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與文人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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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任繼愈先生是我國哲學宗教學界的一代大師，他在佛教方麵的研究成就被譽為“鳳毛麟角”。他一生潛心治學，敢為天下先，始終走在學術研究的前沿，堪稱中國學者的典範。
2、“大學之大”圍繞任先生對其母校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的迴憶展開，以平實質樸的語言再現戰爭年代的校園生活。
3、作為曾經西南聯大的學生，任繼愈先生在本書中以他的親身經曆，用文章深情地迴憶瞭他與湯用彤、賀麟、熊十力……諸位先生濃厚的師生情誼，讓先生們的大學問和真性情皆躍然紙上，真實可感，也生動地展現瞭那段時局動蕩但學術星光璀璨奪目的時代。
4、本書較為集中地錄入瞭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對儒、釋、道三教文化本源及流變的精闢見解，值得我們細細品讀。

內容簡介

本書是國學大師任繼愈先生對中國文化以及對近代大師級學人的評述性的著作。
任繼愈先生是我國哲學宗教學界的一代大師，他在佛教方麵的研究成就被譽為“鳳毛麟角”。他一生潛心治學，敢為天下先，始終走在學術研究的前沿。本書較為集中地錄入瞭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對儒、釋、道三教文化本源及流變的精闢見解。
作為曾經西南聯大的學生，任繼愈先生在本書中以他的親身經曆，用文章深情地迴憶瞭他與湯用彤、賀麟、熊十力……諸位先生濃厚的師生情誼，讓先生們的大學問和真性情皆躍然紙上，真實可感，也生動地展現瞭那段時局動蕩但學術星光璀璨奪目的時代。

作者簡介

任繼愈（1916—2009），字又之，山東平原人。著名哲學傢、宗教學傢、曆史學傢，國傢圖書館館長、名譽館長。師從湯用彤、賀麟。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先後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硃子哲學、華嚴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邏輯學等課程，並在北京師範大學擔任中國哲學史課程。1964年，負責籌建國傢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長。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老子全譯》《老子譯續》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宗教詞典》《中國哲學發展史》等；此外，還主持《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等的編輯齣版工作。

目錄

原版前言
我的追求（增訂版代前言）

大學之大
北大的“老”與“大”
鬆公府舊北大圖書館雜憶
沙灘紅樓老北大雜憶
抗日戰爭時期的北京大學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散記
我心中的西南聯大

先生們
湯用彤先生和他的治學方法
熊十力：昂首天外，揮斥八極
賀麟：“青年的保姆”
有關蔡元培校長幾則軼事
侯外廬先生與他的學派
吳宓：為人謀何巧，謀己一何拙
馮友蘭：“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金嶽霖先生的一堂教學和兩則軼事
劉文典：是真名士自風流
我眼中的聞一多、顧隨先生
瀋兼士與魏建功先生
錢穆：“謹以此書獻給前綫百萬將士”
張頤：以漢學之風治西學
鄭昕：思辨與浪漫並行不悖
西南聯大時期的鄭天挺先生
羅莘田：一代大師，因小見大
馬一浮：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艾思奇：不與俗人爭短長
懷念張岱年先生

中國文化的特點
韓愈何以宋以後身價大增
談硃熹
中國古代哲學與自然科學
佛性論與人性論
禪宗思想的中國化
“中國佛教”是如何形成的
道教與科學：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為“官”終究為學問
學習中國哲學史三十年
從《青春之歌》迴憶當年
我的書齋：“躲進小樓成一統”
我與《中華大藏經》
道教的發展與道書的編集
中華五韆年的曆史經驗
論儒教的形成
儒教這一套學問不是孔子發明的
禪學與儒學：運水搬柴與灑掃應對
道傢與道教要嚴格區彆
從“書同文”到“語同音”
漢學發展前途無限
連續與融閤：中國文化的特點

任繼愈先生大事年錶（1916—2009）

精彩書摘

熊十力：昂首天外，揮斥八極

30 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學係當學生，後來又在北大教書，熊先生這30 年間，有短暫的時間不在北大，可以說基本上沒有離開北大哲學係。這30 年間，國罹劫難，人遭苦厄，社會相、人心相呈現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瞭對熊老師為人與為學的認識與懷念。

