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刊史:第五卷(纪事 18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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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艳文,石峰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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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72460
版次:1
商品编码:12321886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38
字数:35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期刊史:第五卷(纪事 1815-2015)》以条目形式系统翔实载录了1815-2015年二百年间我国期刊出版业发展的历程和状况,客观呈现我国期刊出版事业发展轨迹和脉络,供国内外相关机构、个人了解研究中国期刊出版史参考。
  《中国期刊史:第五卷(纪事 1815-2015)》主要内容分为正文、附录两个部分。正文部分:选载与期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重要文件的颁布,主要期刊创办情况,期刊业的重大事件及重要活动,期刊发表的有特别影响的文章和主要期刊学术论著,主要期刊出版人的逝世消息等内容。附录部分:刊登获得国家期刊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全国性奖项的精品期刊,入选全国百种重点期刊、百强期刊、中国期刊方阵的优秀期刊名单;荣获历届“韬奋出版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等全国性奖项的优秀期刊出版人,以及获得中国期刊协会颁发的“从事期刊工作30年”荣誉证书和纪念章的人员。

作者简介

  段艳文,1979年生,吉林白城人。高级经济师,出版物发行师。现为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期刊年鉴》杂志社常务副社长、主编,吉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西、浙江、安徽、重庆、湖南、广西等地期刊培训班授课专家。曾参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2-2016年期刊出版资源配置效果分析课题》研究。已出版《2014-2015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合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2016-2017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合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2015-2016中国传媒融合创新研究》(合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2017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合著,科学出版社2017)等著作。近年来,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科技出版》《传媒》《中国传媒科技》《出版广角》《青年记者》《出版人》等报刊发表期刊研究论文数十篇。研究方向:期刊转型与创新、中国期刊史。

目录

1815-2015年纪事
1815年
1823年
1827年
1828年
1832年
1833年
1838年
1850年
1854年
1857年
1859年
1860年
1862年
1865年
1868年
1870年
1871年
1872年
1873年
1874年
1876年
1877年
1878年
1879年
1880年
1883年
1884年
1886年
1887年
1888年
1889年
1890年
1891年
1892年
1893年
1894年
1895年
1896年
1897年
1898年
1899年
1900年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

附录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中国期刊史:第五卷(纪事 1815-2015)》:
  1915年
  1月20日《大中华》杂志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编,中华书局发行。该刊以“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朝野上下之南针”为宗旨。1916年出版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后终刊。
  1月《科学》月刊在上海创刊。由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美学生任鸿隽、杨铨主持编辑,中国科学社主办,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该刊“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100年里,《科学》曾两次停刊,198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的帮助下,组成了《科学》杂志编委会,《科学》再次复刊。该刊是我国现代期刊史上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类科学期刊。
  7月15日《观象丛报》在北京创刊。高鲁主编,民国政府教育部中央观象台编辑。该刊以“力矫前弊,凡有所得,愿与当世天学巨子共讨论之,且研究象术,参究天人。浅之,可以破除社会之一切迷信;深之,可以养成人群超逸之遐思。为普通、专门各教育树基础,亦救时之一术也”为办刊宗旨,设有《图画》《论说》《著译》《报告》《历象》等栏目,主要刊登天文、气象及地球物理学方面的论文和译著,乾象、历象推算表,并逐月刊登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气象观察记录,还发表科学小说和随笔、杂谈等。1921年9月出版第七卷第三期后停刊。1922年因各学科发展需要,改为《气象月刊》出版。
  8月《船山学报》在长沙创刊。由船山学社主办,刘人熙创办并组织湘籍学者共同编写。该刊以“船山思想研究为核心,以倡扬湖湘文化”为主旨,同时兼容儒、佛、道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两度停刊。1990年恢复出版更名为《船山学刊》,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写刊名。该刊是我国现存刊出历史最久的一份思想文化学术期刊。
  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主编,群益书社出版。自第二卷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自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起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编辑。自1920年9月1日第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从1919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该刊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文章达一百三十多篇。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922年7月停刊,1923年6月在广州复刊,改为季刊。该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瞿秋白主编,出第四号后再次停刊。1925年4月又复刊,为不定期刊,出版第五号,次年7月停刊。该刊于后期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是五四时期和新文化运动中著名刊物。共出版9卷54期。
  11月《中华医学杂志》在上海创刊,月刊。由中华医学会主办,伍连德医师任总编辑。创刊之初是中、英文双语期刊,其主要内容包括医学基础理论、预防医学、临床及医学边缘学科综合研究、重要书刊评介、国内外研究进展等。1924年起改为双月刊,1928年10月第十四卷第五期起由上海迁至北京编印。1932年起英文部与《中国博医汇报》合并编印,每月一册;中文部与《齐鲁医刊》合并编印,改为横排,双月刊。1934年起移至上海编印,至1948年共出版34卷。1953年随中华医学会迁至北京,时主编伍连德,1959年曾与《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中华卫生》杂志合并,更名为《人民保健》,同年年底又独立出刊,恢复原名。1960年7月停刊,1961年6月复刊为季刊。1966年停刊,1973年复刊。2001年1月起由月刊改为半月刊,2005年开始改为周刊。该刊是我国在国内外医学界最具权威和影响的医学期刊之一。
  ……

