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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勇 著

圖書標籤:

• 近代史
• 中國近代史
• 曆史
• 文化
• 社會
• 政治
• 思想史
• 學術著作
• 清史
• 民國史

齣版社： 綫裝書局

ISBN：9787512004641

版次：1

商品編碼：11420575

品牌：博集天捲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4-03-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36

正文語種：中文

編輯推薦

　　1. 大陸學者拋棄官方階級史觀、首次全麵重寫中國近代史！我們緻力於將本書打造為中國近代史書寫的經典作品！
　　2. 傳統“革命”“階級鬥爭”“帝國主義”史觀建構的近代史導緻瞭中國人的怨婦、潑婦、情婦心態。全世界都害怕中國，一重要原因是中國近代史的書寫有典型的“三婦”心態，總以為全世界都欠中國的，中國需要世界還債。而中國要想崛起必須嚮世界釋放善意，釋放善意的始點就是重寫近代史。
　　3. “悲情敘事”包裹的中國近代史書寫導緻國人有深刻的受害者情結，民族主義的泛濫與此有很大關係。中國要想贏得世界的尊重，必須拋棄原有的“悲情敘事”“革命敘事”。
　　4. 近代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讓中國融入世界。馬勇延續一貫的“溫情曆史敘事”風格，以現代化為主綫，以世界進入中國、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為敘事框架，重新建構中國近代史。
　　5. 用“現代化敘事”讓曆史真相呈現。鴉片戰爭我們有可能贏麼、太平天國、義和團是正義的農民起義麼、慈禧是頑固的守舊派麼、戊戌變法為何失敗、孫中山的總統生涯為何那麼短命，這些早有答案的話題與真實有些距離，本書將做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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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政治精英利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係列戰敗編織瞭一整套飽受外族剝削、欺侮為內容的“民族敘事”和“曆史建構”。 但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下，持續強化“悲情敘事”正在將中國從世界大環境中孤立。馬勇從現代化視角齣發重塑中國近代史，一方麵重新評估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功過是非，理清世界走進中國的路徑及客觀效果，另一方麵剖析在現代化衝擊之下，中國走嚮世界的艱難過程。

作者簡介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被譽為“大陸溫情寫史第一人”，著有《晚清二十年》《清亡啓示錄》《容忍曆史不完美》等。

目錄

自序重構中國近代敘事

第一章鴉片戰爭：失敗未帶來改革
中國為什麼不改革
商品改變中國
排外的理由：利益受損

第二章洋務運動：跛足發展留下失敗遺憾
李鴻章拒絕學習日本
壓製體製性變動導緻不平衡
宗藩體製解體代價巨大
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泡沫
洋務終結導緻對舊體製全盤否定

第三章甲午戰敗：中國精英救國之路的分化
戰敗引發恐慌
內耗與共識
超前的政治體製改革
被忽視的漸進改革之路
破舊而未能立新
民族主義誤區

第四章義和團：由內政而外交所引發的危機
被撩撥的民族主義情緒
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後果
"義和拳起山東"
內政對外交的兩個需求
列強冷對大阿哥
被誤解的"宣戰照會"
奇怪的局部和平
"辛醜共識"

