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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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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13052

版次：1

商品编码：12212635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0-01

页数：1848

字数：193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文学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大型学术刊物，主要内容为关于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史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本书精选《文学评论》六十年的代表之作，按照学科汇辑为四卷：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些文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启示作用久远。

目录

第一卷
文艺理论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蔡　仪】／3
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王朝闻】／22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王元化】／37
形象思维再续谈【李泽厚】／47
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林兴宅】／65
说丑——《美学新论》之一【蒋孔阳】／78
文学与人类学本体论【陆贵山】／89
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钱中文】／107
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党圣元】／125
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文论对话【孙绍振】／141
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周　宪】／153
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杜书瀛】／168
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高建平】／192
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童庆炳】／207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姚文放】／228
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赵宪章】／243
强制阐释论【张　江】／264
论文学的思想倾向性【张　炯】／290
关于美学文艺学中“实践”的概念【王元骧】／304
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
　　——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傅修延】／321

比较文学
《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范存忠】／343
高尔基的文学史观点和方法
　　——《俄国文学史》中译本第二版后记【缪灵珠】／376
略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卞之琳】／405
通感【钱锺书】／434
亚理斯多德的《诗学》【罗念生】／440
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管窥【杨　绛】／452
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杨周翰】／459
“无边的现实主义”还是无耻的“现实主义”？
　　——评加罗迪近著《无边的现实主义》【罗大冈】／466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刘柏青】／482
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江弱水】／493

第二卷
古代文学
陆游及其创作【程千帆】／509
“文心雕龙”初探【刘绶松】／526
论关汉卿的杂剧【郑振铎】／557
辛弃疾词论纲【夏承焘】／582
再谈《胡笳十八拍》【刘大杰】／596
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郭绍虞】／610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俞平伯】／618
叶燮及其《原诗》【敏　泽】／660
论意境【袁行霈】／676
建安七子论【徐公恃】／691
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胡念贻】／707
试论北朝文学【曹道衡】／732
《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王利器】／748
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周勋初】／774
论萧纲的文学思想【王运熙　杨　明】／782
《坎曼尔诗笺》辨伪【杨　镰】／796
永明诗歌平议【跃　进】／816
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傅璇琮】／832
论《诗经》比兴的联想方式及其与四言体式的关系【葛晓音】／844
工具角色与回归自我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认同问题【罗宗强】／866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吴承学】／881

第三卷
现代文学
论巴金的小说【王　瑶】／903
《雷雨》人物谈【钱谷融】／945
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陈　涌】／962
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夏　衍】／988
《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孙玉石】／1003
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唐　弢】／1021
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赵　园】／1038
《呐喊》《仿徨》综论（上篇）【王富仁】／1062
《呐喊》《仿徨》综论（下篇）【王富仁】／1079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1102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刘　纳】／1118
胡风与卢卡契【艾晓明】／1142
预言与危机（上篇）——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　晖】／1165
预言与危机（下篇）——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　晖】／1178
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上）——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解志熙】／1199
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下）——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解志熙】／1222
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谭桂林】／1235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吴福辉】／1256
认识老舍（上）【樊　骏】／1276
认识老舍（下）【樊　骏】／1296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李　怡】／1319
解读文学所【杨　义】／1334
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陈平原】／1361
“社会改造”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域【姜　涛】／1400

第四卷
当代文学
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何其芳】／1421
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严家炎】／1450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茅盾】／1458
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朱　寨】／1491
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
　　——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刘登翰】／1503
美丽的遁逸——论中国后新诗潮【谢　冕】／1517
当代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吴　俊】／1531
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雷　达】／1546
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史的挑战
　　——兼论当代文学史的时间、空间与观念诸问题【於可训】／1566
“当代文学”的概念【洪子诚】／1578
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陈思和】／1595
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
　　——从“当代文学”的“说法”谈起【李　杨】／1610
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谢有顺】／1632
八十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南　帆】／1646
“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罗　岗】／1663
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陈晓明】／1682
《心灵史》的历史地理图【程光炜】／1704
“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张清华】／1719
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
　　——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丁　帆】／1742
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吴秀明】／1760

精彩书摘

　　《<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 （套装全4册）》:
　　生态理论的一个批评文本很能说明问题。《厄舍老屋的倒塌》是爱伦·坡的经典之作，描写了一个古老家族的一对孪生兄妹住在一座令人窒息的幽暗古屋里，妹妹疾病缠身，哥哥精神分裂。妹妹病笃，哥哥活埋了妹妹。雷雨之夜，妹妹破棺而出，冲到哥哥怀里，哥哥就此吓死，古屋在风雨中倒塌。这原本是一部恐怖小说。小说诞生以后，对这一文本的无数阐释尽管形形色色，众说纷纭，但对文本主旨的理解大致相同，应该说符合文本的原意，符合作者的意图。但在一百多年后，有人用生态批评理论对这部小说作了另外方向的阐释，得出了与生态和环境有关的结论。①这里的手法和技巧，首先是话语置换。小说原本讲的是人和事，无关生态与环境，但批评者却把原来仅仅作为背景的环境描写置换成主题，将小说变成一个生态学文本。其次是词语贴附。把文本中散在的情境描写集中起来，连缀演绎为生态符号。比如，古屋不是房子，而是能量和熵；古屋倒塌不是砖瓦的破碎，而是宇宙黑洞收缩；主人公的生活是一个星球的日渐冷却；主人公怕光的生理表现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再次是硬性镶嵌。按照批评者的需要，把精心挑选的意象镶嵌到整个生态理论的图谱中，最终完成对原有文本的重构和改造。最后，小说诞生时，还没有出现生态理论，生态批评者却用当下的认识对前生的文本进行强制规整。这就是溯及既往。
　　……

