人視頻是用錄像機一盤一盤翻錄下來的。他們的活動帶著極大的社會汙名，無論是媒體還是學術圈都不理解他們。他們還害怕掌握著知識産權的媒體公司會對他們的混剪和二次創作提齣法律訴訟。這本書是粉絲社群重塑群體身份、開始嚮公眾發聲、並對外進行自我辯護過程的一部分。
在書中你可以發覺電子時代開始的跡象，很快這變革就將以極快的速度和極大的規模通過互聯網擴散開：網絡為內容共享提供瞭新平颱，隨著更多瞭解他們的行為，發現他們的價值，粉絲人群也會大量增加。如果你夠仔細的話，還能在書中看見全球化粉絲文化的蛛絲馬跡：粉絲們發現瞭日本的動畫和漫畫，還有香港的動作片，並隨之尋找與這些地區粉絲們溝通的方式。
我從我的中國學生那裏瞭解到，現在中國正處於一個相似的過程中：粉絲積極接受日本、韓國、英國和美國的節目，利用網絡和世界各地的粉絲溝通，探索他們已經成型的粉絲生産，並改造為適應中國背景的形式，例如將這些形式應用於中國媒體作品之上。每個國傢的粉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粉絲圈，但是他們也發現瞭粉絲圈提供瞭與其他地區進行文化和知識交流的便捷公共平颱。如今在中國讀這本書時，粉絲圈的本地化和全球化的意義都很重要。
因此，我希望美國粉絲圈發生的改變，其細節能讓中國讀者覺得饒有興味，而我提齣的大概念框架能夠成為思考影響自己文化變遷的工具。但是需要翻譯—— 不僅是一字一句的翻譯，而是梳理全文，看哪些在中國背景下有用，哪些不然。
LZ：你在書中提到瞭粉絲勞動的商品化，以及粉絲文化生産中粉絲社群價值與娛樂産業的商業利益之間的矛盾。例如第五章與第七章中提及的同人誌與同人視頻的盜版翻版，第八章中的同人音樂職業化問題。但是如果這些都是娛樂産業收編粉絲生産的早期信號，那麼隨著Web 2.0時代的到來，“産消者勞動”（prosumer labor）就成瞭最大的價值增長點。在中國的背景下，過去三五年中，我們一方麵看到瞭業餘文化生産者（有些是未來的從業人員）不斷上升的創業熱情，將自己針對支流觀眾（nidae audience）的文化生産積極變現，比如優酷和土豆上的“自媒體”；另一方麵，文化産業齣現越發策略性應用粉絲和粉絲文化生産模式的商品化趨勢。那麼你認為社群基礎的“禮物經濟”（gift economy）框架對於理解當今粉絲文化是否依然有效？在麵對如今變化的時候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HJ：把粉絲圈叫作“禮物經濟”需要一些細節限製。至少，作為禮物經濟，它是和消費經濟相關聯的。傳統的禮物經濟中，通過禮物贈送，社交貨幣（social currency）因而創生。粉絲圈的禮物卻是從彆人的知識資本中誕生：它們由資本主義經濟中創造産品以謀利的人製造而來。粉絲利用這些文化産品作為原材料，創造齣自己的文化。他們挪用或混剪流行文化，以此為基礎，創造齣同人小說、視頻、角色扮演和音樂。消費經濟中，將商品變為禮物的現象非常常見，每次我們買禮物，剪去價簽，送給彆人以錶達自己的情感時都是如此。但我們對接下來的事有道德約束。如果轉頭就將彆人送的禮物賣掉是很傷人的。（Jenkins，Ford and Green，2013）
因此，粉絲圈曆史上對於從其他粉絲身上賺錢一事也有道德約束，所以對Web 2.0企業企圖將粉絲的禮物商品化以謀取利益的行為有很強抵觸。粉絲不一定希望從自己的創作中獲利，但是他們絕不希望看到自己愛的勞動被齣賣，讓不相乾的人獲利。
同時，也存在安吉拉?麥剋羅比（1994）所謂的亞文化創業傳統：在所需産品和設施不能從其他文化生産者處獲得時，由亞文化內部的成員來創造産品，或者為社群提供重要的基礎設施。比如說，早期亞文化創業為美國日漫宅引進和翻譯漫畫和動畫起到瞭重要的作用。在此過程中，他們為産品建立瞭市場。即使是更專業的企業開始購買並在美國市場上發行同樣的劇集，粉絲們對粉絲經營的企業也一直保持忠誠。
粉絲圈作為亞文化的禮物經濟價值以及讓他們開始創業的商業動機之間永遠存在緊張關係。無論是亞文化創業者還是嚮或不嚮他們購買商品的其他粉絲，粉絲圈中對此一直積極討論。由於在粉絲圈的參與史，創業者在很多方麵受到瞭更高的道德約束；但同時，他們也備受信任，除非粉絲發現信任受到瞭違背，不然會一直持續下去。粉絲圈的禮物經濟特性這一簡單概念因為這些情況而大大復雜化，但是粉絲圈的資本主義背景從開始就令任何簡單的禮物經濟概念都不再簡單。我仍然堅持禮物經濟的概念對於理解粉絲圈的理想和道德準則很有幫助，並且當這種理想沒有達到的時候，也提供瞭有效的批評基礎。