從課堂講授到書院式的講學
記得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學時，聽高年級的同學們介紹北大的老師們，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傢裏上課的老師，是熊先生。比我高兩屆的同學說，他們聽熊先生講課還在北大紅樓。到瞭我們這屆，1935 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課瞭。因為他受不瞭上下課時間的拘束。熊先生認為聽者得不到實際的益處。記得他寫給選他課的同學們的一封信，有“師生蟻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話，這封信貼在哲學係辦公室有很長時間。
熊先生鼕天室內不生爐火。北京的鼕天差不多有四個多月，聽課的學生全副鼕裝，坐著聽講。熊先生開的課是兩個學分，也就是兩節課。但熊先生講起來如長江大河，一瀉韆裏，每次講課不下三四小時，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從不坐著講。喜歡在聽講者麵前指指劃劃，講到高興時，或者認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振堂宇。有一次和張東蓀談哲學，張在熊先生麵前，也成瞭學生，一巴掌拍在張的肩上，張東蓀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後退，以避其鋒芒。抗戰時，聽鄭昕先生說他在天津南開中學求學時，聽熊先生講課，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點到場，找一個離老師遠一點的位子坐下。我纔知道熊先生這種講課方式由來已久。
聽熊先生講課，深感到他是教書又教人，講新唯識論、佛傢名相通釋時往往大罵蔣介石讓東北失陷，不抵抗，賣國投降。熊先生不隻傳授知識，他那種不媚俗、疾惡如仇的品格，感染瞭聽講的人。

顛沛流離中不廢講學
九一八事變以後，北平，昔日故都就成瞭邊城。日本侵略勢力逐年嚮華北延伸。華北之大，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熊先生平時深居鬥室，不參與政治運動，但他對同學們的罷課、遊行是支持的。同學們罷課，反對華北獨立，熊先生的課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學生的。對鬍適強迫學生上課，也錶示不滿。七七事變後，北平為日軍占領，熊先生冒險，化裝成商人，乘運煤的貨車逃齣北平。隨行的有劉锡嘏（公純），也是北大的學生，一路照料。火車上正值大雨傾盆，衣履盡濕，他生怕熊先生感受風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輾轉到瞭武漢，又到瞭四川壁山縣。這時已是1938 年的鼕天。
熊先生從北平脫險後，住在壁山縣中學裏，中學校長鍾芳銘歡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學生錢學熙夫婦、劉公純也隨熊先生留在那裏，熊先生沒有閑著，寫他的《中國曆史講話》。賀麟先生和我從重慶南溫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興緻勃勃地談他的《中國曆史講話》的內容梗概，大意是講“五族同源”說。在民族危急存亡關頭，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寫他的這一著作。我們去時，熊先生很得意地講述瞭他如何撰寫“迴族”的起源問題。他說，這個問題使他苦苦思考瞭很久，纔解決的。這時，他已同時著手寫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由錢學熙譯為英文，劉公純代他抄寫。
在四川8 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價飛漲，大後方民不聊生，熊先生隻好投靠老朋友、老學生，艱難度日，和傢屬不在一起。但他沒有一天不講學，沒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他看到國民黨橫行霸道，鬍作非為，還是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卻從不顯得灰心喪氣，給人的印象是勇猛精進，自強不息。
熊先生在1939 年離開壁山中學，住到南溫泉鹿角場學生周鵬初傢。我當時也在南溫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住處。後來，我迴到昆明，他中間到過嘉定烏尤寺，和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不久，書院遭到日軍的轟炸，熊先生膝部中彈片受傷，他也離開瞭“復性書院”，和馬一浮先生還發生過小的不愉快。熊先生迴到壁山來鳳驛，與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藉住在一所古廟西壽寺。我和賀麟先生同去看過他。那天晚上，梁先生還講述瞭他到延安，和毛澤東同誌在一個大炕上，連續談過8 個通宵的事。熊先生這時還沒有忘瞭講學，韓裕文從“復性書院”退齣，隨同熊先生。熊先生對韓裕文也分外關心。按通常習慣，我們對熊先生自稱學生，熊先生命韓裕文稱“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門或入室的意思吧。韓裕文是我在大學的同班同學，為人篤實，學問也樸實，對中國的理學、西方的古典哲學，有很深厚的基礎。在熊先生那邊，學瞭一兩年，因為生活無法維持，不得不離開，到瞭昆明賀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學名著編譯會”當專職的翻譯，每月有瞭固定收入，略相當於大學的講師。1947 年間，赴美留學，因肺癌不治，半年後病逝於美國。熊先生為此十分傷痛。如果天假以年，韓裕文在哲學上的成就必有可觀。
梁漱溟先生在重慶北碚金剛碑創辦瞭勉仁中學，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學去住。梁先生的幾個學生，黃艮庸、雲頌天、李淵庭等也成瞭熊先生的學生。這時熊先生也還是修訂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我在西南聯大哲學係，利用暑期，在北碚勉仁中學熊先生處住一兩個月。熊先生在北碚除瞭給勉仁中學講講哲學，還結識瞭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聽說熊先生愛吃雞，
滑竿上捆瞭兩隻雞去看熊先生。以後兩人通信，討論先秦諸子及中國傳統文化問題，這時郭還嚮熊先生介紹周恩來同誌，他的信上說“周恩來先生，忠厚長者”，願來看望先生。熊先生與郭沫若結下的友誼，到新中國成立後，一直維持著。在北碚時，牟宗三、徐佛觀（後來改為復觀）等都常來熊先生處，牟宗三也住在那裏。

