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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选录了张君劢在1949年之前的最具代表性的论著，着力展现了张君劢关于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building）的整体性的思考：他一方面强调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对于民族建国的关键意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公道对于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同时也高度重视固有民族文化、民族性对于民族国家认同与精神融合的意义。进而言之，张君劢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上的基本立场是“宪政民主”；在此基础上，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他关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的论述，则无疑构成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他自五四时期特别是科玄论战开始，对于启蒙现代性尤其是科学主义流弊的反思与批评，既与其民族建国的总体思想构成了些许暧昧的张力，也开启了其晚年儒家思想复兴论的端绪。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张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本名张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祖籍江苏宝山（今属上海），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毕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创制中的关键作用而被尊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在五四后期肇端科玄论战，首倡“新宋学之复活”，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复兴的撰著和宣扬，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20世纪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人物，1930年代“国家社会党”、1940年代“民主社会党”的党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首要发起人，国共之间所谓“中间力量”（“第三种力量”、“第三势力”）的领袖人物。

编者简介：

翁贺凯，1975年生，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现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兼任《政治思想史》（季刊）编委，主要著译有《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专著，法律出版社，2010）、《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目录

张君劢先生之生平与思想发展（代导言）1
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1906）
联邦十不可论（一名省制余议）（1916）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1920）
——三封信
致林宰平学长函告倭氏晤谈及德国哲学思想要略（1920）
倭伊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1921）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1921）
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1921）
学术方法上之管见（1922）
——与留法北京大学同学诸君话别之词
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1922）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讲演
人生观（1923）

国内战争六讲（1924）
论教化标准（1925）
——国立政治大学新学舍成立记
爱国的哲学家——菲希德（1926）
吾民族之返老还童（1928）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廿一年旅欧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
所得之教训（1928）
英国现代政治学者赖司几氏学说（1928）
读英儒陆克传（1928）
廿世纪革命之特色（1928）
致友人书论今后救国方针（1928）
德国新宪起草者柏吕斯之国家观念及其在德国政治学说
史上之地位（1930）
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32）

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1932）
科学与哲学之携手（1933）
——在梧州广西大学讲演
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1933）
学术界之方向与学者之责任（1933）
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1934）
——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
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1934）
——在广州青年会演讲

法治与独裁（1934）
——在广州法学院讲演

国家社会主义纲领（1935）

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1935）
明日之中国文化（节选）（1936）
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1937）
——智识与道德各派哲学及拘束与开放各时代文化之大结合
立国之道（节选）（1938）
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1938）
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1940）
——吾国思想界应超越欧洲文艺复兴而过之
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1944）
张东荪著《思想与社会》序（1944）
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1944）

国家为什么要宪法（1946）
——中华民国未来民主宪法十讲之一
人权为宪政基本（1946）
——中华民国未来民主宪法十讲之三
民主社会党的任务（节录）（1947）
现代文化之危机（1948）
——卅七年十月廿三日在重庆重华学院讲
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1948）
——卅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成都大学讲
原子能时代之道德论（1948）
——卅七年十月廿八日在成都东西文化协会讲
张君劢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张君劢先生之生平与思想发展（代导言）



……张君劢先生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国的思想；他是这一百四五十年间思考中国出路问题贡献最大之一人。
——胡秋原
张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毕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创制中的关键作用而被尊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在五四后期肇端科玄论战，首倡“新宋学之复活”，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复兴的撰著和宣扬，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20世纪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人物，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国社党”）、 40年代“中国民主社会党”（“民社党”）的党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首要发起人，国共之间所谓“中间力量”（“第三种力量”、“第三势力”）的领袖人物。

