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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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丹 著
图书标签:
  •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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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苏州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215290
版次:1
商品编码:1220480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博习文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69
字数:18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记述了代议制是民主在近现代国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共同的财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探寻无产阶级民主实现形式的过程中,借鉴议会民主的文明成果,创立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应采用何种形式实现民主问题的回答。深入挖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这个长期被遮蔽的重要内容展现出来的需要,更是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作者简介

  陈晓丹,1981年生,吉林白山人,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江苏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截至目前,发表论文10多篇,其中CSSCI收录5篇;参编著作2部:参加省部级以上课题7项。

目录

引言
一、论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一)论题提出的背景
(二)研究的意义
二、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评述
(一)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的学术研究进程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近年来的热点问题
(三)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的研究现状
三、研究的目标、思路及方法
(一)研究目标
(二)研究思路及方法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民主与民主实现形式
(二)代议制与代表制
(三)议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议制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代议制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理想
(二)议会民主理论的成熟与实践
(三)巴黎公社实践的启迪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议会制度的批判
(一)对西方政党制度局限性的批判
(二)有关西方选举制度的批判
(三)揭露了议会制度的虚伪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型民主形式的构想
(一)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实现形式的探索
(二)对无产阶级代议制相关原则的阐述
四、对马克思、恩格斯代议制思想的综合分析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议会民主进步性的评述
(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议会民主的历史站位
(三)全面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代议制思想的内在必要性

第二章 列宁对代议制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一、列宁关于议会民主的评价
(一)肯定了议会民主的进步意义
(二)揭露了议会制度的本质
(三)阐述了利用代议制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必要性
二、列宁关于新型民主实现形式的理论探索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的直接民主理想
(二)十月革命后列宁的间接民主设想
(三)列宁晚年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
三、苏维埃制度的实践
(一)列宁对苏维埃的发现与论证
(二)建国初期苏维埃制度的实践
(三)苏维埃制度的后期运行
四、对列宁代议制思想的历史评析
(一)把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由理论变成了现实
(二)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政治体制上的榜样
(三)列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时的经验与失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在中国的探索与实践
一、毛泽东对代议制形式的实践探索及理论构建
(一)毛泽东对人民当家作主形式的实践探索
(二)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构建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及曲折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推进
(一)邓小平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丰富和实践
(二)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三)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性举措
三、对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在中国探索与实践的述评
(一)遵循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
(二)创造了代议制的新形式,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障

第四章 对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的错误认识、深刻教训和当代启示
一、对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错误认识的表现
(一)由一味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导致的“议会恐惧症”
(二)由崇拜西方民主模式导致的“议会盲崇症”
二、错误认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
(二)既要大胆借鉴议会民主建设的经验,又要独立探索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三)对民主形式的选择,既要动员民众又要惠及民众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
  四、对马克思、恩格斯代议制思想的综合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议会民主的批判是详尽而尖锐的,这便给人一种错觉,即他们对议会民主持完全否定态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从不曾笼统地否认代议制的进步作用,而是对其内容与形式进行了区别对待,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评判。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议会民主进步性的评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议制思想是在吸纳西方议会民主文明成果、超越议会制度实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议会民主的批判内含着对其原有合理成分的肯定。
  1.肯定西方议会民主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作用
  在封建专制下,政治强制、等级关系以及人身依附无处不在,这使得“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而是“政治动物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这种政治强制、等级关系和人身依附通通打破,以自由竞争取代了超经济强制,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向世界宣告:“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①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暴力粉碎了封建势力全部政治结构之后,没有用更为落后的东西取而代之,相反建立起了比封建专制制度更为合理的民主制度,虽然“它还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步性同样也给予了肯定。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②可见,资产阶级的诸类民主举措在客观上确实超越了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一进步性,马克思在拟就现代国家的写作计划时,将“立宪的代议制国家,民主的代议制国家”和“选举权”③等囊括进了政治文明的范畴,这是对议会民主进步性的最大肯定。