前言/序言

文学研究所的第三个“六十年”
刘跃进

这几年，文学研究所相继迎来三个“六十年”纪念日，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2013年，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为此，我们主持编辑五部纪念文集：一是访谈录《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二是资料集《文学研究所所志》，三是《告别一个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四是演讲集《翰苑易知录》，五是在所庆五十周年纪念集《岁月熔金》基础上形成的《岁月熔金二编》。在《岁月熔金二编》序言中，我试图梳理文学研究所的传统，认为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研究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研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都必须遵循的准则。正是在这种精神引领下，文学研究所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一，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示范作用，这是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其二，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其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其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遵循“双创”原则，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来做。
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我们又编辑了两部著作：一是《〈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二是《〈文学遗产〉六十年纪事初编》。在《〈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序言中，我着重阐发了《文学遗产》创刊以来在三个方面的重要推进：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陈出新，加强对传统文献学、中国文体学，尤其是对文学经典的研究；二是拓展时空维度，海纳百川，将华夏各民族文学纳入中华文学研究的大视野；三是强化综合比较研究，旁罗参证，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体文化以及性别文化等不同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引进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将古今文学与中外文学联系起来，将文学艺术与相关学科贯通起来。
2017年，我们又迎来文学研究所的第三个“六十年”，即《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我们一如既往，组织编选三部纪念文集：一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从已刊发的六千多篇文章中，选录一百余篇，按照文艺理论、比较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五大板块编排，虽不免挂一漏万，但总体上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六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风貌。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历史原貌，除个别地方略作技术调整外，文字表述一仍其旧；二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汇》，收录七十多位作者的回忆性文章，记录作者与《文学评论》的渊源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风云际会；三是《〈文学评论〉六十年总目及编后记》，虽为资料汇编，存而不论，但从中依然可以读出很多有趣的信息。王保生先生的《〈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对这些信息多有解读。为此，我们征得作者同意，这次一并列入纪念文丛，希望为学术界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资料。
在组织编辑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系统地阅读这些文献，收获良多，感慨也很多。就其荦荦大端者而言，我认为，《文学评论》至少有三个重要特色值得关注。
六十年来，密切关注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文学评论》最鲜明的思想品格。《文学评论》的前身是《文学研究》季刊，创刊于1957年。何其芳同志在创刊号《编后记》中强调，《文学研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结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文学研究》非常注重专业性和前沿性：一是研究队伍，是专业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二是研究对象，是“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三是研究途径，是“持久而辛勤的研究”。
随着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临近，1958年《文学研究》第4期《编后记》中指出：“要求全国的作者从各个方面来总结我国这伟大的10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为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现实性、战斗性，翌年将《文学研究》更名为《文学评论》，用大部分篇幅刊载对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评论文章。即便是古代文学研究，重点讨论的也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以及古为今用等亟待回答的重要现实问题。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依然坚持面向当代的办刊方针。在《致读者》中明确提出：“《文学评论》当前时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制造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文艺黑线专政’论。”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拨乱反正工作，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积极组织召开座谈会，讨论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刊登系列评论文章，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鸣锣开道，专辟“新书新作评价”“中篇小说笔谈”“关于当前文艺思潮的笔谈”等栏目。此后，又专辟“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新时期30年中国文学研究”“台港及海外学人园地”“世界华文文学”等栏目，拓展研究空间。还围绕着“两个崛起”“朦胧诗”“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写作”“网络文学”“莫言研究”等话题，组织专题文章，展开深入讨论，推进当代文学研究，总结中国文学经验。
六十年来，围绕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这是《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学术特色。1957年创刊号的《编后记》写道：“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类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创刊之初，《文学评论》结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围绕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型性格与典型人物、历史剧创作与理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以及诗歌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1961年，《文学评论》第3期刊发严家炎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把关注的重点全面引向当代文学创作领域。这场讨论，不仅仅限于研究者之间，创作者也参与其中，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2005年，刘纳发表《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又引发新一轮争论。可惜作者早已离世，不能亲自作答。在纪念柳青一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以及最近召开的“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话题一直是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可见，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创业史》本身，实际上牵涉创作者与研究者、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柳青坚持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美学研究，必须结合艺术创作实践才会有说服力，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意义。此后，由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话题逐渐引申到文学上的共鸣现象、山水诗和自然美的问题；又由历史剧创作引发关于历史与历史剧的论争。这些话题，时至今日依然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第1期刊发毛泽东与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同一期，还刊发王朝闻的《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引发学术界关于艺术规律、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讨论。《文学评论》持续关注，相继刊发陈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李衍柱《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等论文，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索。他们提出的一些论点，今天看来也许已不新鲜，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确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众声喧哗。《文学评论》为此专辟“外国文艺理论评介”“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笔谈”“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建设”等专栏，积极开展学术讨论。早在1962年，钱锺书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通感》(1962年第1期)一文，较早运用心理学方法，比较亚里士多德的《心灵论》与中国的《乐论》，比较唐宋诗词与西方古典诗歌中的通感现象。他指出，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人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通感”或“感觉移借”。这些理论的探讨，成为后来文学研究的理论先声。郑敏《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认为解构主义强调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这种理论有其合理性的内涵，可以借此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并引发女权主义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义对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和表达。林兴宅《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较早地从方法论角度论述我国文艺研究、文艺批评的变革过程，认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有机整体观念。强调整体性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已是常识，而在当时，他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讨论文学问题，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备受瞩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就被介绍到中国，重点分析视觉艺术心理学问题。傅修延《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指出，以拼音文字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对于“图像”非常重视，甚至成为视觉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较而言，以形声文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听觉形象更加关注。看字听声，“闻声知情”，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明清小说中存在着的“草蛇灰线”的艺术手法，强调艺术结构要有“连”有“断”。这与西方艺术更专注于一以贯之的“连”有所不同。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从近现代的“演说”入手,着重讨论“演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别开生面。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当人们有意识地发现丑，表现丑，把丑当作美的时候，荒诞便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为一时的审美思潮。蒋孔阳《说丑》（《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一文指出，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美与丑，滑稽与崇高，这些曾经的老话题，在审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也是持续不断的讨论话题。黄浩的《文学失语症》（《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认为新小说患上了“运动性失语”，“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由此延伸，古代文论也面临着现代转化的难题。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强调我们应当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为此，《文学评论》编辑部在1997年第1期特设专栏，精心择选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引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讨论。
世纪之交，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格外关注。面对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文学研究所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项目，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同时，又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选录近十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文学评论》也积极跟进，组织“二十世纪文学回顾”“文学史史学笔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美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等栏目，重新审视传统文学思想的价值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回答人们关切的问题。从这些学术活动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既要坚持“文以载道”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的文学立场和人文情怀。钱中文就坚持认为，过度强调文化研究的价值其实是泛化了“文学性”，取缔了文学自主研究和独立的学科价值，一味地关注文学外部研究，最终将导致文学的消亡。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场讨论才刚刚开始，今天学术界热衷讨论的生态美学、比较文化等论题，已向传统文艺学、当代文学批评等领域延伸，影响不可小觑。
六十年来，《文学评论》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学人，确保优秀稿件源源不断，这是《文学评论》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从《〈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所收文章可以看出，很多青年学者的处女作，就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我对该书七十多位作者略作统计：30年代出生的有8人，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各占15人；50年代出生的居多，有30人；70年代出生的5人。这五代人，是目前《文学评论》的主要作者。30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前期培养起来的，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生，或者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届”大学生。而今，这些作者大多年过耳顺，陆陆续续退居二线。在纪念文章作者队伍中，“70后”虽然仅占很小比例，但他们正奋战在科研一线，已经成为《文学评论》的最重要的作者群体，代表着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未来。当然，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很多刊物都面临着潜伏的危机。《文学评论》能否承担起名刊的责任，能否不断激发思想的活跃，能否持续推动学术的进步，都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学者给予更多的支持。
在历史的长河中，六十年只是短暂的瞬间，可能无足轻重，而在共和国的学术发展史上，文学所的六十年，《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的六十年却在其中占据着独特位置，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在感念前辈学者艰辛创业的同时，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在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鼓励下，勇于面对现实，积极迎接挑战，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