LZ：第一代粉絲研究學者基於粉絲被大眾（ 錯誤地）看作消極消費者這一假設，提齣瞭粉絲反抗（resistance）這一概念。然而，盡管粉絲和企業之間仍然存在權力差異，粉絲是積極的文化生産者這一觀念在現在的社會已經廣受承認。至少現在的文化産業已經成瞭粉絲生産的最熱情的支持者，不斷推動、疏導甚至剝削粉絲勞動。你認為“ 反抗”概念如今對於文化研究仍然是有用的分析方式嗎？ 如此，您認為後Web 2.0 時代的反抗是怎樣的形式？
HJ：沒錯，媒體産業正在尋求以自己的生産和發布邏輯納入、反饋並包容粉絲圈的某些方麵。部分粉絲在這種新經濟中獲益，有些人因此對媒體産業的決策極為高興。另外一些人則被係統性地排除在外，聲音無法傳達，意見被忽略。因此他們必須繼續積極反抗並質疑産業決策。粉絲圈就成瞭共同公共領域中集體行為的基礎，錶達共同的不滿，産生另類願景。粉絲質疑一切：從社會性彆、種族和性相（sexuality）的錶達，到知識産權管理的政策決定。因此，我確實認為描述現在粉絲圈的某些方麵時，反抗概念依舊是有效的。
同時，我越來越後悔在關於粉絲圈的早期學術寫作中沒有對它是一個協商的空間（a space of negotiation）多用筆墨，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斯圖爾特?霍爾（1980）、剋裏斯汀?葛蘭希爾（1986）、傑奎琳?波波（1995）等人的論著。重點是粉絲們確實熱愛流行媒體商品的許多方麵：粉絲們以媒體商品中他們覺得有意義的材料為起點構造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挪用和混剪也讓我們看到，粉絲們常常需要盡力把故事按照自己的經驗扭轉。即使文本創造時並未為粉絲考慮，粉絲的行為也使得他們能將這些文本視作己有，這就將粉絲變為協商的讀者。
在此意義上，協商並非固定的立場，而是在粉絲個人或社群與媒體産品互動的過程中不斷進行的過程。就像我在《俠膽雄獅》那一章中所言，粉絲會愛上也會拋棄一部劇集，因為有時它滿足瞭他們的興趣，有時則背叛他們的心意。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更加動態的模型來描述粉絲接受和轉變的過程，遠非單純的閤作和反抗所能概括。現下我傾嚮於迴到協商這個概念來描述此類過程。
LZ：我們的對談中經常齣現當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融閤的概念。這種轉變的一大推動力是全球範圍內電子文化産業的迅速擴張。《文本盜獵者》是20世紀80年代這種趨勢剛剛在美國齣現時寫下的，而在中國，這種趨勢是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個人電腦在日益增長的城市中産階級中普及時開始的。就像您所言，新技術工具和平颱讓自我錶達和社群形成更為便利。“參與”的重要性模糊瞭文化、政治和商業之間的界限。這迫使我們重新檢視和更新理論和分析工具，因為之前的許多理論是建立在文化、政治和商業彼此獨立的假設基礎上的。
你在論作中強調瞭消費者/公民/生産者和主導勢力之間的鬥爭，生産齣擁有另類價值係統的社群，引發正麵的社會變革，但是很多學者卻更強調消費者參與的條件和機製早已被新自由主義權力秩序（neoliberal regime of power）所限定。這種分歧僅僅是由學者的學術訓練和個人身份認同所決定的嗎？據我所知，你一直鼓勵這些不同的觀念開展直接對話，因此依你看來，我們應當如何從這種學術爭論中獲益，來理解我們所經曆的這一變革？
HJ：當然，這區彆往往都歸因於重點不同。我認為我的作品平衡瞭盛行的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著作——強調草根權力受到的結構性限製，而我則一次又一次地指嚮粉絲和其他草根社群的集體主動性（collective agency）。我也努力地指齣其中的限製，但是已經有那麼多人在做這件事瞭，我並不覺得我在這方麵能做齣重要貢獻。如果完全隻關注結構性限製，就會因其悲觀主義而止步不前，也會忽視文化參與的鬥爭中所贏得的新領地。
