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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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现代史
• 改革开放
• 政治
• 经济
• 历史
• 文化
• 社会
• 邓小平
• 历史研究
• 20世纪中国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68982

版次：1

商品编码：1226770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16

字数：51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摈弃老路、堵住斜路、打开新路的伟大转折时期。
　　《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心，对这6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加以叙述。
　　《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从“抓纲治国”方针的提出写起，对这一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否定“两个凡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真理标准大讨论、初理冤假错案、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建交，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民经济的调整、经济特区的创建、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两案”的审理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通过等，都进行了全面介绍。
　　《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再现了这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确立的历史进程，凸显了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历史关节点，在这条新路确立的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起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

　　程中原，生于1938年，江苏无锡人，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1952—1955年在无锡市任小学教师。1955年一1959年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涟水农校、淮安师范、淮阴师专任教。曾任函授进修部主任、教务科长、学报主编等职。1983年起任《江海学刊》副主编、主编。1991年调当代中国研究所，任编研室主任。1996—2006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2003—2007年任《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为国史学会学术顾问。
　　主要著作有：《张闻天传》、《中国道路的奠基与开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合著）、《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合著）、《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合著）、《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谈谈四重证据法》等。主持或参与编写的主要作品有：高校重点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题组第1首席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本，副总主编，第三卷主编）、《胡乔木传》（编写组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副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副主编）、《胡乔木集》（主编）、《乔木文丛》（编写组副组长）、《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成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发展》（主编）等。

精彩书评

　　★本书事实上写了两个历史过程。第1个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一过程的主题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有了这个转折，就为历史的转变打开了新路。第二个过程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其主题是怎样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子。这样，可以说是最终完成了20世纪中国第三场历史的大转变。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
　　
　　★历史转折是个过程，不是瞬间。新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开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哪里开始的？是怎样开创的？本书做了回答。这就把伟大转折的历史写完整了。
　　——胡福明（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华国锋稳定局势、“抓纲治国”
一、稳定局势
二、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
三、揭、批、查“四人帮”运动
四、“抓纲治国”的成效

第二章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一、叶剑英等人力主邓小平尽快复出和华国锋的拖延方针
二、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呼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三、邓小平为复出做准备：否定“两个凡是”的信件和谈话
四、邓小平复出前的决心：把科学、教育管起来
五、邓小平复出时的表态和讲话

第三章 打开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一、愿当“后勤部长”
二、推倒“两个估计”
三、重新打开高校的大门
四、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第四章 迎来科学的春天
一、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
二、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三、科学春天的到来

第五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一、理直气壮地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
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按经济规律办事
五、经济领域思想解放的特点

第六章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一、老一辈革命家倡导实事求是
二、未引起注意的两篇短文
三、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
五、来自高层的指责
六、邓小平及罗瑞卿的支持
七、全国大讨论
八、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
（一）提出补课的背景
（二）提出补课的经过
（三）地方和部队的积极响应
（四）补课的展开
（五）邓小平对补课的重视和肯定
（六）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讲话，发出普遍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号召
（七）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达到高潮
（八）补课的成效

第七章 胡耀邦初理冤假错案
一、一篇文章发出的信号
二、胡耀邦提出“两个不管”
三、“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四、为“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

第八章 迈开对外开放的步伐
一、外交“还债”
二、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三、中美关系的新进展
（一）美国接受中关建交三原则
（二）中美正式建交
（三）邓小平访问美国
四、考察西方经济，促进对外开放
五、从引进技术设备到引进外资

第九章 经济恢复和“新跃进”
一、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
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经济恢复中的“新跃进”
四、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

第十章 中央工作会议的36天
一、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和预先设定的议题
二、陈云提出坚持有错必纠方针，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华国锋宣布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四、清算“两个凡是”的错误
五、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六、中央人事调整“不能下，只能上”
七、对民主和法制问题的讨论
八、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一）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内容
（二）邓小平讲话起草的经过