胸懷坦蕩　古道熱腸
熊先生的老朋友鄧高鏡先生，抗日戰爭期間，沒有到大後方去，北平收復後，熊先生迴到北京大學，又見到他。見他生活潦倒，很睏難，熊先生自己還約集林宰平、湯用彤諸先生按月給他生活費，由我每月發工資後匯寄給他。這種資助一直到鄧老先生逝世。
抗戰時期南京的支那內學院遷到四川的江津，稱支那內學院蜀院。歐陽竟無先生是內學院的創立者，有一大批弟子。熊先生、呂徵先生、湯用彤先生都從歐陽先生問學。呂先生是歐陽先生的事業的繼承人。梁啓超當年在南京也從歐陽先生學佛學。熊先生的哲學體係已突破佛教思想體係，融佛入儒，歐陽先生認為他背離佛教，背離師說，命人寫《破新唯識論》以駁斥熊先生的學說。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識論》。從此師生不相來往。我和熊先生相處30 年間，熊先生談起歐陽先生，總是帶有十分敬意，認為他是一代偉人、有造詣的學者，沒有不滿的言辭，隻是在學術觀點上不一緻。歐陽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聽說後，還是到江津內學院探視，希望與老師最後見一麵。
當時內學院的同仁，認為歐陽先生垂危，怕見瞭熊先生情緒激動，受刺激，反而不好，沒有讓熊先生與歐陽先生見麵。熊先生齣於師生情誼，前往做最後的訣彆。事後人們談論起這件事，都認為熊先生做得對。
馬一浮先生與熊先生多年來是學術上的知己，互相瞭解，也互相欣賞。熊先生的《新唯識論》齣版時，馬先生為此書作序。文中有“生肇斂手而谘嗟，奘基矯舌而不下”的話，認為此書的見解超過道生、僧肇、玄奘、窺基。抗戰期間在“復性書院”有一段時期有點不愉快而分手，後來抗戰勝利後，兩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見解，熊先生認為有道理的，也把信轉給馬先生看，馬先生的信，也有時熊先生轉給我。熊先生的生日，馬先生有詩相贈，有雲“生辰常占一春先”，因為熊先生的生日在農曆正月初四。
新中國成立後，熊先生在北京時，收瞭一個義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兒幼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靜，愛讀佛書，幫助熊先生料理傢務，抄寫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師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學哲學，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獨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兒作為弟子，又能聽他講學，十分滿意。他說“伏女傳經，班女受史，龐女傳道”，今得仲光，又多瞭一個可以傳道的人。熊先生南下後，仲光留在北京未隨去。
熊先生一生沒有積蓄，有時靠親友的資助，抗戰時期有幾年很睏難。熊先生對他的學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在一起。學生給老師帶點禮物，如帶隻雞，送點藥物，熊先生也不客氣，慨然收下，相處如一傢人。但是在學問上有錯誤（對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對），熊先生也不客氣地指齣，從不說敷衍、客氣話。有問必答，甚至問一答十。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虛而往、實而歸的感覺。和熊先生相處，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熱烤人，離開瞭，又使人思念難以忘懷。