然而，正如胡秋原先生所指，张君劢毕生最为核心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国的思想”。 从五四时期开始，贯穿其一生，张君劢不断地、有意识地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提出自己的民族国家建设构想；而从更直观的字面来考察，“立国”、“建国”、“民族建国”（nation�瞓uilding）这些语词，早至1906年的《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直到临终前的《老当益壮之自白》、《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在张君劢之思想文献中不断地重现与回旋，我们确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将“民族建国”视为其有意识的思想建构与追求。在这篇代导言中，我就将以“民族建国”作为主要视角，在整体上勾勒张君劢先生之生平与思想发展，为读者阅读本卷提供一个大略的背景。因“代导言”篇幅有限，关于“民族建国”之概念界定与历史背景，详参拙著《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第一章，本“代导言”亦是在第一章第三节基础之上去除注释修订而成。
一、早年（1887—1919）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行世之英文名为Carsun Chang，祖籍江苏宝山，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嘉定一世家望族。其祖父张铭甫曾在四川历任知县十余年，颇有政绩，且博学多才，“尤邃于宋儒义理之学”。其父张祖泽则奉祖命以医道传业，亦为一方名医；张父后来“经商挫败，景况萧然”，全靠张母刘氏筹划有方，能于俭约之中“不失诗礼家风”，张君劢诸兄弟亦得母教尤多。
六岁那年，张君劢入家塾读书，“善读亦善嬉戏”。1897年，十二岁的张君劢奉母命入上海广方言馆求学。在广方言馆，张君劢接受的是半西半中的教育，四天英文，三天国文。四天英文除了学习文法之外，还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和外国历史，上午授课，下午则自修或体操。国文系由当时广方言馆的名师袁希涛（观澜）指导，主要是研读“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学典章制度舆地，做策论，这开启了张君劢对于政治制度的兴趣。此外，张君劢自己还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朱熹的《近思录》。据张君劢后来回忆，他对《近思录》的研读特别用心，每天天不亮便起床高声朗读，而且为示虔诚，阅读前要先净手，并焚香一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君劢早年对于新儒学的兴趣。
1902年，仍在广方言馆学习的张君劢参加了宝山县的考试，成为秀才。第二年春，马良（马相伯）在上海创立之震旦学院招生，张君劢偶然看到《新民丛报》上所刊登的震旦学院招生新闻以及梁启超所写的《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他深受梁启超“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的刺激，设法缴付了高昂的学费，进入震旦学院学习。震旦学院的课程全由马良亲自以拉丁文讲授，张君劢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勉强跟上，至第二个学期，终因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辍学。之后，张君劢转入收费较低的南京高等学校，不及一年，因为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而被校方勒令退学；他本欲出国留学，终因家人反对而作罢；旋赴湖南，先后任教于长沙、澧州及常德等地之中学，教授英文，前后两年。
1906年，张君劢的留学意愿终获家人之允准，并很快得到了宝山县的公费资助，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宝山县的公费原是资助张君劢学理化，但是他却执意要入自己更感兴趣的政治经济科，所以半年后便被停止了资助。不过，张君劢很快便找到了维持生计的办法——为梁启超所主编的《新民丛报》撰稿。由此，他也结识了自己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并从此成为梁得力的助手和追随者。1907年10月，梁启超筹组“政闻社”并发起宪政运动，张君劢为其中之骨干，并曾一度代表梁回国从事立宪活动。
留日数年亦是张君劢同西方学术正式接触的开始。其时的早稻田大学，正是日本传播现代自由思想的桥头堡。从曾为张君劢授课的老师和张君劢曾经使用、研读的教材、书籍看，他所接触的现代西方政经思想颇为广泛。不过，张君劢留日时期的思想和行动的脉络显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思想。从思想的脉络看，首先，张君劢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摘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者弥尔（John Mill）的代表作《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而成，由译文可见，张君劢对于弥尔思想的理解和把握都颇得要领；其次，据张君劢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对于早稻田大学四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选修浮田和民（Ukita Kazutami）所讲授的政治哲学，教材则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John Locke）的名著《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最后，张君劢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其释义的时候，也明确地将自己宪政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其留日时期所接受的宪政民主思想。而从政治行动的脉络看，张君劢留日时期所从事的立宪改良活动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要旨无疑是相契的。除了英美自由主义之外，由于当时日本学界颇为推崇德国学术，张君劢在留日时期也已经开始倾慕德国的学问：他曾在早稻田大学修习德文三年，研读德国的经济学和宪法，而且萌生了日后到德国留学的想法。