第十一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二、会议前两天的讨论
三、对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四、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两个文件及1979年、1980年计划安排
五、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六、闭幕会和全会公报
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第十二章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一、叶剑英提议与中央决策
二、会前的准备
（一）胡乔木在中宣部碰头会上的讲话
（二）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
（三）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
三、会议第一天
四、分清思想路线是非
五、探讨理论问题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四）经济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五）需要继续打破禁区、深入研究的问题
六、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七、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八、错误思潮的泛滥和会上的偏差
九、邓小平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十、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

第十三章 农村改革先行
一、农村改革的酝酿和发端
二、包产到户不胫而走
三、邓小平肯定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四、农村面貌大改观

第十四章 城市改革启动
一、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
二、试行经济责任制
三、疏通流通渠道
四、实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五、调整所有制结构
六、进行综合配套试点

第十五章 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一、抓紧落实干部政策
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三、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四、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第十六章 陈云、李先念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一、陈云、李先念力倡“调整”
二、正式确定新的八字方针
三、初步调整国民经济
四、排除阻力，继续调整

第十七章 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
一、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
二、试办出口特区
三、经济特区正式启动

第十八章 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
一、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
二、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一）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目的
（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五大弊端
（三）关于准备逐步进行的重大改革
（四）关于改革现行制度弊病的极端重要性和艰巨性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
（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三）精简各级行政机构
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第十九章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
一、中央的决策与部署
二、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
三、检察起诉
四、历史的审判

第二十章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诞生
一、叶剑英发表国庆30周年讲话
二、还是要搞一个决议
三、邓小平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四、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
五、4000人大讨论
六、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
七、对《历史决议》稿的反复修改和陈云的重要建议
八、邓小平主持1981年5月15日的讨论
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8天讨论
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第二十一章 打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一、伟大历史转变的完成和中共十二大的召开
二、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中共十二大提出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四、打开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结束语 历史的转折与新路的打开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
　　1978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发表了讲话，重申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纠正了长期以来党内一部分人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思想观点，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文艺战线，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社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文艺黑线专政论应当推翻。1978年1月上旬，北京图书馆开放了一批“文化大革命”时的禁书。
　　经济方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农业、计划、铁路等一系列全国性的生产建设方面的工作会议，大力揭批林彪、“四人帮”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及罪行。1977年3月3日至16日召开的计划会议，提出了10个“要不要”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要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并进行讨论。
　　经济理论界批判了“四人帮”在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生产力、按经济规律办事等方面的错误观点，澄清了是非。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国民经济扭转了由“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走上了稳步上升、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作了清查。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明确了清查工作的领导和步骤。
　　但是，由于“四人帮”帮派势力的干扰，由于他们制造谣言，转移斗争方向，说这场斗争是派与派之间的斗争，要警惕真“四人帮”揭批假“四人帮”，订攻守同盟，表示不卖友求荣，不当“投降派”，散布“错误人人有份”，打击陷害积极分子，安插第二套班子，明批暗保，一些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的干部群众，有顾虑，捂盖子，或避重就轻，清查工作遇到很大的阻力。为此，1978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还要抓紧》，指出只有把揭、批、查紧密结合起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才能更好地深入下去。
　　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连带清查“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问题，有些单位出现了偏差。197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慎重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明确了清查和处理打砸抢问题的对象。
　　到1978年，全国性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说：
　　一年多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发展是迅猛而又健康的。“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绝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就全国范围来说，清查工作基本上胜利结束。
　　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政治势力。到1978年8月，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中，查出同“四人帮”有牵连而被撤职的有9人，约占这些地区主要负责人总数的1／3左右。
　　揭、批、查“四人帮”的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早在1977年上半年前后，全国各地的武斗动乱就被制止了，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基本上分清了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思想获得了解放，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开始得到恢复。
　　摆脱了混乱局面，党、政、军的工作和各项事业恢复正常，国民经济的倒退停滞局面已经扭转，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准备了条件。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提出，应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