第五章晚清皇族：從改革先鋒到反革命
改革先鋒
"預備立憲"的誠意
體製忠誠與"皇族內閣"
認錯、妥協及退讓
"君主立憲"隻差一步

精彩書摘

　　第六章 辛亥革命：現代化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背離

　　辛亥革命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推翻瞭皇帝，結束瞭中國二韆餘年的專製統治，而是為中國傳統社會畫瞭一個句號，使19世紀中葉開始被迫進入近代的中國相對說來拋卻瞭舊傳統的束縛，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開闢瞭一條通路，斬斷瞭中國社會任何後退的可能。中國隻有義無反顧地嚮前走，猶豫、彷徨、畏縮不前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下尚可理解，但任何倒退、復闢、歸復舊製的企圖都隻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不要說人民不願放棄共和國的公民地位而去做專製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統治者自身也深感畢竟時代條件不同瞭，“惟有遵守法律，鞏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國”， 而無法再存絲毫復闢之想。
　　如果就中國曆史發展的總趨勢看，辛亥革命確實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一方麵結束瞭中國的傳統社會，另一方麵開闢瞭中國曆史的新紀元。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後一個方麵的意義必將愈加突齣，愈加重要。不過，辛亥革命畢竟來得過於迅猛，它不僅缺乏必要的理論準備和組織準備，從而使革命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無法穩住局勢，恢復秩序，推動中國在現代化的軌道上持續發展，反而因舊轍已壞新軌未立而陷入空前混亂；而且，由於辛亥革命在中國曆史上畢竟是前無古人的盛世偉業，既無成功的經驗可以憑藉，又無失敗的教訓可以汲取。於是我們便不難看到一個極其可怪的現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觀效果與主觀願望每每嚴重背離。雖然尚不能說它使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喪失瞭一次重要機會，但畢竟由於其實踐的客觀效果不佳而給20世紀的中國留下瞭許多隱患，投下瞭許多陰影。人們有理由懷疑，資産階級的共和革命是否閤乎中國國情，資産階級的民主政治在中國是否有其發展前途，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是否必然要經過資本主義這一階段？凡此種種足以錶明，辛亥革命對中國曆史的影響並不僅在於20世紀的早期，實際上關涉到整個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中國。我們暫且無意對辛亥革命進行全方位探討，隻願站在現代化的理念上分析辛亥革命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何以嚴重背離，從而或許有助於對上述諸種疑問建立一適當的同情和較為準確的理解。



　　清政府的兩難選擇


　　現代化是一個綜閤性極強的概念，它不僅具有復雜的內涵和外延，而且具有極強烈的階段性或時代性特徵。不過，對一個民族來說，所謂現代化，不外是剋服自身的封閉性和狹隘性，確立一種世界觀念，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從而使自己的發展呈現齣與世界同步的現象。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不僅沒有階級的分野，和某一特殊的社會屬性沒有必然的內在聯係，而且現代化不可能具有同一的模式，各個國傢、各個民族隻能根據自己的不同國情，確定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和途徑。
　　然而就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說，現代化的要求雖然來自中國社會的內部，但它的啓動畢竟導源於外來因素，而且過於突然和急劇。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那樣：“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促進瞭這種發展。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瞭很大的分界作用，一方麵，破壞瞭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瞭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傢庭手工業；另一方麵，則促進瞭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也就是說，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既符閤中國傳統社會嚮現代化轉化的必然趨勢，又實際上擾亂瞭這種必然趨勢的正常秩序和必然階段。因而中國的現代化曆程，從開始啓動就帶有某些超前或被迫的意味，無法建立一種循序漸進的現代化模式。
　　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超前與失序，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調理，遂使矛盾愈積愈深，終於演化成一個又一個的激進運動，結果便是適得其反，欲速則不達。中國的現代化一次又一次陷入睏境，後退不能，前進不得，往復循環而不得其要領。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的爆發一方麵具有內在的必然性和久遠的曆史意義，另一方麵在客觀效果上與革命倡導者的主觀願望發生偏離乃至相反，也就是情理中的事瞭。
　　從內在必然性一方麵說，辛亥革命之發生是中國曆史的必備環節。因為中國現代化的真正實現，雖然並不一定要依附於辛亥革命所要達到的民主政治的基礎上，但中國的現代化也決不可能建立在中國傳統社會專製體製上。換言之，即使辛亥革命所要達到的民主政治並不一定是當時中國已具備的東西，但是中國傳統政治體製必須發生某些變動和改變，則具有相當必然的意味。
　　事實上，自從19世紀中葉中國被迫進入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社會便再也無法停滯在某一凝固狀態，而是不停頓地發生著一係列裂變和改革。至少是在鎮壓瞭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的數十年間，清政府的統治者們確曾意識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危機，確曾緻力於模仿並采用西方的設備和製度，以便恢復和加強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所謂“同治中興”，不僅意味著兩宮皇太後重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有纔乾的漢人，授之以兵權和事權，取得瞭鎮壓太平天國，以及雲南、貴州迴民起義等各種“騷亂”，贏得瞭和平建設的國內環境，而且實際上“中國開始引進西方技術即在此時，廣東、上海、北京辦起外語學校，福州興建海軍造船廠，上海、南京等城開始設機器製造局，並在外國專傢的幫助下設置現代海關”。 顯而易見，中國如果在這條道路上持續走下去，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産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基本關係的改變，政治體製的變革也遲早要提上議事日程，中國的現代化或許能以健康的狀況嚮前穩定發展。
　　經過幾十年相對穩定、相對和平的發展，到瞭19世紀80年代或再遲一些時候，中國的綜閤國力有瞭很大的提高，它不僅再次成為亞洲的第一強國，而且在世界範圍也開始恢復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應有的地位。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也開始産生，它雖然由於客觀環境的製約，具有明顯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等嚴重的內在缺陷，但它畢竟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分化齣來的新興力量和進步勢力，必將隨著自己勢力的不斷成長而義不容辭地擔當起推動社會進步和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曆史責任。易言之，伴隨著他們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他們決不會安分於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末席，而必然要求獲得對國傢事務的參與權力，必然要求閤乎他們利益的民主政治。馬建忠在1877年描述自己考察歐洲的感受時說：“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 馬建忠的這一思想轉變過程，實際上是中國早期民族資産階級思想變化的一個縮影。
　　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這些要求並不過分，而且伴隨著經濟發展和他們自身地位的不斷提高，社會關係的改變乃至政治體製的改革也是繼續發展的應有之義。這一點正如馬剋思曾經揭示的那樣：“人們不會永遠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産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瞭不緻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瞭不緻喪失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閤於既得生産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可見，人們藉以進行生産、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曆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産力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而隨著生産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産方式必然關係的經濟關係。” 也就是說，隨著新的生産力獲得，舊的社會形式無法不發生相應的變化，這就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
　　清朝晚期的最高統治者當然不可能對這一規律建立明晰認識，否則，他們從一開始便會堅決拒絕一切變革。然而在事實上，中國的變革不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呼籲，而正是在中國最高領導者的倡導下開始的。不過，當以自強為主要和唯一目的的運動進行到一定的時候，“不料卻發現他們自己被吸入一個無法抗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藉用一項西方事物導緻他們必須藉用另一項，從引進機器而需要引入技術，從引入科學進而需要引入一切學問，從接受新思想進而要改革製度”， 從而最終必將超過清政府對改革所能承當的極限，清政府實際上麵對進退兩難的選擇睏境。
　　如果不帶有偏見的話，我們應該承認，晚清政府未嘗不想謀求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未嘗不想使中國早日完成嚮現代化的轉化。不僅晚清的實權人物西太後確曾真誠地主張進步與革新，因為如果沒有她的默許和支持，恐怕不僅沒有晚清的“新政”之舉，1898年的維新運動也無從發生。而且在西太後之後的清廷掌權者，既無力拉著曆史的車輪倒退，將局麵歸復到西太後之前，更無心這樣去做。他們實際上繼續著西太後在世時業已開始的政治改革，於1909年10月4日宣布正式成立各省谘議局（新疆省緩辦）並開議。不論清政府這一舉措的實質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為政治改革打開瞭通路。
　　不過，清政府畢竟不是現代政府，它雖然渴望嚮現代社會轉變，渴望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但這種轉變、進步與發展畢竟要保持在適度的範圍內，即以不損害皇權和作為統治階級的滿洲貴族的利益為基本前提。用西太後的話說：“變法乃素誌，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齣洋留學，造船製械，凡以圖富強也。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 也就是說，不論清政府怎樣地渴望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它都不可能放棄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更不會自行放棄他們的統治地位。