2017年8月8日写于京城爱吾庐


纪念《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
张炯

今年是《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为了纪念，编辑部编选了该刊60年来发表过的论文选集，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同志要我和过去当过主编的同志都写篇前言。说起来，我与《文学评论》确实关系不浅。我既是它培养的作者之一，先后在《文学评论》发表过20多篇论文；我又是它的编者之一，曾在《文学评论》担任过编辑组长和副主编、主编，前后历10年之久，持续任编委达30多年。虽然我没有参加选集的编选工作，但跃进同志之邀，自然难以推托。
60年在我国历史上不过短短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已是漫长的岁月。《文学评论》从创刊至今的60年，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学术，包括文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研究既涵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还涵盖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评论、海外华人文学和文学家研究。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1956年才改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评论》本来叫《文学研究》，是季刊，1959年为了加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更多联系文学现实，所以才改了刊名，成为双月刊。
现在读者见到的这个选本，都是曾在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由于篇幅有限，每个作者只选一篇，还有些作者没有选到，这自然有遗珠之憾。从被选入的作者来看，已可以见出《文学评论》曾拥有的强大作者阵容。像郑振铎、郭绍虞、俞平伯、夏承焘、刘大杰、夏衍、钱钟书、杨绛、冯至、蔡仪、唐弢、卞之琳、何其芳、王朝闻、杨周翰、罗大冈、陈涌、程千帆、范存忠、罗念生、王瑶、王元化、刘绶松、朱寨等，在上世纪50年代都已或是学界蓍宿，或是文坛名家。他们成为《文学评论》的作者是很自然的。其中，大多还是《文学评论》的首届编委。至于钱谷融、侯敏泽、蒋孔阳、李泽厚、曹道衡、胡念贻、罗宗强、王运熙、吴承学、樊骏、钱中文、严家炎、袁行霈、陆贵山等，也于上世纪50～60年代闻名于文学研究界。后来继起的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洪子诚、刘登翰、王元骧、钱理群、陈平原、葛晓音、陈思和、雷达、南帆、陈晓明、程光炜、丁帆、汪晖、赵园、杨义、刘跃进、党圣元、姚文放、赵宪章等则属至今仍然活跃于我国评论界的老年和中年学者，此外，还有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更多属于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群落。可以说，论文集的阵容代表了6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不同年龄不同知识结构的梯队，而所选论文所以分为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部分，也大体反映了每期的栏目。
《文学研究》创刊时便把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刊物。当时的主编何其芳先生写的首期《编后记》指出：“配合形势的那种时评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点要放在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上，这是《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刊物的定位决定了的。”《文学研究》之前，文学研究所出版过《文学研究集刊》共5册，主要发表的都是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我那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见到这种集刊和后来的《文学研究》，便很景仰。我是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在当年《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之后便去参加国家文科教材《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又下乡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间无缘于学术。1975年邓小平复出，派新的领导林修德、宋一平、刘仰峤等同志主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筹备恢复科研业务，决定将学部原来直属的学术刊物《新建设》改为新创办的《思想战线》，并让“文化大革命”初停刊的《文学评论》《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复刊。为了复刊，上级指定原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的何其芳同志负责重建编辑部，成立由他和我以及毛星、邓绍基、蔡葵等构成的编辑核心组，邓绍基兼任古代组组长，蔡葵兼任理论组组长，我兼任现代组组长。60年代初，毛星就是副主编，蔡葵是编辑部的老编辑，邓绍基和我则分别在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组做研究工作。编辑部原来的编辑还有王信、杨志杰、陈骏涛、杨世伟、彭韵倩等。当时我们开始组织稿件，其时，刊物的约稿信仍然提“本刊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却首次从何其芳的谈话中得知《文学评论》的取稿标准是，“文章应有新意，还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证充分，自圆其说”。他还叮咛我们说，《文学评论》的编辑应该像蜜蜂采蜜那样，把全国文学研究界最好的学术成果编选到刊物来。我理解，这大概是其芳同志主编《文学评论》以来自己所掌握的编稿要旨，也体会复刊的《文学评论》仍然以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为主。没有想到，不多时，刊物刚编好一期目录，便刮起所谓反“右倾翻案风”。《思想战线》和《文学评论》都被“四人帮”一伙认定是“右倾翻案风”的代表，没有出刊便夭折了。