前言/序言

　　1976年金秋10月，当人们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该怎样继续走？
　　华国锋用毛泽东写给他的6个字，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起初抓住揭批“四人帮”来“解决问题，稳定局势”，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拥护。然而，他没有满足历史的一个必然要求：既然打倒了“四人帮”，那么，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就应该复出，被“四人帮”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就应该平反。华国锋注重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提出“两个凡是”，但从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出发，对这两个问题的尽快解决心存疑虑。于是，导致“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对立。《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轩然大波，激起了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政治方向的分歧，通过哲学层面上的论争表现出来，谱写出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历史的转折，并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意志，它是客观情势发展的需要，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它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的反拨。事实上，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的时候，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在冲破“两个凡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邓小平复出以后，自愿当科学与教育的“后勤部长”。在他的指挥下，立即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推倒了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大刀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面。在批判“四人帮”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发展生产力谬论的同时，胡乔木等人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在李先念、陈云领导下，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订，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引进外资和学习外国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的工作已经展开。
　　1977年到1978年，整个中国虽然在前进，但是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挠、干扰，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纷纭的矛盾。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必须挣脱历史的羁绊，才能更加舒展地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腾飞。
　　就在这时，作为世纪伟人的邓小平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1978年9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邓小平高瞻远瞩，指示方向：应该及时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实行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已经成为党内共识的时候，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陈云发言的巨大影响而在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三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又以他特有的洞察力，抓住机遇，及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领袖在历史转折关头代表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而又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引导中国人民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前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百废俱兴的景象：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首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紧接着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富裕，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大政策之下，人们的创造精神激发起来了，生产的潜力释放出来了，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人民生活也前所未有地得到改善。
　　——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调整了工农关系；纠正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把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地放在适合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扬经济民主，加强岗位责任制，工人、企业、地方、中央4个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
　　——敞开国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在广东和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
　　——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开始修订宪法和制订刑事、民事、诉讼等基本法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
　　——继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改正了50多万错划的右派，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为劳动者，为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启动了。
　　邓小平还领导党和人民，围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在此过程中，针对从右面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他主持起草了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严肃地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又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一历史任务。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指引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开拓前进。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召开中共十二大这6年的历史，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摒弃老路、堵住邪路、打开新路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本书试图围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点，以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采用纪事本末体，把这6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加以叙述。直笔、实录，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处在起步阶段，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和重要人物的活动，作出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客观的而不是随意的、全面的而不是零碎的记录，当是第一要义。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一代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我们以此为努力达到的第一个目标。
　　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生动具体、多姿多彩的。重大历史事件常常是在必然性支配下的许多偶然事件的连续，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既然我们通过比较深人的学术研究，理清了历史的脉络，认识了历史的真相，进而又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进行了一定的探索，那么，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就有责任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加以传播，使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公众所共享。在本书中，我们将尽力按照历史本身发展的逻辑，把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直至十二大这6年的历史如实地、生动地记录下来，希望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我们更怀着一种热切的期待：本书能够有助于读者在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基础上，把握1976年至1982年中国拨乱反正、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线索，并进而认识过往的许多失算和错误是怎样铸成，又是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把它们纠正过来的；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付出多大代价才探求得到、开辟出来的。从历史事实中，获得启迪、汲取营养，有助于认识规律、坚定信心。倘能如此，对于本书作者来说，就是最高的犒赏了。

