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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细读梁启超三种关键的清学史著述,澄清梁启超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从细处再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及陈述语境,是一部精心打磨十年的思想小品。
内容简介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既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是记述者和阐释者:无论是清末新政、民初宪政等政治大事,还是晚清学术传承等文化思想进程。《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从梁启超三种关键的清学史著述(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入手,还原梁氏前后叙述的不同语境,澄清其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将梁氏及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今文学”言论加以历史的解析,呈现出一个逐渐生成和变化着的过程。
作者简介
张勇,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清代学术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当代中国史;著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等。
目录
“清华国学丛书”总序1
一知识的源流: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研究
二变化的“形象”:梁著“清学史”三种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比较
三学术与政治:《近世之学术》读解
四“偶然”的背后:梁任公著述《清代学术概论》之心意
五两种“兴味”与“晚年定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由来与意旨
六“自述”的检核:“今文学”运动中的梁启超
七变化与不变:重新认识晚清“今文学”
附录经今文学的异趋:张尔田与晚清民国时期的经史学
后记
精彩书摘
梁著“清学史”三种及在当时的影响
梁启超向被称为近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然论及学术贡献,则首推其史学论著,尤其是有关“清学史”的著述。
梁启超有关“清学史”的著述以《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为代表作,此外则有早年所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1904)。正如已有论者所指出的,梁启超有关“清学史”的这些论著,于“清学史”研究有“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 已成为“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名著”。
1902年,梁启超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下简称《大势》),连载于当年的《新民丛报》。梁启超于该著作的“总论”中,将有史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划分为八个时代,其中“清代学术”属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在其刊于篇首的目录中,列有“八、衰落时代 九、复兴时代”,依此则所谓“清代学术”应为该著作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但实际情况是,《大势》于1902年12月的《新民丛报》22号刊毕“第六章第四节”后即中辍;至1904年9月《新民丛报》53号续刊该作,则题为“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对此,梁启超于该章篇首作这样的解释:
“本论自壬寅秋阁笔,馀稿久未续成,深用歉然。顷排积冗,重理旧业。以三百年来变迁最繁,而关系最切,故先论之。其第六章未完之稿及第七章之稿,俟本章撰成,乃续补焉。”“原稿本拟区此章为二:一曰衰落时代,一曰复兴时代。以其界说不甚分明,故改今题。”
故《近世之学术》一篇,应是梁任公最早的“清学史”著述。
梁著“清学史”影响最大者,当属《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清代学术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作于1920年。学界通常接受梁启超本人的说法,即该著原是为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的“序言”,后因篇幅过长,遂单独成篇。《概论》初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改造》杂志;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题。迄1932年,商务版《概论》先后印行八版,足见销路之畅旺。《概论》甫出,即有好评。胡适《日记》有这样的评论:“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亦有短处。他日当为作一评,评其得失” 。当然也有不同看法,亦见之于胡适友朋信札。傅斯稜曾告知胡适他的计划:“---闲暇或把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批评批评也未可知,因为他那部书太糟,就是梁氏太无学问,只以滑头的手段去作著述家,要知人外有人,人人不尽可欺的。” 然据现有资料,除却李详的《〈清代学术概论〉举正》一篇 ,公开报刊上少见有对《概论》的专门评论。胡适、傅斯稜二人拟议的书评似亦未作。
继《概论》之后,1924年梁启超将其在清华等校讲授“清学史”的讲稿整理后分别交《晨报》、《国文学会丛刊》、《史地学报》、《东方杂志》等陆续刊载,此即梁著“清学史”的又一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近三百年学术史》)。如同《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发表后,当时的公开评论亦不多见。
1929年梁启超逝世,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纪念文章中,几无例外地都谈到他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如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称:“惟其关于中国佛学史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亦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 被丁文江推许为当时纪念文章“第一”的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一文,则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对于梁氏晚年的清学史研究,郑振铎认为“这也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一文中,关于清代学术一部分加以放大的。”而《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的有系统的一篇长论,但多泛论,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的结果。独有对于康有为及他自己今文运动的批评,却是很足以耐人寻味的。” 郑氏推崇任公《大势》之作,胡适则以切身感受印证此说,胡适回忆:“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在其他纪念文章中,郑师许认为,《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几种书,“实在是梁先生最后的贡献予学术界的成绩,而后来研究梁先生的学术的人们所不可不读之书。” 缪凤林也称梁任公晚年“专精于《三百年学术史》及《文化史》”,天假余年,“其造福于史学界将无量”。 至1936年,郭湛波在其再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这样评价梁启超:“我以为他最大的贡献,要算他有清一代的思想学术的整理,非他人所可比及。” 郭氏此论,或可代表当时青年一辈对任公学术的认识。
当然,也有对任公清学史著述不以为然或加丑诋者。张尔田评论《概论》即云:“尚论一代学术,谭何容易!梁本妄人,又笃信其师,安得不妄。” 钱基博则不满此前李详“举正”《概论》之“毛举细故,引绳及于字句”,而直指所谓“梁氏症结所在”,以为《概论》“于清学之前因后果,实未睹其大体”,具体言之:其一,“梁氏只知以清代考证学菲薄宋儒,而不知清学疑古精神及其治学方法,胥出宋儒”。其二,“梁氏叙考证学极盛之反响,为公羊今文学,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论”。即“不知前公羊今文学而非议考证学者”,有浙东史学一派;“并公羊今文学而批评考证学者”,则有陈澧、朱一新之兼采汉宋一派。其三,“戴震理欲之说,梁氏极意张大,以迎合青年之脆薄心理,得遂其纵欲长敖之私”。其四,“梁氏于桐城家备极轻薄,不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即推衍方苞之《周官辨》一书,其他康氏疑古之大胆的假设,由方苞引其绪者不少”。其五,“公羊今文学,梁氏自以学所自出,著意叙述,不知公羊今文学之张设门户,当以江都凌曙晓楼筦其枢”。其六,“梁氏叙孙诒让得统于高邮王氏父子,以为清代考证家之后劲”,不知“其学实渊源家学,而远承宋学之永嘉经制一派”。 然而,张氏评论见于友朋通信,属于私议;钱氏批评引据有徴,却影响有限,很少为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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