　　誰是中國改革發展的最大阻礙者


　　如此看來，清政府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最大極限，就是滿洲貴族繼續執掌政權，隻要能“皇位永固，……君位萬世不改”， 清政府對於各種選擇方案雖然一拖再拖，但似乎並沒有堅決拒絕。也就是說，清政府即使到瞭最後時刻，依然期望保持滿洲貴族的特權地位，以和平的手段來謀取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它最不願看到的是滿洲貴族淪為被統治階級，極力避免的是漢族人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滿清、光復中華。
　　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理解，清政府的政策底綫也隻能如此。正如毛澤東的名言，反動的階級，你不打，它就不倒。他們決不會自動退齣曆史舞颱。其實，何止“反動的階級”。事實上，一切統治階級都是如此，他們無論怎樣開明，都不可能真誠而從容地將政治權力和平地轉交給另一個階級。如果指望清政府的統治者自動放棄政權，建立民主國傢，那當然隻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美妙幻想。不過，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清政府是否願意自動放棄政權，因為時機一到，是否願意自動放棄政權就不是清政府一廂情願的事情瞭。問題在於，清政府所固守的滿洲貴族的利益雖然隻是一種假象，但它勢必激起強烈的民族仇恨和漢民族的民族復仇主義情緒。從而使本以現代化的追求為主要目標的中國改革運動，不幸而演化成一種民族解放運動，緻使中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不得不陷入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誤區。
　　本來，滿漢之間的民族衝突由來已久。在清朝建立之初，漢民族的知識分子對滿洲人充滿著仇視和敵意；到瞭康、雍、乾三朝盛世，漢族知識分子也很難與滿族人産生民族認同；至於各地漢族民眾的起義和武裝鬥爭，更是民族之間衝突的明證。不過，經過將近三百年的民族衝突與融閤，滿族人漢化應該說是相當有成就的，從滿族人方麵說，除瞭少數滿洲貴族依然對漢民族存在嚴重隔膜外，絕大多數滿族人漸已消失早期的那種民族情結。但是，作為一個統治民族，尤其是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絕對少數的周邊民族，滿洲貴族為瞭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時常不自覺地將他們的利益泛化，將本來隻是滿洲貴族的利益說成是整個滿族人的共同利益，以期以滿族人的共同意識來抵消和抗拒漢民族的反抗。
　　……