前言/序言

  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期刊在我国的产生,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思想传统来看,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为近代期刊的生长提供了深厚土壤。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尽管不同的朝代对于社会的主导思想流派有所变化或侧重,但儒家学说始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理念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和传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以积极人世的心态,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命运和社会前途,引导和启迪后世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在内圣外王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哲学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历代设立言官的监察制度以及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的逐步完善,也为知识分子实现其政治理想提供了体制的路径。由此,形成了重视立言、致力教化、崇尚清议的三大思想传统,为近代期刊在中国落地开花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一是重视立言。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①这“三不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深为后世推崇。特别是对于“立言”的追求,更左右了历代士大夫的人生方向。他们往往通过著书立说,“文以载道”,表达忧围忧民之现实关怀和对儒家仁政理想的不懈追求。他们都把“文”作为阐释“道”的途径。近代期刊的出现,让追求“三不朽”人生价值的新式知识分子看到了“立言”的新渠道新载体,从而对这一新传播形态产生心理认同。例如,王韬创立《循环日报》时,其高标的宗旨,正是“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①
  二是致力教化。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在继承和发扬西周以来礼制原则和道德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倡导以“礼”“德”治国教民,强调“克己复礼”以达到“仁”的最高道德境界,通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到“明人伦”的目的,从而创立了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以“德”“礼”为核心内容、以“明人伦”为基本出发点的“以教辅政”思想。《苟子·王制》提出“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的主张;《礼记·学记》把教化的作用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特别是西汉以来,儒家思想教化的主张更被统治者所接受,嗣后历代都“莫不以教化为大务”。②随着教化的实践不断深入,教化的形式逐渐丰富,教化的意义也深入人心。从钟鸣鼎食之家到引车卖浆者流,教化对塑造人们的性格和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深受传统教化思想影响的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对于期刊的接纳,也源于对期刊传播知识、教化万民这一功能的认识。王韬认为,新报可以移风易俗,“辅教化之不及”,“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谇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诈,诪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似闾胥之觥挞矣”。③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时,在对《新民丛报》的宗旨和办报方针的论述中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渐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公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中国期刊史:第五卷(纪事 1815-2015)》 一部贯穿两百年的中国报刊发展宏图,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史学梳理。 自1815年西方传教士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至2015年中国期刊业迈入数字化时代,两百年的光阴流转,见证了中国期刊从萌芽、成长、壮大到转型升级的波澜壮阔的历程。这套《中国期刊史》系列,以其宏大的视野、详实的考证、严谨的学术态度,系统地勾勒出中国期刊发展的历史脉络,解析其与时代变迁、社会思潮、文化建构的深刻互动。《第五卷:纪事 1815-2015》作为这一宏大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侧重于以时间为轴线,梳理和呈现中国期刊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发展状况、重要事件、代表性刊物及其社会文化影响力,为读者呈现一幅清晰而生动的历史画卷。 卷名释义与内容定位: “纪事”二字,点明了本卷的核心旨趣:编年记史,客观记录。不同于其他卷册可能侧重于某一专题、理论分析或区域研究,《第五卷》将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围绕1815年至2015年这二百年的时间节点,逐年、逐段地梳理中国期刊业的发生、发展、繁荣、变革与挑战。它将是一个庞大的“期刊年鉴”,是研究中国期刊发展历史的“流水账”,但绝非枯燥乏味的堆砌,而是通过精心拣选的史实,展现出中国期刊作为时代载体、思想传播者、社会参与者的多元面貌。 历史的开端与早期探索(1815-1911): 本卷的起点,1815年,标志着中国期刊史的黎明。外国传教士带来的印刷技术与办刊理念,开启了中国人创办期刊的先河。从最初以传播宗教教义为主的刊物,如《察世俗年记》、《天路历程》等,到逐渐融入社会改良、启迪民智的内容,如《万国公报》、《中国教会新报》等,早期期刊虽然影响力有限,但无疑播下了种子。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民族意识的觉醒,知识分子开始运用期刊作为宣传革命思想、呼吁救亡图存的武器。这一时期,大量的革命刊物应运而生,如孙中山先生的《民报》、秋瑾的《中国女报》等。