當代媒體理論中有一個趨勢，過度強調學術批判的批評性一麵，而掩蓋瞭其他可能的功用，其中之一我稱為倡導。做倡導者，看到人們對不同文化、經濟和社會結構進行的試驗，想象當下情境的另類選擇，發展不同種類的社群和身份時， 我想要放大這些努力。專注於批判可能會讓我們在無法看到未來的發展，無法權衡得失的時候，就提前關閉瞭很多可能性。
因此，我在文化景象中尋找希望和可能性的瞬間。這樣做讓我時常受到太過樂觀的批評。我接受這種批評，因為確實如此。但我認為明晰我們奮鬥的目標而不止是我們鬥爭的對象是非常重要的。對我來說，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找到探索另類選擇的群體，並從他們的角度來觀看世界。在《文本盜獵者》中，媒體粉絲圈給瞭我這樣的齣發點。對我來說，以粉絲的身份寫作可以成為對既定做法的批判。但是粉絲身份的部分意義在於重新塑造或想象你不滿意的內容，而不是直接拒絕它們，而學術批判則往往毀滅他們所批判的，在身體政治層麵上直接嚙肉蝕骨。
LZ：按書中的理解，粉絲圈是女性為主角的性彆化文化。在中國，粉絲圈性彆相關的一麵通常是在近年來興起的耽美文化相關話題中討論的。你對耽美文化的理解是正麵的，是對女性的賦權，給女性一個空間錶述性欲望，並實驗另類性彆身份。但在中國，對耽美的評價並不一緻，有些人認為耽美是女性掌握主動權將凝視調轉到男性的身體上，並顯示瞭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日漸寬容；有些人則哀嘆耽美中女性缺失就是強化女性馴服。後者認為壓倒性的女性禁欲主義和卑微地位使耽美在中國流行。你認為《文本盜獵者》如何幫助中國讀者更好地理解耽美在當代中國的流行？
HJ：在美國也一直有類似的反調：將男性人物作為全部注意力的中心就抹消瞭女性的生活和身份。如果要迴應這個論調，女性角色罕見部分是緣於大量商業媒體中女性早已被邊緣化：女性角色不夠豐滿，不夠令人信服，她們的人際關係錶現粗糙，粉絲們也就無從改編起。當然，我書中也寫到，有些類彆的同人小說會將女性角色發掘齣豐滿復雜的形象。但是，考慮到需要多大的改寫纔能讓她們獲得新生，在此基礎上的一大挑戰其實在於讓女性角色不走形，在粉絲眼中仍然還是原劇裏的人物。
當然有公然厭女的耽美同人，貶抑女性來創造男人相愛的機會，粉絲們自己也在積極地批評這類錶達。長期以來，這些作品已經越來越少見，就像耽美同人中不假思索的恐同內容也隨著粉絲圈內部有關人類性相的討論而減少一樣。
美國的媒體界在過去幾十年變化極大，媒體作品中齣現瞭越來越多有力的豐滿的女性人物，盡管在多樣性和包容性上仍要繼續努力。這些變化齣現後，我們看到瞭更多這類人物的同人小說，其中包括男女之間以平等身份相愛的故事。然而耽美同人仍然流行，原因很多。
有一點需要說明，《文本盜獵者》和其他關注異性戀女性寫作男男性愛的早期學術著作其實隻有部分正確。我們今天普遍承認的是，耽美同人是各種不同性相的女人（和一些男人，雖然主要還是女人）互相共享情色故事，錶達自我性相的文類，但都圍繞著一群共享的男性人物身體展開。共享的身體在此處指這些女人將自己的幻想定位於同一群人物之上，因此她們之間存在某種主體間互動。共享故事創造瞭一個情色的親密空間，讓美國和中國文化中的女性（她們從小都被告知不能公開地錶達性感受）能夠開放地談論欲望。事實證明，這是粉絲文化中最進步的方麵之一。
LZ：讀到第二章中粉絲們在前互聯網時代互相幫助，嘗試“解碼”非英語內容的時候實在是很有趣，比如說在集體觀影時“大聲喊齣”聽懂瞭的外語內容。這讓我想起瞭中國已經多有討論的字幕組現象。在過去十年，我們見證瞭中國字幕組文化的興起，而如今字幕組在政府審查和以營利為目的的視頻網站之間掙紮求生。隨著中國幾大視頻網站成功在國際市場上市，依靠訂閱的外國影視觀看模式正在形成固定製度。然而字幕組文化仍然在産業的邊緣生存，麵嚮小眾節目以及主流商業網站上沒有翻譯的非中文文化作品。您認為字幕組對中國年輕人為什麼有這樣長期的吸引力？如今在全球科技和媒體圖景下，作為共享經濟的字幕組會麵臨怎樣的挑戰？
HJ：我無法對這種特定形式為何在中國齣現做齣評論，因為粉絲圈在不同背景下演化的軌跡不盡相同。我能說的是美國粉絲中齣現瞭極為相近的現象，至今字幕組仍然是他們獲得特定文化産品（尤其是亞洲産品）的重要手段。在美國，粉絲也陷在製作“ 專業”粉絲字幕的商業利益以及各種政府限製的夾縫之中，當然這些限製一般是知識産權上的。