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粉碎，中央决定从哲学社会科学部借调数十人去接编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我也被调去，曾任该刊的文化组临时负责人。直至1980年初才回到文学研究所，却没有回《文学评论》编辑部，被所领导陈荒煤同志分配去当代文学研究室，协助朱寨先生主持编写当代文学史。虽然1982年我即被添为《文学评论》编委，但80年代一直没有参加实际的编辑工作。直到1990年5月才又被调到《文学评论》担任副主编，协助当时的双主编马良春和侯敏泽工作。1991年马良春因病住医院，我被任命为副所长。不久他去世，我受命主持文学研究所的全面工作，仍兼《文学评论》副主编。1994年我被任命为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直到1999年退居二线，去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与我同时担任《文学评论》双主编的先后是侯敏泽和钱中文。实际编辑工作，他们比我做得多。我退居二线后即不再过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但还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之托，逐年审读过已出版的《文学评论》有6年之久。每年均对刊物编辑版面提出读后感和改进意见。因此，如果从1982年担任编委算起，到2005年辞去审读工作为止，我与《文学评论》的工作机缘竟有25年之久，而至今仍然持续担任编委。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上世纪80年代中西文化的大冲撞，也经历了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上世纪90年代的正本清源与国学热；还经历了新世纪我国文坛和学坛的空前繁荣与多元走向。我感到，尽管学术环境从50年代到新世纪已产生很大的变化，60年间由于学术与政治的纠缠，刊物不能不受到许多政治思想批判运动的冲击，《文学评论》的编者还是基本坚持了它作为学术研究刊物的初心，坚持了以发表长期研究成果为主的编辑方针，坚持了文章“应有新意，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证充分，自圆其说”的取稿标准，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问题上既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的学术风范。论文选集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刊物60年来编辑部工作人员和广大作者共同努力所达到的大体风貌。尽管有不少重要作者和重要论文限于篇幅没有选入，不能无憾。
回想起来，我主持《文学评论》期间，自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深为愧疚，但我也始终不敢忘记何其芳同志的取稿标准和办刊要求，努力选用学术上有新见的稿子。即使老专家的稿子如无新见，也婉言退稿；年青作者的稿子有新见虽欠完善便请责任编辑尽量帮助作者去完善它，择优采用。我知道，培养年青作者也是《文学评论》创刊以来的一个重要方针。1999年《文学评论》还编辑出版了青年学者专号，刊载青年学者论文24篇，论文提要6篇。60年来，《文学评论》的新作者经过自己努力，后来大多成长为我国文坛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
《文学评论》至今被认为是全国性的权威学术刊物之一，应该说跟它历年发表过许多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分不开。其中既包括老专家的厚积薄发之作，也包括年青学人的观点新锐之作。其中，像茅盾的长达5万言的《关于历史与历史剧》，像何其芳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文章《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像蔡仪论述现实主义与典型问题的论文，像陈涌、唐弢论述鲁迅的专论，像钱钟书论述艺术思维中通感规律的短文，像樊骏的《认识老舍》的长论，都见解精到，论证充分，令人叹服。
《文学评论》还因为组织了系列学术问题的争鸣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推进了学术的进展。除了论历史剧发表过李希凡、朱寨、茅盾的不同见解的文章外，就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形象思维问题发表过王朝闻、陈涌、毛星、李泽厚等的文章；就《红楼梦》的评价发表过何其芳、蒋和森、邓绍基、刘世德等的文章；就山水诗发表过陈贻焮、朱光潜、陆侃如、廖仲安等的文章；就新诗的格律和形式问题发表过何其芳、卞之琳、王力、罗念生、金克木等的讨论文章；就文学的共鸣问题先后发表过柳鸣九、林庚、陈燊、袁行霈等人的文章；就《创业史》的评价发表过严家炎、柳青的文章。80年代就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也发表过赞成和批评的文章，90年代还就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发表过洪子诚、陈思和等的文章，就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发表季羡林、张少康、曹顺庆、蒋述卓诸学者的文章等。此外，更就一些专题召开了多次讨论会、座谈会，在刊物上发表笔谈或报道。让不同意见的文章展开争鸣和切磋，不仅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论题的深化，也有利于实事求是、相互平等研讨的学风的树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学坛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学术热点也不断嬗替，其间曾经出现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纠缠，这些情况都必然会反映到报刊上来。《文学评论》虽然是学术研究刊物，应上级部门的要求，就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意见开展批评和批判，也难避免。如上世纪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和所谓“右派”言论发表过批判文章，60年代在人性问题上发表过对巴人、王淑明等先生的观点的批判文章，90年代涉及自由化问题的批判文章等。自然，学界可能有不同意见，当时却无可规避。这类文章没有入选，我想，大抵还是坚持学术研究的定位的缘故。现在的选本，让读者大体能够看到我国文学研究界所走过的历史轨迹。作为《文学评论》的老编辑之一，面对这个选本，不免有亲切之感！不能不感谢编选者所付出的辛劳！同时也殷切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在新一代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刊物能够发表更多更好的文章。