前言/序言

　　自序重構中國近代敘事
　　中國擁有漫長的曆史傳統，創造瞭精緻且早熟的中國文明。中國文明充分滿足瞭傳統中國的社會需求，也對人類文明作齣瞭巨大貢獻。假如不是西方發生工業革命，假如沒有大航路開闢，假如中國與西方不接觸，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中國文明必將長此終古，古典中國文明形態就是“曆史的終結”。
　　然而，曆史無法假設。英倫三島新工具的發明改變瞭西方，那個不知名的“小蝴蝶”無意中煽動的翅膀攪動瞭世界，影響瞭東方，扭轉瞭中國曆史進程。中國在不經意間告彆古典，自覺不自覺中走進“曆史三峽”，開始瞭從傳統嚮現代的艱難轉型。
　　“革命敘事”告訴我們，近代中國所麵對問題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就是封建主義壓迫，還有後來産生的官僚資本主義。革命史的說法當然是自洽的，深刻影響瞭我們過去幾十年對近代中國曆史的認知。
　　其實，如果從現代化立場，從中國現代化史的視角重新打量，“三座大山”這些後加的概念掩蓋瞭問題的本質。近代中國的問題就是西方世界要東來，中國要走嚮世界。西方世界東來是因為西方發生瞭工業式革命，工業革命改變瞭西方的麵貌，也給中國帶來一種非常強烈的刺激，一種很不一樣的社會狀態。
　　五四前後，梁漱溟就有類似判斷。他敏銳意識到中國文明原本是一個獨立發展的係統，假如不是西方的變化，不是工業革命，不是大航路開闢，中國與西方不會接頭，中國文明完全有可能像傳統那樣繼續存在，可以靜止的溫馨的發展下去，可以發展得更精緻。梁漱溟這個判斷是對的，近代中國全部問題確實都是西方勢力東來引發的。
　　西方勢力東來的背景就是新技術發明，是産業革命，産業革命使得西方社會産能過剩、資本過剩，産能過剩、資本過剩，一定會嚮外尋找市場。這就與今天中國經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一個道理。
　　尋找市場，對中國這麼一個沒有發展，一個純粹的農業文明來說，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恰恰在這個時候，地理大發現，蒸汽技術的發明，新航路的開闢，幾個很重要的因素聚集到瞭一起，很自然地將中國捲入世界一體化的過程，成為世界一體化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中西兩種偉大的文明，就在這個時候走到一起瞭。

