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从意识形态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来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和方向,它内在地规定了我国社会治理的内容和目标。具体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治理主要有六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理论引领作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和蓝图,对社会治理发挥着理论引导的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发展规律和要求的正确认识,内在地规定和保证着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等。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对于解决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其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价值整合作用。价值整合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目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治理说到底是人的治理,是人的行为和观念的治理。人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根和魂,人心治理说至|『底是人的价值观念的治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社会利益的分化、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多样、多元和多变的趋势更为明显。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在整合古今中外各种合理价值观的基础上,培育能够适应我国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制度安排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框架,奠定了我们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系统而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和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适时调整和完善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手段,使其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力图使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既能够服务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当代世界发展的大环境,又能发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中,设计和安排我国的社会治理制度。
  其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矛盾调处作用。有效的社会治理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为基本目标。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解决各种矛盾的重要手段和传统优势。无论是面对革命时期较为单一的阶级矛盾、中外矛盾,还是面对现阶段复杂多样的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甚至包括网络上的各种观点、舆论的冲突,我们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工作。相对于法律、军队等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工作显得更为柔和和容易接受,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在“润物细无声”中化解矛盾,解决矛盾。     
作者简介
     郑永扣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河南省哲学学会会长。
  郑永扣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重大项目十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共产党员理想信念论》等5部。  
  樊红敏,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任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主任。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部省级项目5项;在《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月刊》、《中国农村观察》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县域政治: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转型中的县域治理》2部,参编(著)教材、著作3部;获省部级奖励2项。  
  寇东亮,郑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兼任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哲学学会副秘书长等。主要研究人学、道德哲学、价值哲学等。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百余篇,3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或摘要转载。出版学术专著4部,合著多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7项。获省社科成果一等奖5项、二等奖2项。     
内页插图
          目录
   丛书总序
序言 促进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与良性互动
专题一:群体冲突
中国群体抗争行动:目前的态势及未来的走向
上海社区群体性冲突解决的经验研究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逻辑关
系分析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中的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
专题二:信访治理
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信访语境
信访制度改革如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中国信访法治化
人大信访:中国信访改革方向
专题三:社会治理制度化
中国转型秩序及其制度逻辑
中国的地方官员与社会冲突:对政府官员的处罚
县域政府动员式社会治理模式及其制度化逻辑
专题四:社会治理中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中国精神的三重意义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研究
民粹主义与信访政治
群体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心态
重塑当代中国人自由观念的三个着力点
教内信任:基督教信仰与人际信任
——基于2010年度CGSS的分析
“意识形态与社会冲突治理”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前言/序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问题。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习近平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都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治理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治理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相互影响、相互支撑。
  从意识形态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来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和方向,它内在地规定了我国社会治理的内容和目标。具体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治理主要有六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理论引领作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和蓝图,对社会治理发挥着理论引导的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发展规律和要求的正确认识,内在地规定和保证着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对于解决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其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价值整合作用。价值整合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目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治理说到底是人的治理,是人的行为和观念的治理。人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根和魂,人心治理说至|『底是人的价值观念的治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社会利益的分化、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多样、多元和多变的趋势更为明显。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在整合古今中外各种合理价值观的基础上,培育能够适应我国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制度安排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框架,奠定了我们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系统而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和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适时调整和完善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手段,使其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力图使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既能够服务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当代世界发展的大环境,又能发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中,设计和安排我国的社会治理制度。
  其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矛盾调处作用。有效的社会治理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为基本目标。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解决各种矛盾的重要手段和传统优势。无论是面对革命时期较为单一的阶级矛盾、中外矛盾,还是面对现阶段复杂多样的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甚至包括网络上的各种观点、舆论的冲突,我们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工作。相对于法律、军队等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工作显得更为柔和和容易接受,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在“润物细无声”中化解矛盾,解决矛盾。    
				
 
				
				