2017年5月4日于杭州


《文学评论》已长成一棵大树
钱中文

《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了，就文学评论研究界来说，经历了一个花甲的刊物（不算报纸）大概独此一份。人到甲子，开始进入老年，《文学评论》则是刚刚进入它的盛年。
《文学评论》是共和国新文学成长、经受挫折、继而逐渐苏醒的见证，也是共和国文学走向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的见证。
谈到《文学评论》创刊前后的情况，我们也总会想起何其芳所长，他的独创的学术思想，他的优良的学风，他的学术民主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研究所的编辑人员与研究人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的引导下，《文学评论》终于迎来了新生。由于《文学评论》的地位特殊，那时不少刊物尚未复刊，于是时代给它提供了一个在文坛上独领风骚的机会，在短时期内，一期《文学评论》竟要刊印20余万份，同时还要应对不少读者的要求加码添印。《文学评论》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一时传为佳话！
《文学评论》及时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与评价，为扶持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造舆论，为新时期文学的创新与雄起，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不少后来著名的作家，从《文学评论》那里得到过切实的帮助与鼓励。《文学评论》刊出过不少高质量的作家评论；在文学理论方面，《文学评论》面对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与多样化，针对以往的教条主义的文论的症结所在，水到渠成，在各个时期适时地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文论观点，它们影响了创作界与文论界。《文学评论》对待花样众多的外国文学思想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与新世纪之初大举引入我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一直强调介入、鉴别、融通与吸收，显示了杂志自身的理论气度与魄力。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研究是我国文学研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群体，所以在《文学评论》上佳作迭现，长期成为《文学评论》的亮丽风景线。
在50多年里，《文学评论》在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培养了几代高水平的作者，他们对《文学评论》怀有十分亲切的感情。参与这个纪念文集的同行，很多人已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研究家。同时在编辑中也有众多翘楚，薪火相传，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与辛劳，保证了《文学评论》的学术品格与领先地位。自然，《文学评论》也有自己的缺失，不同时期都出现过一些不注意导向的文章。
当今《文学评论》和整个国家一样，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伟大时代。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需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确立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这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思维模式，进一步深入解析与理解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与文论遗产的独创性与多样性，它的转型的传承性与参与新的理论建设的实践性，彰显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传统。
上世纪末，一位德国哲学家对一位中国学者预测说：在西方，原本发端于希腊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经枯萎，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他的预测：两百年内人们确是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与共享一切。这一预测虽然言中了，但可不是在200年内，而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是“现在进行式”了！局势的发展比思想与预测的变化更快！自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不是盲目的文化自负与理论自负，更不是权势迷恋的自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我们一面要开掘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同时也需要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入交流，进行比照，在差异、冲突与交往中发现新因素，创造新思想。一位外国诗人讲过，文学的交流不仅仅是互通有无，而且是具有更多的含义：一是用以激活自己，使自己获得复苏；二是为了使自己不朽，那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志趣了。在文化的共存与共荣中，现今世界上多种文化自然需要努力走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新境地。
几十年来，《文学评论》刊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引领过文学研究潮流。在庆祝它的60华诞之际，我衷心希望它能够不断地推出更多的佳构华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文学评论》已长成一棵大树！