晚清士人的知識重塑與文化斷裂：以“新學”的傳入與本土消化為中心 本書聚焦於晚清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麵對西方近代科學、哲學與社會思潮衝擊時所經曆的劇烈知識重塑過程。我們不探討任何關於“重尋近代中國”的宏大敘事或既有曆史框架的再審視，而是將目光嚴格限定於特定知識群體——特彆是活躍於 1860 年代至 1911 年間的、與“新學”傳播和早期體製改革密切相關的士人——的微觀心態、文本實踐與知識構建活動。 第一部分：啓濛的楔子——翻譯與文本的異化 本書首先考察瞭“新學”知識傳入中國的初始階段，重點分析瞭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同文館等機構為核心的知識生産中心。我們選取瞭在晚清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幾部譯著作為核心文本：傅蘭雅的《格緻入門》、傅蘭雅與華蘅芳閤作的《代微積分》、赫胥黎的《天演論》的早期譯本，以及嚴復對亞當·斯密《原富》的翻譯實踐。 我們關注的重點不在於這些譯本如何“準確”地傳達瞭西方原著的精髓，而在於翻譯過程本身所體現的知識的損耗、扭麯與重構。例如，在探討《天演論》時，我們將側重分析嚴復如何通過選擇性的意譯和關鍵術語的創造性挪用（如“物競”、“天擇”的錶述），使得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早期接受，更多地指嚮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道德倫理層麵，而非其生物學基礎。這種選擇性的知識過濾，揭示瞭士人並非被動地接受外部知識，而是主動地根據既有的儒傢知識體係和現實政治需求，對異質信息進行預處理的過程。 此外，本書詳細梳理瞭早期譯本的“注釋”傳統。這些注釋往往成為中國傳統經學訓練與近代科學概念相遇的戰場。士人試圖用“格緻”、“性理”等傳統術語來為新的概念錨定意義，這種“比附”策略，雖然在早期便利瞭知識的流通，但同時也造成瞭概念在跨文化傳播中的意義漂移。我們認為，這種初期的文本實踐，奠定瞭晚清知識界對西方知識“貌閤神離”的理解基礎。 第二部分：機構的睏境——新政與教育體製的內部張力 本書的第二部分轉嚮知識傳播的具體載體——新興的教育機構和官僚機構。我們分析瞭京師同文館、各省設立的學堂，以及晚清“新政”中對西方軍事、法律和經濟知識的需求增長，如何催生齣新的知識精英群體。 我們深入考察瞭這些機構內部的教學內容設置與師資培養模式。一個顯著的特徵是“中西匯通”理念在實踐中的睏境。一方麵，清政府急需掌握西方技術知識以應對內憂外患；另一方麵，主流儒傢知識體係對這些技術知識的“實用性”和“非道德性”持有深切的保留。這種內在張力體現在課程設置上：一方麵是緊迫的俄文、英文、炮術和會計學課程，另一方麵則是對“國文”、“策論”等傳統科目的保留和強化。 通過對 1898 年後設立的各省官報中關於“學堂章程”的文本分析，我們揭示瞭知識的“部門化”現象。西方知識被切割成獨立、孤立的知識單元（如化學、物理、代數），被視為解決特定技術問題的工具，而非構成一個統一的、具有普遍解釋力的世界觀體係。這種功能性的采納，雖然在短期內提升瞭清政府的技術能力，卻也加劇瞭傳統士人知識結構的破碎化，使得他們難以從整體上把握近代西方文明的結構性力量。 第三部分：知識的重組——從“實學”到“革命”的過渡地帶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探討瞭晚清知識分子如何嘗試將這些零散的、技術性的知識整閤進一個具有政治指導意義的理論框架。這集中體現在兩位關鍵人物的知識轉型中：梁啓超與章太炎對西方政治哲學的消化與本土化。 我們對梁啓超在《時務報》、《新民叢報》上大量論述的文本進行細緻的考察，重點分析其如何運用康德、盧梭等人的思想，建構其“新民說”。我們關注的不是“新民說”本身的內容，而是梁啓超在論述過程中所體現齣的概念跳躍。他將西方的“國民性”、“權利”、“義務”等概念，強行嵌入到中國傳統的“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道德序列中。這種植入方式，導緻瞭話語的內在不連貫性：一方麵需要強調個體的權利覺醒，另一方麵又必須訴諸集體的道德責任纔能為政治變革尋求閤法性。 與梁啓超的漸進整閤路徑不同，本書也分析瞭章太炎在反抗維新運動中的知識立場。章太炎對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反思，並非簡單地迴歸傳統，而是一種基於中國古典哲學（如樸學）的“反嚮構建”。他試圖在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中，重新確立一種基於中國曆史文化特殊性的“民族主義”知識基礎。我們以此來闡釋，晚清知識分子的知識重塑並非一條平滑的綫性發展軌跡，而是充滿瞭內部矛盾、激烈辯論與路徑選擇的復雜過程。 本書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對特定知識群體的翻譯實踐、機構運作和關鍵文本的剖析，呈現晚清士人麵對近代性衝擊時，其知識體係所經曆的結構性撕裂與碎片化重構，而非僅僅描繪他們如何“擁抱”或“排斥”現代性。

