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义葬与地方社会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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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昌 著

图书标签:

• 清代史
• 江南地区
• 义葬
• 地方社会
• 社会生活
• 民俗文化
• 丧葬习俗
• 社会变迁
• 历史人类学
• 清史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0301176

版次：1

商品编码：12272146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明清群体·社会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17

字数：298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慈善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慈善事业日益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慈善发展势头强劲，捐赠额和基金会数量屡创新高，公益行动、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微慈善、网络慈善……各种新生事物如雨后春草，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大爱中国的巨大能量。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3月，《慈善法》审议通过，中国慈善事业驶上了快车道。由于种种原因，制度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动不规范、慈善氛围不浓厚，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迅速殃及整个慈善事业。一次恶性事件，竟然撼动百年红会基业，让其信誉跌到谷底，也折射出当前慈善发展的尴尬局面：一边是迅速增长的慈善组织数量与善款数额，一边是脆弱的资金链条和社会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全社会慈善意识的增强和慈善文化的培育。***同志指出：“要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①在汲取传统精华、借鉴海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塑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国当前慈善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儒释道均强调慈善，各种典籍中相关记载更是汗牛充栋。《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论语》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佛教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太上感应篇》讲：“积德累功，慈心于物。”《了凡四训》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这些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主流价值。慈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除关注慈善思想外，应该将目光更多投向慈善制度、组织及慈善家群体之中。
　　回顾历史，人们经常会陷入矛盾之中：对于先贤的嘉言懿行或制度典章如数家珍，赞誉有加；但对组织运作及具体实践则语焉不详，诸多贬斥。对于传统慈善，这一点体现的格外明显。中国*早的慈善组织是什么？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施行情况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纳入慈善事业范畴？养济院、育婴堂、同善堂、清节堂都是哪些名堂？传统慈善对当下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问题，慈善实务界和学术界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对于中国传统慈善，很长时间充斥着深深的偏见与误解。十多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慈善事业”词条，认为慈善“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这种表述在很长时间代表了舆论与学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会发现，这种观点晚清时期就很普遍了。12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将仁慈列为中国人的“美德”，又认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写道：“让现实的慈善活动变成一种本能，无论是否有确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机会去做善事，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中间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这的确不能说是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为减轻灾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是个人的善举还是政府的干预。”他不无自豪地提出，中国人应该学西方，“必须经历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使仁慈成为生活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黄永昌，1982年生，湖北麻城人，201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副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中心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武当文化、慈善文化，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在内的课题10余项。著有《传统慈善组织与社会发展：以明清湖北为中心》，在《史学月刊》《近代史学刊》等发表论文30余篇。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何以生江南：清代义葬的渊源与背景
第一节 传统义葬思想与实践
第二节 清代江南的环境与社会
第三节 礼俗之间：清代江南的丧葬弊俗
第四节 江南的丧葬问题与社会应对

第二章 时空脉络：清代江南义葬的发展轨迹
第一节 清代江南义葬阶段特征
第二节 苏南义葬的发展
第三节 浙西义葬的发展
第四节 江南乡镇义葬发展

第三章 清代江南义葬的形态功能
第一节 捐设义冢与保墓护茔
第二节 整顿停棺不葬与施棺助葬善举
第三节 尸骸问题与掩骼埋黹善举
第四节 善后之政：灾荒与战乱中的义葬
第五节 安抚羁旅：客寓商旅的义葬善举

第四章 善的体系：传统慈善事业的诸面向
第一节 义葬的思想文化根源
第二节 清代江南善人群体与慈善网络
第三节 善举与政教：义葬的政治文化内涵
第四节 清代慈善发展的困境与应对

