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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北京环球视图图书专营店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27218

商品编码：15574434283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24

字数：130000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 科技史名家江晓原贯通中西，论中国古代技术伟大的成就

　　《周髀算经》中为什么会蕴藏着惊人的宇宙学说？谁告诉了中国人寒暑五带的知识？古代中国宇宙有希腊影子吗？钓鱼城和都江堰的伟大工程，为什么说现代科技都只能望其项背？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江晓原教授以汇通古今的视野、兼修文理的学识，与读者一起走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共同探讨何为“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 熔铸古今，以传统文化的自豪与自信独树新见

　　中国被赋予的“四大发明”名副其实吗？什么才应该是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的三大奇器和司南，以的科技成果，能成功复制出吗？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地圆学说？中医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医？……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以颠覆性的观点戳破古代科技神话，以独到新见回应“李约瑟之问”是伪命题。

　　☆ 深入浅出，独到犀利，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

　　本书从中国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讲述关于技术、工程、天文、地理、医学、文化等相关故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惬意消闲中开阔视野，掩卷遐思间发人思考，是一部适合大众阅读的当代名家研究讲解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是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技史大家江晓原先生在数十年对中外科技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工程技术、天文地理及医学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所做的系统思考和阐述。通过系统研究，江晓原教授以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以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求真精神，避开“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伪命题，与读者共同探讨何为“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

　　江晓原教授以贯通中西的视野、熔铸古今的学识，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出发——《周髀算经》中为什么会蕴藏着惊人的宇宙学说？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地圆学说？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中医究竟是什么？——讨论中国古代的伟大成就，精详考辨，去伪存真，有破有立中启迪读者何为对待传统文化的应有态度。

作者简介

　　江晓原，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首位天文学史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yi个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等90余种，并长期在京沪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科研成果及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新华社曾三次为他播发通稿。

精彩书摘

　　精彩章节（1）

　　司南：迄今为止只是一个传说

　　司南神话的基础

随着前些时候围绕候风地动仪真假问题的争议，这个曾出现在中国中小学课本中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基本上可以认定只是一个古代的传说。许多年轻人曾对这件器物的存在深信不疑，现在他们颇有上当受骗之感。

2010年底，我应邀评议一套新编的小学《科学》课本，发现另一件中国古代器物——司南——也出现在课本上：“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制作了司南。将一块天然磁石雕磨成匙状，让它在刻有方位的水平底盘面上自由地转动，结果磁石的匙柄总是指向南方。”当时我建议再版时将这上面引的这段话去掉，或者至少将司南的插图去掉，因为预感到司南将成为紧随地动仪后下一个进入公众视野的争议对象（学术界的争议此前就有）。没想到这种预感竟如此准确——这样的争议文章在2011年1月的《看历史》杂志上就出现了。

为什么司南会成为下一个进入公众视野的争议对象？这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当地动仪神话垮掉之后，和它同类的司南神话就很难独善其身。更何况仅就古代文献依据而言，司南还不如地动仪可靠。

　　建构司南神话所依据的历史文献，重要的是如下两条：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韩非子`有度》）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论衡`是应篇》）

　　为了将司南——它被视为后世指南针的基础——的历史提前到汉代乃至先秦，从而确保中国“四大发明”的优先权，上面这两条史料是至关重要的。不幸的是，这两条史料都有严重问题。它们都可以（甚至应该）作别的解释。

　　《韩非子》中的那一条，明显是在讨论人主如何保持权柄不让臣下犯上，“端朝夕”是指严肃君臣之礼——早上人主召见臣下。故此处“司南”显然是指“规章”、“礼制”之类的抽象事物。

　　《论衡》中的那条，在宋代版本中“司南之杓”作“司南之酌”，而“酌”可以解释为“用”；更成问题的是“其柢指南”中的“柢”，意思是一段横木。于是这段话就可以释读为：“使用司南时，将它放在地上，那段横木指向南方。”这样的“司南”是什么？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指南车”，而不是能指南的磁石勺子。

　　究竟有没有人造出过一具真的司南？

　　那么这个多年来一直出现在中小学课本中的“天然磁石勺子”的司南图像，究竟从何而来的呢？它来自科技考古专家王振铎（1911—1992）的假想。

　　王振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受研究院委托研制中国古代科技模型；50年代起曾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等职。和一些古人一样，他是相信司南神话的。他从1945年即开始复制司南，依据的就是《论衡》中的那条记载——他用的是明版的文本“司南之杓”，所以他将司南假想为一个能指南的磁石勺子。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王振铎报告说他用天然磁石制成了司南：“琢珑成司南后，置于地盘（仿自刻有方位的古代式盘）上投转之，……其杓指南。”