这些刊物不仅传播了先进的政治理念,也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同时,一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刊物也开始出现,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在这一时期的涌现,更是标志着中国期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们以其深邃的思想、锐利的批评和广泛的传播,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风云变幻中的繁荣与转型(1911-1949): 辛亥革命后,中国期刊业迎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数量剧增,内容也日益丰富多样。从政治性刊物到文学刊物,从学术刊物到通俗刊物,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文学期刊成为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的重要阵地。《小说月报》、《语丝》、《创造》等刊物,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学人才,推出了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抗日战争期间,各种宣传抗战、鼓舞士气的刊物纷纷涌现,成为抗击侵略的重要阵地。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也都在积极创办和利用期刊来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期刊的政治功能在这一时期被高度凸显。即便是在战乱和动荡中,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依然坚持办刊,记录时代,反思历史,其坚韧的办刊精神令人动容。本卷将详细梳理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代表性刊物,分析其各自的办刊宗旨、内容特色、社会影响以及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与改革(1949-2015):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期刊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期刊的出版和发行受到国家统一规划,其主要功能被定位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党政机关报刊、理论刊物、专业科技刊物、大众生活类刊物等各类期刊得到了极大发展,在普及教育、传播信息、凝聚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期刊业迎来了又一次重要的转型期。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着原有的出版体制,期刊的商业化运营成为趋势。一大批面向市场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的期刊涌现出来,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期刊的专业化、品牌化发展也日益明显,许多专业期刊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进入21世纪,数字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而来,对中国期刊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电子期刊、网络期刊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期刊的传播方式和阅读习惯。本卷将详细记录这一时期期刊业在市场化改革、数字化转型、内容创新、国际传播等方面的努力与探索,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传统纸媒的坚守与革新,到数字出版的蓬勃发展,本卷将以详实的案例和数据,展现中国期刊业如何应对时代变革,不断焕发生机。 第五卷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期刊史:第五卷(纪事 1815-2015)》的价值在于其全面性、系统性和史料性。 编年叙事,脉络清晰: 以时间为经,以刊物为纬,将两百年的中国期刊发展史呈现在读者面前,条理清晰,逻辑严谨。 史料翔实,考证严谨: 汇集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历史文献、报刊档案,并经过深入的考证和辨析,确保了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事件聚焦,案例鲜活: 不仅记录期刊的数量和类型变化,更着重于梳理重大历史事件与期刊发展的关系,通过对代表性刊物的深入剖析,展现期刊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 理论与实践结合: 在客观记述史实的基础上,适时引入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期刊的社会功能、文化意义、传播规律等进行探讨,提升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时代变迁的缩影: 中国期刊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的缩影。通过阅读本卷,读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潮变迁、文化演进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 面向未来的启示: 对过去两百年期刊发展的回顾,为当下和未来的期刊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经验教训。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读者对象: 本书适合以下读者阅读: 史学研究者: 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新闻传播史、文化史、出版史等领域的学者。 新闻传播从业者: 期刊编辑、记者、出版人,以及对新闻传播行业历史感兴趣的从业人员。 文学、艺术、思想史爱好者: 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艺术思潮、思想观点都通过期刊得以传播和交流,本书提供了理解这些文化现象的重要背景。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生动鲜活的史实,带领读者走进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受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 《中国期刊史:第五卷(纪事 1815-2015)》将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不仅填补了中国期刊史研究的某些空白,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独特视角。它是一部承载着时代记忆的百科全书,是一份献给中国期刊业两百年光辉历程的庄重献礼。