第五章 国家与社会：明清社会变迁中的义葬善举
第一节 明清社会变迁与儒家困境
第二节 从义葬看明清国家与社会
第三节 慈善与法律之间：以尸场报验善举为中心
第四节 清代江南义葬的社会效应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清代江南义葬与地方社会》：
　　四 常州府
　　顺治初，因明制，常州共辖五县。雍正二年（1724），析武进置阳湖，无锡置金匮，宜兴置荆溪。一府之中，有3处两县同城者，全国仅苏常两地。此后，常州政区相对稳定。共领8县即武进、阳湖、无锡、金匮、江阴、宜兴、荆溪、靖江。其中，靖江县在江北，与江阴隔江相望，今属泰州。该地虽属吴语区，经济文化与江南差异较大，相关史料也较缺乏，此处从略。
　　明清以来，常州社会经济繁荣，文教水平与苏松不遑多让，在慈善方面也很发达。常州是善会善堂的发源地，东林党人钱一本（字启新）、顾宪成（号泾阳）、高攀龙（世称景逸）、刘元珍（号本孺）等在武进、无锡等地创办同善会，是传统慈善的标志性事件。万历三十二年（1604）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东林八君子”）等人，在老家无锡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叱咤风雨的“东林党”登上历史舞台。东林党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扮演重要角色，也直接主导了同善会的创建和经营。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同善会之举始自明，武进钱启新，无锡顾泾阳、高景逸、刘本儒诸先生踵行之者，岁岁不绝。而丁彦超、堵濂生两先生复为除夕一会，亦本此意行之。”①
　　明清易代，常州慈善发展经历较长沉寂期。康乾时期，常州府出现多处善会善堂，多是育婴堂、养济院等，义葬类相对较少。最早的当推宜兴乐善堂，由邑人曹亮武倡捐施棺多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为育婴堂。②自乾隆中期到道光时期近百年间，常州慈善发展迅猛。从地域上看，府城武进、阳湖的善会善堂达60余处，义葬相关者40余处，嘉道时期形成了以武进存仁堂、阳湖同仁堂为核心的，遍及城乡的“报验网络”，专办各地报验收埋水陆路毙浮尸事宜，武进乡镇善堂就多达30余处。宜兴、荆溪地方有各类堂局多达70处以上，义葬类数十处，广泛分布于城乡间。这在江南都是不多见的。江阴、无锡与金匮三县则相对逊色，但为数亦不少。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进乡绅张百龄集资在怀南乡创建怀仁堂，主办贫民棺殓、义塾等，这是常州最早的义葬类善堂。最具指标意义的无疑是武进存仁堂。该堂创办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时依然是以赈济无告为主，此后逐渐兼办施棺、报验等义葬善举。①嘉庆六年（1801），绅士刘煊等主持创建了阳湖同仁堂；每年集捐制棺，收埋路尸及施给贫民不能殓埋者。存仁堂和同仁堂成立后，迅速成为当地善堂的核心，为城乡竞相效仿。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宪等在奔牛镇创办安西乡同仁堂，办理施送棺木。
　　嘉道时期是常州义葬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嘉庆二年（1797），无锡人秦震钧等在金匮城隍庙东倡建同仁堂，举办施药、施棺、施棉胎事务，另附栖流所三处，义冢九处。②由于水陆路毙浮尸无亲属认领者，往往累及地主地邻，该堂还规定，无论浮尸路毙有无伤痕，均由善堂报验殓埋，不传地主地邻。这就是有名的“锡金成例”③。嘉庆十二年（1807），新阳天区三图尚书里创办敦善堂，收埋暴露、报验路毙兼施衣药棺木。嘉庆十六年（1811），武进、阳湖官绅赵翼、刘弼全等，主张仿照锡金成例，办理报验，武进地方以存仁堂为总局，阳湖以同仁堂为总局，由两知县给发盖印联单，交堂董报验，通详院司立案。臬宪每年发给堂董护照，载明有伤报验、无伤由堂董验明殓埋。其中存仁堂由堂董刘弼全负责，同仁堂归堂董张利贞、董敏善负责。由于经费不敷，两堂只举办近城五里以内报验事务，不及远乡。推行几年后，效果显著。
　　……

前言/序言

　　慈善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慈善事业日益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慈善发展势头强劲，捐赠额和基金会数量屡创新高，公益行动、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微慈善、网络慈善……各种新生事物如雨后春草，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大爱中国的巨大能量。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3月，《慈善法》审议通过，中国慈善事业驶上了快车道。由于种种原因，制度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动不规范、慈善氛围不浓厚，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迅速殃及整个慈善事业。一次恶性事件，竟然撼动百年红会基业，让其信誉跌到谷底，也折射出当前慈善发展的尴尬局面：一边是迅速增长的慈善组织数量与善款数额，一边是脆弱的资金链条和社会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全社会慈善意识的增强和慈善文化的培育。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①在汲取传统精华、借鉴海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塑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国当前慈善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儒释道均强调慈善，各种典籍中相关记载更是汗牛充栋。《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论语》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佛教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太上感应篇》讲：“积德累功，慈心于物。”《了凡四训》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这些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主流价值。慈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除关注慈善思想外，应该将目光更多投向慈善制度、组织及慈善家群体之中。
　　回顾历史，人们经常会陷入矛盾之中：对于先贤的嘉言懿行或制度典章如数家珍，赞誉有加；但对组织运作及具体实践则语焉不详，诸多贬斥。对于传统慈善，这一点体现的格外明显。中国最早的慈善组织是什么？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施行情况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纳入慈善事业范畴？养济院、育婴堂、同善堂、清节堂都是哪些名堂？传统慈善对当下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问题，慈善实务界和学术界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对于中国传统慈善，很长时间充斥着深深的偏见与误解。十多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慈善事业”词条，认为慈善“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这种表述在很长时间代表了舆论与学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会发现，这种观点晚清时期就很普遍了。12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将仁慈列为中国人的“美德”，又认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写道：“让现实的慈善活动变成一种本能，无论是否有确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机会去做善事，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中间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这的确不能说是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为减轻灾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是个人的善举还是政府的干预。”他不无自豪地提出，中国人应该学西方，“必须经历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使仁慈成为生活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

