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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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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1105659

版次：1

商品编码：1196130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天津人民出版社大家写史系列之一。

　　中国近现代“个人写史”的典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与钱钟书齐名的清华才子，梁启超、钱穆、傅斯年等大师赞叹的史学奇才，英年早逝的天才史学家。

　　*原为民国高中历史教材，写法上追求一种人人能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

　　*历史总由人物与故事构成，张荫麟总能吸引人的地方讲出来。

　　*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说对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特具哲学思辨的那种网状的发散性，运用起来又能不着痕迹，以平易浅显出之。这正是张荫麟的长处。

　　*全新精校本。

内容简介

　　本书是张荫麟短暂的一生留下的著作，但已足见作者深邃敏锐的识见和渊博厚实的学养，通透又睿永的思想。本书的撰写，在当时是作为历史教材的一种读本，所以在形式上就更为生动活泼，易读易解，无半点枯涩呆板，但同时又富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且作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饱含情感与敬意，故全书无任何浅薄、空疏、浮夸，书中的不少观点和思想在今人看来仍极有价值和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

　　张荫麟（1905―1942），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以才、学、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1929年，留学美国，在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四年后回国，相继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学贯中西，兼通文史哲，后专门从事历史研究。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张荫麟一生志在国史研究，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他一生著述多散见于报章杂志，只留下一部专著《中国史纲》。

精彩书摘

　　第一节商代文化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之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1899年以来殷都遗址——即所谓殷墟——的发现和发掘。

　　殷墟出土的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至少有十万片以上）。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档案。原来商人要预测未来的吉凶，或探问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块龟腹甲（间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间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钻凿，却不令穿透，然后在钻凿处灼火，另一面便现出裂纹，这叫作“兆”。卜人看兆而断定鬼神或一种神妙的势力对于所问的反应。所问的事情，有时连日后的“应验”，就刻在兆的旁边，这可称为卜辞。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的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种类、用牲的数目等；有关于气象的，如卜雨、晴、风、雪等；有关于岁收的丰歉的；有关于征伐、渔猎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关于疾病、胎孕和梦征的；有所谓卜旬和卜夕的，即于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无灾害，和于日间卜是夕有无灾害的。还有别的事项这里不能尽举。卜辞以外，甲骨文书中有少数短短的记事，例如记颁发矛若干，某人取贝若干，某日某人入觐之类；又有田猎获兽的记录，刻在兽头骨上的。甲骨文书全是商朝后期的遗物。根据甲骨文书、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遗物遗迹和后人于商朝的记载，我们可作一商代的文化的速写如下。

　　商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法。农作物有黍、稷、稻、麦、蚕桑。卜辞中“卜黍年”、“贞（卜问）我受黍年”、“贞其登黍”的记录很多，而此等处的黍字从未见有用别的植物名来替代的，可知黍为商人主要的农作物。帛、巾、幕等字和若干从糸的字的存在，证明丝织工艺的发达。有酒，以黍酿造。耕种全用人力。农具有耒耜。原始的耒耜，盖全以木为之。耒是一根拗曲的木棒，下端歧而为二，歧头上安一横木，以便脚踏。这是起土用的。耜和耒的分别是下端斜锐而不分歧，利于刺地而不利于起土，大约过于坚实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松。耒当是利用树桠做成。商人是否已用铜做耒耜的下部，不得而确知。

　　渔猎和畜牧也是商人的盛大的生产副业。鱼的种类不见于卜辞。猎品，除野猪、鹿、狼、兕、兔、雉，还有象。商王田猎的记录中，获鹿有一次三百八十四头的，获猪有一次一百一十三头的，获狼有一次四十一头的。可见殷都附近的开辟程度。供食的家畜，除牛、羊、鸡、豕，还有狗。牧畜业之盛从王室祭祀用牲之多可见，每有一次用牛羊三四百头的。驯役的动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马、犬，还有象。至迟在商朝末年，商人并且曾利用象去作战。

　　商人已有铸造青铜（铜锡合金）器的工艺，铸造工场的遗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铜液十二三公斤的陶制炼锅，有铜制的型范，有铜矿石，有炼渣。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铜制，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制。殷墟遗物中有铜制的戈头、矛头、瞿、箭镞、锛、小刀、针；石制的矛头、枪头、箭镞、刀、斧、粟凿；牛角或鹿角制的矛头、箭镞和骨锥。骨角制的兵器也许是仅作明器用的。

