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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著，夏成綺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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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6

商品介绍

齣版社：中華書局

ISBN：9787101125955

版次：1

商品編碼：12161041

品牌：中華書局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7-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293

字數：187000

正文語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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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編輯推薦

1.孫犁讀史部書的首次結集。正史為主，旁及紀事本末、詔令奏議、傳記、政書、金石等。與金剋木著《中國文化老瞭嗎？》同屬大傢論中國文化係列書。

2.立論恢宏，聯係人生境遇，發彆人未發之高論，深刻而又動人。妙句迭齣，通俗易懂，觸類旁通。

3.望之儼然的孫犁與他寬容的曆史觀形成強烈對比。理解瞭晚年的孫犁，就能理解他早年何以創作齣恬淡雋永、散發人性光輝的文學作品。

內容簡介

　　《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收錄的主要是孫犁閱讀史部書的文字，這些文章有讀書筆記、有題記等。附錄部分則是和史部書相關的議論文字，它們對於更好理解孫犁讀史心得是有所裨益的。孫犁讀史，讀齣瞭“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寬容的，並不以人廢言。文人並無力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善處自己的境遇的”。

　　本書有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有對曆史事實的再認識，有目錄版本學的讀書方法，反映瞭孫犁的閱讀趣味和曆史觀，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孫犁其人其文。從孫犁的論述中，我們窺見到中國文化的堂奧。

作者簡介

　　孫犁（1913—2002），原名孫樹勛，現當代著名小說傢、散文傢，“荷花澱派”創始人。他的著名小說《荷花澱》、《風雲初記》等，開啓瞭中國“詩化小說”的先河。晚年，他的小說寫得少瞭，除小說集《蕓齋小說》外，他把時間大多用在瞭研讀古籍，寫作散文、雜文上。先後齣版“耕堂文錄十種”，其旺盛的寫作實力和富有個性的思想藝術使他重獲文壇關注。孫犁在《麯終集》之後隱退，徹底告彆文壇。

精彩書摘

　　讀《史記》記（上）

　　一

　　裴駰《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鞦》，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傢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韆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耕堂按：索隱以刺客為遊俠，非也）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嚮、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纔，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

　　耕堂曰：以上，裴駰（裴鬆之之子）具引班固論司馬遷之言，並肯定之。讀《史記》前，不可不熟讀此段文字，並深味之也。班之所論，不隻對司馬遷，得其大體，且於文章大旨，可為韆古定論矣。短短二百字，說明瞭以下幾個問題：（一）《史記》所依據之古書；（二）《史記》敘事起訖；（三）《史記》詳於秦漢，而略於遠古；（四）班固所見《史記》缺處；（五）班固總結自劉、揚以來，對《史記》之評價，並發揮己見，即所謂實錄之言，為以後史學批評、文學批評，立下瞭不能改易的準則。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麼理，就會敘齣什麼事；敘什麼事，就是為的說明什麼理。作傢與文章，主觀與客觀，本是統一體，即無所謂主體、客體。過於強調主體，必使客體失色；同樣，過於強調客體，亦必使主體失色。

　　“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也是很難做到的，要有多方麵的（包括觀察、理解、文辭）深厚的修養。因為既辯，就容易流於詭；質，就容易流於俗。辯，是一種感情衝動，易失去理智；文章隻求通“俗”嘩眾，就必然流於俚瞭。

　　至於“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為這常常涉及許多現實問題：作傢的榮辱、貧富、顯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這樣的文章、著述，在曆史上就一定成為鳳毛麟角，百年或韆年不遇的東西瞭。

　　奉勸有誌於此的同道們，把班固這三十個字，寫成座右銘。

　　希望當代文士們，以這三十個字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寫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實的，是沒有虛美的，是沒有隱惡的。

　　然而，這又都是呆話。不直，可立緻青紫；不實，可為名人；虛美，可得好處；隱惡，可保平安。反之，則常常不堪設想。班固和司馬遷，本身的命運，就證實瞭這一點。

　　無論班固之評價司馬遷，或裴駰之論述班固，究竟都是後人議論前人，不一定完全切當，前人已無法反駁。班固指齣的司馬遷的幾點“是非”，因為時代不同，經驗不同，就不一定正確。這就是裴駰所說的：“人心不同，傳聞異辭。”

　　二

　　班固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正義》曰：

　　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耕堂曰：以上，餘初不知其所指也。後檢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有《文帝黃老之治》一節，所言不過慈儉寬厚。又有《黃老之疑義》一節，讀後乃稍明白。茲引錄該節要點如下：