清代江南义葬与地方社会：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考察 导言：风俗、信仰与社会结构交织的场域 本书聚焦于清代江南地区盛行的“义葬”习俗，旨在通过对这一特定社会实践的细致梳理与深入剖析，揭示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动因、伦理基础以及对地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义葬，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慈善与互助色彩的丧葬行为，绝非简单的慈善救济，而是植根于儒家孝道、民间信仰和地方社群治理逻辑之上的多维现象。本书摒弃了传统地方史研究中对宏大叙事或单一制度的关注，转而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的微观运作，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立体、充满张力的清代江南社会图景。我们将义葬视为一个多功能性的社会器皿，其中盛装着关于死亡、身份、财富分配、宗族权力以及地方秩序建构的秘密。 第一部分：义葬的形制、起源与规范的建构 本部分首先追溯了义葬制度在清代江南地区的形成脉络。这并非一个凭空出现的制度，而是建立在既有的民间互助会（如普济堂、济生会）和宗族内部互助机制之上的延伸与制度化。我们将详细考察义葬的具体运作流程，包括善款的筹集方式（如士绅捐助、商帮出资、民众乐捐）、受助对象的认定标准（如何界定“贫无立锥之地”的孤寡或外来客死者）、以及最终的安葬仪式规范。 重点在于分析“规范”的建构过程。在缺乏中央政府强力干预的地方社会，义葬的合法性与执行力依赖于地方精英阶层（士绅、士人）的话语权和地方性法律（如地方公约、乡规民约）的支撑。我们收集并解读了大量清代地方志、乡规民约中的相关条文，探讨义葬如何被纳入地方治理体系，以维护社会“体面”和“秩序”。这种秩序不仅是物理上的安葬，更是道德上的“圆满”，尤其关注如何处理那些无主或身份低微的客死他乡者的身后事，这直接触及了儒家伦理中“慎终追远”的底线。 第二部分：经济基础与慈善的政治学 义葬的持续运转离不开稳固的经济基础。本部分深入探讨了支撑义葬的资金来源与管理模式。清代江南地区，商业和农业经济高度发达，催生了一批具有强大社会责任感的士绅阶层和富商大贾。我们分析了这些精英阶层进行义葬捐助的动机。这不仅仅是出于朴素的慈善心，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投资行为，是精英阶层“道德资本”的积累过程。通过捐助义葬，士绅得以在地方社会中彰显其德行，巩固其在宗族和社区中的领导地位，甚至影响到地方政治资源的分配。 此外，我们也考察了商帮和行会的角色。特定行业的义葬活动往往带有行业内部的互助性质，形成了跨地域的“行业伦理”。例如，漕运或手工业者群体，在处理同业客死他乡者的身后事时，表现出独特的忠诚与责任感。本书将分析这些经济行为如何转化为社会权力，以及义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地方财富再分配的一种非正式机制。 第三部分：身份、流动性与边缘群体的安身立命 义葬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它所处理的那些“非正统”的死亡——即那些无法通过宗族、家庭传统仪式获得安葬的群体。本书将义葬视为一个观察清代社会流动性与身份边界的绝佳窗口。 我们将重点考察义葬所面对的几个核心边缘群体：流民、外来务工者、游民、被遗弃的孤儿寡妇，以及在地方上没有固定宗族依靠的客死者。对于这些群体而言，义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最后的安息之所，更是他们短暂生命价值的最后确认。我们分析了在义葬过程中，这些个体的身份是如何被“重塑”或“掩盖”的。例如，通过统一的“义冢”安葬，个体差异被抹平，他们被置于一个模糊的“他者”身份之下，但同时，这种集体安置本身也象征着对他们作为社会一员的基本尊重。 通过对义葬碑刻、墓地选址和命名方式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窥见地方社会如何处理“他者化”与“社会包容”之间的微妙平衡。义葬的设立，是在维护地方既有宗族秩序的同时，为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结构的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安全阀”。 第四部分：信仰、空间与物质遗存 最后，本书将目光投向义葬的物质文化层面——义庄、义冢的选址、形制与祭祀活动。这些物质遗存是社会观念的凝固形态。义冢往往选址于城郊或荒地，这既是出于卫生考虑，也是对“非我族类”的社会隔离的体现。 我们将分析义葬祭祀活动中儒释道三教信仰的融合。义葬的仪式往往需要结合佛家的超度（普度亡魂）和道教的禳解（避免疫病和鬼魂作祟），以及儒家的基本祭祀礼仪。这种跨信仰的实践，反映了清代民间对死亡的复杂认知——死亡是终结，但也是新的社会责任的开始。我们考察了定期的“秋祭”或“寒衣节”等公共祭祀活动，这些活动是如何强化地方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和道德认同的。 结论：义葬的遗产与当代反思 本书认为，清代江南的义葬制度，是地方精英治理、民间互助精神与儒家伦理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以一种非正式的、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弥补了国家制度的缺失，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流动人口的稳定。通过对这一习俗的考察，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清代社会“弹性”何在，以及地方社群在面对死亡与流动性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创造力。义葬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以及社区互助精神的价值，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评分☆☆☆☆☆