　　我以前曾将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奇器”，如果加上司南，可称“四大奇器”。这四大奇器王振铎全都复制过。尽管究竟怎样才算“复制”其实是有疑问的，但王振铎当时的和名声已足以让许多人相信他论文中的报告。一个有力的例证，是中国在1953年发行邮票《伟大的祖国》（特7.4，全套4枚），其中枚即为司南，说明文字为：“司南`指南仪器`战国（公元前三世纪）”。发行邮票是“国家行为”，通常意味着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认可。

　　发行邮票当然会对公众产生广泛影响，而在学术界，王振铎复制司南的报告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可。比如，在李约瑟原著、罗林改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就肯定了王振铎“用天然磁石做成的指南勺”，并说“他所用的磁石来自汉代人几乎肯定也能找到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85页）。又如，在戴念祖等著的《中国物理学史》中，专为司南设立了一小节，结论是：“司南诞生于汉代，或更早的战国时期。自汉以降，司南屡被制造并被用作定向仪器。”（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204页）

　　但是，1952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访问苏联准备礼物时，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制作一具司南，谁知用天然磁石制作的司南却无论如何无法指南。主要原因是，即使将磁石加工得极为光滑，并且将地盘的材质从木质换成青铜，天然磁石的磁力仍远不足以克服磁勺和地盘之间的摩擦力。后只好用电磁线圈给磁勺充磁，它才能够指南。虽然这具司南还是被作为礼物送给了苏联，但战国或汉代当然不可能有充磁的电磁线圈，所以它已经不是真正的“复制”了。

　　当时王振铎正担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他1947年论文中报告的那具天然磁石制成的司南，究竟在哪里呢？杨东晓发表在《看历史》上的文章中说：“这把能指南的天然磁勺，除了在论文中出现过之外，却再也没有音讯。当《看历史》杂志记者向国家博物馆考古学家孙机求证时，孙机表示，国博的研究者们至今没有见过这把天然磁勺。”后来博物馆中的司南陈列品，则都是用充过磁的金属制成。

　　其实，对于王振铎复制成功天然磁石司南的疑问，即使在上述两种肯定司南复制的学术著作中，也不无蛛丝马迹。李约瑟说“指南勺不可能是用磁化了的铁制成的”；戴念祖则说“王振铎复制司南太考究，以致其复制品的剩余磁性极弱”。他们为何要这么说？这是委婉的暗示吗？

　　中国科学史上“四大奇器”之命运列表

　　对古代仪器真正意义上的复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比如司南要能指南，候风地动仪要能反映地震，水运仪象台要能靠水力驱动并完成自动报时和天象演示。

二、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比如用电磁线圈对磁勺充磁，或在水运仪象台内部安装电动机。

　　按照上述两个条件，司南违反了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违反了条。前不久又有人高调宣布“复制”候风地动仪成功，但是此后地震频仍，2011年的日本地震达到9级，为何不见该地动仪成功反映的报告？至于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历史文献记载中水运仪象台高约12米，王振铎复制品缩小为五分之一），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也至少违反了条。只有指南车，上述两个条件都能满足。

　　如将“四大奇器”合而观之，情况可归纳如下表：

　　情况/奇器　　　　　　　　　司南　　指南车　　候风地动仪　　水运仪象台

　　有无历史文献记载　　　　　　有　　　　有　　　　　有　　　　　　有

　　记载中有无内部结构描述　　　不需要　　无　　　　　无　　　　　相当详细

　　现代复制是否公认真正成功　　否　　　　是　　　　　否　　　　　　否

　　是真有如此奇器，还是传说？　传说　　可信其有　　　传说　　　　　传说

　　故本文的结论是：“四大奇器”之中，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曾有过其物，其神奇功能也只是传说。

　　除非今后出土了司南实物，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方有可能改变。

　　精彩章节（2）

　　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地圆学说？

　　中国古代地圆学说的文献证据

　　标题中的问题，是在明末西方地圆说传入中国，并被一部分中国学者接受之后，才产生的。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中国学者热衷于为祖先争荣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众口一辞的“有”。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一点复杂，并非简单的“有”或“没有”所能解决。