　　一、漢時與儒術為敵者，莫如黃老。

　　二、黃老之名，始見《史記》，曾齣現多次。

　　三、《史記》以前，未聞此名。

　　四、實與黃帝無涉，與老子亦無大關係。

　　五、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學道論於黃生，黃學貴無而又信命，故曰黃老。

　　六、漢時民間盛行壬禽占驗之術，謂之黃帝書，是民間日用之書。黃老學者，即以此等書而閤之老子書，彆為一種因循詭隨之言。

　　七、漢高、文、景諸帝，皆好黃老術，不喜儒術。以竇太後（景帝之母）為甚，當她聽到儒生說黃老之學，不過是“傢人言”（即僮隸之言）時，就大怒罵人：“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並命令該人下圈刺豬。那時的豬，是可以傷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纔得沒有喪命。

　　延安整風時，曾傳說，知識分子無能力，綁豬豬會跑，殺豬豬會叫。

　　“文革”時各地乾校，多叫文弱書生養豬，鬧瞭不少笑話。看來，自古以來，儒生與豬，就結下瞭不良因緣。然從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說之可信。本是討論學術，當權者可否可決，何至如此惡作劇！

　　三

　　夏曾佑還指齣：司馬遷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傢指要，歸本道傢，此老學也。

　　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馬談以為：陰陽傢多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法傢“嚴而少恩”；名傢“使人儉而善失真”。

　　而道傢能“使人精神專一，動閤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馬遷遵循瞭以上見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觀，這是沒有疑義的。他這種黃老思想，當然已經有彆於那種民間的占蔔書，也有彆於竇太後的那種僵化和固執，是思想傢的黃老思想，作傢的黃老思想。這種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寫作之中。

　　黃老思想，很長時期，貫穿在中國文學創作長河之中。這種思想，較之儒傢思想，更為靈活開放一些，也與文學傢的生活、遭遇，容易吻閤，更容易為作傢接受。

　　耕堂曰：作傢必有一種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時為繼承傳統，有時因生活際遇。際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於生活，形成創作。此即所謂“天人之際”。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異，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樣。然具備自身的思想，為創作的起碼條件，具備自身的生活經曆，則為另一個基本條件。兩相融閤、激發，纔能成為作品。

　　然文場之上，亦常齣現，既無本身思想，亦無本身生活的人。從曆史上看，此等文人，約分數型：有的，呼嘯跳躍，實際是嘍羅角色。或為大亨助威，或為明星搖旗。有的，以文場為賭場，以文字為賭注，不斷在政治寶案上押寶。有時紅，有時黑，有時輸，有時贏，總的說來，還算有利可圖，一般處境不錯。但有時，情急眼熱，按捺不住，赤膊上陣，把身子也賭上去，就有些冒險瞭。有的，江湖流氓習氣太盛，編故事，造謠言，賣假藥，戴著紙糊的桂冠，在街頭鬧市招搖。有的，身處仕途，利用職權之便，拉幾位明星作陪，寫些順水推舟，隨波逐流，不痛不癢的文章發錶，一腳踏在文藝船上，一腳踏在政治船上，並準備著隨時左右跳躍的姿態。此種人，常常一舉兩得，事半功倍。然都是湊熱鬧，戲一散，觀眾也就散瞭。

　　四

　　曆代研究《史記》的學者，對班固的論點，也並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駰說：“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比較含蓄。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則對班氏進行尖銳反批評，並帶有人身攻擊的氣味。他認為：“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鹹使該通。”他認為這是司馬遷的著述精神。

　　“班固詆之，裴駰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捲。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剝《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韆五百言，敘二韆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緻意；班固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馬優劣論”，多為後人好事者所稱引，其實是沒有道理的。班固指齣的缺點，並非詆毀；多少年寫多少字，是因為今古不同，時間有遠近，材料有多少造成。並非文章繁簡所緻。稱引先人與否，不能決定作品的優劣。張守節因治《史記》，即大力攻擊《漢書》，殆不如裴駰之客觀公正矣。

　　《正義》並時有矛盾。在後麵談到班固指齣的這三條缺點時，他又說：“此三者，是司馬遷不達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黃老，上麵已經談過。序遊俠，羞賤貧，前人多以為，司馬遷所以著意於此，多用感情，是與其身世有關。如遭到不幸，無人相助，傢貧不能自贖等等。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為，並非完全是這麼迴事。司馬遷以續《春鞦》自任，六藝之中，特重史學。史學之要，存實而已，發微而已。時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當先有所見，並看齣問題。他對遊俠、貨殖，都看做是社會問題，時代癥結。遊俠在當時已形成能影響政治的一種勢力，從緩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顯看齣。在貨殖方麵，司馬遷詳細記錄瞭當時農、工、商各界的生産流通情況，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政治的影響。都是做瞭深入調查，經過細心研究，纔寫齣的。兩篇列傳，都是極其寶貴的曆史文獻。

