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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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班凯乐 著，朱慧颖 译，余新忠 校

图书标签:

• 鼠疫
• 清史
• 近代史
• 公共卫生
• 疾病史
• 社会史
• 中国历史
• 国家清史
• 编译
• 十九世纪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10308

版次：1

商品编码：1170410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15-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8

内容简介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作者简介

Carol Benedict, 中文名班凯乐，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美国乔治城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表作是1.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为第一部研究中国近代鼠疫与社会变迁的专著;2.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1),讨论明清以来中国烟草消费史，本书获2011年费正清奖。

目录

目录





导言
鼠疫的传染病学
当代中国的鼠疫生态学
清以前中国的鼠疫记载
第一章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起源（1772—1898）
18世纪的瘟疫(1772—1830）
19世纪的瘟疫（1854—1898）
结论
第二章鼠疫的地区间传播（1860—1894）
云南—岭南鸦片贸易的发展
19世纪中期西江沿线的干扰和北海的崛起
鼠疫从云南到岭南的扩散
鼠疫从北海到广东中部和东部的传播
结论
第三章东南沿海区鼠疫的空间传播（1884—1949）

概念与争议

东南沿海区鼠疫的传播

结论
第四章19世纪中国对鼠疫的医学、宗教和行政反应

中国传统医学对鼠疫的解释
关于鼠疫起源的民间信仰
社区对鼠疫的应对
官方对鼠疫的应对
结论
第五章市民行动主义、殖民医学与1894年广州、香港的鼠疫
广州的市民行动主义：善堂对鼠疫的应对
香港市民行动主义与国家医学的冲突
结论
第六章鼠疫与新政时期中国国家医学的起源（1901—1911）
鼠疫、船舶检疫和主权问题
袁世凯与警察指导的公共卫生
新式警察与鼠疫控制工作（1910—1911）
结论

结论
附录台湾(1897—1917)、香港(1893—1923)鼠疫发病率与死亡率模式
附录A香港(1894—1923) 、台湾(1897—1917)的鼠疫发病率与死亡率
附录B香港（1893—1907）、台湾（1897—1906）的人口死因比较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导言