  2.揭示了西方议会民主对无产阶级解放具有特殊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其理论的出发点无疑是如何争取无产阶级利益和解放,然而,无产阶级的利益趋向同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而西方议会民主是对封建专制的否定,因此,它的诞生不仅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有助于无产阶级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开拓了一个“普遍性”的时代,它在最初反对封建专制时并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而存在,而是作为全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出现的,它对封建势力的反抗与消灭,不仅保障了资本主义自由、广泛、迅速的发展,还在客观上解放了君主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而这种解放对无产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虽然资产阶级民主带给无产阶级的仍是压迫和苦难,但它毕竟结束了君主政体下“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状态,因此,当封建卫道士主张人民和王权联手反抗资本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予以坚决的反对,指出:虽然西方的议会民主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并不是彻底的解放,但要实现“民主的人类世界”,就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①。可见,议会民主解开了封建势力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锁铐,这在客观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清除了封建专制的绊脚石。
  ……
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 第一章 代议制:概念、起源与早期发展 代议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其核心在于将人民的权力委托给少数代表进行治理。这种制度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进。本章旨在梳理代议制这一概念的内涵,探究其思想根源,并考察其在西方政治史上的早期发展脉络。 1.1 代议制的概念界定 代议制并非一个单一、固定的概念,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政治思想的演变而不断丰富和深化。广义而言,代议制是指一种权力运作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政治权力的行使不再直接由全体公民参与,而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间接实现。这种代议关系包含几个关键要素: 人民(主权者): 理论上,代议制的合法性根源在于人民。人民是最终的主权者,其权力通过选举等方式被委托。 代表: 被选出的个体或集体,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行使政治权力。代表的产生方式、权力和责任是代议制运作的核心问题。 委托与授权: 人民将部分或全部政治权力委托给代表,代表的行为受到人民的授权和制约。 制约与问责: 代议制需要有效的机制来约束代表的权力,并使其对人民负责。这通常通过定期的选举、议会辩论、舆论监督等方式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代议制并非等同于民主。虽然民主是代议制的重要价值取向,但并非所有代议制都是民主的,也并非所有民主都必须是代议制。历史上的贵族议会、等级代表会议等,虽然具有代议的性质,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代议制。 1.2 代议制的思想渊源 对代议制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实践,尽管其性质与现代代议制存在显著差异。雅典的直接民主虽然以公民直接参与为特征,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早期代议制的萌芽,例如通过抽签选拔官员,以及公民大会的代表性功能。 然而,真正意义上代议制思想的萌发,更多地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实践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哲学紧密相连。 古罗马的共和传统: 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虽然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但已经体现了权力分立和代表性的思想。元老院作为精英的聚集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罗马社会的稳定力量。 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欧洲各地逐渐出现了等级代表会议,如英国的议会、法国的三级会议、西班牙的议会等。这些会议的代表往往来自不同等级(贵族、教士、市民),其主要职能是参与税收的批准和协商。虽然其代表性有限,且主要服务于君主的权力,但它们构成了代议制实践的早期形态。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重新发现,以及宗教改革对个体自由和良知独立的强调,都为代议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和思想土壤。 早期政治哲学的贡献: 马基雅维利: 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政治进行了深入分析,虽然他并非直接论述代议制,但他对权力分散、制衡以及人民参与政治的思考,对后来的代议制思想产生了影响。 霍布斯: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认为个人将自然权利让渡给主权者以换取安全。虽然他主张绝对君主制,但其对“同意”和“代理”的论述,为后来的代议制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君主代表人民,其权力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洛克: 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分权理论。他认为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政府的合法性在于保护这些权利。他主张立法权和执行权的分离,并认为立法权最终掌握在人民手中,通过代表行使。洛克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代议制思想的重要奠基者。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阐述了三权分立学说,认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并相互制衡,是防止专制、保障自由的关键。他的理论对现代代议制国家的权力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1.3 代议制的早期发展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代议制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英国议会的演进: 英国议会是代议制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范例。从早期的等级代表会议,到《大宪章》确立的限制王权的原则,再到17世纪光荣革命后议会主权的逐步确立,英国议会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成为代表民意的权力机构。议会的选举制度、议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都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探索和解决。 法国大革命与代议制: 法国大革命是代议制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革命期间,国民议会的成立,象征着人民主权的确立和代议制原则的实践。然而,法国大革命在代议制的实践中也经历了曲折和反复,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制,再到帝国,其代议制的形式和内容经历了剧烈的变动。 美国革命与代议制: 美国革命及其后建立的联邦制共和国,为代议制提供了新的范式。美国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制衡的原则,并以普选权为基础构建了代表制度。美国经验在实践层面解决了代议制在幅员辽阔的国家中运作的可能性。 1.4 代议制面临的挑战与争议 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代议制也面临诸多挑战和争议: 代表的合法性问题: 谁有资格成为代表?代表的产生方式是否能真正反映民意?选举权如何界定(例如财产限制、性别限制等)? 代表与选民的关系: 代表是“指示代议”还是“自由代议”?代表是否必须完全遵循选民的意愿? 代议制的效率问题: 议会辩论和决策过程是否会效率低下?如何平衡代表性与决策效率? 代议制的阶级性: 在早期的代议制中,往往是资产阶级和贵族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实现更广泛的阶级代表性? 这些问题在代议制的早期发展中持续被讨论和实践,并为后来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了素材。本章的梳理,旨在为后续章节对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的探讨,建立一个清晰的概念框架和历史背景。 第二章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资本主义代议制作为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批判的焦点。本章将深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和评价资本主义代议制的,他们认为其本质是什么,又存在哪些根本性的缺陷。 2.1 代议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代议制并非一个超阶级的、普遍公正的政治制度,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创造出来的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政治权力最终掌握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手中。