　　认为中国古代有地圆学说，主要有如下几条文献：

　　南方无穷而有穷。……我知天下之，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庄子`天下篇》引惠施）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东汉时张衡《浑仪注》）

　　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三国时王蕃《浑天象说》）

　　惠施的话，如果假定地球是圆的，可以讲得通，所以被视为地圆说的证据之一。后面两条，则已明确断言大地为球形。所以许多人据此相信中国古代已有地圆学说。

但是，所谓“地圆学说”，并不是承认地球是球形就了事了。

　　西方地圆学说的两大要点

　　在古希腊天文学中，地圆学说是与整个球面天文学体系——该体系直到两千多年后的现代天文学中仍被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地圆说实际有两大要点：

　　1. 大地为球形；

　　2. 地球与“天”相比非常之小。

　　点容易理解，但第二点的重要性就不那么直观了。

　　在球面天文学中，只有极少数情况，比如考虑地平视差、月蚀等问题时，才需要考虑地球自身的尺度，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忽略地球自身尺度的，即视地球为一个点。这样的忽略不仅完全合理，而且非常必要。这只需看一看下面的数据就不难明白：地球半径与地日距离两值之比约为1∶23456。而地日距离在太阳系大行星中仅位列第三，太阳系的广阔已经可想而知。如果再进而考虑银河系、河外星系等，那就更广阔无垠，地球尺度与此相比，确实可以忽略不计。古希腊人的宇宙虽以地球为中心，但他们发展出来的球面天文学却完全可以照搬到日心宇宙和现代宇宙体系中使用——球面天文学本来就是测量和计算天体方位的，而我们人类毕竟是在地球上进行测量的。

　　再回过头来看古代中国人关于大地的观念。古代中国人将天地比作鸡蛋，那么显然，在他们心目中，天与地的尺度是相去不远的，事实正是如此。下面是中国古代关于天地尺度的一些数据：

　　《尔雅`释天》：天球直径为387000里；地离天球内壳193500里。

　　《河洛纬`甄耀度》：天地相距678500里。

　　杨炯《浑天赋》：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万一千余里。

　　以《尔雅`释天》中的说法为例，地球半径与太阳——古代中国人认为所有日月星辰都处在同球球面上——距离之比是1∶1。在这样的比例中，地球自身尺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向中国输入欧洲天文学，其中当然有地圆之说，虽然他们很少正面陈述地球与天相比甚小这一点，但因为在西方天文学传统中一向将此视为当然之理，自然反映于其理论及数据之中。例如《崇祯历书》论五大行星与地球之间距离，给出如下数据：土星距离地球： 10550倍地球半径；木星距离地球： 3990倍地球半径；火星距离地球： 1745倍地球半径……。这些数据虽与现代天文学的结论不甚符合，但仍可看出在西方宇宙模型中，地球的尺度相对而言非常之小。又如《崇祯历书》认为，“恒星天”距离地球约为14000倍地球半径之远，此值虽只有现代数值的一半多，毕竟并不离谱太远。

　　非常不幸的是，不忽略地球自身的尺度，就无法发展出古希腊人那样的球面天文学。学者们曾为古代中国为何未能发展出现代天文学找过许多原因，诸如几何学不发达、不使用黄道体系等，其实将地球看得太大，或许是致命的原因之一。然而从明末起，学者们常常忽视上述重大区别，力言西方地圆说在中国“古已有之”，许多当代论著也经常重复与古人相似的错误。

　　中国人接受地圆观念的困难

　　有一些证据表明，西方地圆观念在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之前已经多次进入中国。例如，隋唐墓葬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其上多铸有地球图形。有时地球被握在君主手中，或是胜利女神站在地球上，有时是十字架立于地球之上，这就向中国人传递了大地为球形的观念。又如，在唐代瞿昙悉达翻译的印度历法《九执历》中，有“推阿修量法”，阿修量是太阳在月面所投下地球阴影的半径，这就意味着地球是一个球形。再如，元代西域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向元世祖忽必烈进献西域仪象七件，其中就有地球仪。

　　明末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播地圆观念，曾受到相当强烈的排拒。例如，崇祯年间刊刻的宋应星著作《谈天》，其中谈到地圆说时说：