在有文字可考的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腺鼠疫的大范围流行。第一次是查士丁尼鼠疫（the plague of Justinian），公元6世纪它席卷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Dols 1977：1419；Hirst 1953：10）。第二次是14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此次鼠疫始于1347年，先从西亚蔓延到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又波及西班牙和法国，最后到达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波兰（Benedictow 1992；Dols 1977；Shrewsbury 1970；Ziegler 1969）。第三次大流行出现于19世纪末，在地理范围上大大超过了前两次。1894年，广州和香港出现了腺鼠疫,数年内从香港传遍了亚洲的许多地方：1896年传到了印度，1898年到越南，1899年又传入日本（Hirst 1953：104；Janetta 1987：194；Velimirovic 1972：493）。截至1900年，国际航运业已将鼠疫从亚洲带到了遥远的国际港口，如旧金山和格拉斯哥，造成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Hirst 1953：296303）。
近代此次大范围流行的鼠疫发源于中国西南地区。18世纪晚期云南省暴发了腺鼠疫。最早记录的有可能是鼠疫的疫病出现于1770年代的云南，1772—1830年之间，它从云南的西部边陲慢慢传播到该省人烟较为稠密的中部和东南部地区。1830年后，鼠疫一度消退，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又卷土重来，并进一步向东传播，19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传至广西和广东西部，最后于1890年代抵达珠江三角洲。此次鼠疫还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向北蔓延，并横跨海峡两岸，波及了福建、台湾和浙江的部分地区，以及上海、营口（牛庄）等沿海城市。
关于中国以外的地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历史的著述颇为丰富。历史学家从多方面书写了印度的鼠疫，例如，探究了鼠疫对人口的影响（Klein 1986：725754；1988：723755），鼠疫引起的英国殖民政府内部不同派别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之间的政治冲突（Catanach 1983：216243；1987：198215；1988：149171），以及印度民众对殖民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反应（Arnold 1988：391426；Arnold 1993：200239；Chandavarkar 1992：203240）。对于其他国家此次鼠疫的研究也为数不少，如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Hull 1987：210234）。另有一些著作关注在鼠疫控制中美国公共卫生部如何使旧金山的基层管理相形见绌，以及鼠疫暴发后南非和美国出现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公共卫生政策（Kraut 1994：7896；McClain 1988：447513；Risse 1992：260286；Swanson 1977：387410；Trauner 1978：7087）。此外，也有学者考察了1894年香港和广州鼠疫的生物医学研究的意义（Cunningham 1992：209244；Hirst 1953：106120）。
虽然许多研究对晚清中国的鼠疫流行已有所涉及，但它们只是将其放在世界性大流行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Hirst 1953：101104；Simpson 1905：4866；王，伍1935：506519；伍1936：1531）。
饭岛涉的著作（1991：2439）是个例外。感谢饭岛教授将其研究成果的复印件惠寄给我。这些学者主要对探索鼠疫的全球传播感兴趣，并非致力于了解中国鼠疫史本身。鼠疫蔓延到了中国的广大地区，但是对其具体的传播范围仍缺乏说明，也没有人分析中国的个人或集体试图如何应对鼠疫引发的危机。
本书没有从鼠疫对其他地方的影响着眼，而是从中国内部鼠疫的起因与结果的角度来探究近代鼠疫大流行在中国的缘起。总体上，我试图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诸方面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更确切地说，我致力于以下问题的探究：有关鼠疫起源于云南的诸多问题；鼠疫从西南地区蔓延到东南沿海省份的原因；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对于鼠疫的社会、医学和宗教反应。
基于上述关怀，本书分为六大章。第一、二、三章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播的认识框架。第一章关注鼠疫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起源，并分析18世纪的经济增长如何导致了使鼠疫首先暴发于云南的生态变化。我认为，鼠疫不是经济崩溃或人口下降的表征，而是18世纪中国西南边陲大规模发展的结果。第二章探讨鼠疫沿19世纪贸易路线长距离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路线常用来在云南和岭南之间运送本土出产的鸦片。第三章以东南沿海区鼠疫传播的城市和乡村模式为基础，就鼠疫对人口的影响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结论。