那麼，為什麼字幕組一直存在？首先，也許繞過雙方政府和市場的限製，創立並維持一個地下傳播渠道本身就具有反抗性的浪漫色彩。沒錯，粉絲很樂於把自己看作海盜和叛逆者。但同時也齣於參與的意識，成為重視你技能和專長的大社區的一員，嚮他人傳播你所珍視的媒體作品，這是字幕組工作過程中十分社會化的一麵。在美國，很多人學習日語、漢語或者韓語，就是為瞭在美國觀眾中推廣他們所喜愛的亞洲電視劇或者動畫；他們因此訓練齣的文化專業能力超越瞭簡單粗糙的語言翻譯，並提供商業翻譯中不存在的文化注解。粉絲的翻譯一般細節周備，因為粉絲們在乎這些細節。
粉絲翻譯一般比商業翻譯快得多。粉絲更樂意冒險將新文類引進新的文化背景，而商業製作者則隻追求有固定市場的內容。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粉絲隻做沒有商業引進版本的作品的字幕，一旦有商業引進便撤下粉絲字幕，以此為道德追求。 但這個道德標準正在失效，因為粉絲們發現完全依賴商業翻譯會喪失很多東西。
LZ：《文本盜獵者》中還有什麼您認為二十年後需要更多關注的話題？或者您覺得對中國讀者來說尤為相關的？
HJ：我來把問題掉個頭吧。讓我來提齣一些問題，來理解粉絲文化在中國語境下紮根的方式。我希望有些讀者能在自己的研究中觸及這些問題，說不定還能把迴應發給我。
在最基礎的層麵上，我們首先要理解粉絲圈在與美國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如何運轉的，知識、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傳統不同，體製規範和政策不同，對個人主義和個人錶達的看法不同，私人産權政治體製等等。很難說哪種情況更耐人尋味，是粉絲圈自身的規則和行為無論文化差異地保持一緻呢，還是進入新背景的時候會被重新定義和想象？
如果說粉絲文化可以理解為圍繞他人生産的媒體作品而展開的協商，那麼發生在中國的協商是怎樣的？如果粉絲時常重新想象流行故事中的人物，以探討自己對性彆和性相的觀點，那麼在中國式性彆和性相理解的基礎上，這些被重新想象的共享人物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如果粉絲圈是一種新的消費主義，那麼中國粉絲圈的萌生和中國文化社會中更大規模的消費主義擴張有什麼樣的聯係？如果粉絲圈促進瞭文化間的交流，那麼中國粉絲與其他地區的粉絲建立聯係的時候産生瞭怎樣的交流？是怎樣的社交流通促進瞭這些交流？如果粉絲文化中包含本地化過程，那麼中國觀眾是怎樣反嚮適應日本、韓國、英國和美國生産的文本的？考慮到這些國傢跟中國都有復雜的曆史淵源？
每個新的粉絲圈在迴應流行媒體的不同文類和風格的時候，都提齣新問題，發展新形式，那麼中國粉絲關注到以他們為目標受眾的文本時，齣現瞭怎樣的新活動？如果西方的媒體産業已經調整行為方式以應對Web 2.0時代更活躍、高調、組織化的觀眾群體，那麼中國的製作方又是如何適應自己國內影響力日益增加的粉絲呢？
這些問題都僅僅觸及瞭錶麵，但我希望我的意思已經錶達清楚瞭。中國讀者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希望他們能用自己的經驗來檢驗書中的論點，將本書作為植根於其文化和曆史特殊性的粉絲圈可能形式的一個範例，從中獲取一些概念性工具或者問題，來探究當代中國或其他地方的粉絲圈。
LZ：鑒於電子文化産業在中國經濟和人民日常生活中正變得越來越重要，粉絲文化也必然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術關注。我相信《文本盜獵者》的齣版能給中國學者、粉絲以及媒體産業從業者帶來更多瞭解美國粉絲圈和粉絲文化研究的機會，也會成為跨文化對話、創意性挪用和爭論的基礎，最終為建立粉絲文化的跨國共同體做齣貢獻。
用戶評價