評分☆☆☆☆☆

讀完後，我最大的感受是，這本書在提供曆史知識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激發瞭一種深層次的反思能力。它沒有提供一個簡單的、一元化的“近代中國敘事”，而是坦誠地展示瞭曆史進程中的諸多矛盾、悖論和未竟的事業。作者對於“現代化”這一概念本身的審視，尤其值得玩味，他挑戰瞭許多既定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解讀框架，促使讀者重新審視中國在尋求民族復興過程中所付齣的代價和所形成的獨特道路。這種批判性的精神貫穿始終，使得全書的論述充滿瞭張力，讓人在閤上書本之後，仍然能持續地思考：我們如何理解“過去”，纔能更好地規劃“未來”。它不是提供答案的教科書，而是啓發思考的催化劑。

評分☆☆☆☆☆

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極其典雅且富有感染力，充滿瞭老派史學傢的那種沉穩和對文字的敬畏。它避免瞭當代學術寫作中常見的生硬和晦澀，而是用一種近乎文學性的筆調，去描摹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無論是描繪晚清士紳的沉淪，還是民國知識分子的風骨，都浸潤著一種對曆史人物的深切同情與理解。閱讀時，我常常需要停下來，迴味那些用詞的精準和意境的深遠。例如，對於某些政治事件的定性，作者總能找到一個既不失嚴謹又不失溫度的錶述，使得這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在冰冷的事實之外，多瞭一層溫潤的人性光輝。這讓閱讀體驗從單純的學術獲取，升華成瞭一種精神上的洗禮。

評分☆☆☆☆☆

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掌控得極其精妙，像一部結構嚴謹的交響樂。它的開篇並不急於鋪陳宏大背景，而是通過幾個極具張力的曆史瞬間切入，迅速抓住瞭讀者的注意力。隨後，敘事綫索如同多股河流匯入大海，時而平緩舒展，娓娓道來製度的演變和思潮的湧動；時而又陡然加速，聚焦於關鍵的轉摺點，展現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交織的戲劇性。尤其是對不同文化思潮碰撞時所産生的“知識溢齣效應”的分析，充滿瞭洞察力。這種行雲流水的敘事，極大地降低瞭理解復雜曆史問題的門檻，讓即便是初涉此領域的讀者，也能跟隨作者的思路，構建起清晰的近代中國曆史框架。

評分☆☆☆☆☆

從一個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這本書展現瞭中國近代化進程中那些常常被忽略的社會肌理。它沒有將焦點僅僅放在政治精英和軍事衝突上，而是深入到鄉土社會、城市生活和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變遷之中。比如，書中對新的商業模式如何衝擊傳統傢族結構、新的教育方式如何改變瞭性彆觀念的詳盡分析，都為我們理解近代中國的轉型提供瞭全新的視角。作者擅長從細微的文化現象入手，推導齣深層的社會結構變化，這種“以小見大”的敘事技巧，讓整個曆史圖景顯得立體而豐滿。閱讀時，我仿佛能聞到舊式茶館裏的煙草味，感受到火車站颱上離彆的感傷，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記錄，而是有血有肉的鮮活存在。

評分☆☆☆☆☆

這本關於近代中國的書，讀起來像是在穿越時空，與曆史的脈搏進行一場深刻的對話。作者的筆觸細膩而有力，他不僅僅是在梳理史實，更是在探尋那些驅動曆史車輪的內在邏輯和文化基因。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不同曆史時期精英階層思想轉變的描摹，那種從傳統儒傢思想的束縛中掙脫齣來，尋求現代性救贖的掙紮與探索，被刻畫得淋灕盡緻。書中對於思想史的梳理，並非枯燥的理論堆砌，而是緊密結閤當時的社會現實和個體命運，讓人真切感受到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中的彷徨與抉擇。它成功地將宏大的曆史敘事與微觀的個人經驗編織在一起，使得閱讀過程充滿瞭一種史詩般的厚重感，仿佛能聽到百年前那些激昂的辯論聲和時代的嘆息。

評分☆☆☆☆☆

很好的寶貝，非常喜歡！！！

評分☆☆☆☆☆

價廉物美，人人都愛讀書，真好

評分☆☆☆☆☆

寫的很平實，可以作為瞭解真實史實的一道窗口。

評分☆☆☆☆☆

重尋近代中國馬勇著作綫裝書局

評分☆☆☆☆☆

這本書寫得很客觀，隻是沒時間看。。。

評分☆☆☆☆☆

近代史反而注意的不多，這次要好好讀一讀。

評分☆☆☆☆☆

給老師買的，沒說不好，那就還行

評分☆☆☆☆☆

典型右派作品，意思是殖民地時間太短瞭不過癮啊！

評分☆☆☆☆☆

博集天捲的書都是炒齣來的，這本書也是，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