昂首天外　揮斥八極
北京大學蔡元培當校長時，依照西方大學的規章，教授要開三門課程。隻擔任一門課的，聘為專任講師，外校教授在北大講授一門課程的，聘為兼任講師。當年魯迅就是兼任講師，我在北大時，清華大學的張申府、金嶽霖先生都擔任過北大的兼任講師，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講師。熊先生經蔡元培先生介紹到北大哲學係，是專任講師，每月薪水120 元。那時蔣夢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為人，不會與人俯仰，隻是做自己的學問。他這個講師的名義一直繼續到七七事變，離開北京為止。他從不參加係裏的開學、畢業、迎新送舊的活動。他這個講師，在任何教授麵前屹然而立。不論什麼人來訪問，他從不和人談論天氣，一談起來，就是講學問。除學生們前來請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來往的，有湯用彤、林宰平、濛文通、賀麟、張東蓀諸先生。都是這些先生到熊先生傢，熊先生從不迴訪。抗戰時期在重慶，有不少國民黨的達官顯宦來訪，居正是當年辛亥革命時的朋友，陳銘樞從歐陽竟無先生學過佛學，與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時，陳銘樞請熊先生在一個背山麵江風景優美的飯館吃飯。熊先生朝江麵看風景，陳銘樞麵對熊先生，背對著江麵。熊先生問陳，你為什麼不看看風景，陳說，你就是很好的風景。熊先生哈哈大笑，聲振堂宇，說：“我就是風景？”熊先生對他們也是講他的“體用不二”的道理。不論什麼人，隻要常到熊先生處，聽他講學，不知不覺地就成瞭他的“學生”瞭。熊先生有一種氣勢，或者說有一種“境界”把來訪的人懾服住。
我的老朋友韓裕文曾對我說過，熊先生告訴他，做學問，不能甘居下遊，要做學問就要立誌，當第一流的學者，沒有這個誌嚮，就不要做學問。做學問，要像戰場上拼殺一樣，要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心，妻子兒女也不能兼顧。天纔是個條件，但天纔不能限製那些有誌之士。他還告誡，青年學者，要愛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學寫瞭一聯贈一青年學者：“凝神乃可晉學；固精所以養氣。”他對韓裕文講過像×××，人很聰明，可以成器，他就是愛嫖，這也成不瞭大器（據說此人現在颱灣）。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同誌、郭沫若同誌函電邀請他到北京來。熊先生路過武漢，當時李先念、林彪等主持中南工作，設宴招待他，他還是講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到北京後，對人講，林彪心術不正，怕不得善終。老朋友們勸他不要隨便亂說。到北京後，毛澤東同誌給他送瞭幾本書，還寫瞭信。熊先生申明，他擁護共産黨，愛新中國，一輩子學的是唯心論，無法改變自己的哲學主張。我們的黨沒勉強他，還齣錢幫他齣版瞭好幾種唯心主義的著作。他的錶裏如一，愛國、熱愛學術的精神，受到共産黨的尊重。
他住在上海，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到北京開會，他先說明，我保證“三到”（開幕、閉幕、照相），其餘的大小會都不參加。會議期間他有機會去與多年的老朋友敘敘舊，也很高興。他與鍾泰、張難先、呂鞦逸過從。陳毅同誌也前往拜訪。鼓勵他寫他的書，幫他齣版。新中國成立後，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暢的。

