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精彩纷呈,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原作坊·中国书法:赵孟頫 洛神赋(折装)》所选的中国历代书法墨迹,均为历代书法精品,大多曾深藏于内府,世人难得一窥真迹。
《原作坊·中国书法:赵孟頫 洛神赋(折装)》采用经折装的方式,以原大样书来呈现原貌,给读者以真迹感,全方位感受古代法帖的魅力。
内页插图
前言/序言
赵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宁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室后裔,官至翰林学土承旨、荣大夫,封魏国公,谥文敏。赵孟頫是元代最有影响的书法家。赵氏书法早岁学宋高宗赵构,中年学锤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元代书法名家鲜于枢评:“子昂之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今第一。小楷为子昂诸书第一。”赵孟頫的书法成就突出表现在楷书、行书方面,创道劲姿媚新风,对元人和后世均产生极大影响,后人称之为“赵体”。其代表作品有《汲黯传》《福神观记》《妙严寺记》《胆巴碑》《洛神赋》等。
《洛神赋》,纸本,行书,纵二九·三厘米,横一九三厘米,是赵孟頫的代表作。其书写过多本,此卷现藏f天津博物馆。《洛神赋》为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创作的辞赋名篇,叙述自己在洛水-勺洛神相遇的故事。行书《洛神赋》行巾兼楷的结体、点画,深得二王妍美洒脱之风致,如端正匀称的结构,优美潇洒的字姿,圆润灵秀的运笔,密中有疏的布局等;同时,又呈现自身的追求,如比较丰腴的点画,轻捷的连笔,飘逸中见内敛的运锋,端美中具俯仰起伏的气势。叫高启云:“赵魏公行草写洛神赋,其法虽出入王氏父子间,然肆笔自得,则别有天趣,故其体势逸发。真如见矫若游龙之入于烟雾中也。”
释文:
洛神赋并序。
黄初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占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词曰:
余从京域,拿门归东藩。背伊阙,越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出,容与乎杨林,流眄乎洛川。丁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二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斯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口宓妃。则君王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为纵体,以敖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恰。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而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余兮,指潜渊而为期。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迟,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咏牵牛之独处。扬轻桂之猗靡,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击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
于是越北沚,度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挡。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腓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大德四年四月廿五日为盛逸民书,子昂。
巍巍乎汉魏,浩荡乎江左: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篇章 本书深入探讨了中国书法史上,自汉末魏晋至唐宋时期,士人心态、审美取向与笔墨精神的演变历程。我们将聚焦于这一“黄金时代”的艺术高峰,而非单一的作品或书家,力求勾勒出一幅宏大而细致的时代画卷。 汉末风骨:碑学之源与士人自持 东汉末年,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士人阶层开始以一种独立于庙堂之外的姿态存在。这种精神气质,深刻地烙印在了他们的笔墨之中。此时的书法,呈现出一种浑厚、古朴、雄强的特质。 隶变完成后的书体张力:隶书在汉代发展至成熟,其横平竖直、蚕头燕尾的规范中,孕育着一种内在的秩序与力量感。随着楷书的萌芽,碑刻的实用性要求,使得线条更为挺拔,结构趋于方正。我们考察了这一时期大量出土的碑刻、墓志,如《曹全碑》、《乙瑛碑》等,分析其如何将汉代的“生气”与“拙朴”凝练为一种规范化的美学基础。 尚简与尚朴的审美倾向: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士大夫对于矫饰的辞藻和柔弱的笔法产生了本能的排斥。他们推崇“自然天成”的质朴美,追求一种气势的贯通与精神的自我彰显。书法的实用价值(如榜书、题记)与个人情感的抒发(如尺牍)并存,为日后魏晋风度的形成奠定了基调。 魏晋风流:个性解放与“尽我心”的哲学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个体意识空前觉醒。士人不再囿于儒家伦理的束缚,转而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超脱。“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何晏的清谈,以及王弼的哲学思辨,共同塑造了一种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时代风尚。这种风尚,直接作用于书法艺术的创作观念。 “二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王羲之为代表的这一群体,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关键的转型——从“法度”到“意韵”的升华。他们不再仅仅是技艺的精湛,更在于他们将个人的学识、修养和情感融入笔墨,使书法成为一种纯粹的抒情艺术。 法度的集大成:王羲之对楷、行、草诸体的融会贯通,并非简单地模仿前人,而是对前人所有成熟体系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整合。他的楷书遒劲而不失秀美,行书流畅而结构严谨,草书奔放而笔意清晰。 “笔断意连”的境界:我们重点分析了“二王”对笔势、气息、结构疏密的处理,探讨他们如何通过微妙的提按顿挫,实现线条的生命力,达到“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艺术高度。这种对内在生命律动的捕捉,是魏晋书法的核心魅力所在。 对“神韵”的追求:彼时的文人将书法的优劣等同于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强调“书如其人”。与此相伴的,是对笔墨“自然天成”的推崇,反对刻意雕琢的匠人习气。 南北分野:唐前书风的张力与融合 隋唐之际,统一后的国家对文化的高度自信,使得书法艺术在继承魏晋的基础上,走向了更加规范化、程式化的阶段,但也同时涌现出强烈的地域和个人风格对比。 南派的承续与精致化:继承“二王”衣钵的南朝士人,在书法上继续追求妍美、秀逸的特质。他们注重线条的提炼与姿态的婀娜,使笔法更加精细化,为唐代初年“台阁体”的精致化提供了审美基础。 北碑的雄浑与力量的回归:北魏至隋初的北方地区,长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和北朝碑刻的深刻影响。此地的书法,尤其是楷书(北碑),以其方笔、拙朴、雄强的特点,与南朝的柔美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碑刻的结构,多扁方、险峻,气势磅礴,充满了未经雕琢的生命力。 隋代书法的过渡作用:隋朝短暂的统一,为南北书风的融合提供了契机。此时的书法家开始有意识地将北碑的骨力与南朝的妍美相结合,为唐代楷书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桥梁。 盛唐气象:法度森严与开创先河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种强盛的国力和自信心,反映在书法上便是对法度、规范的极致追求和对个人气魄的张扬。 初唐的规范与集大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初唐大家,继承并细化了隋唐的融合成果。他们分别确立了各自的书法体系,尤其是欧阳询的险劲方正和褚遂良的秀逸婉转,为后世提供了两种重要的楷书典范。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推崇,使得“今体”书法的官方地位得以巩固。 盛唐书风的“气”与“度”:唐代书法的核心在于“气”——即盛唐士人的自信与磅礴的气势。 颜真卿的“气盛”与“体雄”:颜真卿的书法是盛唐气象的集中体现。他的楷书(颜体)以雄浑、厚重、外拓为主要特征,结构上追求扁平、饱满,用笔上强调中锋的力度和内蕴的充沛,使线条具有惊人的“筋骨”。他的草书《祭侄文稿》,更是将个体生命的悲愤推向了极致,其笔墨的跌宕起伏,是内在情感张力外化的典范。 张旭、怀素的草书革命:在相对规范化的楷书盛世下,草书领域迎来了极致的解放。张旭的“颠张”与怀素的“狂素”,将浪漫主义推向顶峰。他们的草书,不再是行书的延伸,而是彻底的线条交响乐,融入了更多的舞蹈性、音乐性和抽象性,是对魏晋风度的精神继承与颠覆。 本书旨在通过对上述历史脉络的梳理,展现中国书法艺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心理投射,而非仅仅停留在对某一家一派的技法描摹上,力求展现其作为中国文人心灵载体的深邃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