代议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运作,自然会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形式民主”。他们认为,虽然代议制宣称人人平等,拥有投票权,但这种平等是虚假的。由于资产阶级掌握着经济权力,他们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政治,例如通过政治献金、媒体控制等方式,操纵选举结果,确保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并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律。 代表的资产阶级属性: 即使选举产生了代表,但这些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诉求以及思维模式,都深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往往是资本家、律师、银行家等,其关注点在于维护现有资本主义秩序,而非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虚假的共同体”: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国家及其机构,包括代议制议会,视为“虚假的共同体”。他们认为,这些机构表面上代表了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但实际上却是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对立和疏远。 2.2 代议制的异化与权力被剥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代议制导致了政治权力的异化,使得人民的政治权力被剥夺,甚至被视为外在于自身的异己力量。 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分离: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与政治权力(看似掌握在人民手中)被明显地分离开来。政治权力被包装成抽象的、普遍的,但其运行机制却受到经济权力的深刻影响。人民在经济上受资本剥削,在政治上通过代议制进行间接参与,这种间接性使得他们的政治参与感减弱,权力感被稀释。 人民成为被动的旁观者: 代议制使得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成为被动的旁观者,他们只能通过投票等有限的方式表达意见,而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们缺乏直接的、实质性的参与。这种被动的地位加剧了人民的异化感,他们感到自己的命运被他人所掌控。 国家与社会的疏远: 代议制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与社会现实生活相脱节。议会 debates,法律的制定,往往在象牙塔中进行,与人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和利益存在距离。国家被视为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权力机器,人民与其之间的关系是疏远的,甚至是敌对的。 “政治的回归”与“市民社会的统治”: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阐述了“政治的回归”概念。他认为,在代议制下,政治权力并非真正回到人民手中,而是被转移给了议会等机构。而“市民社会的统治”则意味着,资产阶级通过其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主导了政治生活,政治成为市民社会的附属品,服务于其私有财产的维护。 2.3 代议制的局限性:无法解决根本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批判,并非仅仅在于其运作方式,更在于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代议制试图通过协商和妥协来解决社会矛盾,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是不可调和的。代议制无法弥合这种根本性的对立,只能暂时压制或掩盖。 私有财产制度的根源: 代议制在本质上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的。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造成社会不公和阶级剥削的根源。只要私有财产制度存在,无论代议制的形式如何,其最终都会服务于私有财产的维护。 革命的必要性: 由于代议制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民主的必要形式。 2.4 对未来无产阶级政治形态的初步设想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代议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并非否定代议制本身,而是指向了更高级、更真实的代议形式。 巴黎公社的经验: 巴黎公社被马克思恩格斯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未来无产阶级政权的萌芽。公社的一些原则,如普选产生代表、代表随时可以被撤换、代表与被代表的密切联系、公务人员的低薪制等,都体现了对资本主义代议制的超越。 普遍的、直接的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将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政治权力将回归到人民手中,实现更普遍、更直接的民主。虽然他们关于具体政治制度的构想并非完全清晰,但其核心在于打破资产阶级代议制的虚伪性,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以及全体人民的广泛参与。 本章的分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代议制的独特视角提供了基础。他们并非简单地排斥代议制,而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代议制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性,并为其后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第三章 列宁对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批判与无产阶级民主的探索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继承者和发展者,在继承和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代议制批判的同时,也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深刻论述。本章将重点分析列宁对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批判,以及他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形式的设想和实践。 3.1 资本主义代议制: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 列宁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代议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论断,并将其置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 帝国主义时代代议制的衰落: 列宁在其著作,特别是《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及其代议制已经走向衰落和没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垄断利润,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更直接的、非民主的统治方式,例如军事独裁、法西斯主义等。 代议制的“装饰性”: 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议会和代议制已经沦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它们不再是真正的政治决策机构,而是被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所控制,用来掩盖其专制本质,麻痹人民的斗争意识。他尖锐地指出,议会不过是“逗号”、“锯子”和“装饰”,它们无法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 “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 列宁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他认为,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因为它们仍然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压迫的基础上。投票权、议会辩论等形式的民主,都无法改变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统治。 官僚主义的蔓延: 列宁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代议制下官僚主义的蔓延。他认为,代议制机构的复杂化、专业化,以及政党对国家机器的渗透,导致了官僚机构的膨胀,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官僚手中,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3.2 无产阶级民主: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形式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应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更高形式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 “国家消亡”的过渡性: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并将其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必要阶段。