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坛 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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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 编
图书标签:
  •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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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黄山书社
ISBN:9787546162218
版次:1
商品编码:12189102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97
字数:14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名家讲坛 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的众多作者就古代中外文明交流这个领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议题来探讨人类物质文明扩散的轨迹,追溯文化习俗的传布,以及相互影响的过程、递变的踪影。《名家讲坛 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包含的文章,仅从各家诸多精彩论述之中,各取一脔,展示西域研究的光谱。其中所涉及的文献与考古材料,经过精心的组合,就像万花筒一样,显示出光彩夺目的图案,闪烁着文明接触与碰撞所产生的火花。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说,《名家讲坛 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涉及的地域是“西域”以及通过西域联系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发展,就其地域而言,分别形成地中海东(再细分为埃及、两河流域及希腊罗马)、南亚印度及东亚中国三大区块,各有其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发展出面向不同的文化形态。然而,这三大区块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其互通声气的管道就是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
  过去有不少学者探讨西域的地望四至,有人认为是今天的新疆,也有人认为包括陇西走廊,还有人强调葱岭及阿姆河以西迤北地带都属“西域”。学者也时常纠缠于丝路的起点,甲说长安,乙说洛阳,丙说敦煌,丁说酒泉,戊说阳关与玉门关,不一而足。至于丝路的终点,更是众说纷纭,产生不少争论。近来学者得到大体的共识,即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西域”的定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范畴与概念,笼统言之,就是三大区块之间的“亚文明地带”。
  称之为“西域”,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地域观念的投射,是中国文明本体地域之西的泛称。而“丝绸之路”作为通称,也不是一条联络东西的“阳关大道”,而是联系起三大文明区块的交通网络,有流通的主动脉,也有涓滴相连的毛细血管,之间还有一些错落复杂的管道。因此,丝绸之路也就有了“高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丝绸南路”“丝绸北路”“丝绸中路”等不同的称呼,来应对不同的具体线路。《名家讲坛 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不同作者在道及“西域”与“丝绸之路”时,有不同指涉,应当理解,其间有泛指的“通称”,也有特指的“专称”。作者是清楚的,也提供了明确的指涉脉络,我们作为读者,也应当概念清晰,就具体的情况来了解。
  《名家讲坛 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的面很广,乍看之下,似乎不成系统:霍巍探讨吐蕃在中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蔡鸿生探索西域狮子形象传人中国及其演化;柴剑虹介绍敦煌地方志书所呈现的地方特色;金文京从敦煌变文及广西傩戏《舜子故事》的相似情节中,分析民间传说的流布脉络;荣新江讨论粟特商人及粟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赵丰就吐鲁番出土的纺织品探讨丝绸工艺的发展;齐东方就考古出土的金银器思考物质文明的交流;林梅村专注汉代西域地区艺术所受到的希腊的影响;张广达则结合了考古资料与中外文献,描绘了豹猎文化习俗传人唐土的异国情调。然而,通读全书,就会发现,西域作为东西文明的中转之地,多元文化在此接触碰撞,不同的文化因子得以传播,产生多彩多姿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扮演了绚丽的角色。至于丝路的终点,更是众说纷纭,产生不少争论。近来学者得到大体的共识,即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西域”的定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范畴与概念,笼统言之,就是三大区块之间的“亚文明地带”。