　　商人铸铜技术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宫和宗庙里所陈列的供饮食和盛载用的种种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饮器）、罍、（食器）、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缛丽的花纹的。可惜写此段时，殷墟的铜器，作者尚无缘寓目。兹根据他人参观［民国二十六（1937）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列者］的报告，略记二器，以见一斑。一为提梁卣：器分三层，上层为一盖，以练系于梁间，下层为卣的本体，中层搁上是一盖，取下来却是一觚，提梁的两端，各有一生动的兔形的兽头，全器周围是细致的花纹。一为盂形的器：当中有一柱，柱顶成莲花形，其旁四龙拱绕，两龙锐角，两龙钝角，四龙相连，可以环柱为轴而旋转，盂身和柱周围也是细致的花纹。

　　此外，殷墟铜器之可注意的有盘、壶、铲、勺、漏勺、筷子等，还有战士戴的盔。

　　殷墟的陶器包括种类繁多的饮器、食器、盛器和烹饪器，其质地有灰色、红色的粗陶，黑色、白色的细陶和一种经高度烧加釉的陶；其纹饰多数是刻画的。细陶的纹饰极复杂，其母题有动物形、几何图案和图案化的动物形。

　　商人牙、骨、玉、石雕刻工艺在殷墟的遗迹也很丰富，举其特别可注意的：有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鸱尊；有一种雕纹的（也有绘纹的）骨制玩器，仿佛后世“如意”一类的东西，长形略曲，其花纹为龙、凤或蝉形，偶或嵌着绿松石；有各种式的佩玉，或作圆圈，或作半圆，或作长筒，或双龙相对成一圆形，或两鱼相对成一半圆，或状人物、人面、兽头、虎、兔、象、鸮、燕、鸽、鱼、蛙、蝉、长尾鸟、蝙蝠等；又有巨大的大理石的立体雕刻品，状人物、虎、龟、鸮、蟾、双兽等，以供陈设之用的。

　　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当时一部分人的服装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其鞋翘尖；知道当时女人脸上涂朱；头饰极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一绿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头发中间束一骨圈；发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小的一两枝，多的几十枝；笄头雕各式各样的（现已发现四五十种）兽头和花纹，她的头饰比头还高。

　　关于商人的居室，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在殷墟曾发现版筑的遗迹，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处基址作长方形，四围有许多大石卵，其相互间的距离大略相等。这些石卵大约就是柱础，原来上面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长三十米，宽九米，石柱础之外，并有铜柱础十个。殷墟绝无砖瓦，房顶想必是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约就是商朝宫殿的写照。又发现一座纯黄土筑成的大台基，面向正南，与罗盘所指的完全相合。台基前十几公尺，也有大石卵，排成弓背形。台基的四周，遗下好些整副的野猪骨，可见这建筑必是和祭祀有关的。又掘出若干长方的坎穴，有阶级可上下，中有破陶片、牛骨、狗骨之类。坎穴内周围用硬土筑成，铁一般坚固。有些坎穴之下又套一个坎穴。这些坎穴是否与上说的版筑柱础同时，不能确定。但我们知道，远距商朝亡后三四百年，还有贵族的地下宫室见于记载《左传》，则商朝后期之有这种穴居是很可能的。殷墟又掘出一些商王的陵墓。从墓室的情形可以推知王宫内部的情形。墓室一律作亚字形，原是木构，木料已腐化无存，却剩下木构上所装的各种立体石雕，作兽头、双面、牛头，鸟、兽等形的。又从墓中的遗迹推之，可知原来墙壁的内面是嵌镶着许多纹饰和涂着红色的。