初次拿到《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這本書，便被這個充滿張力的書名所吸引。它似乎預示著一場關於內容創作、消費與再創作的隱秘戰爭，而“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的組閤，則將這場戰爭的戰場鎖定在瞭一個我們既熟悉又可能忽視的領域——熒屏之外的粉絲社群。我很好奇，那些熱衷於追劇、討論劇情、甚至二創的粉絲們，究竟是如何在一種“盜獵”般的姿態下，從被動接受的文化産品消費者，轉變為主動參與、塑造甚至顛覆文本的創造者的？這本書是否會揭示這種轉變背後的心理機製、社會動因，以及其對傳統媒體産業和文化生産模式産生的深遠影響？我期待它能深入剖析粉絲文化的復雜性，超越簡單的“腦殘粉”標簽，去理解這種參與式文化所蘊含的能量與潛能，以及它在數字時代如何重塑我們與媒介內容的關係。或許，這本書會顛覆我們對於“作者中心論”的固執，讓我們看到，在日益扁平化的信息傳播鏈條中，粉絲的集體智慧和創造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響著文本的生命力與傳播方式。它是否會探討粉絲如何通過解構、重構、改編等方式，賦予電視文本新的生命，使其超越原有的局限，在粉絲的想象中不斷生長？這種“盜獵”行為，究竟是一種對商業化媒體的顛覆，還是一種新型的共生關係？書中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無疑將勾起我深入閱讀的欲望，去探索這個充滿活力的粉絲文化世界。
評分《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這本書，仿佛一把鑰匙，打開瞭我對電視文化與粉絲互動之間關係的全新認知。作者以一種充滿智慧且極具洞察力的方式，探討瞭電視粉絲如何通過“盜獵”的方式，從既有的文本中汲取養分，並將其轉化為自己獨特的創作。我尤其關注書中對“參與式文化”的解讀，它不僅僅是指粉絲們在社交媒體上的討論和分享，更是指他們如何通過各種方式，深度參與到文本的再創作過程中。這種參與，是否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傳統內容生産模式的挑戰？是否意味著，在數字時代，內容消費者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主動的創造者？書中對於不同類型電視節目及其粉絲參與模式的對比分析，也讓我看到瞭參與式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我期待書中能夠深入探討，這種粉絲驅動的文本重塑，是如何影響到電視産業的商業模式，以及它是否會催生齣新的內容形式和傳播渠道。這本書，無疑為理解當下文化生産的新範式，提供瞭一個重要的視角。
評分拿到《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這本書，我便被它所提齣的核心概念所吸引：粉絲是如何成為“文本盜獵者”，又是如何通過參與式文化，重新定義瞭電視內容的生命力。書中對“盜獵”這一行為的解讀，並非負麵的，而是象徵著粉絲們一種主動的、創造性的、甚至是具有顛覆性的文本再生産模式。我特彆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將粉絲的個體行為，上升到集體性的“參與式文化”高度來解讀的。這種參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背後的心理動因是什麼？它又如何通過互聯網的連接，形成一股強大的文化力量，甚至反過來影響到電視文本本身的創作和傳播？書中對於粉絲如何通過同人創作、粉絲視頻、角色扮演等方式，對電視文本進行解構與重構的分析，也讓我看到瞭參與式文化強大的生命力。我迫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用紮實的理論框架和豐富的案例，來支撐他的觀點，並揭示這種參與式文化在當下文化生態中的重要性。
評分第一次閱讀《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時，我便被書中對於粉絲文化中“文本盜獵”這一概念的獨到解讀所吸引。作者並非將粉絲的創作行為簡單地定義為“剽竊”或“模仿”，而是將其置於“參與式文化”的宏大語境下，闡釋瞭粉絲們如何通過對電視文本的深度解讀、情感投入和創造性再加工，從而賦予瞭這些文本新的生命力。書中對於粉絲社群如何形成、如何運作、以及如何通過集體智慧，對電視文本産生實質性影響的分析，讓我印象深刻。我尤其好奇的是，這種“盜獵”行為，在數字時代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效率進行傳播的？它是否揭示瞭，個體對於文化內容的掌控欲和再創造欲正在日益增強，並最終挑戰瞭傳統媒體的單嚮輸齣模式？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更加豐富且富有洞察力的視角，讓我能夠更全麵、更深入地理解參與式文化在電視領域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並思考其對未來文化生産的深遠影響。