2017年6月25日


风卷红旗过大关
杨义

《文学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汇聚和引领全国文学学术的一面旗子。从1957年3月创刊《文学研究》（季刊），1959年2月改名《文学评论》（双月刊）至今，这面旗子在风云变幻和改革开放中高高飘扬，彰显了主办者文学研究所的胸襟、魄力、眼光和智慧。因此在刊物的60年诞辰之际，选择一批代表性的论文，来展示《文学评论》的总体风貌，可以称为“甲子祭旗”。古代大将出征，沥血祭旗，是为了抱着坚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浩浩荡荡地迈步踏上新的征程。《文学评论60年文选》，就是这份汇聚和引领全国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大型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作为旗子的“甲子祭”。为的是如毛泽东《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所说“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雄姿英发地向新的高峰进发。
60年了，《文学评论》已经大树成荫，这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常语。文学研究所老所长何其芳先生在创所初期确立的所风是：“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并对之进行解释：“谦虚的反面是自满和骄傲，刻苦即是反对不努力，不刻苦。别人对我们有误解，以为我们涣散，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在一定时期就会拿出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实事求是即是马列主义的工作态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它的规律性。学术工作上的主观主义之一是臆测，武断，牵强附会；另一表现为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往文学现象上硬套，即是教条主义。”《文学研究》的创办，就是以文学研究所的这样一种国家队学术定位的作风，在所内聚集着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专家学者，所外联系了宏大强劲的学科才俊，秉持着积极的、科学的促进态度，建设现代大国的学院派风范。
在《文学研究》创刊号上，何其芳以“编后记”方式，低调而又充满自信地阐释了创刊的缘起。强调《文学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样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配合形势的那种时评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点要放在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上，这是《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刊物的定位决定了的”。其中的关键词是“长期的”和“专门的研究”，由于“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只有在长期研究中把齐全的材料和深刻的思想，精益求精地结合起来，才能以学术精品立足学界，垂范后人。此是其一。其二就是提倡“百家争鸣”。“编后记”短短的文字中，三次提到“百家争鸣”，强调“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上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这种深得学术研究三昧的意见，以百家争鸣的红旗超越种种关卡，使《文学研究》得以在正确轨道上有效地运行。
最佳的抽样分析是取自《文学研究》创刊号出自编委会成员的12篇论文：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的词》，钱锺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俞平伯的《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罗大冈的《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都是国内知名专家经年苦心研究的成果，阵容豪华，是中国期刊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举，具有示范作用。这些文章的厚重大气，奠定了《文学研究》打造学术精品的优秀刊风基础。这些领军人物率先垂范，后来陆续在本刊发表自己在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1959年2月《文学研究》（季刊）改名《文学评论》（双月刊），是因应社会政治风云，而寻求自身发展的战略行为。“编后记”中说：“《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改名《文学评论》呢？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事实上是从“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文学研究所和《文学研究》被批评为“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食人间烟火”，为此要求《文学研究》改变编辑的“右倾保守思想”和“资产阶级方向”，加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以大部分篇幅来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文章。为此文学研究所决定，大力革新《文学研究》，改刊名为《文学评论》，同时创办《文学知识》月刊，以便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编后记的这些用语，折射了当时学人的思想困惑和纠结的探求。
值得人们额手称庆的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给复刊后的《文学评论》“风卷红旗过大关”，打破关卡重重的思想理论探索禁区，敞开了巨大的创新空间，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由此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跨越性的发展，在诸多最能代表其成就的领域，无论在研究规模、原创思想和深刻程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新气象、新面貌。其基本特征在于，理论视野具有更加开阔的世界性，学术思维更加深刻地回归学术本位，跨学科的研究展示了大文学观的新风貌，在把握时代脉络上进军思想文化的前沿。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总览《文学评论》这30多年的文学研究学术，来势迅猛又底气丰盈，追求创新精神而成果丰硕，说它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时代，也不为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评论》，在文学研究的学术境界、学术深度、学术广度和学术容量上，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复兴和崛起，为思想学术注入了日益丰厚的物质支持，涵养其底气，增强了一代学人与时俱进的文化自信心；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为崇尚原创的追求，提供了巨大的精神空间；第三，这代学者风雨人生，阅历时变，不少人磨炼出睿智的观察者、思想者的素质。旷世难遇的是这代学者在“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级大断层的推移中，看到了中国学术的翻筋斗，看到了西方学术的变花招，对于什么是学术、什么是文学研究有点大彻大悟，产生了一种思想者的求真原欲或免疫功能，不太容易进入别人设好的僵硬不合理的套子或花哨不着边际的套子里边。在铸造和滋养现代大国的学术文化风范中，文学研究以坚实的步履展开国学的视野，旨在为全面振兴的民族传承文化血脉，充实精神元气，开拓原创学理，发掘民族生命力、凝聚力的根源，发放一张与世界进行堂堂正正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从而在全球化环境中为人类文化多姿多彩的互动提升贡献大智慧。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更新中国人的观念，给中国人以一幅新的面向世界的精神图谱。愈来愈多的深刻的学者开始新的思考和新的精神谱系的建构，在全球化条件下，探索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在改革开放时代，从文学研究所划分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之后，在《文学评论》之外又创办了《民族文学研究》，这就开始打破了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几乎只停留在汉族书面文学研究的状况，把诸多古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纳入中国多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总格局，探讨其丰富多彩的成就和相互关系，探讨其中心的凝聚力、辐射力和“边缘的活力”，探讨其融合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历程。包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壮族、哈萨克族、彝族、傣族在内的各民族，都第一次写出自己的专门文学史。尤其是史诗学和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是史诗贫国”的不明家底的缺陷。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西藏、青海地区已搜集艺人说唱录音5000小时，仅桑珠老人的说唱就达2114小时，并编纂出其艺人说唱本45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藏文精选本《格萨尔》出版了40卷43册；蒙古族史诗也编纂出版了《格斯尔全书》5卷、《蒙古族史诗大系》4卷和《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汗哈冉贵》等，从而建立起大型的科学化的民族文学资料库。史诗研究方面完成了《〈格萨尔〉论》《〈江格尔〉论》《〈玛纳斯〉论》等一系列著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口传诗学”和“史诗类型学”的研究。经过众多学者对汉语文学文献，以及少数民族包括史诗在内的民俗事象的广泛而富有开拓性的研究，为绘制一幅完整的、丰厚的、洋溢着民族全面振兴之魄力的文学文化地图的工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在《文学评论》60年诞辰庆典之际，我们应该进一步处理好现代中国学术的四个重大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学术创新的关系；二是外来思潮与建立中国特色的关系；三是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学理发生的关系；四是汉语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关系。总结60年的落脚点是开拓。在学术上，我们应该把一般性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对外来思潮加以消化吸收，借鉴选择，而不能代替自主创造，更不能用它来贬抑自主创造，不能给自主创造的脑袋套上“紧箍圈”。我们需要一个体制让学者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的学术话语、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在世界的思想文化领域发出宏亮的声音。我们已经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探索，但是用我们的现代学术超越困境、走向全面振兴的标准来衡量，还应该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派，使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仅要成为经济上的巨人，而且要成为思想上的巨人。在这里自然也蕴含着《文学评论》坚持不懈的历史使命，催使新一代学人走向“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新征程。