　　耕堂曰：以上所述，可以看齣，班固指摘《史記》三點錯誤，實不足為《史記》病，反彰然錶明，實為《史記》之一大特色，一大創造。

　　各行各業，均有競爭，競爭必有忌妒。學者為瞭顯露自己，不能不評譏前人。如以正道齣之，猶不失為學術。如齣自不正之心，則與江湖藝人無異矣。

　　近人為學者，詆毀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風甚熾。並非近人更為沉落不堪，實因外界有多種因素，以誘導之，使之急於求成，急於齣名，急於超越。如文化界之分為種種等級，即其一端。特彆是作傢，也分為一、二、三等，實古今中外所從未聞也。有等級，即有物質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長勢利之欲。其競爭手段，亦多為前所未有。結宗派，拉兄弟。推首領，張旗幟。花公傢錢，辦刊物，齣叢書，培養私人勢力，以及亂評奬等等。

　　以上，均於學術無益，甚至與學術無關。亦不能齣真正人纔。但往往能得到現實好處，為淺見者所熱衷。

　　（原載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滿庭芳”）

　　讀《史記》記（中）

　　一

　　《太史公自序》：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書》、《左傳》、《國語》、《係本》等書）。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睏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徵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以上是司馬遷自敘幼年生活、讀書，以及兩次旅行所至地方。這些，都是《史記》一書創作前的準備，即學識與見聞的準備。自司馬遷創讀書與旅行相結閤，地理與曆史相印證，所到一處，考察民風，收集口碑遺簡，這一治學之道，學者一直奉為準則，直至清初顧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後麵接著敘述，他如何受父命、下決心，完成這一曆史著作：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r史記（耕堂按：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綴集之）石室金匱之書。

　　這還是材料準備階段，共用五年時間。《史記》正式寫作，於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後，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寫作受到很大打擊。在反復思考以後，終於繼續寫下去，完成瞭這部空前絕後的著作。

　　當時的漢朝，並不重視學術文化，他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也沒有人過問。《史記》的第一個讀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東方朔。東方朔確是一個飽學之士，文辭敏捷。但皇帝也隻是倡優畜之，正在過著“隱於朝廷”、“隱於金馬門”的無聊生活。誌同道閤，司馬遷引他為知己，把著作先拿給他看。東方朔的信條是：“崛然獨立，塊然獨處；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司馬遷的信條是：“不趨勢利，不流世俗。”兩個人所以能說到一處。東方朔在司馬遷的書上，署上“太史公”三個字。後人遂以《史記》為太史公書。

　　班固說：遷既死，其書稍齣。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它的流傳，以及研究注釋，遠遠不及班固的《漢書》熱鬧。很長時間，是不為人知，處境寂寞的。

　　二

　　關於司馬遷及其《史記》，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隻能根據他的自序。班固所為列傳，隻多《報任安書》一文，其餘亦皆襲自序。

　　耕堂曰：後之論者，以為《史記》一書，乃司馬遷發憤之作。然發憤二字，隻能用於李陵之禍以後；以前，欽念先人之提命，承繼先人之遺業，誌立不移，隻能說是一種堅持，一種毅力，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遇到意外的打擊、挫摺，不動搖，不改變，反而加強，這纔叫做發憤。發憤著書，這種人生意境，很難說得清楚，惟有近代“苦悶的象徵”一詞，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種偉大事業，都必有立誌與發憤階段。立誌以後，還要有準備。司馬遷的準備，前麵已經說過瞭。

　　人們都知道，誌大纔疏，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但纔能二字，並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個人努力，和適當的環境。努力和環境，可以發展纔能，加強纔能。

　　所謂纔能，常常是在一個人完成瞭一種不平凡的工作之後，彆人加給他的評語，而不是在什麼也沒有做齣之時，自己給自己作的預言。自認有纔，或自稱有纔，稍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經過長期努力，在一種事業上，做齣一定成績的時候，纔能如此說。

　　在曆史上，纔和不幸，和禍，常常聯在一起。在文學上，尤其如此。所謂不幸、禍，並非指一般疾病，夭摺，甚至也不指天災；常常是指人禍。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親友，均無能為力，不能挽救的一種突然事變，突然遭際。司馬遷所遭的李陵之禍，他在《報任安書》中，敘述、描繪的，事前事後的情狀，心理，抉擇，痛苦，可以說是一個有纔之士，在此當頭，所能做的，最為典型、最為生動的說明瞭。

　　這種不幸，或禍，常常與政治有密切聯係，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後果。姑不論司馬遷在書信前麵，列舉的西伯以下八個王侯將相，他們之遭禍，完全是政治原因，他們本身就是政治。即後麵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個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禍，也無不直接與政治有關。

　　司馬遷把遭禍與為文，聯結成一個從人生到創作的過程，稱之為：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是一個極端不幸、極端痛苦的過程，是一個極端令人傷感的結論。更不幸的是，這個結論為曆史所接受，所承認，所延演，一無止境。

　　三

　　《秦始皇本紀》：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齊人淳於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齣一，百姓當傢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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