在此阶段,无产阶级将利用国家机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并开始改造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性体现在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最终导向国家的消亡,实现真正的自由。 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践形式: 列宁认为,苏维埃(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俄国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最适合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新型政治组织形式。 与资产阶级议会的区别: 列宁强调苏维埃与资产阶级议会的根本区别。议会代表的是分散的、抽象的公民,而苏维埃代表的是集中的、生产性的阶级——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将立法权和执行权结合起来,避免了资产阶级议会中立法与执行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僵化。 直接参与和广泛代表性: 苏维埃鼓励工人和农民的直接参与,代表的产生更直接,并随时可以接受选民的监督和撤换。这使得苏维埃能够更及时、更准确地反映人民的意愿,避免了资产阶级代议制中代表与选民的隔阂。 “公共服务”而非“特权”: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担任公职应被视为一种“公共服务”,而非享有特权的职业。通过限制公职人员的薪金,实行定期轮换,可以防止官僚主义的产生,确保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 将政治权力推向工厂和农村: 列宁主张将政治权力从议会等中心机构“推向基层”,推向工厂、推向农村,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这种“从下往上”的民主模式,是列宁对资产阶级代议制最根本的超越。 “缝纫机”的比喻: 列宁用“缝纫机”的比喻来形容无产阶级政权下的政治组织。他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应该像缝纫机一样,高效、灵活地运转,服务于人民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像资产阶级议会那样,充斥着空洞的辩论和无休止的党派斗争。 3.3 实践中的挑战与理论的深化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探索,虽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挑战。 革命的特殊时期: 俄国革命发生在战争、内乱和经济崩溃的特殊时期,这使得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民主面临巨大的困难。 官僚主义的侵蚀: 尽管列宁努力防止官僚主义,但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国家机器的扩大,官僚主义的苗头仍然出现,并对无产阶级民主构成了威胁。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既保证民主的广泛性,又实现必要的集中和统一,是列宁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一直在探索的难题。 尽管如此,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更在实践中探索了超越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新型政治模式,为后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第四章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制实践与反思 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在多个国家取得胜利,这些国家在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也对代议制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借鉴、改造和创新。本章将聚焦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制实践,并对其进行反思。 4.1 苏联模式下的“人民代表大会”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制度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宪法规定设立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理论上承担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 人民代表大会的理论定位: 在理论上,人民代表大会被定位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的意志,行使立法权、监督权以及选举和罢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相契合。 “民主集中制”原则: 苏联的政治体制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这意味着在决策过程中,既强调民主的广泛性,又强调集中的统一领导。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民主的体现,但其决策最终需要服从于党的领导。 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区别: 苏联的代议制被认为是与资产阶级代议制有着本质区别的“无产阶级民主”。其主要区别在于: 代表的来源: 苏联的代表主要从工会、工厂、集体农庄等基层组织中产生,强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代表性。 权力运作: 苏联的代议制强调立法权与执行权的统一,以及代表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例如代表的问责制和定期汇报。 政治领导: 苏联的代议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党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领导作用被置于核心地位。 实践中的问题与异化: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苏联模式的代议制暴露出诸多问题: 党代会取代人民代表大会: 随着党的作用日益强化,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决策逐渐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人民代表大会沦为“橡皮图章”,其民主功能被架空。 缺乏真正的竞争与制衡: 选举通常是“差额选举”的模式,但候选人往往由党组织预先确定,缺乏真正的政治竞争。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 民主与集中的失衡: “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往往压倒了“民主”,导致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民主讨论,人民的意见难以有效表达和反映。 官僚主义的固化: 长期以来,国家权力被高度官僚化,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僵化的官僚体系,阻碍了社会活力的释放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发挥。 4.2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 除了苏联模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和发展代议制上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例如中国、东欧国家等。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这一制度也强调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强调了人大对政府的监督职能,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然而,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仍然是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功能,以及如何处理好权力集中与分散、民主与效率的关系,仍然是重要的课题。 东欧国家的实践与转型: 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程度和模式不尽相同。一些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代议制机构,但在实际运作中,也普遍存在权力集中、缺乏民主监督等问题。20世纪末的政治转型,使得这些国家的代议制面临深刻的变革,多数国家转向了议会制民主。 4.3 对社会主义代议制实践的反思 对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代议制实践的反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点: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未能得到完全、充分的实现。理论上的美好设想,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权力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 如何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 如何确保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被动的参与者或被统治者,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代议制的设置,是否能真正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以及如何确保代表对人民负责,是关键所在。 权力集中与民主监督的平衡: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了应对内外挑战,往往需要高度的权力集中。