  称之为“西域”,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地域观念的投射,是中国文明本体地域之西的泛称。而“丝绸之路”作为通称,也不是一条联络东西的“阳关大道”,而是联系起三大文明区块的交通网络,有流通的主动脉,也有涓滴相连的毛细血管,之间还有一些错落复杂的管道。因此,丝绸之路也就有了“高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丝绸南路”“丝绸北路”“丝绸中路”等不同的称呼,来应对不同的具体线路。《名家讲坛 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不同作者在道及“西域”与“丝绸之路”时,有不同指涉,应当理解,其间有泛指的“通称”,也有特指的“专称”。作者是清楚的,也提供了明确的指涉脉络,我们作为读者,也应当概念清晰,就具体的情况来了解。
  《名家讲坛 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的面很广,乍看之下,似乎不成系统:霍巍探讨吐蕃在中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蔡鸿生探索西域狮子形象传人中国及其演化;柴剑虹介绍敦煌地方志书所呈现的地方特色;金文京从敦煌变文及广西傩戏《舜子故事》的相似情节中,分析民间传说的流布脉络;荣新江讨论粟特商人及粟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赵丰就吐鲁番出土的纺织品探讨丝绸工艺的发展;齐东方就考古出土的金银器思考物质文明的交流;林梅村专注汉代西域地区艺术所受到的希腊的影响;张广达则结合了考古资料与中外文献,描绘了豹猎文化习俗传人唐土的异国情调。然而,通读全书,就会发现,西域作为东西文明的中转之地,多元文化在此接触碰撞,不同的文化因子得以传播,产生多彩多姿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扮演了绚丽的角色。

目录

中古时期的“高原丝绸之路”
——吐蕃与中亚、南亚的交通霍巍
西域狮子的华化形态蔡鸿生
敦煌方志写本的地域特色柴剑虹
敦煌《舜子变》与广西壮族师公戏《舜儿》金文京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荣新江
吐鲁番地区纺织品的发现与研究赵丰
碰撞与融合——丝绸之路上的外来金银器齐东方
汉代西域艺术中的希腊文化因素林梅村
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张广达

精彩书摘

  《名家讲坛 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
  五、师公戏与军傩
  “师公”乃民间道士的俗称,而其实际活动则与巫师一般无异。在广西地区,师公又称“尸公”,可见其宗教活动很可能与古代民间祭祀中“尸”的传统一脉相通。后来这些古代民间宗教渐受道教,尤其是天师道在湖南西部的一流派梅山教(又称“茅山教”)的影响,以至崇拜梅山教中最重要的神道即唐、葛、周“三元祖师”。
  师公戏在广西南宁市郊外、以贵港市为中心的玉林地区,以来宾、武宣为中心的柳州地区的乡村广为流行‘引,主要是配合葬礼、祈雨、社祭等宗教仪式(当地称“法事”),由受戒的专业师公进行表演,贵港的师公们把这些“法事”上所演出的师公戏称为“跳客”。另外,师公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大约自清朝以后,按地区设有师馆,如贵港市东龙镇的全华堂师馆是乾隆年间(1736-1795)成立的。东龙镇古达村的师公韦行诀所保存的《香山大乘殿内本师前传后教一派诸宗师位》记录有28代104名师公的名字,如以一代20年来算,总共560年,可追溯到明代初期。其来源则当更早,或在宋元以前。
  据目前师公所演出的种种宗教活动来推测,师公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大约经过以下三个阶段。’II]第一个阶段尚未形成戏剧,只有戴面具的舞蹈附以单纯的歌谣。壮族师公所尊崇的神道除上述“三元祖师”之外,还有“土地”“灶王”“雷王”“鲁班先师”等来自汉族的外来神,也有“莫一大王”“甘王”等壮族固有的英雄神,总称“三十六神七十二相”。诸神都拥有各自的面具以及用第一人称讲述其神来历和伟绩的短歌,用资舞蹈,如“三元祖师”有“三元舞”,“土地”则有“扫坛舞”。此阶段可直接追溯到古代巫的活动。
  到了第二个阶段,就在单纯歌舞的基础上,吸收着叙述长篇故事的说唱体式,乃形成讲述英雄一生故事的长篇史诗,以壮族英雄为主角的史诗《莫一大王》可视为其代表性作品。此变化究竟发生在何时,因文献不足,无法详考。只是从其中唱词所用形式属于七言句的诗赞系统这一事实来看,讲述内容虽为壮族特有,而其形式则无疑为由汉族输进去的。且鉴于此地区自古与中原一带交流密切(详后),输进时期最早可能在宋元,最晚也当在明代。舜儿故事之传人壮族,也应在这一阶段。
  在最后阶段,戴面具的歌舞和长篇史诗互为结合,分配角色各为演唱,于是成为戏剧。据师公传承,其具体时间是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有人说,由太平天国所导致的师公宗教活动的衰退是这一戏剧化的背景。[12]师公戏成为戏剧以后,很快走向娱乐化,本来只由受戒师公担任的演出,也开始接受一般的艺徒,就这样渐渐脱离了宗教藩篱。到20世纪以后,有些演出已不再用面具,改为略加化妆,伴奏也引进西方乐器,舞台上也开始用背景及大小道具,甚至“文革”当中也演过《白毛女》等现代戏。笔者所看师公戏《舜儿》虽然也戴面具,且唱词、动作是传统的,舞台上却用上背景及大道具。
  ……

前言/序言