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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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新闻传播史的教师,我发现这本书在学术规范和史料运用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它的结构设计极其清晰,时间轴的划分逻辑严密,使得读者在追溯特定时间段内的期刊发展脉络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我尤其欣赏其在处理敏感历史时期刊物命运时的审慎态度,既不回避历史的复杂性,也保持了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冷静。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期刊在内容审查、发行困境、以及与读者群体建立联系的方式等操作层面的细节描述,为我们理解近代出版业的商业逻辑和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宝贵的案例支撑。这使得这本书不仅具有高度的史学价值,同时也具备了应用性的参考意义,对于指导学生进行一手史料研究,提供了极佳的范本。每次阅读,都能从中发现新的研究切入点,其内容密度之高,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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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熟悉该领域的新读者来说,这本书的开篇可能会显得信息量巨大,但一旦进入状态,那种被史料洪流包裹的充实感是无与伦比的。我最喜欢它的叙事中流露出的对“媒介责任感”的探讨。作者并非仅仅记录“谁在何时创办了什么”,而是深入追问这些刊物在面对国家危难、社会转型时的伦理选择与表达困境。例如,书中对于抗战时期沦陷区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地下刊物维系文化血脉的描述,笔触细腻而充满敬意,令人动容。它成功地将冰冷的时间线和事件串联,转化为有温度、有血肉的文化史。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观察框架,使我们能够从更深层次理解期刊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构建者,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了近两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性的面貌。它是一部值得反复咀嚼、常读常新的学术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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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远超一般工具书或断代史的范畴,它更像是一部精心编排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图谱”的视觉化呈现。我是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周末开始细读的,书中的行文风格带着一种沉稳而富有洞察力的节奏感,读起来丝毫不觉枯燥。作者擅长于将宏观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的刊物案例进行无缝衔接,让人清晰地看到,某一个关于社会改革的提议,是如何在一个不起眼的文学杂志的小篇幅中孕育,最终发酵成影响一代人的思潮。我特别关注了其中对区域性地方志类刊物的论述,这部分内容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央与地方知识生态的互动模式,是传统研究中经常被忽略的盲区。这种对“边缘”和“地方”的关注,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中国近代文化地理的认知,让人由衷地佩服作者的田野调查精神和文献挖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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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在文化史领域摸爬滚打的研究者来说,简直是一次对既有认知的洗礼。它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即不将目光仅仅聚焦于政治风云的中心,而是将期刊视为社会肌体的毛细血管,观察信息的流动和观念的渗透。我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去研读其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类文艺性与思想性杂志的相互竞争与相互催生的复杂生态。作者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政治倾向的刊物,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如何形成一种微妙的“共谋”与“对抗”的分析,尤为精彩。特别是那些对边缘性、甚至昙花一现的刊物的追溯,体现了作者极大的史学耐心和责任感。这种近乎考古的发掘,使得研究者能够跳出传统主流叙事的窠臼,更全面地理解新思想传播的复杂路径。可以说,它不再是简单的“介绍”,而是提供了一种“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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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巨著的面世,无疑为所有关注中国现代媒介变迁的学人带来了一场盛宴。我是在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这套书的,当时我正在梳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如何通过新兴的出版物构建其思想阵地的研究课题。最初,我仅仅是抱着查阅特定年份资料的心态翻阅,却很快被其宏大的叙事结构和扎实的史料基础所吸引。它不仅仅是一部枯燥的期刊目录汇编,而是一部活生生的、关于思想如何在印刷品中呼吸、演变的历史长卷。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期刊”这一载体进行定义和范畴界定的精妙之处,这使得后续的梳理工作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书中对早期教会创办的中文期刊与本土知识分子创办的早期报刊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描摹,揭示了信息输入与本土化适应过程中的张力与融合。这种对细节的执着和对宏观趋势的把握,使得阅读体验极为丰富,仿佛跟随历史的脚步,亲历了那段风云变幻的印刷革命时代。那些被湮没在旧纸堆中的名称和名字,在作者的笔下重新焕发了光彩,证明了这些“纸片”承载的文化重量远超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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