評分在我閱讀《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之前，我對“粉絲文化”的認知，更多停留在錶麵，停留在那些熱烈討論、角色扮演的層麵。但這本書，以一種極其深刻且係統的方式，揭示瞭粉絲參與式文化背後更為復雜和強大的力量。作者將“文本盜獵”這一概念，引入到粉絲文化的研究中，這本身就極具啓發性。它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一種帶著理解、帶著情感、帶著創造力的“挪用”與“再創作”。我特彆著迷於書中對粉絲社群如何形成、如何通過集體智慧和共同目標，形成一種強大的文本生産力的分析。這種社群，如何在互聯網的虛擬空間中，找到彼此，形成共鳴，然後將這份共鳴轉化為具體的創作成果，並進一步影響到文本本身的傳播和發展？這本書是否會探討，這種粉絲驅動的文化生産，是否會打破傳統的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界限，從而模糊內容生産者與消費者的角色？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深入剖析這些問題，並提供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幫助我們理解正在發生的文化變革。
評分《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這本書，為我提供瞭一個觀察電視文化的新視角，讓我看到瞭粉絲們在參與式文化中扮演的，遠比我們想象中更加重要的角色。作者將粉絲的創作行為，稱為“文本盜獵”，這是一種極具張力的說法，它暗示瞭粉絲們從既有文本中汲取靈感、進行再創作的過程，可能帶有一種“掠奪”的意味，但這種“掠奪”最終卻賦予瞭文本新的生命。我特彆著迷於書中對“參與式文化”的深入剖析，它不僅僅是簡單的觀看和討論，而是粉絲們深度參與、共同創造的過程。這種集體創造力，是如何在互聯網上匯聚，並産生巨大的影響力的？書中對於不同類型的電視節目，其粉絲參與的差異性，也讓我看到瞭參與式文化的多樣性。我期待書中能夠深入探討，這種粉絲驅動的文化生産，是否會挑戰傳統媒體的權威性，並最終推動文化産業的轉型。
評分當我翻開《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時，我預感這將是一本能夠挑戰我固有認知，並開啓全新思考模式的書。作者以一種近乎人類學傢的嚴謹，深入到電視粉絲的日常生活中，去觀察、去記錄、去分析他們是如何與他們所熱愛的電視文本進行互動的。我特彆好奇的是，書中對於“文本盜獵”這一行為背後的動機和機製的解讀。是純粹的熱愛，是對原創文本的某種“不滿”，還是源於一種更深層次的自我錶達和身份認同的需要？作者有沒有嘗試去量化這種參與式文化的影響力？比如，它如何影響瞭電視節目的收視率、話題度，甚至是後續的商業開發？書中對於不同平颱（如Tumblr, AO3, YouTube等）上粉絲活動的細緻描繪，也讓我看到瞭參與式文化在不同數字空間中的多樣化形態。它是否會揭示，這種粉絲主導的文本重塑，是否會帶來新的文化規範和審美標準？而這些新的標準，又將如何反過來影響未來的內容創作？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豐富且富有洞察力的視角，讓我們能夠更全麵、更深入地理解參與式文化在電視領域所扮演的角色。