　　……

史海拾遗：一部多维度的世界文明史引言世界文明的进程，如同浩瀚星河中无数光芒交织的轨迹，既有恢弘的史诗篇章，亦有幽微的文化细节。本书《史海拾遗》并非旨在重述既有的宏大叙事，而是致力于对人类文明进程中那些常常被主流史学略去、或以单一视角定论的关键节点进行深入的、多学科的审视与重构。它是一部关于“边缘”与“连接”的历史，旨在揭示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真实脉络与多元视角。第一部分：史前回响与早期文明的“技术革命” 本书的开篇并非聚焦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诞生”，而是深入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认知与生存策略的根本性飞跃。我们细致考察了欧亚大陆不同区域在农业起源上的趋同性与差异性。第一章：从“采集者-狩猎者”到“定居者”的认知重塑我们摒弃了将农业革命视为纯粹的经济驱动力这一简单模型。重点分析了语言的复杂化、符号系统的初步形成（如拉斯科洞窟壁画背后的宇宙观）与食物获取模式改变之间的复杂反馈机制。特别是，我们探讨了早期农业社区中，时间的观念如何从循环往复的自然周期，向线性、可规划的周期性生产模式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如何为后来的社会层级化埋下伏笔。第二章：早期“城市”的生态足迹与水利哲学在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黄河长江流域，早期城市的兴起不仅仅是人口集中的结果，更是对特定生态环境的“技术回应”。本书详细对比了苏美尔灌溉系统的“去中心化”风险与早期埃及尼罗河管理中的“中央集权”必要性。通过考古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研究，我们重建了这些早期文明为维持复杂水利系统所付出的社会动员成本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塑形作用。例如，早期楔形文字的诞生，并非首先服务于宗教叙事，而是作为管理水利资源、计算剩余产量的精确计算工具的演化。第二部分：轴心时代的精神光谱与知识传播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本书试图超越对“伟大哲人”的个人崇拜，转而关注知识在不同地理板块之间的“交流场域”。第三章：地中海的“身份危机”与公民权的萌芽重点分析了古希腊城邦的独特政治实验。我们不将雅典民主视为终极目标，而是将其视为在特定贸易网络和军事压力下，对“局外人”（Metics）身份认同进行持续协商的结果。深入剖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思想，如何成为对早期商业社会中财富与美德关系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产物。第四章：东方哲学的“内在秩序”与官僚体系的适应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被置于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重构背景下。我们关注的是：儒家思想如何通过对“家族”这一基本社会单元的道德强化，来间接弥补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在道德约束上的缺失？道家思想的自然无为观，则被视为对过度技术化、过度治理化社会倾向的一种哲学抵抗。同时，比较了印度佛教在创立之初，如何利用“业报轮回”的概念，有效整合了不同种姓群体在精神层面的诉求，实现社会整合。第三部分：帝国的“技术扩散”与边缘地带的韧性本书聚焦于大型帝国体系的扩张模式，关注其对被征服地区文化、经济结构的结构性影响，并探究了边缘地带如何反过来塑造帝国自身的形态。第五章：罗马工程的“社会成本”与法律的“弹性” 罗马的伟大在于其工程学和法律体系的实用性。本书详细分析了罗马道路、渡槽的建设标准，以及这些基础设施如何服务于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的双重目的。更关键的是，我们审视了罗马法，特别是《十二表法》演变为《查士丁尼法典》的过程中，如何吸收和适应了行省内不同民族的习惯法，以维持帝国的长期稳定。这并非是单纯的文化同化，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法律融合。第六章：丝绸之路的“非物质网络”与知识的对流丝绸之路绝非仅仅是商品贸易的通道。本章着重于知识、技术和疾病的横向传播。我们研究了佛教艺术（如犍陀罗艺术）如何成为印度文化向东传播的视觉密码系统，以及拜占庭的玻璃制造技术和中国的造纸术在西亚地区交叉融合的过程。探讨了沿线绿洲城市作为“中介文化实验室”的功能，它们如何消化、重组输入信息，并以新的形式反馈至核心文明。第四部分：中世纪的“碎片化重组”与技术蛰伏中世纪常被简单地视为“黑暗时代”。本书则认为，这是一个知识“碎片化”储存与“专业化”深化的时期，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第七章：修道院与知识的“保险库” 重点分析了中世纪早期，欧洲修道院不仅仅是宗教中心，更是拉丁文知识的有效“保险库”。考察了抄写员在复制古代手稿时，无意中对文本进行的“选择性编辑”，以及这些编辑如何影响了后世对古典学的认知。同时，也比较了拜占庭帝国在同一时期对希腊文典籍的保护与整合工作。第八章：伊斯兰世界的“转化科学”与全球贸易伊斯兰黄金时代的成就，在于其对前人知识的继承、整合与超越。本书详述了巴格达的“智慧宫”如何系统地翻译和吸收了希腊、印度、波斯的数学、医学和天文学知识。特别是，我们分析了阿拉伯数字与代数学的传播，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商业计算模式，以及伊斯兰航海技术（如星盘的改进）如何推动了印度洋贸易网络的空前繁荣。结语：历史的“非线性”观照《史海拾遗》最终希望引导读者认识到，历史的演进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由无数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局部历史构成的复杂织物。理解过去，需要我们具备跳出自身文化框架的勇气，去倾听那些在主流叙事中被淹没的声音，去探究那些技术、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不同文明间迁徙的轨迹。本书提供的是一把多维度的钥匙，用于开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更深刻思考。