					《思想的较量:意识形态变迁与社会张力调适》  导言  在社会发展日益加速、信息传播空前便捷的当下,意识形态的演变与社会冲突的形成,已成为影响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深刻塑造着人们的认知、价值取向及行为模式;而社会冲突,则是在不同群体、不同利益、不同价值观念碰撞下产生的紧张与对立。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动态的互动关系,意识形态的变迁既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也可能是化解冲突、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途径。  本书《思想的较量:意识形态变迁与社会张力调适》正是基于这一深刻洞察,聚焦于21世纪以来全球及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张力与冲突的治理难题。本书并非就理论而论理论,而是力图将宏大的意识形态议题与具体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入剖析意识形态的生成、传播、演变机制,以及其在塑造社会认知、影响社会情绪、激发社会动员等方面的作用。同时,本书也将重点关注社会冲突的多元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对立、代际隔阂、城乡差异、阶层分化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为科学、有效、人性化的社会冲突治理路径。  本书的撰写,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认识和理解当前社会复杂性的新视角,为政策制定者、社会工作者、研究学者以及每一位关心社会发展的个体,提供一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参考。我们相信,只有深刻理解意识形态的逻辑,才能更有效地把握社会冲突的脉络;只有不断提升社会张力的调适能力,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与变迁逻辑  意识形态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中,由特定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确立话语权、解释世界而构建的观念体系。本章将深入探讨意识形态的起源,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传统社会、工业化时期、信息时代等不同阶段的生成逻辑。我们将审视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传播和固化,如何成为影响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本章将聚焦于当代意识形态的变迁。在全球化浪潮、技术革命、社会结构转型以及思想观念多元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的意识形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思潮的涌现、旧观念的解构、价值观念的碰撞,使得意识形态的边界日益模糊,其影响力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我们将考察这些变迁的动力何在,变迁呈现出怎样的趋势,以及这些变迁对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产生的深远影响。例如,互联网的普及如何加速了信息传播和观念互动,带来了新的思想交流空间,也可能加剧了观点极化。  第二章:社会冲突的根源与多维透视  社会冲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其根源错综复杂,既有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也有政治权力结构失衡,还有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对立。本章将从多个维度对社会冲突进行深入剖析。  我们将考察经济因素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包括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公、失业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等。这些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焦虑,往往是引发社会不满和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导火索。  其次,政治因素也不容忽视。权力分配的不合理、政策制定的不透明、公民参与渠道的缺失,都可能导致社会群体对现有政治体制产生质疑和不满,进而引发政治性冲突。  文化因素在塑造社会认同、引发价值冲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民族、地域、宗教、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若未能得到有效尊重和调适,很容易演变成文化隔阂甚至文化冲突。  此外,社会结构性因素,如城乡二元结构、阶层固化、代际差异等,也构成了社会张力的内在根源。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往往是长期积累而成,其解决需要系统性的改革和持续的努力。  本章还将审视信息时代的特殊性,即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如何放大和传播社会不满,如何形成“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加速了观点极化,并可能催生新的社会冲突形式,如网络暴力、虚假信息传播引发的社会恐慌等。  第三章:意识形态与社会冲突的互动机制  意识形态与社会冲突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复杂的互动过程。本章将揭示二者之间的关键互动机制。  首先,意识形态如何成为社会冲突的动员工具。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构建“我们”与“他们”的对立,煽动群体情绪,往往能够将分散的不满情绪汇聚成有组织的社会行动。我们将分析一些历史案例,说明意识形态如何被用来合法化冲突、塑造敌人形象,以及动员追随者参与斗争。  其次,社会冲突如何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的演变。当社会冲突爆发并持续,原有的意识形态可能难以解释或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引发对现有观念体系的挑战。冲突的经历和反思,也可能促使新的思想观念产生,促使意识形态的调整和更新,甚至催生新的意识形态。例如,经济危机可能促使人们反思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并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们还将探讨意识形态的“去极化”与“极化”。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避免意识形态的过度极化,减少因观念对立而导致的社会撕裂,是至关重要的。本章将分析导致意识形态极化的因素,以及可能存在的“去极化”机制。  第四章:社会冲突治理的理论维度与实践探索  面对复杂的社会冲突,有效的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的关键。本章将深入探讨社会冲突治理的理论基础,并结合实践案例,提出具体的治理策略。  在理论层面,我们将梳理国内外关于冲突化解、冲突管理、冲突预防等不同理论流派的观点,如协商理论、调解理论、谈判理论、和平学等。我们将分析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在多元社会背景下进行理论创新。  在实践层面,本章将聚焦于“协同创新”这一核心理念。我们认为,有效的社会冲突治理,绝非单方面施压或管控,而是需要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协同合作。     政府的角色与责任:政府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冲突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本章将探讨政府如何通过科学决策、公正执法、回应民意、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缓解社会矛盾,化解潜在冲突。我们将分析如何构建一个更加透明、负责任、响应迅速的政府。    社会组织的作用: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连接政府与民众、搭建沟通桥梁、提供专业服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将探讨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矛盾调解、群体沟通、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功能。    公众的参与与赋权:鼓励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化解冲突、提升社会韧性的重要途径。本章将讨论如何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参与式治理模式,鼓励公民表达诉求、参与决策、监督施政。    意识形态的积极引导与价值引领:在强调理性沟通和包容理解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在构建共识、凝聚力量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章将探讨如何通过积极健康的意识形态宣传,弘扬主流价值,培育社会公德,增强民族凝聚力,抵制极端思想的侵蚀。这并非回到单一的宣传模式,而是强调在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建构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具有包容性的、积极向上的价值体系。    科技赋能与智慧治理:在信息时代,如何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对社会冲突的监测预警能力,优化信息传播,促进沟通效率,将是未来冲突治理的重要方向。  第五章:中国语境下的意识形态变迁与社会张力调适  本书的视角将特别关注中国社会的独特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深刻演变。本章将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分析中国在意识形态变迁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在社会张力调适方面所进行的探索。  我们将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其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将审视市场经济发展、全球化浪潮、社会结构变动等因素如何对中国社会固有的意识形态产生冲击,带来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碰撞。  在社会冲突治理方面,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本章将重点分析中国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群体性事件、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我们将讨论“枫桥经验”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  结论:构建和谐社会与理性对话的未来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进行总结,并对未来社会发展提出展望。我们认为,意识形态与社会冲突的治理,是一个持续不断、动态演进的过程。在未来的发展中,构建更加理性、包容、开放的社会对话机制,是化解社会张力、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  我们呼吁,在承认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寻求最大公约数。通过加强跨文化、跨群体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消除误解与偏见,构建互信互谅的社会氛围。  本书的出版,旨在于提供一个认识复杂社会问题的思想框架,并为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希望,通过对意识形态与社会冲突治理的深入探讨,能够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和谐、繁荣的社会贡献绵薄之力。  附录:参考文献与进一步阅读推荐  (此处将列出本书引用的主要文献,以及为读者提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推荐书目和学术资源。)  后记  (此处将由本书作者进行个人感想、写作历程、鸣谢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