　　西人以地形为圆球，虚悬于中，凡物四面蚁附，且以玛八作之人与中华之人足行相抵。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髀矣。

　　宋氏所引西人之说，显然来自利玛窦。而清初王夫之抨击西方地圆说甚烈，他既反对利玛窦地圆之说，也不相信这在西方古已有之。至于以控告耶稣会传教士著称的杨光先，攻击西方地圆之说，更在情理之中，杨氏说：

　　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谓覆载之内，万国之大地，总如一圆球。

　　另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天文学方法的中国学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某种知识“同构”的过程。现今学术界公认比较有成就的明、清天文学家，如徐光启、李天经、王锡阐、梅文鼎、江永等，无一例外都顺利接受了地圆说。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方地圆说所持的理由，比如向北行进可以见到北极星的地平高度增加、远方驶来的船先出现桅杆之尖、月蚀之时所见地影为圆形等，对于有天文学造诣的学者来说通常很容易接受。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如何对待西方地圆说，有一典型个案可资考察：

　　秀水张雍敬，字简庵，“刻苦学问，文笔矫然，特潜心于历术，久而有得，著《定历玉衡》”——应是阐述中国传统历法之作。朋友向他表示，这种传统天学已经过时，应该学习明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建议他去走访梅文鼎，可得进益。张遂千里往访，梅文鼎大喜，留他作客，切磋天文学一年有余。事后张雍敬著《宣城游学记》一书，记录这一年中研讨切磋天文学之所得，书前有潘耒所作之序，其中记述说：

　　（在宣城）朝夕讲论，逾年乃归，归而告余：赖此一行，得穷历法底蕴，始知中历、西历各有短长，可以相成而不可偏废。朋友讲习之益，有如是夫！复出一编示余曰：吾与勿庵（梅文鼎）辩论者数百条，皆已剖析明了，去异就同，归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圆如球之说，则决不敢从。与勿庵昆弟及汪乔年辈往复辩难，不下三四万言，此编是也。

　　《宣城游学记》原书已轶，看来该书主要是记录他们关于地圆问题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以梅文鼎之兼通中西天文学，更加之以其余数人，辩论一年之久，竟然仍未能说服张雍敬接受地圆概念，可见要接受西方地圆概念，对于一部分中国学者来说是何等困难。

前言/序言

　　导言：换一种思路看待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以及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都和科学的定义直接相关；而愿意使用哪一种定义，又涉及更为深层的问题，所以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因为有目共睹，就很少争议。因此，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出发，尝试思考这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不失为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

　　古代的技术成就靠什么理论支撑？

　　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的来自现代教育所灌输的观念体系中，我们习惯于认为，技术后面的理论支撑是科学。在当下的情境中，这一点确实是事实。但是，很多人在将这一点视为天经地义时，却并未从理论上深入思考。

　　例如，如果对“科学”采取较为严格的定义，则现代意义上的、以实验和数学工具为特征的科学，至多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那么即使只看西方世界，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那里的种种技术成就如何解释？那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又是什么呢？举例来说，欧洲那些古老的教堂，都是在现代力学理论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建造起来了，那些巨大的石质穹顶，当然可以视为技术奇迹，但这种技术奇迹显然不是由以万有引力作为基础的现代力学理论所支撑的。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中国时，这样的问题就会变得更为明显和尖锐。

　　比如都江堰，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公元前3世纪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真正做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两千多年过去，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都江堰这样惊人的技术成就，背后支撑的理论是什么呢？人们当然无法想象李冰父子掌握了静力学、重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等现代科学，更容易也更有把握猜想到的是，李冰父子熟悉阴阳五行周易八卦……

　　中医呵护了中华民族健康几千年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阴阳五行之类都很容易被归入“迷信”和“糟粕”之列。这种“划界”结果，也确实是我们多年来许多教科书所赞同的。多年来，遭受这种“划界”结果伤害严重的，莫过于中医，因为中医明确将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支撑。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医几乎已面临灭顶之灾。那时有一个残酷而荒谬的口号：“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西医界和“科学界”在这个口号之下，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废除中医的“运动”。而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中医的支持者居然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因此他们的“救亡”路径，就变成竭力证明“中医也是科学”。