坦白说，我原本对这类主题的书籍抱持着一丝敬而远之的态度，总觉得会是枯燥的“学究气”的产物。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固有印象。它的理论框架构建得非常精妙，作者巧妙地融合了社会学中的一些前沿概念，用来解析古代的社会互动模式，使得原本看似陈旧的历史问题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这种跨学科的对话，处理得非常自然，没有生硬的理论嫁接感。每次读到作者对某个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时，我都会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顿悟感。这本书不仅仅是梳理历史事实，它更像是一堂关于如何思考社会机制的精彩课程，其思想的启发性，是它最宝贵的财富。

评分☆☆☆☆☆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像是跟一个知识渊博、但又极其谦逊的长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下午茶会。这位“长者”讲述历史的角度非常独特，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地俯瞰众生，而是侧身走进那些具体的人和事里。他笔下的历史鲜活得惊人，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微观细节，比如某个地方士绅在制定赈灾章程时私下的小算盘，或者普通百姓在面对灾难时的集体互助模式，都被他用极具画面感的笔触勾勒出来。行文流畅得让人几乎忘记了这是学术著作，它没有生硬的术语堆砌，即便涉及复杂的社会结构分析，也总是能通过生动的案例来佐证，让人心悦诚服。这种叙事的力量，远超那些只堆砌数据的严肃论著，它真正做到了“以小见大”，将历史的脉搏细腻地传递到读者心中。

评分☆☆☆☆☆

这部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为我这种老派读者量身定做的，那种带着些许泛黄的米白色纸张，配合着深沉的靛蓝色封面，乍一看还以为是哪家老学堂的珍藏本。书页的触感非常扎实，油墨的印刷质量也无可挑剔，即便是最细小的宋体字也清晰锐利，让人在长时间阅读后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的配图和地图排版极为考究，那些描绘古代江南水乡风貌的版画和详细的区域变迁图，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理解文本背景的绝佳辅助。我甚至花了很长时间端详其中一张关于清代漕运路线的插图，细节之丰富，让我仿佛能听见当年船桨拍打水面的声响。装帧的厚重感本身就传递了一种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它不只是知识的载体，更像是一件值得在书架上细细品味的工艺品，体现了出版方对传统文化应有的尊重与匠心。

评分☆☆☆☆☆

这本书的视角转换能力简直是一绝。作者似乎拥有一种魔力，能让读者瞬间从宏观的“清代社会”跳跃到某个具体的乡村社区。前一章还在探讨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地方治理，后一章立马聚焦到某个村落为了修缮祖坟而引发的族内经济纠纷，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被梳理得清晰无比。这种“放大镜”式的观察，使得原本模糊的清代社会图景变得立体而有层次感。我尤其欣赏他对空间概念的探讨，城市、乡镇、里弄之间的界限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实践中被协商和重塑的，这些议题在其他同类著作中鲜有如此深入的剖析。它教会我如何用一种更具在地性的眼光去理解历史的运作。

评分☆☆☆☆☆

这本书的学术严谨性，从其庞大的注释和参考资料体系中便可见一斑。我习惯性地会去翻阅尾部的参考文献，结果发现作者的功课做得是令人咋舌的扎实。他不仅征引了大量清代档案、地方志，连一些早已散佚的地方性文本都能被他挖掘出来作为佐证，这背后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更让我佩服的是，作者在引用原始材料时，那种恰到好处的平衡感——既保证了学术的溯源性，又没有让过多的引文打断阅读的主线。每一次的引用都像是精准植入的证据，有力地支撑了作者的论点，却又完美地融入了流畅的行文之中。这种对史料的驾驭能力，体现了研究者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极其审慎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