然而,如何在这种集中之下,建立起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是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官僚主义的挑战: 官僚主义是所有大型政治组织都可能面临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官僚主义的产生和固化显得尤为突出,并侵蚀了代议制的民主活力。 与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比较: 对比社会主义代议制和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实践,可以发现两者在民主的实质、权力运作方式、代表的产生机制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然而,两者在实践中也可能面临相似的挑战,例如权力滥用、官僚主义等。 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代议制实践的反思,为未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如何构建更具活力、更具代表性、更有效的社会主义代议制,是当前和未来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完善和发展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制度。 通过对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代议制实践的反思,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和挑战,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五章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代议制思考 当代中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理解和发展中国的代议制,如何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章将聚焦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代议制思考,探讨其理论基础、实践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在此基础上,中国构建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列宁关于苏维埃的设想为基础,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形成的。它强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代议制形式,但其核心在于“人民”的代表性,而非资产阶级的代表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这种领导地位是在革命斗争中确立的,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意味着代议制的运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协商民主”的引入: 随着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协商民主”的建设。协商民主强调在决策过程中,通过广泛的协商和对话,听取各方意见,达成共识,进而作出科学决策。这为理解当代中国代议制的运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并非简单地强调投票和对抗,而是更加注重沟通和合作。 5.2 当代中国代议制的实践现状 在中国,代议制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制定国家法律、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监督国家机关的运作等。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其行政区域内行使国家权力。 代表的产生与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选举产生,选举过程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涵盖了各行各业、各族各界。代表的职责包括:审议和制定法律,监督政府工作,反映人民意愿,以及参与国家重大事项的决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政治协商会议(CPPCC)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汇集了各界代表,就国家大政方针、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基层群众自治: 在城乡基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也是代议制在基层的一种体现。它们鼓励村民和居民直接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决策。 5.3 当代中国代议制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方向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代议制的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如何更好地体现民意: 如何确保人民代表大会能够更真实、更全面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诉求,是代议制需要不断完善的关键。这包括进一步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提高代表履职能力,以及加强对代表的监督。 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的完善: 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这可能需要探索更有效的监督方式,例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以及深化反腐败斗争。 协商民主的深化与拓展: 如何将协商民主的理念更广泛地应用于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使其真正发挥“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作用,是未来发展的重点。这包括拓宽协商的范围,创新协商的形式,以及提高协商的质量和实效。 代表履职能力与专业性的提升: 如何提高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和专业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回应社会问题,参与到国家治理的实际工作中,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可能需要加强代表的培训,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以及为代表履职提供便利。 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如何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更充分地体现民主原则,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代议制发挥作用的关键。 与国际政治文明的对话与借鉴: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议制的过程中,也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 5.4 未来展望:构建更具活力的代议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代议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于不断深化改革,以更加开放、包容、务实的态度,构建一个更具活力的、能够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制度。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要进一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设计,使其在立法、监督、决策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发展和丰富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要将其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使其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途径。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健全民主制度,健全法治体系,是保障代议制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鼓励和支持公民依法有序参与政治,是代议制得以健康发展的根基。要畅通公民参与的渠道,提高公民的政治素养,激发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代议制思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它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力求构建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代议制。 结语 《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是一项对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剖析和创新性解读的学术探索。本书不仅追溯了代议制思想的历史渊源,更重点关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批判,以及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新型政治形态的构想。