最后三章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讨论晚清的鼠疫。第四章考察鼠疫流行期间充斥于19世纪的医学、仪式和行政活动的病原学理论和宗教解读。第五章对1894年广州和香港的鼠疫进行个案研究，叙述华人精英活动家和英国殖民政府在如何正确应对鼠疫问题上的冲突。第六章描绘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国家和社会在鼠疫应对上的变化，并详述清末新政期间（1901—1911）应对鼠疫的工作在国家医学和公共卫生组织的创立方面所起的核心作用。我认为，和欧洲相比，清政府并没有将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强加给社会。然而，19、20世纪之交中国开始接受并采纳西方的国家医学观念后——很大程度上这是围绕着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产生的国际医疗政治的结果，这一点改变了。
鼠疫的传染病学
本书所用的“鼠疫”一词，指的是现代生物医学所描述的一种特定疾病。
此处对鼠疫传染病学的探讨主要根据Pollitzer 和Meyer的著作（1961：433501）。致病微生物耶尔森氏鼠疫菌（有时也称巴斯德氏鼠疫菌）是一种杆菌。某些种类的杆菌对人类非常有害，不过耶氏鼠疫菌对人产生影响是偶然的。鼠疫是一种主要影响啮齿动物和其他动物的人畜共患病，动物和人被昆虫，通常是鼠蚤叮咬之后会被传染。假如鼠疫菌进入肺部，受害者染上继发性肺炎并因此咳出血或带有鼠疫菌的飞沫，此病就会直接传染。这种罕见类型的鼠疫传染性很强，如果不治疗，一两天之内就能置人于死地。在较为常见的淋巴腺鼠疫中，感染两三天之后细菌侵入淋巴系统，腹股沟、腋窝或颈部会出现清晰可见的淋巴腺肿大。其他症状包括高烧、寒颤、呕吐、头痛、眩晕及谵妄。早期阶段使用抗生素是目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如果不治疗，腺鼠疫会在五日之内夺走60%~90%感染者的生命。较少发生的临床上的其他鼠疫类型还包括脑膜型鼠疫（影响脑膜和脊髓）和败血型鼠疫（影响循环系统）。
鼠疫至今仍存在于生活在全球某些界线明确的地理区域的野生哺乳动物之中。这些荒野被称为“鼠疫自然疫源地”或“野生啮齿动物鼠疫疫源地”，具有适合鼠疫耶氏菌在动物之间持续传染的气候学与昆虫学特征。在这些自然疫源地，能够充当传染病宿主的动物非常多，绝非仅限于老鼠。旱獭、松鼠、草原犬鼠、野兔、沙鼠、家鼠、田鼠和鼩鼱都能携带鼠疫菌。典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居住着若干不同物种，每一种对鼠疫都有自己的免疫力。那些对鼠疫传染具有高度免疫力的物种供养着鼠疫菌，因为每个季节鼠疫只导致一些动物死亡。其余种类对鼠疫具有免疫力，继续携带受感染的跳蚤而没有不良影响。当这种跳蚤咬了易感染物种，大量新宿主即被感染，其中许多死于被称为“动物鼠疫”的阶段。然后跳蚤舍弃动物尸体去寻觅新的宿主，包括人，假如他们就在附近的话。
鼠疫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比较频繁地发生在某些物种身上。在欧洲历史上，人间鼠疫最普通的传播媒介是黑家鼠（有时也称为船鼠）和褐家鼠（也叫作挪威鼠），它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此外，还有其他200多种啮齿动物能充当人间鼠疫的传播媒介（纪树立1988：480）。其他动物，如家猫，也是鼠疫从啮齿动物向人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当老鼠或家畜感染上了流行中的鼠疫，一个“家鼠型鼠疫疫区”就形成了。
当人类占据了感染鼠疫的动物生活的地区，或者当被感染的动物迁移到或被带入人类居住区，人类和疫蚤就有了接触。跳蚤本身并不能跳得很远，但是它们可以被动地由能远行的动物宿主（鸟、家兔、野兔以及以啮齿动物尸体为食的食肉动物）或人（藏在其行李、货物或运输工具中）带到各处。疫蚤被动地由人携带转移是人类居住区之间鼠疫传播最普通的方式，它们藏在许多商品中被带来带去：原棉、羊毛、谷物，甚至是麻布袋。由于人类在疫蚤的长距离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故鼠疫往往沿着运输路线传播。
当代中国的鼠疫生态学
世界上的几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位于中国境内。中国26个省（包括台湾省）、自治区（原文如此。——译者）中有17个有动物鼠疫疫源地，影响波及194个县，面积约达500000平方公里（纪树立1988：6466，475）。中国的流行病学家根据地理位置、传染鼠疫的动物种类和现存的特定鼠疫菌株，划分出了10个不同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见表1）。在这10个地区，已知共有50多种传播鼠疫的哺乳动物、约40种不同的昆虫媒介和17种独特的鼠疫菌株（同上：479480）。
本书关注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曾对人类生活造成重大危害的中国三大鼠疫自然疫源地：满洲平原、滇西纵谷和中国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
对于中国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是构成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还是滇西纵谷疫源地的“补充”，现在有所争议。关于这两种观点的讨论，参见赵永龄（1982：257）。表1所列的大多数其他疫源地是孤立的地区，因此对人类几乎没有威胁。在这些遥远的地区，只有当人类积极侵入动物的天然栖居地，如狩猎或诱捕，鼠疫才会向人类传播。这种情况极为罕见。相反，在人口稠密的满洲平原，鼠疫很容易从达乌尔黄鼠传染给褐家鼠这种中国北方最常见的共生啮齿动物。中国东北动物鼠疫的这种特殊生态环境是至少自20世纪初以来满洲频繁发生人间鼠疫的原因（伍1926；1936）。