  本书的众多作者就古代中外文明交流这个领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议题来探讨人类物质文明扩散的轨迹,追溯文化习俗的传布,以及相互影响的过程、递变的踪影。本书包含的文章,仅从各家诸多精彩论述之中,各取一脔,展示西域研究的光谱。其中所涉及的文献与考古材料,经过精心的组合,就像万花筒一样,显示出光彩夺目的图案,闪烁着文明接触与碰撞所产生的火花。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说,本书涉及的地域是“西域”以及通过西域联系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发展,就其地域而言,分别形成地中海东(再细分为埃及、两河流域及希腊罗马)、南亚印度及东亚中国三大区块,各有其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发展出面向不同的文化形态。然而,这三大区块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其互通声气的管道就是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
  过去有不少学者探讨西域的地望四至,有人认为是今天的新疆,也有人认为包括陇西走廊,还有人强调葱岭及阿姆河以西迤北地带都属“西域”。学者也时常纠缠于丝路的起点,甲说长安,乙说洛阳,丙说敦煌,丁说酒泉,戊说阳关与玉门关,不一而足。至于丝路的终点,更是众说纷纭,产生不少争论。近来学者得到大体的共识,即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西域”的定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范畴与概念,笼统言之,就是三大区块之间的“亚文明地带”。
  称之为“西域”,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地域观念的投射,是中国文明本体地域之西的泛称。而“丝绸之路”作为通称,也不是一条联络东西的“阳关大道”,而是联系起三大文明区块的交通网络,有流通的主动脉,也有涓滴相连的毛细血管,之间还有一些错落复杂的管道。因此,丝绸之路也就有了“高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丝绸南路”“丝绸北路”“丝绸中路”等不同的称呼,来应对不同的具体线路。本书不同作者在道及“西域”与“丝绸之路”时,有不同指涉,应当理解,其间有泛指的“通称”,也有特指的“专称”。作者是清楚的,也提供了明确的指涉脉络,我们作为读者,也应当概念清晰,就具体的情况来了解。
  本书的面很广,乍看之下,似乎不成系统:霍巍探讨吐蕃在中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蔡鸿生探索西域狮子形象传人中国及其演化;柴剑虹介绍敦煌地方志书所呈现的地方特色;金文京从敦煌变文及广西傩戏《舜子故事》的相似情节中,分析民间传说的流布脉络;荣新江讨论粟特商人及粟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赵丰就吐鲁番出土的纺织品探讨丝绸工艺的发展;齐东方就考古出土的金银器思考物质文明的交流;林梅村专注汉代西域地区艺术所受到的希腊的影响;张广达则结合了考古资料与中外文献,描绘了豹猎文化习俗传人唐土的异国情调。然而,通读全书,就会发现,西域作为东西文明的中转之地,多元文化在此接触碰撞,不同的文化因子得以传播,产生多彩多姿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扮演了绚丽的角色。至于丝路的终点,更是众说纷纭,产生不少争论。近来学者得到大体的共识,即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西域”的定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范畴与概念,笼统言之,就是三大区块之间的“亚文明地带”。
  称之为“西域”,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地域观念的投射,是中国文明本体地域之西的泛称。而“丝绸之路”作为通称,也不是一条联络东西的“阳关大道”,而是联系起三大文明区块的交通网络,有流通的主动脉,也有涓滴相连的毛细血管,之间还有一些错落复杂的管道。因此,丝绸之路也就有了“高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丝绸南路”“丝绸北路”“丝绸中路”等不同的称呼,来应对不同的具体线路。本书不同作者在道及“西域”与“丝绸之路”时,有不同指涉,应当理解,其间有泛指的“通称”,也有特指的“专称”。作者是清楚的,也提供了明确的指涉脉络,我们作为读者,也应当概念清晰,就具体的情况来了解。
  本书的面很广,乍看之下,似乎不成系统:霍巍探讨吐蕃在中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蔡鸿生探索西域狮子形象传人中国及其演化;柴剑虹介绍敦煌地方志书所呈现的地方特色;金文京从敦煌变文及广西傩戏《舜子故事》的相似情节中,分析民间传说的流布脉络;荣新江讨论粟特商人及粟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赵丰就吐鲁番出土的纺织品探讨丝绸工艺的发展;齐东方就考古出土的金银器思考物质文明的交流;林梅村专注汉代西域地区艺术所受到的希腊的影响;张广达则结合了考古资料与中外文献,描绘了豹猎文化习俗传人唐土的异国情调。然而,通读全书,就会发现,西域作为东西文明的中转之地,多元文化在此接触碰撞,不同的文化因子得以传播,产生多彩多姿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扮演了绚丽的角色。