以理想滋潤生命　以生命護持理想
從熊先生和許多良師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瞭應當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訓深刻，而又使我銘記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這個人，以他的存在嚮人們展示瞭一種哲學的典型。一生坎坷，沒有遺産留給兒孫，傢庭關係處理得也不盡妥善。幾十年來，沒有見他穿過一件像樣的考究的衣服。夥食注意營養，卻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說他吃瞭一輩子沒有滋味的飯，人們認為值得留戀的生活方式，對熊先生毫不沾邊。熊先生博覽群書，不講究版本，手頭藏書很少，可以說沒有藏書。我認識的學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沒有藏書的學者。彆人也許覺得他貧睏，他卻顯得充實而豐足。彆人也許認為他不會安排生活，他卻過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樣，有時為瞭一點小事發脾氣，過後，卻深自譴責，好像雷陣雨過後，藍天白雲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縴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說的，如光風霽月。他具有隻有他纔具有的一種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種什麼力量使他這樣？這裏麵大有學問。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處埋藏著一個高遠的理想，有瞭這個理想，使他百摺不迴，精進不已，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在四川北碚時，熊先生說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寫的對聯：“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鬍世華同學看瞭想要，熊先生送給瞭他。前不久遇見鬍世華，問起這件事，他說確有此事，還補充說：熊先生取下這副對聯，在上麵寫上“此聯吾自懸於座，世華見而索之”。“文化大革命”之後，不知此聯是否尚在人間。這十個字，充分說明瞭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從南到北，開門授徒，著書立說，無非是為瞭這個理想。熊先生講學，不問對象（有學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講，聽講者是否真正願意聽，他總是苦口婆心、鍥而不捨地講授。講述的中心，無非是要人們認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他中年以後，建造自己的哲學體係後，“捨佛歸儒”。除瞭在他著作中寫齣來的、理論上發現的佛教哲學缺失外，還有一個埋藏在他內心深處的“第一因”—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有瞭這種深摯的愛，雖長年病軀支離，卻肩起振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這種深摯而悲苦的責任感，是20 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所獨有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瞭解得愈深刻，其深摯而悲苦的文化責任感也愈強烈。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動力。
熊先生抽象思維、辨析名相的功力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刪注》即是明證。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復申明的，倒不在於抽象思維的訓練，而是教人端正學習的態度。他指齣學問的精髓不在於言說文字，而在善於體認言說文字之外的中心惻怛的心懷（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學問當作知解看待，要學會體認心之本體。他在著作中反復叮嚀：玄學不同於科學，中國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這裏不存在抬高中國哲學，貶低西方哲學的意思。熊先生隻是提供人們如何正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把鑰匙。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稱為“玄學”（與西方玄學、形而上學意義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學，又有道德價值觀、美學觀等更豐厚的內容，這些內容確實是近代西方意義的哲學所包容不進去的。
“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這說明進入20 世紀，中西文化接觸後，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廣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國傢挾其船堅炮利的餘威，給中國的經濟生活以破壞，連帶引起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傢庭生活的變革。麵臨前所未有的大衝擊、震蕩，發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識分子深刻的世界觀的動蕩。春鞦戰國在中國曆史上曾被認為是個大變革，它與“五四”以後的變革相比，簡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學的核心問題，與其說它講的是哲學問題，不如說它講的是文化問題、傳統文化的前途、齣路問題。
熊先生“棄佛歸儒”，正是由於儒傢傳統帶有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彆法相唯識之學）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學傢看來，本不是哲學傢的事，而中國知識分子則認為責無旁貸。熊先生與歐陽竟無先生的分歧在於：熊先生以佛為妄而捨佛歸儒；歐陽竟無先生在抗戰前後發錶的關於《大學》《中庸》的論著，以及對孔孟的評價，也有“捨佛歸儒”的傾嚮，隻是歐陽先生認為儒傢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攝，更趨嚮於儒而已。
熊先生為瞭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稱他不能接受馬列主義，不能相信唯物論。像他這樣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處多年，相知甚深。我過去一直是儒傢的信奉者。新舊中國相比較，逐漸對儒傢的格、緻、誠、正之學，修、齊、治、平之道，發生瞭懷疑，對馬列主義的認識，逐漸明確。在1956 年，我與熊先生寫信說明，我已放棄儒學，相信馬列主義學說是真理，“所信雖有不同，師生之誼長在”，“今後我將一如既往，願為老師盡力”。熊先生迴瞭一封信，說我“誠信不欺，有古人風”。以後，書信往來，就不再探討學問瞭。熊先生曆年給我的信很多，可惜毀於十年劫灰中！
學馬列主義，也不能在言語文字上打轉，也要身體力行，這方法和態度還是從熊先生的教誨中得來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師。

贅語
海外不少學者和同行們，齣於對熊先生的關懷，流傳著不少傳聞和推測。有人認為新中國對待舊社會的老專傢實行壓迫，他們失去瞭講學的自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受摺磨，飲恨而終。我對此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說明。
先說新中國成立前熊先生在北大所受的待遇。熊先生在舊北大一直當講師。七七事變後，教授可以到西南聯大報到，仍能教書，不緻失業，而熊先生不是教授，遷到大後方，拒絕收容他，任他漂泊西南天地間達8 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等政府領導人請他來北京。北京解放不久，教授的待遇按小米摺價，剛從美國迴來的華羅庚和熊先生的工資都按最高標準定為400 公斤小米。
抗戰勝利後至新中國成立前，熊先生住在沙灘北大孑民堂後院的兩間改造過的集體宿捨裏，麵積約20 平方米。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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