滇西纵谷鼠疫疫源地位于中国西南的横断山系，面积约为230平方英里。在这个山区，两种对鼠疫有免疫力的野生物种——大绒鼠和齐氏姬鼠，维系了这一地方性动物病传染链。这个地区也居住着半野生啮齿动物——黄胸鼠，它对存在于大绒鼠和齐氏姬鼠中的特殊鼠疫菌具有高度易感性。鼠疫从野生动物连续不断地传播到黄胸鼠，然后后者又把鼠疫带回到毗邻荒野的人类居住区。
黄胸鼠是迄今为止中国南方发现的最常见的啮齿动物，也是云南西部地区（滇西纵谷）以及雷州半岛和闽南（合称为中国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甚至现在仍存在鼠疫的原因。
黄胸鼠仅发现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在中国的热带地区，黄胸鼠占所有共生啮齿动物的60%~95%，在亚热带地区占老鼠的20%~80%，在温带地区则不到啮齿动物总数的6%（赵永龄1982：260）。与此相反，在中国的热带地区，普通的褐家鼠在啮齿动物中所占比例不足7%，在亚热带地区为15%~50%，在温带地区占所有老鼠的85%~100%（此处的“热带”指平均气温介于22℃~26℃之间，年降雨量为1500~2500毫米的地区。亚热带地区指1月份的气温在0℃~15℃之间、7月份的气温在26℃~30℃之间，年降雨量为1000~2000毫米的地区。温带地区指那些冬季气温在0℃以下的地区）。动物学家把黄胸鼠归类为半野生动物，因为它们喜欢栖身于房屋的高处或屋顶，也生活在菜园、田野或丛林中。它们几乎什么都吃，不过更喜欢谷物、豆子和其他植物。收获季节黄胸鼠在外面活动，以成熟的谷物为食，其余大多数时候则生活在人类的住所。虽然黄胸鼠的自然栖息地分布在长江下游诸省（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和安徽尤为常见），不过它们也被发现于运载货物去北方的货车和船只中。印鼠客蚤（the Asiatic rat flea）是中国南方最常见的鼠蚤，也是黄胸鼠与人类之间鼠疫传播的主要媒介。
清以前中国的鼠疫记载
虽然在现代生物医学中，“鼠疫”这个词专指由耶尔森氏鼠疫菌引起的传染病，但在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中，该词另有涵义（Herzlich and Pierret 1987：7）。在西方的想象中，鼠疫一直被视为最可怕的灾难。西方的历史意识，深深地印刻着对14世纪灾难性的黑死病，以及随后持续肆虐欧洲大陆一直到18世纪的一波又一波瘟疫的集体记忆（Carmichael 1993：630；Park 1993：612）。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88：89）曾雄辩地指出，鼠疫，这种被认为是造成了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灾难的疾病，依然是难以置信的，它是彻底毁灭的最有说服力的隐喻。这些想象现在仍然与我们同在。在最近对1994年印度肺鼠疫暴发的反思中，评论家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写道，鼠疫已经在我们的民间传说和想象中留下了“社会生活自身的前景岌岌可危”的印象。对芬顿来说，“鼠疫不是许多传染病中的一种，而是所有疾病中的疾病，是可以摧毁城市及其礼仪、道德——衡量其自身价值的所有标准的疾病”（1994：48）。
鼠疫作为疾病分类学中的独特类型，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这种文化上的反响，“鼠疫”（字面意思是“老鼠的疫病”）这一现代称呼甚至直到19世纪晚期才开始使用。
截至19世纪末，中国的医生已在使用“鼠疫”一词来描述西方医学界定为“plague”的疾病。例如，1891年出现了一部专著《治鼠疫法》（郑肖岩1936［1901］：序），对此我将在第四章中加以较详细的讨论。19世纪晚期的一些地方志编纂者也使用了“鼠疫”一词，例见《上林县志》（1899［1876］，1：10a）。 相反，鼠疫以及其他曾经流行的传染病被泛称为疫或大疫。许多地方对经常暴发的疾病或
许有自己的称呼，有时这些名称似乎与鼠疫是相一致的。例如，18、19世纪云南的“痒子病”，指的就是一种通常发生在老鼠死亡之后，导致人体出现肿块的流行病。
疾病史学家依靠淋巴腺鼠疫的两个独特特征——老鼠之间的流行病和淋巴腺肿大——来辨别史料中的耶尔森氏鼠疫菌传染病。人类通常因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罹患此病的事实，意味着历史记载中关于老鼠之间流行病的描绘可能标志着鼠疫的暴发。使淋巴
腺鼠疫得名的淋巴腺肿大是不同寻常的，文字记载中提及这种症状意味着这种疫病有可能曾经出现过。虽然这种症状使人联想到鼠疫，但这种现象的记载并不能构成明确的回顾性诊断，因为判断人体现在（或过去）是否罹患鼠疫唯一确切的办法是在实验室进行检测（Cunningham 1992：209244）。显然，如此僵化的科学标准使得断定过去任何一次瘟疫是否为“鼠疫”都极其困难，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甚至在“鼠疫”一词的使用上，具有某种语言上的连贯性的西方传统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不仅摆在医史学家，也摆在当今的流行病学家面前。1994年秋印度暴发流行病的原因，虽然被广泛报道为是肺鼠疫，但是甚至在流行病结束的两个月后这一点仍有争议。一些科学家怀疑这场疾病是否为鼠疫，因为鼠疫菌尚未在实验室中分离出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就是鼠疫，因为肺型鼠疫的典型症状和病变在那些患者身上很明显（《纽约时报》，19941115，C3）。