敦煌石窟的艺术密码:佛教造像的流变与文化融合 本书深入剖析了敦煌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中,佛教艺术在漫长历史中如何吸收、融合并最终形成其独特风格的全过程。不同于侧重历史叙事或地理考察的著作,本书将焦点完全集中于石窟内部的壁画与彩塑,将其视为特定历史时期中外文明交流的“活化石”。 第一章:早期犍陀罗影响与中原风格的初探(公元4-6世纪) 本章追溯了佛教艺术东传的源头,重点探讨了古印度和中亚犍陀罗艺术风格对敦煌早期造像的直接影响。敦煌早期的佛像,尤其是北凉至北魏时期的作品,在面部轮廓、衣纹处理以及佛陀的“褒衣博带”式样上,清晰地保留着希腊化艺术的遗韵。我们细致对比了敦煌第275窟和第169窟的佛像,分析了其身体结构、肉髻的样式以及眉宇间的神态,如何从写实的犍陀罗风格逐步过渡到带有西域草原民族审美品味的造型。 同时,本章也考察了中原汉地艺术的早期介入。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汉地审美趣味开始渗透进来,尤其体现在早期壁画的“凹凸画法”和佛光处理上。这种“胡汉交融”的初始阶段,奠定了敦煌艺术多元性的基础。我们通过对早期飞天形象的线描分析,揭示了“璎珞”和“飘带”如何从西域的写实描摹,被赋予了中原艺术中追求的飘逸感和韵律感。 第二章:盛唐气象:多元文化熔炉中的成熟与定型(7-9世纪) 盛唐时期是敦煌艺术的巅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繁盛的阶段。本章的核心在于解读盛唐造像如何将早期融合的元素提炼、升华,形成宏大、饱满、富有生命力的“大唐气派”。 我们着重分析了莫高窟中晚唐时期(尤指盛唐阶段)的塑像群,如第130窟和第320窟的大型佛像。这些造像的面容丰腴、体态健硕,不再拘泥于早期佛像的清瘦与内敛,而是展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世俗化与理想化并存的美感。这种转变,与当时长安城作为国际大都会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书中详细描绘了唐代塑像的衣纹处理——“S”形曲线的运用、裙带的自然下垂,以及“薄贴金”工艺对佛陀威严感的烘托。 在壁画方面,本章对比了盛唐的“经变画”,特别是《弥勒经变》和《法华经变》中人物众多的场景布局。这些画面不仅展示了高超的写实技巧,更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服饰、建筑风格的真实面貌。例如,画面中出现的大量胡商形象、异域乐器和服饰,是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直观佐证。 第三章:中晚唐的地域化与审美转向(9-11世纪) 安史之乱后,敦煌在政治上归属于归义军和后来的瓜州政权,文化交流的重心和节奏发生了变化。本章探讨了敦煌艺术在地方化进程中,如何吸收和转化唐朝遗留下来的艺术语汇。 这一时期的造像,相较于盛唐的恢宏,更显精致、细腻,同时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例如,部分佛像的面部轮廓开始趋于“瘦长”,眼神的刻画更为内敛,这被认为是河西走廊地区审美趣味更趋向于地域化或更贴近吐蕃文化影响的结果。书中对吐蕃时期(约8-9世纪中叶)的壁画进行了专门的辨析,指出其在构图上的扁平化处理、色彩上的对比强烈以及手印、咒语的符号化运用,是如何在敦煌本土语境中与残存的唐代技法并存的。 第四章:西夏与元代的文化交融:图案化与装饰性的增强 宋、西夏、元三个历史阶段,标志着敦煌艺术进入了其“晚期”的阶段,其特点是艺术语言的成熟化、图案化和装饰性的显著增强。 西夏时期的洞窟(如第465窟),其壁画的线条趋于硬朗,色彩对比更加大胆,尤其在密宗题材和供养人画中,对细节的刻画趋于程式化。本书详细分析了西夏时期“说法图”中,佛陀和弟子们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它们更符合一套既定的宗教仪轨,而非早期追求的自然写生。 元代(蒙古统治时期)是敦煌艺术的最后一次高光。受元朝官方藏传佛教的影响,敦煌吸收了大量来自西藏、尼泊尔的密宗元素。本章聚焦于“坛城图”和忿怒相造像的分析,探讨了唐卡艺术的风格如何通过壁画和泥塑的形式在敦煌得以展现。例如,佛像的火焰背光、曼陀罗图案的复杂化,以及对“千佛”题材的密集排列,都体现了这一时期装饰性和宗教符号表达的加强。 结语:作为中转站的艺术语汇 本书的结论在于强调,敦煌艺术的伟大并非在于其纯粹性,而恰恰在于其“中转站”的特质。从犍陀罗的写实到中原的意境,再到吐蕃的宗教符号,敦煌的艺术家们如同高明的翻译家,将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语汇进行消化、重组,最终铸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历久弥新的东方宗教艺术体系。每一尊佛像、每一幅壁画,都是一次成功的文化翻译的实例,其丰富的层次和复杂的演变,至今仍为我们研究古代文明的互动提供了无尽的宝藏。本书通过对造像本体的细致入微的考察,旨在揭示艺术形式背后所承载的无声的历史对话。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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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关于西域的书,光是书名就让人心潮澎湃,仿佛能闻到丝绸之路上风尘仆仆的驼铃声。我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窝在沙发里,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住的。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把握真是令人惊叹,仿佛能看到那些古代商人、僧侣和使者们在漫漫黄沙中艰难跋涉的身影。读着读着,我忍不住翻出地图,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城遗址。那种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感,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中外文明碰撞交融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关于佛教东传的描写,那种文化信仰如何在不同的地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被描述得既宏大又细腻,让人对人类文明的韧性和适应性充满了敬畏。