　　可是一旦试图论证“中医也是科学”，立刻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医是用什么理论来支撑的？如果答案还是“阴阳五行”，立刻就会遭遇更加气势汹汹的质问：难道阴阳五行也算科学吗？科学和迷信还有没有区别？正是在这样捉襟见肘进退维谷的理论困境中，中医被一些“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宣布为“伪科学”，中医界人士对此无不痛心疾首。

　　到这里我们就有必要从宏观上回顾中医的历史——这种宏观的历史回顾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却经常被人忽略。

　　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前，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健康毫无疑问是由中医呵护的。要问这种呵护的成效，我们只需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晚清的中国人口已达四亿。四亿人口，这就是中医呵护中华民族健康的成效。放眼当时的世界，这个成效也足以傲视群伦。

　　也就是说，数千年来，中医作为一种呵护中华民族健康的技术，它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后，甚至在“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狂风暴雨之后，它仍然幸存了下来，至今仍然行之有效。就好比都江堰至今仍然在灌溉滋养着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一样，中医中药至今仍然是许多国人面对疾病时的选项之一。

　　从理论上为中医辩护的路径

　　一、为中医争取“科学”地位（目前许多中医界人士和中医支持者就是这么做的），为此就要求承认阴阳五行也是“科学理论”，而这会遭到科学界的普遍反对。

　　二、坚持阴阳五行是“迷信”和“糟粕”，为此不惜将中医视为“伪科学”，某些思想上奉行“科学原教旨主义”的人士就是这么做的，但他们被中医界视为凶恶的敌人——从客观效果上看也确实如此。

　　三、采取更开放更宽容的立场，否定“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一原则。即使是在科学技术已经君临天下的，我们生活中也仍然需要许许多多“非科学”的东西。比如，诗歌是科学吗？昆曲是科学吗？如果贯彻“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样的原则，为什么还要容忍这些东西存在？

　　诗歌、昆曲都是我随意举的例子，并无深意，但下面这个问题却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诗歌或昆曲是“伪科学”？

　　“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将会回答说，这是因为诗歌和昆曲从未宣称过自己是“科学”，而中医却试图将自己说成科学。

　　这个虚拟的回答，提示了中医在理论上“救亡”的第三条道路：

　　不再徒劳宣称自己是科学，而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我，我就是中医。既然我没打算将自己说成科学，也就没人能够将“伪科学”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至于别人是否愿意将我视为“科学”，我无所谓。

　　从屠呦呦的青蒿素到霍金的《大设计》

　　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是依靠现代科学理论来支撑的。至少有一些重要的技术成就是由非科学、甚至是由和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理论所支撑的。一旦在理论上接纳了这一点，我们眼中的历史和世界，就会呈现出一番新面貌。

　　首先，我们不再简单化地以现代科学为标尺，去削足适履地衡量古代和现代的一切技术成就，并强制性地将这些技术成就区分成“科学的”和“非科学的”，甚至以此来决定我们对待某项技术成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是重视还是冷落。2015年屠呦呦以青蒿素而获诺贝尔奖，应该有助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反思。

　　其次，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看待外部世界的现行方式——这种方式至今还被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是看待外部世界好“科学”的方式。在这种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中，我们不仅确信一个“纯粹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而且确信自己能够认识和掌握这个外部世界的规律，还确信现代科学为我们描绘的这个外部世界的图景是正确的。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中，依托现代科学以外的任何其他理论对外部世界的描绘，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迷信”或“糟粕”。

　　而事实上，举例来说，我们对人类身体的认识就远远不够，所以至今西方人并不像我们习惯的那样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他们通常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用西方学者熟悉的话语来说，在中医和西医眼中，人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有经络和穴位，一个却只看到肌肉、骨骼、血管、神经等。由于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寄居在其中，所以我们很难将人体视为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

　　推而广之，我们对整个外部世界的认识，其实普遍存在着类似的状况。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堪称他“学术遗嘱”的《大设计》一书中，对我们如何认识外部世界这一问题的论述，是近年来值得注意的哲学讨论之一，极富启发性。霍金表示，对于外部世界，他主张“依赖模型的实在论”（model dependent realism），而所谓模型，就是我们所描绘的外部世界图像。他强调指出，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使用不同的外部世界图像，而且这些不同的图像在哲学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根据霍金的上述观念，完全可以认为，支撑中医这个技术体系的阴阳五行理论，就是人类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图像之一，虽然这个图像我们已经很少使用，但它又何尝没有哲学上的合理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