对中国文献中的鼠疫进行回溯性的辨识就更成问题了。不仅在19世纪晚期之前汉语中没有鼠疫一词，而且中国的观察者采用迥异于20世纪生物医学的词汇来表述疾病，并用从我们现代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显得含混不清的方法记录症状，因此任何利用中国的历史记录把某次疫病确认为鼠疫的历史学家都要面对严肃的方法问题。一方面，我们面临着现代人的情感与20世纪之前中国人的情感之间的差距，我们在找寻对他们而言不存在的事物——生物医学上被称为“鼠疫”的疾病，用现代术语把文献记载中的任何“疫”称作“鼠疫”是将其转换成那些遭受过疾疫之苦的人们眼中、心里和经验中法认识的事物。另一方面，正如欧洲历史上的鼠疫，我们法通过显微镜证实我们的怀疑，而必须依靠远远达不到实验室设定的标准的文字证据，因此我们永远法确定中国历史上的某次疫病是否即为现代生物医学意义上的鼠疫。
阅读清代以前中国的鼠疫史文献时，必须谨记这些显而易见的困难。鼠疫已被认为是导致至少三次不同时期大规模瘟疫流行的根源：隋末和唐代的前二百年（7—8世纪）的瘟疫；12至14世纪（宋元时期）影响中国的瘟疫；17世纪明清之际的瘟疫。
20世纪研究鼠疫的重要专家伍连德博士，最早引述了几部经典医书作为中国至少自7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鼠疫的证据。
伍连德，自称为“鼠疫斗士”，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直活跃在鼠疫研究与鼠疫防控事业的前线。中国最早和最成功的鼠疫监测、防控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的成立与持续运转，与伍连德的推动有很大关系。关于其工作与生活的更多事迹，参见其自传（伍1959）和傅维康（1984：6466）、杨上池（1988：2932）撰写的传略。根据伍连德的研究（1936：11），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公元610年）和《千金方》（公元652年）都描述过一种主要症状是身体出现肿块（恶核）的疾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 1979：42，52）也认为，在7—8世纪的中国至少有一些瘟疫是由腺鼠疫引起的，他还仔细重构了一系列瘟疫的时空影响范围以强化自己的观点。在承认法知悉鼠疫是否确为这些瘟疫的起因的同时，崔瑞德也注意到，至少其中某些瘟疫的时间与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中亚和中东鼠疫暴发的时间一致。他猜测这两种现象之间应有联系。
12至14世纪期间中国可能出现过鼠疫。中国的医史学家范行准支持这一观点（1986：162163，241242），他引用了许多宋元医书，这些医书描述了一种症状（出现肿块、淋巴结肿大、高烧、咳血及痰）与不同类型的鼠疫（腺型、败血型和肺型）非常相似的疾病。和伍连德、崔瑞德不同，范行准认为直到12世纪鼠疫才在中国广泛传播，因为当时的编年史家将鼠疫描述为一种“新”病。
许多历史学者把宋元时期中国传播甚广的瘟疫和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联系在一起，提出黑死病起源于中国（伍1936：47；Ziegler 1969：15）。例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76：143146）认为1331年河北省的一场腺鼠疫有可能是欧洲鼠疫的源头。罗伯特?戈特弗莱德（Robert Gottfried） 也相信黑死病来自中国，他写道：“最早的毋庸置疑的参考材料出现于1353年，当时的编年史家声称，自1331年以来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死亡。论确切日期和情况是什么，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已侵袭中国。”（Gottfried 1983：35）
正如约翰?诺里斯（John Norris 1977：36）所指出的，黑死病起源于中国的假说依靠的是几本欧洲编年史，以及从18世纪中国的皇家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中发现的对时疫的粗略记载。寥寥可数的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欧洲文献都含糊地提到了早于欧洲鼠疫暴发的“东方”灾难,《古今图书集成》收入的文献也记载了整个14世纪许多不明确的“疫”，但是这些记载并没有暗示这些瘟疫与欧洲的黑死病有关。
中国可能广泛流行鼠疫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是17世纪中叶明清之际。范行准（1986：242243）和另一位中国医史学家李涛（1958：189190）认为，1640年代发生在浙江、江苏、山东、湖北和湖南的许多瘟疫与鼠疫有关。他们征引了他们认为描写了鼠疫典型症状（咳血以及肿大的淋巴腺）的方志记载和医书。范行准提及，官修《明史》和《丹徒县志》都描述过在瘟疫暴发之前，大量老鼠“成群结队”泅过河流的情景，他推测这些记录指涉鼠疫流行前老鼠的普遍死亡。邓海伦（Helen Dunstan 1975：1728）也考察了17世纪的瘟疫，与李涛或范行准相比，她更不确定对症状和老鼠的这些给人深刻印象的描绘指的是否为鼠疫。我和邓海伦一样怀疑。正如上文对鼠疫生态学的探讨所强调的，鼠疫是一种复杂多样、单凭史料难以重现的生物学现象。中国的编年史提供不了多少证据，使我们据以得出清代以前的瘟疫是由耶尔森氏鼠疫菌引起的坚实结论。