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的梳理,更像是一场深入灵魂的旅行,让人思考文化交流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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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对宏大叙事有些审美疲劳,这本书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它对“人”的关注。西域,不仅仅是商路,更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舞台。作者笔下那些在沙漠边缘求生存的工匠、戍边的士兵、或者远嫁的公主,他们的喜怒哀乐被生动地描绘出来。我尤其喜欢其中描述贸易往来时对物物交换细节的刻画,比如玻璃器皿如何被看作奇珍异宝,香料如何改变了中原的饮食习惯。这种微观层面的观察,让冰冷的历史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充满了烟火气。它让我意识到,所谓的文明交流,归根结底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历史洪流中的相互影响和塑造,这种亲切感,是很多历史书所缺乏的。读完后,我感觉自己不仅仅了解了历史,更像是认识了一群跨越时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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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对历史专业术语的接受度不高,很多历史书的叙述方式对我来说过于学术化,读起来很费劲。但这本的行文风格却异常流畅和具有画面感,读起来有一种在听一位知识渊博的长者娓娓道来的感觉。作者的文字功力非常了得,他擅长运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来描绘那些荒凉壮美的自然景观,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日出日落,昆仑山脉的巍峨壮丽,这些场景的描写,简直可以当成散文来欣赏。虽然主题是严肃的历史研究,但整体阅读体验却是极其愉悦和放松的。它成功地将学术深度与大众可读性完美地结合起来,让一个对学术背景不深的普通读者也能轻松地领略到西域文明的魅力和重要性,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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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对“中转站”这个概念的深刻阐释。我们习惯于将交流看作是A到B的单向传递,但西域真正扮演的角色是多向汇流的枢纽。我原本以为内容会集中在汉唐时期,但令人惊喜的是,作者对更早期的青铜时代联系,以及后世突厥、回鹘等民族的文化融合都有着精到的论述。它打破了我以往那种“中原中心论”的思维定式,让我看到,在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中,西域各族群是具有强大能动性和文化创造力的主体,他们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者。这种平视历史的视角,让我对构建人类共同的历史图景有了更全面、更包容的理解。读完后,我开始反思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问题,这本书提供的历史参照系极其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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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书,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厚重感和内容编排的严谨性。我是一个对考古发现和文献考据比较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极其出色。它没有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叙事层面,而是深入到具体的出土文物、碑刻文字的解读上,这对我来说简直是饕餮盛宴。尤其是一些鲜为人知的西域小国的兴衰史,被作者抽丝剥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对古代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有了全新的认识。每当读到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点,作者都会引用大量的一手资料进行论证,那种学术的严谨性让人读起来非常踏实。它不是那种快餐式的历史读物,而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带着敬意去品味的著作,每一页都凝结着作者大量的案头工作和实地考察的心血,光是那种治学态度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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