好的，根据您的要求，我将为您撰写一份关于一本名为《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的图书的详细简介，该简介将不包含原书的任何内容，并力求自然流畅。 --- 《远航者之歌：二十世纪末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脉动》 导言：时代的侧影与无声的洪流 本书并非聚焦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亦非板上钉钉的政治宣言，而是一部深入时代肌理的社会观察手记，试图捕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这一特殊历史断点上，个体经验如何被结构性的变革所重塑。在这个“转向”成为时代背景音的时期，我们目睹了旧秩序的松动与新范式的萌芽，这种内在的张力构成了本书最核心的叙事动力。 《远航者之歌》的核心关切在于“人”——在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思潮剧烈碰撞时，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生活选择与价值取向。我们不描绘高层决策的擘画，而是侧耳倾听街巷中的低语，关注工厂里的呼吸，以及知识分子在观念更迭中的迷茫与探索。 第一部分：熔炉中的日常——都市与乡村的疏离 本部分着重描绘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对传统生活范式的冲击。 1. 城市边缘的“新移民”群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的工业中心。本书通过对数个代表性城市郊区工棚的田野调查，描绘了第一代“候鸟式”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他们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却被卷入了高度异化的工厂生产线。我们细致分析了他们在文化适应上的挣扎：一方面是乡土伦理的衰退，另一方面是对城市规训的勉强服从。作者捕捉了他们在有限的娱乐空间中，如何通过非正规的社群（如地方戏曲爱好者、赌局组织者）来维系微弱的身份认同。这部分内容拒绝使用宏观的统计数字，而是通过一系列口述史片段，还原了汗水、疲惫与短暂欢愉交织的真实生活。 2. 乡村的“空心化”与观念的滞后 与城市热火朝天的景象形成对比的是，乡村在人力与资本双重抽离下的沉寂。本书考察了传统农业社会在集体经济解体后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我们探讨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如何加剧了城乡间的代际鸿沟。那些留守的老人，面对电视中涌现出的新事物、新观念，其认知模式的滞后与自我价值感的消解，构成了时代变迁中最沉痛的一面。通过对几个偏远村落的长期追踪，展示了地方习俗、家族权力网络在现代性冲击下的瓦解过程。 第二部分：思想的雾区——文化重塑与知识界的躁动 本部分聚焦于知识生产与文化消费领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预示着未来文化形态的走向。 1. 文学场域的“反思”浪潮 在思想解放的初期阶段，文学作品成为了承载社会批判与个体救赎的重担。本书分析了特定时期内，一批先锋作家对现实主义范式的挑战。我们不侧重于对具体作品的文本细读，而是关注这些作品在知识圈层内部引发的论辩——关于“真理”的定义、关于历史叙事的权力，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责任边界。这种躁动并非统一的，而是充满了内在的分歧与自我审视，折射出一种“被赋予太多期待”的知识群体的集体焦虑。 2. 大众文化的萌芽与身份的建构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缓慢提升，消费主义的微光开始在都市中闪现。我们考察了早期进口音乐、录像带和时尚杂志对本土青年亚文化的影响。这些外来的文化符号如何被本土青年“挪用”和“转译”，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若即若离的次文化群体。例如，对早期摇滚乐爱好者群体（在非正式场所聚集的）的考察，揭示了他们如何通过特定的服饰、语言和音乐品味，构建一种对抗僵化体制的隐秘身份，这是一种无声的、美学层面的反抗。 第三部分：制度的张力——效率与公平的博弈 本部分探讨了管理哲学和经济体制在转型期的内在矛盾，即如何平衡既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与追求效率的经济动力。 1. 企业的微观管理实验 本书深入到几家处于改革前沿的国有企业内部，记录了管理层在接受新激励机制时的犹豫与实践。我们关注的是基层员工对“奖金挂钩”、“末位淘汰”等新概念的实际反应——是激发了积极性，还是加剧了同事间的猜忌与内耗？通过对车间主任、技术骨干和普通工人的访谈，展现了效率诉求如何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传统的“单位人”伦理。 2. 社会保障的脆弱性初显 随着经济活动复杂化，原有的“大锅饭”式福利体系开始出现裂痕。本章关注医疗、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在转型初期的不稳定状态。退休工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因技术进步而被淘汰的工人的再就业困境，这些都构成了转型期社会成本的具象体现。作者试图描绘出，在宏大叙事之外，大量普通家庭为维持基本体面生活所付出的隐性努力和牺牲。 结语：在不确定性中航行 《远航者之歌》最终导向的，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深刻理解。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一个所有既有参照系都开始失效的时代。人们被迫在模糊的地带中摸索，学会在没有明确地图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小船”寻找新的航道。本书试图留存的，正是那个充满张力、充满实验性、同时也充满脆弱感的历史侧面。它是一份关于适应、关于失落、关于在变革的迷雾中坚持前行的群像记录。 ---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封面那种略带复古的油墨质感，一下子就把人拉回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很考究，阅读起来非常舒适，没有廉价印刷品的刺眼感。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梳理史料时的那种沉稳和克制，他没有试图去用煽情的笔调去渲染所谓的“风云变幻”，而是像一位冷静的记录者，将那些重要的政策文件、经济数据和知识分子的观点并置在一起，让读者自己去体会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书中对于特定事件的引用，比如对某个重要会议决议的深度剖析，做得非常扎实，脚注详尽，看得出作者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下了不少功夫。虽然涉及的内容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但作者总能巧妙地穿插一些微观的个体故事，这使得宏大叙事不再是干巴巴的理论堆砌，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和挣扎。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解构一张年代久远的织锦，每一根丝线的走向都充满了深意，让人不得不停下来，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的时代张力。