本项对清代鼠疫的研究也面临着类似的证据上的困境。在本书援引的主要中文资料地方志中，很少有关于复杂的鼠疫传染病学因素的记录，详细到可以据以确定鼠疫的确曾经出现。它们通常只记录“疫”发生的年份和地点，很少描述症状，遑论附带现象，如老鼠之间的传染病。我征引了涉及这类现象的描述，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可资利用的证据。只有利用现代传染病学、医学地理学及区域分析的知识作为历史记录的补充，才能提出我们讨论的瘟疫正是鼠疫的观点。
对本研究而言幸运的是，目前中国已出版大量有关鼠疫的科学和医学文献。因为鼠疫依然是对公共卫生的潜在威胁，中国卫生部高度重视鼠疫研究，所以中国科学家实际上一直在考察有关鼠疫的方方面面，包括在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发现的各种生态。当代的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那些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鼠疫的观点增添了证据。当然，动物的生活环境在改变，鼠疫自然疫源地也并非一成不变，但是，假定它们至少两百多年前就已形成亦非不合理。鼠疫过去很可能确实折磨过中国人民，因为维持着鼠疫疫源地的生态条件继续存在于中国大陆的许多地区。
对于18世纪晚期云南的瘟疫，我把地方志中多多少少予人深刻印象的资料放在了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提出的核心—边缘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加以阐释（1977a：275364；1977b：211249；1985：271292）。施坚雅的方法论是根据地形特征和不同类型聚居区之间的层级关系把晚期中华帝国划分为功能不同的八个大区（见地图1和地图2），每个功能大区又被进一步分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核心的河谷与平原的特点是比边缘山地人口密集、资源丰富、运输网络便捷、商业化程度高。区域分析理论主要关注基于地域的人际互动体系的描画，这些体系表现在人、货物与服务、货币与信贷以及信息的模式化移动中。传染病的传播是另一种可以从区域体系的视角进行分析的社会过程。
通过仔细绘制出云贵地方志所记载的疫病的波及范围，我意识到，我认为的始于云南西部边缘区域，然后沿着商队贸易路线向东传入核心区域的瘟疫有着清晰的时间和空间模式。地方志和官方文件中偶尔述及的症状与鼠疫临床表现颇为相似，且也有数次提及人间瘟疫暴发之前老鼠的死亡。将这些叙述性的记录与目前已了解的当代云南的鼠疫生态学，以及18世纪与19世纪早期云贵区的人文地理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当地方志中记载的许多瘟疫极有可能就是鼠疫。
我也尽可能地利用19世纪晚期中英文报纸的报道，还有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和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作为中文资料的补充。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外国人用西方的术语书写中国的疾病，他们也提到了当地人对同一疾病的叫法。始于18世纪，至19世纪渐趋增多的这类观察记录有时也把中国人的称呼和同一时期西方医学所使用的术语相对照，因此1870年代早期艾米尔?罗舍（Emile Rocher）对云南一场“像鼠疫”的疾病的第一手观察记录可以和云南人民所谓的“痒子病”联系在一起（Rocher 1879，1：75；2：279281；见第一章）。
辨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东南地区和满洲的瘟疫不是那么棘手，因为外国医生和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中国医生用生物医学的概念和术语来描述症状和病理。探讨19世纪晚期岭南和东南沿海区的瘟疫时（第二、三章），我也仰赖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编写的《中国鼠疫流行史》（此后略作《鼠疫流行史》）中收集的许多资料。这套上下两册的著作出版于1982年，汇集了由全国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撰写的关于历史上鼠疫发病率的报告。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鼠疫一直是国际传染病学研究的焦点，一些地区有关鼠疫暴发的记载上溯到了1890年代。1949年以后，县级卫生防疫站被赋予了整理当地鼠疫史的责任，县卫生工作者开展了口述历史调查，爬梳了当地方志，查阅了与19世纪晚期的鼠疫有关的地方档案材料。他们的努力凝结为近1800页的表格、曲线图和地图，这些图表不仅标明了出现鼠疫的年份，而且也标出了每个被认为受到过影响的乡镇和村庄，以及（福建省）每年每个村庄中被认为是鼠疫病例和疫死者的数目。我审慎地利用了这些报告，仅仅采用了那些提供了充分的文献依据的内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它们与其他原始资料如地方志、《海关医报》、国家档案馆收藏的美国国务院和公共卫生部的记录进行核对。
总之，虽然我的方法和兴趣主要是史学的，但我也采用了许多人文和科学学科——从经济地理学、传染病学到医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技巧。我试图描绘的不仅是鼠疫中中国人在医学和宗教上的表现，还有促使鼠疫出现并蔓延的生物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一目的使我不但要详述清代中国鼠疫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也要关注更多的史学问题，如中国社会和经济互动网络的变化，19、20世纪之交公共卫生的国际政治，以及清末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等。