1910年，张君劢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参加清廷学部专为留学生举办的科考，名列优等。1911年参加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所谓“洋翰林”。不过仅仅数月之后，清廷就覆亡了。张君劢回到家乡宝山，出任县议会议长，并发起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后与其他社团合并成为民主党，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张君劢名列三十常务员之一。不久，发生了外蒙古“独立”事件，张君劢和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创办《少年中国》，张君劢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因言辞激烈而触怒了袁世凯，人身受到监视和威胁。在梁启超的建议下，1913年岁首，张君劢去国，取道俄国赴德留学。
张君劢到德国之后，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具有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的资格，所以只需听讲一年，便可提交论文参加博士考试。不过张君劢在德国的学习看来却无甚心得：他的德文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另外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当时他仍未逃脱清末民初为改良政治和救国而求学问之风气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地去了解每一种学派背后的“哲学”背景。另外一个现实的影响是，次年秋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把心系时政的张君劢的注意力全部牵引了进去：他在寝室中挂起战略地图，精研战情；他到欧洲各地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到过比利时战场的前沿；1915年秋，他还远赴英伦实地旁听自己倾慕已久的英国议会的运作——也正是在那里，他听说了袁世凯酝酿复辟的消息，决意回国参与倒袁。
1916年春，张君劢经西伯利亚返国，先抵杭州，任浙江交涉署署长，参与浙江脱离袁世凯的运动，不久辞职，转赴上海担任研究系重要文化产业——《时事新报》的总编辑。是年冬，张君劢判断德国必败，力主对德宣战出兵，乃将编务交与好友张东荪，自己则北上，先说服梁启超，再与梁启超一起四处游说段祺瑞等北洋军政要人。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张君劢与中枢政治牵涉颇深：他先是出任段祺瑞任会长的国际政务评议会的书记长，并陪同梁启超穿梭于北洋政要和各国公使之间进行游说；段祺瑞驱除张勋、“再造共和”之后，研究系因襄助有功，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张君劢则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梁启超、张君劢原本希望通过使研究系主导新国会来实现其政治主张和抱负，然而不久就成为了北洋派系内斗的牺牲品：梁启超随段祺瑞下野而去职，1917年年底张君劢也转任北京大学教授。心灰意冷之下，张君劢大感救国应先治己，立意未来一年学书写《圣教序》，读汉书，习法文，编大学国际法讲义。不过，“治己”看来仍是为了救国，张君劢并未忘怀政治：1918年10月，张君劢从日本考察回国不久，便致函总统徐世昌，提出应对巴黎和会的具体建议。不久，张君劢又在梁启超的力邀之下奔赴上海，一同踏上了赴欧考察巴黎和会的行程。这次历时三年的欧游对于张君劢的思想和生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民族建国思想的初步成型（1919—1929）
欧游的第一年（1919年），梁启超、张君劢一行人主要在巴黎拜会各国政要，并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冀望中国能以战胜国的姿态收回权利，提升国际地位。不过，《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尤其是中国在山东（青岛）问题上的外交大挫败，却让张君劢非常不平和沮丧，再加上他对民元以后腐败恶浊的议会政治的失望和反省，张君劢深感此前将精力专注于国际法和外交政治对于国家人类可谓徒劳无益，他决意转而“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求一种“最基本的方法”，来对“民族之智力、道德与其风俗”加以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君劢遇到了倭伊铿（Rudolf Eucken，1846—1926）——这位当时以“精神生活哲学”著称，并与主张“生命哲学”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一同被视为其时欧陆非理性主义思潮泰山北斗的著名哲学家。1920年1月1日，梁启超、张君劢一行人赴倭伊铿家中拜访。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张君劢被倭氏的人格魅力和哲学涵养所深深打动，决意师从倭氏。待梁启超等人回国后，张君劢便正式移居耶拿，从倭氏攻读哲学和哲学史；此外他还每年两赴巴黎，听柏格森授课。正是在这一时期，张君劢开始了对康德以来的德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与文化的整体研习。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陆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尤其是其时欧洲思想界所弥漫的对于自身文化的危机意识和倭伊铿对于儒家思想的格外褒扬，使得张君劢亦开始正视自己从少年时代开始即已深受濡染的儒家思想的价值。可以说，师从倭伊铿学哲学是张君劢生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其思想开始成型并逐渐趋于成熟的肇端。此前，张君劢的思想与行动几乎完全围绕着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外交问题而展开，对于文化和哲学问题则甚少措意；而现在，他开始真正进入思想的堂奥，对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潮流与制度也每每能从思想与哲学的深层背景来加以观察和思考——张君劢曾非常感性地将这种巨大的转变称为“去了一政治国，又来了一学问国”。