评分☆☆☆☆☆

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本书是极具挑战性，但回报也极高的。它不是那种可以轻松消遣的通俗读物，你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去跟上作者的思维跳跃和跨度。作者擅长使用对比和反差来突出主题，比如他会将某一年份改革的乐观情绪，与次一年出现的某种程度上的停滞进行并置，这种张弛有度的叙述，让历史的重量感愈发凸显。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耐性”。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变革不是爆发性的革命，而是漫长时期内，无数微小但坚定的努力所累积的结果。读完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我对那个特定时期的认识，已经远非我原本模糊的印象所能比拟，那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又被一股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所牵引的时代。

评分☆☆☆☆☆

读完这本书，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作者对于“转折”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极其辩证和多维的。他并没有将这个时期简单地描绘成一个“光明战胜黑暗”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细致地描绘了转型期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比如，书中对思想解放和实际操作层面之间的摩擦处理得非常精彩，那种在旧框架下小心翼翼试探新可能性的谨慎感，跃然纸上。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到位，时而急速推进，着重强调关键节点上的决策力度，时而又放慢笔调，聚焦于社会文化领域中那些潜移默化的变化，比如人们对消费、对个人价值的重新定义。这让整本书读起来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文学的韵律感。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时期心态转变的分析，那不是简单的“觉醒”，而是一个漫长、痛苦且充满自我怀疑的重塑过程，这一点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

评分☆☆☆☆☆

这本书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它成功地跳脱出了传统的单一意识形态叙事框架。作者似乎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观察底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在宏观政策变动下的具体生活图景。我记得其中一章专门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价格双轨制对不同社会阶层带来的实际影响，那种细致入微的观察，简直就像是历史现场的即时报道。他引用的那些一手资料，比如当年的内部通讯、民间报刊的社论，都带着一股子“原汁原味”的劲儿，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信息流动的艰难和重要性。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学习历史，更是在学习如何分析历史的复杂性。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阅读工具，教会我们去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历史结论，去探寻隐藏在官方话语背后的真实脉络。

评分☆☆☆☆☆

我必须得说，这本书的逻辑构建能力堪称一流。作者对于“新路”的探索，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在不断的试错、修正和外部环境的挤压下，逐步形成的。书中对若干次关键的路线摇摆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展示了决策层内部的观点交锋和妥协过程，这种对“过程史”的关注，比单纯的结果导向叙事要深刻得多。阅读时，我时常需要回翻前面的章节，去印证作者在前面对某个前提条件的铺垫，这种结构上的严谨性，使得后来的推论都显得水到渠成，无可辩驳。尤其是关于对外开放初期，如何平衡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张力那一节，作者的处理方式既没有过度美化“引进来”，也没有简单否定“走出去”的必要性，而是呈现了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最务实也最艰难的平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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