前言/序言

好的，这里为您提供一份不包含“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相关内容的图书简介，力求详细且自然流畅。 ---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信仰与文明的交融（公元1000-1600年）》 作者：[虚构作者姓名] 出版社：[虚构出版社名称] 卷首语：潮起潮落间的文明对话 海洋，自古以来便是连接世界的纽带。在公元1000年至1600年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东亚海域，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南海、马六甲海峡直至印度洋的航线，构筑起一条生气勃勃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不仅是香料、丝绸与瓷器的物质通道，更是信仰、技术与观念传播的生命线。 本书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东亚海上贸易的复杂网络、贸易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以及沿线多元文化如何相互影响、重塑自身面貌的深刻过程。我们试图描绘一幅动态的历史画卷：从宋元时期中国海商的崛起，到郑和下西洋的盛大景象，再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跨洋而来的碰撞与融合，直至明代中后期海禁政策下的暗流涌动。 第一部分：海疆的勃兴与宋元时期的贸易格局 第一章：宋代海洋贸易的制度构建与士人的海洋观 本书伊始，聚焦于宋代（960-1279年），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制度化的关键阶段。我们考察了宋廷如何通过设立市舶司、颁布贸易法规，有效管理和刺激海外贸易的增长。重点分析了广州、泉州、明州（宁波）三大港口的运作模式，探讨了“番坊”制度在促进中外人员交流中的作用。 不同于以往将宋代视为内向型王朝的观点，我们通过对《宋会要辑稿》中相关记载的梳理，揭示了宋代官方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及其带来的巨大财政收益。同时，我们审视了文人士大夫群体对海洋的态度变化，从早期的谨慎转向对“富庶之源”的认可，这为后来的航海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第二章：元代大航海：帝国整合与全球连接的尝试 元朝（1271-1368年）的建立，首次实现了欧亚大陆的空前整合。蒙古帝国的陆权优势与中国江南地区成熟的航海技术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广度和深度。本章详细分析了元代政府对贸易的管控，以及蒙古贵族对珍稀物产的渴求如何驱动了贸易路线的拓展。 着重探讨了元代海商群体的构成变化——大量色目人与汉族商人的合作，形成了一种跨越民族界限的商业共同体。我们比较了元代与宋代在航线选择、贸易伙伴（尤其是波斯湾和红海区域）上的显著差异，指出元代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更广阔的“全球化”趋势。 第二部分：明初的辉煌与宗教的流播 第三章：郑和下西洋：国力展示与朝贡体系的海洋延伸 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观。本章不再侧重于军事或外交解读，而是将其置于明朝初期（1368-1644年）的经济与文化战略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分析了船队庞大的物质消耗与所带返的商品结构，论证了其“宣德化、秀文章”的文化使命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微妙平衡。 通过对《郑和航海图》中航线标示的重新解读，结合东南亚和东非沿岸史料的交叉验证，我们勾勒出郑和舰队所影响区域的地理边界，并评估了这些远航对传统朝贡贸易网络的重塑。 第四章：信仰的航线：佛教、道教与南海诸神 海上贸易的稳定运行，离不开精神层面的支撑。本部分深入研究了宗教信仰在东亚海域的传播与融合。我们关注南海诸神信仰（如妈祖、天妃信仰）如何在这一时期从地方神祇迅速上升为影响整个海商阶层的守护神。 通过考察泉州开元寺、广州怀圣寺等地的碑刻文献，本章展示了伊斯兰教、景教（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以及印度教文化如何在沿海城市和贸易据点中留下印记，以及这些信仰如何为不同族群的商贾提供了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信任基础。 第三部分：西方力量的介入与传统格局的冲击 第五章：葡萄牙人的到来与“权力贸易”的兴起 16世纪初，随着欧洲航海技术的进步，葡萄牙势力进入东亚海域，标志着全球贸易体系的深刻转型。本章详细描绘了葡萄牙人如何利用火器和海军优势，在马六甲、澳门等地建立据点，并强行介入原有的朝贡与私商体系。 我们分析了“权力贸易”（Trade by Force）模式的运作机制，即军事力量如何直接转化为商业利益。同时，我们也探究了中国沿海地方政府和海商群体对早期葡萄牙人的反应，从最初的冲突、接触到后来的有限妥协与共存。 第六章：白银的流向：美洲白银与东亚经济的重塑 这一时期，全球贸易的重心开始向白银流动转移。西班牙大帆船贸易（马尼拉大帆船）的开通，极大地改变了东亚的货币结构。本章的核心议题是：美洲开采的白银如何通过菲律宾马尼拉这一中转站，源源不断地涌入明朝。 我们考察了白银流入对明代地方经济、税收制度乃至社会阶层的影响。这一现象不仅连接了亚洲、欧洲与美洲，也使得东亚的经济活动开始真正被纳入一个世界性的金融循环之中，为明末的财政困境埋下了伏笔。 结语：一个开放与转折的时代 1600年，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正处于其历史的十字路口。尽管明朝后期开始推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此时的海洋网络已然形成，其经济惯性难以逆转。本书的结论指出，这一时期的东亚，是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多元、且高度依赖海洋连接的体系。对这一时期的深入理解，不仅是认识古代中国，更是理解现代全球化起源的关键一环。 全书特点： 跨学科研究： 融合了经济史、贸易史、宗教史和技术史的多重视角。 史料创新运用： 充分利用了中国地方志、外文航海日志、碑刻以及东南亚港口档案进行交叉比对。 地理视野开阔： 聚焦于从中国泉州到印度洋东岸的广阔海域，摆脱了单一国家视角的局限。 适合读者： 历史学者、区域研究专家、对全球贸易史、海洋文明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令人眼前一亮，那种带着些许古朴气息的封面，搭配上内文清晰的排版，让人在翻阅的瞬间就能感受到编纂者对历史文献的敬畏之心。纸张的质感也相当不错，厚实而不失韧性，即便是频繁翻阅也不会轻易受损。装帧的细节处理得非常到位，无论是书脊的固定还是页码的标注，都体现出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特别是那些历史地图和插图的印刷质量，色彩过渡自然，细节还原度高，为理解当时的社会图景提供了直观的视觉辅助。整体而言，这本书的物理呈现，就已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工艺品了，它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一件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物件，让人在阅读之前就对即将进入的那个世界充满了期待和尊重。这种对阅读体验的重视，无疑提升了阅读的仪式感，使得每一次翻开它，都像是在进行一次严肃而庄重的学术探寻。