不过，对于张君劢而言，“学问国”真是“来”了，而“政治国”其实也从未曾“去”。欧游三年，张君劢身处的欧洲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中：由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肇端的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浪潮亦正席卷欧洲，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成为一种广泛传布的“新潮”。当其时，欧洲政潮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俄、德两国的革命及其后续的政制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的，本质的分歧在于究竟是走激进的暴力革命之路，还是走渐进的议会民主之路。在师从倭伊铿学哲学之前与之后，张君劢都曾在欧洲各地考察，并广泛拜访了其时欧洲各国的政要——特别是魏玛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诸领袖，其中包括他非常倾慕的魏玛宪法之父柏吕斯（Hugo Preuβ，1860—1925），一位坚定的宪政民主主义者；张君劢还撰写了大量译介或评论德、俄两国革命的文章，很明显受到了其时魏玛宪政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受其自早稻田大学以来便一直接受的英美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影响，张君劢持一种非常清晰的“左德右俄”立场：在1920年中与张东荪讨论社会主义的通信中，他高度强调法律的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明确表达了主张以“法律手段”、“议会策略”实现社会主义的立场，并对共产革命的破坏性和阶级狭隘性提出批评。
这样，在1921年年末1922年年初离欧返国前后，张君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幅改造和建设中国的蓝图：政治上，在坚持代议制的基础上改良代议制，结合直接民主和“工业民主”（“工务会议”）的元素；社会经济上，实施“社会所有”和社会主义；文化上，在力主引入欧美科学民主以改造中国旧文化的同时，张君劢非常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固有性和自主性、自决性，不赞成全面、简单地移植西方文化。这套构想，很大程度上也在1922年中张君劢为上海“八团体国是会议”而撰写的“国宪草案”及释义性的《国宪议》一书中反映出来，张君劢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知名的宪法专家。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对即将赴美留学的部分学子发表“人生观”演讲，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引发了一场持续年余的“科玄论战”。张君劢在论战中的言论，反对其时中国思想界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的用心固然可嘉，但是矫枉过正，提出了许多从其一生的思想脉络来看均属极为“反常”和偏激的言论：他几乎完全否认了人生观中具有科学所能为力的认知的成分，带有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他对科学知识、民族国家、工商主义等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持一种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更在这种脉络下提出了“新宋学之复活”的主张——这样一种立场在五四末期已经日趋激进化的中国思想界所会遭到的对待是可想而见的：科学派和由科学派分化而出、日益壮大的唯物史观派联起手来，痛打“玄学鬼”。科玄论战以“玄学派”在声势上的惨败而告终。论战对于张君劢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张君劢仍然继续着自己在科玄论战中的问题意识，为了对抗科学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狂潮，他和张东荪等友人立定唯心史观的基本立场，以弘扬唯心论为己任，欲为中国思想界“成一种新分野”。另一方面，张君劢显然也对自己在论战中的偏激言论和思想背景做了迅速的反思和调校：在哲学上，他疏远了倭伊铿、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开始以康德理性主义的心物二元论为宗；在现实的政治和文化构想上，他也很快回到了肯定西方现代性基本内涵的轨道之上，这种倾向最集中反映在1924年的《国内战争六讲》中。
科玄论战之后的数年里（1923—1927），张君劢积极致力于研究系文化事业的推展。1923年9月，在时任江苏省省长韩紫石的支持下，尚在科玄论战战云之中的张君劢由京赴沪，在吴淞创建并执掌“自治学院”（1925年奉北京政府教育部命改名“国立政治大学”），他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力。随着政见一向对立的国民党着手与共产党联合，如火如荼地推进北伐和国民革命，张君劢亦开始明确倾向于研究系“组党”，表明政见，凝聚力量。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由于张君劢拒绝执行国民党要求念“总理遗嘱”的命令，国立政治大学被国民党党部接管。张君劢自是避身沪上，深居简出，专心翻译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0）的巨著《政治典范》(A Grammar of Politics)。通过这部巨著的翻译，拉斯基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相剂于平”、求一平衡之道的思想，构成了张君劢20世纪30年代以降政治经济构想的一个基本政治哲学背景；而拉斯基对制约人获享各项基本自由和实现自我之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高度关注，也对张君劢此后的人权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影响。避居沪上期间，张君劢偶然结识了青年党领袖李璜（幼椿），两人均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的“以党治国”、“党外无党”和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党化教育制度极为不满，遂于1928年年初秘密创刊《新路》半月刊。在张君劢所撰的《发刊辞》中，他标举十二项政治主张，再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提出了自己建设中国的构想。张君劢和李璜还在《新路》发表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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