2017年4月26日


温故知新
陆建德

我于2010年夏天从外文所调到文学所，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外文所是1964年从文学所分出去的，这两个所原来就是一家，再说文学所不少同事，我已认识多年。《文学评论》主编当时是杨义先生，2011年春由我接任。从2011年第3期开始，我撰写每一期的编后记。这些编后记加起来恐怕也有4万字（不含2017年），已收入这套纪念文集中的一册。我在文学所工作期间，当然也写了不少正式论文，其中有一些对鲁迅研究有所推进（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但是没有在《文学评论》发表过。我倒不以为这是一件憾事。
“文革”后恢复高考，已经整整40周年了。1977年夏，我曾写信给已经复刊的《世界文学》编辑部，颇有毛遂自荐之意。不久我就收到编辑部回信，写信者安慰我说，高考即将恢复，希望我能顺利通过高考。90年代初期，《世界文学》主编李文俊先生告诉我，他还记得此事，信是他写的。但是我因身份问题未能参加第一次高考。1978年春我在杭州潮鸣街道的“小集体”单位转正，就取得了参加第二次高考的机会。在考前填志愿的时候，正好因胃病住院，生怕以后不习惯北方饮食，结果第一志愿是复旦外文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
我还在复旦大学读大四的时候，就读过《文学评论》，还做过一些笔记，至今还保留着。钱锺书的《诗可以怨》就是在1981年的《文学评论》上读到的。这也是一段因缘吧。我国的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刊物一直到80年代才陆续问世，《文学评论》1957年创刊后，也经常刊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的论文。去年5月杨绛去世，我注意到她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从此就特别留意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评论》。
重读当年的文章，不免有很多感想。我尤其为郑振铎的逝世感到难过。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两天之前，他还写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言》。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尤多关注民间文学的各种形式（如弹词、佛曲、鼓词、戏曲等等）和它们的域外来源以及本土演变，50年代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正是他开新的文学研究观的间接成果。何其芳在悼念郑振铎的文章里写道：“我还建议文学研究所和原来参加编辑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工作的同志们密切合作，继续编印这个丛刊，争取早日出齐。在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或者就在完成它的同时，还可以根据郑振铎先生的藏书和国内其他公家和私人的藏书，编一部同样规模巨大的《古本小说丛刊》来纪念他。”该做而未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纪念创刊60周年，还不应忘记这个甲子中间曾经出现过11年多的空白。这段历史无法回避。去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该文强调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当今的特殊意义。《文学评论》正在开始第二个甲子，相信以后不会停刊。我特别希望《文学评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以往有一些文章，作者被流行话语挟制，好像铿锵有力，但是时过境迁，读来就非常让人失望，作者出自己的文集，宁可把那样的作品遗忘。80年代中后期，卞之琳将他的论文结集出版，做了一些改动。他说：“（自己）删去一些废话、套话，略去一些浮夸语、过头语，摘去一些本不恰当或属多余的'帽子，揭去一些容易揭去的标签……即使是自己的失误也可以成为他人的启发。”这是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祝《文学评论》越办越好。

《文学评论》六十年：一场思想与艺术的盛宴 集结时代之声，洞见文学之魂 六十载春秋，弹指一挥间。《文学评论》杂志，作为新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一面旗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蓬勃的创新精神，记录并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见证了一个时代精神的变迁。值此六十华诞之际，我们隆重推出这套《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套装全4册），这是一次对过往辉煌的回溯，更是对未来文学可能性的展望。这套文选不仅是《文学评论》半个多世纪学术积累的精华荟萃，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文学理论发展、文学史演变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第一册：理论探索与范式革新 六十年前，《文学评论》呱呱坠地，正值新中国百废待兴，文学事业蓬勃发展。这本被寄予厚望的刊物，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梳理、引导和构建新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重任。本册精选了杂志创刊初期及改革开放前夕，一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理论文章。它们不仅回应了当时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创作的时代课题，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框架下，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对话。 您可以从中读到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长篇累牍的探讨，对文学本质、功能、形象塑造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辨析，以及对当时文艺界出现的各种思潮的批判性反思。这些文章，或宏大叙事，或细致入微，它们奠定了《文学评论》早期理论批评的基调，展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在曲折探索中不断走向成熟和自信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创作活力。这本册子收录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理论文章，则体现了更为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从“文学革命”的再审视，到“写实主义”的深化，再到各种新理论（如叙事学、符号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的引入与本土化实践，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界积极拥抱世界学术前沿，并将其与中国文学的具体现实相结合的努力。这些文章，如同一个个思想的火种，点燃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燎原之火，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走向。 第二册：文学批评的时代坐标 文学批评是文学发展的“显微镜”与“瞭望塔”。本册文选聚焦于《文学评论》六十年间，对于具体文学现象、流派、作家作品所进行的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批评。这些批评文章，如同一个个鲜活的时代切片，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以及文学批评界对文学本体、审美价值、社会功能等问题的持续追问。 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几部重要文学作品的经典评论，到对“十七年文学”的梳理与反思；从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及时回应，到对“新写实主义”、“先锋文学”等文学现象的深度解析；再到对当代中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等各种文学艺术形态的独特解读，这些文章都展现了《文学评论》批评家们敏锐的时代感和深刻的理论功底。 在这里，您可以阅读到对鲁迅、茅茅、巴金、沈从文等文学巨匠的经典解读，也有对当代知名作家如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格非等人的作品的深度分析。每一篇评论，都不仅是对具体作品的评价，更是一种对作家创作理念、风格演变的梳理，以及对相关文学思潮的映照。这些批评，或旗帜鲜明，或温和细腻，或激扬文字，或鞭辟入里，它们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理解，更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三册：文学史的建构与重塑 文学史是民族记忆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命脉。本册文选汇集了《文学评论》六十年来，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这些研究，或对传统的文学史分期、叙述方式提出挑战，或发掘被忽视的作家、作品，或从新的视角（如性别、阶级、地域、民族、媒介等）重塑文学史的图景。 您可以读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不同见解，对某些被认为是“主流”或“非主流”的文学现象的重新评价。这些文章，展现了《文学评论》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例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关于“革命文学”的历史地位的辨析，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学术评估，都体现了刊物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深度参与和重要贡献。 更重要的是，本册收录的文章，展现了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们如何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变迁，到微观的文本分析，来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中国文学整体的认识。它们不仅是对已有文学史认知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未来文学史建构方向的积极探索。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认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四册：跨界对话与未来展望 进入21世纪，《文学评论》在保持传统学术优势的同时，也积极回应文学与社会、科技、文化、全球化等跨界领域的互动。本册文选特别选取了《文学评论》近年来发表的，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以及对文学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文章。 您可以从中读到关于文学与电影、戏剧、音乐、艺术的对话，文学与媒介（如互联网、新媒体）的互动，文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融合。这些文章，展现了文学批评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批评家们如何运用跨学科的视野，来理解和分析日益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 同时，本册也收录了一些对当代文学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和前瞻性思考。例如，对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讨论，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学术反思，对网络文学的理论评价，以及对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角色的再思考。这些文章，或发人深省，或充满启迪，它们代表了《文学评论》在理论前沿的最新探索，也为我们勾勒出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可能图景。 一套文选，一部史诗 《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套装全4册），并非简单的论文集，它是一部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成长史，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演变的编年史，更是一部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在文学中生生不息的史诗。 这套文选，以其思想的深度、学术的严谨、内容的丰富，无疑将成为文学研究者、高校师生、文学爱好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文学发展的朋友们的案头必备。它将带领您穿越六十年的文学时空，感受思想的激荡，领略艺术的魅力，洞见文学的未来。 翻开这套文选，您将不仅仅是在阅读一篇篇精彩的评论文章，更是在与中国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与中国文学的灵魂进行一次深刻的交流。这是对《文学评论》六十载耕耘的最好致敬，也是对中国文学事业薪火相传的美好期盼。 这套文选，值得您细细品读，反复研摩。