评分☆☆☆☆☆

这本书的论述逻辑严密得像瑞士钟表的内部结构，每一个章节的衔接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推敲。它并非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铺陈事件，而是采用了一种主题式的解构，先是构建了疫情的生物学和环境基础，随后迅速转向社会反应和制度适应。最让人称道的是它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即面对瘟疫，中央的统一指令往往失灵，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些扎根于乡土的传统医疗手段和社群自救机制。这种视角有效地平衡了宏观的历史结构论和微观的行动者理论，避免了将历史人物塑造成被动的棋子的刻板印象。它成功地展示了在巨大灾难面前，看似僵化的传统社会所爆发出的惊人韧性和变通能力，读起来酣畅淋漓，逻辑链条清晰得让人几乎可以预见作者下一步要引用的证据，而当证据出现时，那种“果然如此”的满足感是极大的阅读享受。

评分☆☆☆☆☆

从写作风格上看，这部编译作品展现出一种极其克制而又饱含力量的学术语言。它没有采用那种煽情或过度渲染苦难的笔调，而是用一种近乎冷静甚至有些抽离的视角来剖析历史的残酷性。这种冷静，反而使得那些被记录下来的痛苦和无助显得更加震撼人心。例如，当描述到瘟疫流行导致的人口急剧下降和对传统丧葬礼仪的颠覆时，作者仅仅是罗列了官方统计数据和零星的民间记录，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远胜过任何华丽的辞藻堆砌。对于习惯了通俗历史读物的读者来说，初期可能需要适应这种严谨的学术腔调，但一旦沉浸其中，便会体会到这种精准用词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学养和对历史真相的执着探求。

评分☆☆☆☆☆

这部作品给我的最大启发在于，它彻底颠覆了我对“清朝末年衰败”这一简单标签的认知。它不再将鼠疫视为一个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社会压力测试仪。通过对鼠疫的编年史梳理，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晚清政府在面对突发危机时，其行政能力、财政储备、信息传递机制以及社会信任体系是如何一步步被侵蚀和瓦解的。它揭示了，制度性的僵化和对新兴知识的排斥，远比病毒本身更具破坏性。读完后，我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在面对内忧外患时的那种结构性困境，有了一种全新的、更为深刻和具体的认识。这本书无疑是理解那个时代转折点上，隐藏在日常之下的深层动力学的必备之作。

评分☆☆☆☆☆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深入到十九世纪社会肌理的田野考察。作者们对于地方志、奏折、以及私人信函等一手资料的挖掘和梳理，达到了令人叹服的程度。他们没有停留在对疫情爆发的简单叙述上，而是巧妙地将鼠疫的传播路径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城市管理乃至宗族关系编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复杂而生动的社会变迁图景。比如，书中对某一特定省份灾难发生后，官方赈灾款项如何被地方士绅和胥吏层层截留，最终受惠者寥寥无几的描述，就深刻揭示了晚清权力运行的灰色地带。这种对微观历史的精细打磨，使得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鲜活的个体命运和具体的制度困境所构筑起来的真实场景，读后让人久久不能平静，深思良久。

评分☆☆☆☆☆

随便买买的，不知道质量如何？

评分☆☆☆☆☆

科学是关于自然世界的经验，理论和实践知识，科学家谁强调观察现实世界的现象，解释和预测产生了身体。科学编史学，相反，往往借鉴了这两种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历史研究方法。不过，这个英文单词的科学家是相对较新的，第一次由William Whewell在19世纪创造。以前，人们研究性质自称自然哲学家。

评分☆☆☆☆☆

量。这种力量可以大大可以激励着你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从书中，你会往往可

评分☆☆☆☆☆

经典图书在，值得拥有

评分☆☆☆☆☆

假定各个文明特别是主要的大文明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本质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形态，各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并形成各自特有的自然知识形态。要是写起通史来，前者可以称为“百川纳海”型，后者则可以称为“百花争妍”型。科学史将主要是西方的历史。这是西方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用的定义，因此他们编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西方科学史。只是由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产生和传承有过贡献，少数非西方的文明也可以纳入其中，比如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可能对希腊科学的产生有过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8-11世纪在希腊科学的传承方面有过贡献，所以通常也被提及。过去我们多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在作怪，其实主要是科学的定义在“作怪”。再说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纳这个定义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科学首先是作为“西学”而成为“显学”的。

评分☆☆☆☆☆

不错啊，经典作品，可以研究学习

评分☆☆☆☆☆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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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