同时,本书也对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制实践进行了审视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代议制思考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旨在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揭示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的深刻内涵,阐明其历史演进的逻辑,批判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局限性,并为理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希望本书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代议制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并激发更多对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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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我早就想读了,一直听说它在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读完之后,感觉确实很有启发。它并没有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套用到代议制上,而是深入挖掘了马克思本人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国家、政党、选举等代议制核心议题时的细致分析。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理解代议制的产生和演变,以及代议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和局限性,都进行了非常深刻的阐释。我特别欣赏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马克思主义对代议制批判的尖锐性,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分析,比如对普选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意义,以及它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等。这让我对我们当前正在经历的政治实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原来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政治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都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历史演变。读这本书,就像是在一层层剥开代议制的“神话”,看到了其背后更为真实的运作逻辑。它不只是一个学术著作,更像是一个思想的启迪者,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习以为常的政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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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我感觉自己的思想被极大地拓宽了。这本书的分析视角非常独特,它没有将代议制简单地视为一种固定的政治模式,而是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下,深入探讨了代议制的阶级属性、历史功能以及其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演变。我尤其惊叹于作者对于马克思本人关于国家、权力、选举等议题的细致解读,以及如何将其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葛兰西等人的思想进行联系和区分。书中对“虚假的意识”在代议制中的作用,以及代议制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压迫性工具的论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让我意识到,我们所熟悉的代议制民主,也并非完美无瑕,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权力运作和利益博弈。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分析方法,促使我们从更深层次去理解代议制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是一本能够引发深度思考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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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给我的感受非常独特。它并非一本简单的介绍性读物,而是一部充满思辨色彩的研究专著。作者以一种非常批判性的眼光,审视了马克思主义在代议制问题上的发展脉络,并且深入挖掘了其理论的精髓与当代意义。书中对于“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以及代议制如何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服务于或挑战于阶级统治,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理论问题时展现出的清晰逻辑和严谨论证。他并没有简单地罗列观点,而是试图通过历史的演进,来展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代议制问题上的演变和深化。这本书让我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人民民主”等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这些概念并非如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和刻板,而是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历史背景。它是一本能够激发读者思考,并且能够挑战既有认知的优秀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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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政治理论感兴趣,尤其是关于民主和治理模式的探讨。这本《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正好切中了我的关注点。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权力、公民权利、立法机构运作等方面的论述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且将其与现代代议制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和二手研究,显得非常扎实。他对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代议制理解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做了非常细致的区分。比如,书中关于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以及后来的“国家资本主义”论调,都让我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思想的动态发展和理论的不断深化。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理论的搬弄,而是试图通过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代议制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功能和演变,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政治现实,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提醒我们,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都需要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被审视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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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拿到这本《博习文丛: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思想研究》,就被它的厚重感和精美的装帧吸引了。翻开目录,更是被书中对代议制各个层面的深入探讨所吸引。从代议制的起源,到不同国家代议制模式的比较,再到马克思主义者对代议制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探索,几乎涵盖了代议制研究的所有重要维度。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概念的解读,而是将理论分析与历史实践紧密结合。作者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代议制的核心观点时,会引用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实践作为例证,使得理论分析更加生动具体,也更具说服力。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代表性”的讨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和解构“人民主权”的。这些内容对于我理解当代政治中的民意代表、政治参与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总的来说,这本书是一部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的著作,对于想要深入了解代议制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读者来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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