评分☆☆☆☆☆

这套《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对我而言，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精神洗礼。它不仅仅是一部书，更是一段关于中国文学评论发展的生动史诗。四册书的跨度之广，涵盖的议题之丰富，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了前所未有的宏观认知。我看到了从批判到反思，从激进到审慎，从本土到全球的演变轨迹。我惊叹于那些评论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用犀利的笔触剖析文学现象，如何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智慧。尤其是一些我之前接触较少的评论家，通过这套文选，我得以窥见他们独特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着实让我受益匪浅。它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鼓励我以更广阔的视野、更严谨的态度去面对文学作品。这套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学生命体内部运作的绝佳视角，让我看到了思想碰撞的火花，也感受到了知识积累的厚重。

评分☆☆☆☆☆

读完这套《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一种强烈的时光回溯感扑面而来，仿佛穿越了半个多世纪，亲身经历了中国文学评论领域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这四册文选，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思想的火花、时代的印记。我被其中收录的那些振聋发聩的论述、独辟蹊径的见解深深吸引。从早期对现实主义的深入探讨，到改革开放后对多元思潮的积极拥抱，再到新世纪对文学本体、跨文化语境的审视，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焦点、方法与困境。尤其是一些我原本不甚了解但极具影响力的评论家，通过这些选文，我得以初步领略他们的学术风采和思想深度。它们不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养分，更激发了我对当下文学创作与评论的独立思考。这套书的价值，远不止于学术研究，它更像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让我对文学的生命力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

翻阅这套《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思想的盛宴。这四册书，集合了六十年来中国文学评论界的精华，每一篇都充满了智慧与力量。我被其中跨越不同年代的观点所震撼，看到了文学评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从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入探讨，到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与反思，再到对文学本体性、接受美学等理论的积极探索，这套文选展现了中国文学评论界不断求索、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我尤其欣赏的是，其中许多文章不仅观点独到，而且论证严密，语言生动，即使是面对一些相对抽象的理论问题，也能被阐释得清晰易懂。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陷入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深层思考。这套书不仅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对文学评论事业的热情，让我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充满期待。

评分☆☆☆☆☆

初次捧起这套《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我被它厚重的分量和精美的装帧所吸引，但真正让我欲罢不能的，是其内部蕴含的强大思想能量。这四册书，就像是四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向我们娓娓道来中国文学评论这六十年来的喜怒哀乐、潮起潮落。我惊喜地发现，许多我仰慕已久的理论大家，他们的经典篇章都得以收录。那些曾经只在学术论文中听闻的宏大命题，在这里被阐释得清晰而深刻。我沉浸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中，感受着文学评论如何与时代同频共振，如何为文学创作指引方向，又如何反思自身的局限。更令我兴奋的是，一些非常前沿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也在这套文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学评论在面向未来时所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它不仅是一套回顾性的文集，更是一部激励人心的思想宝库。

评分☆☆☆☆☆

这套《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它的体量之大，内容之丰富，足以让任何一位对中国文学评论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沉醉其中。每一册都像一个精心策划的展览，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优秀评论文章汇集一堂，展现了文学评论界在不同历史节点上的思考与探索。我特别欣赏的是，文选并未拘泥于单一的理论流派，而是力求呈现一个多元、开放的学术图景。从对古典名著的全新解读，到对当下流行文化的犀利剖析，再到对文学理论前沿的积极引进与转化，这些文章展现了中国文学评论的活力与包容性。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精辟的语句，思考那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有时，我会因为某篇评论的深刻洞见而拍案叫绝，有时，也会因为某些观点之间的碰撞而陷入沉思。这套书让我看到了文学评论的“众声喧哗”，也让我体会到思想的魅力所在，它鼓励我跳出舒适区，去拥抱更广阔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