評分閱讀《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的過程，就像是在一個錯綜復雜的迷宮中探險，每一步都充滿瞭驚喜與挑戰。作者以一種極其敏銳的視角，將粉絲的每一次“盜獵”行為，都置於一個宏大的文化理論框架之下進行審視。我特彆著迷於書中對“參與式文化”這一概念的細緻闡釋，它不僅僅是粉絲們在論壇上的零散討論，也不僅僅是同人創作的簡單堆砌，而是粉絲群體基於對電視文本的深刻理解和情感投入，所形成的一種高度互動的、集體性的創造與傳播生態。這本書讓我開始重新思考“文本”本身的定義，它不再僅僅是編劇和導演所創作齣的靜態作品，而是在無數粉絲的解讀、再創作和傳播中，不斷被激活、被豐富、被重塑的動態生命體。作者所使用的“盜獵者”這一詞語，並非貶義，而是象徵著一種主動的、甚至是帶有一點“掠奪性”的姿態，粉絲們從既有的文本中汲取靈感，藉鑒元素，然後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二次創作”，這種行為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對傳統媒體單嚮輸齣模式的一種挑戰與突破。書中對於不同類型電視節目，如科幻劇、奇幻劇、情景喜劇等，其粉絲參與式文化的錶現形式和特點的對比分析，也極具啓發性，讓我看到瞭粉絲文化的多樣性和地域性差異。我迫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如此龐雜的粉絲社群行為，梳理得如此清晰，並最終提煉齣其內在的邏輯和規律的。
評分《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次關於電視文化的研究報告，更是一次關於我們自身參與式數字生存狀態的深刻反思。書中對粉絲“盜獵”文本的描繪，讓我聯想到在社交媒體時代，我們每個人何嘗不是在以某種形式“盜獵”信息，然後進行重組、分享，從而構建屬於自己的信息流和話語空間？作者將電視粉絲的參與式行為，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這無疑提升瞭本書的理論深度。它讓我開始理解，粉絲不僅僅是被動的娛樂消費者，更是文化意義的積極生産者。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如創作同人小說、製作粉絲視頻、設計同人周邊、甚至參與到對劇情走嚮的預測與影響中，都在以實際行動，證明著參與式文化的力量。書中對“粉絲社群”的分析尤其讓我印象深刻，這種社群是如何形成、如何運作、如何維持其凝聚力，以及如何通過集體智慧，對電視文本産生實質性影響，這些都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內容。它是否會探討，當粉絲的參與度越來越高，甚至能夠影響到IP的商業化運作時，傳統媒體機構會如何應對？是將其視為威脅，還是將其擁抱並加以利用？這本書無疑提供瞭一個觀察當下文化生産新範式的重要窗口。
評分《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這本書，給我帶來的震撼，遠不止於對電視産業的瞭解，更是對當下文化生態的一次深刻洗禮。作者筆下的“文本盜獵者”們，並非是潛伏在暗處的破壞者，而是用熱情與創造力，為既有的文化文本注入瞭新的活力。我尤其關注書中對於粉絲如何“解構”和“重構”文本的分析。他們如何從碎片化的信息中提煉齣自己感興趣的元素，如何通過二次創作，填補原著中的“空白”，甚至創造齣完全不同於原著的敘事和人物關係。這種行為，是否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內容消費模式的顛覆？它是否揭示瞭，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個體對於文化內容的掌控欲和再創造欲正在日益增強？書中對“參與式文化”的定義，也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它不僅僅是簡單的觀看和討論，而是一種深度參與、共同創造的過程。這種集體創造力，是否能夠挑戰傳統媒體的權威性，並最終推動文化産業的轉型？我非常期待看到書中對於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以及作者如何用紮實的理論和豐富的案例，來支持他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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