用户评价

评分☆☆☆☆☆

读到宋代的经济史部分，我简直要拍案叫绝。这本书对于“内卷化”的论述，简直是为现代人量身定制的对照镜。作者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宋代商业的繁荣——无论是海外贸易的扩张，还是城市手工业的精细化分工——但同时，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这种繁荣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例如，土地兼并的压力如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本加厉，最终导致了中下层农民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书中关于赋税制度变迁的分析，尤为精辟，它指出宋代在财政上对商业收入的依赖，虽然短期内激发了活力，但长期来看，却削弱了国家对底层劳动力资源的直接控制力，这为后来的财政危机埋下了伏笔。相比于前朝的“重农抑商”，宋代的“实用主义”反而催生出了一种无法自我平衡的经济结构。阅读这部分时，我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那是一种技术和市场在缺乏相应制度约束时所能达到的极致辉煌与最终的自我消耗。

评分☆☆☆☆☆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消化完关于魏晋南北朝社会变迁的那一部分，那段文字的密度和深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作者处理这段历史的视角极其新颖，避开了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分裂的悲歌”的单一叙事，而是聚焦于文化与族群的“熔炼”过程。他将佛教的传入与本土玄学的碰撞，视为一种文化基因的突变，而非简单的宗教渗透。书中对于士族阶层权力结构的瓦解与重建，有着极为精妙的剖析。它清晰地展示了，当中央集权衰弱时，地方上的“地缘政治”如何借助宗族和文化认同来填补权力真空，而这种填补并非全然是负面的“倒退”，反而孕育了隋唐气象中那种更加多元、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底色。特别是对“竹林七贤”等人物的解读，不再是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将其放入时代结构性矛盾的框架下去审视，他们对个体价值的追寻，成为了对僵化体系无声的抵抗。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敢于在历史的“灰色地带”探寻意义，而不是固守黑白分明的界限。

评分☆☆☆☆☆

这部浩瀚的史书，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用时间墨水浸染的巨幅画卷，它没有拘泥于帝王将相的更迭，而是将笔触深入到社会肌理的每一寸土壤之中。初读之下，便被作者那种近乎考古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的浪漫所折服。尤其对早期文明形态的构建，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重塑。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宗法制度如何渗透到地方治理结构，以及它如何成为维系庞大帝国长期稳定的基石的论述。作者没有简单地罗列事件，而是追溯了制度背后的思想渊源——那种源自先秦的哲学思辨，是如何被后世统治者精准地“工程化”并固化下来的。书中对于礼仪规范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软权力”的分析，令人醍醐灌顶。它让我们意识到，构成一个文明的，远非简单的朝代更迭，而是那些潜藏在日常生活、婚丧嫁娶乃至祭祀活动中的无形代码。全书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在宏大叙事和微观考察之间游刃有余，读起来完全不像在啃枯燥的史料，更像是在参与一场跨越千年的、与古人思想的深度对话。它强迫你跳出“成败论”的窠臼，去理解“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本来应该怎样”。

评分☆☆☆☆☆

这本书对于技术史的融入处理得相当自然，绝非那种生硬地插入科学发现的章节。它将历次技术革新——从冶铁技术的进步到水利工程的应用——紧密地嵌入到政治权力的博弈之中。举个例子，书中论述了某个特定时期官营手工业的衰落，并非仅仅归咎于效率低下，而是深入探讨了技术知识如何被士大夫阶层所垄断，从而成为区别于普通劳动力的身份标识，这种文化上的“排他性”阻碍了技术向更广阔社会面的扩散和优化。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工程失败”案例的挖掘。史书往往只记录成功，而这部著作却花费笔墨分析了那些耗费巨大却最终夭折的宏大工程背后的决策失误、官僚掣肘乃至环境的制约，这让历史的进程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充满偶然性与挣扎。它让你明白，历史不是线性进步的，而是充满了迂回和试错。

评分☆☆☆☆☆

最后关于清代的叙述，展现出一种令人心痛的冷静。作者没有用廉价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审视这段复杂的历史，而是着力分析了“大一统”结构在面对外部现代化冲击时的内在张力。他敏锐地捕捉到，康乾盛世的“完美闭环”——即一个高度集权、自给自足的农业帝国——恰恰成为了它拒绝变革的内在逻辑。书中对“闭关锁国”的解读，超越了简单的“落后就要挨打”，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维护内部稳定、防范外部意识形态渗透的“理性选择”。当这种内部逻辑与外部迅速展开的工业文明发生冲突时，其结构性的脆弱便暴露无遗。阅读此部分时，我仿佛能看到一个巨人，在漫长的睡眠中错失了觉醒的时机，醒来时世界已面目全非。全书以这种极度克制的笔调收尾，留给读者的不是愤怒或悲伤，而是对复杂性与历史必然性之间永恒拉锯的深刻反思。

评分☆☆☆☆☆

书很完整没有破损纸质也非常好内容很充实

评分☆☆☆☆☆

先读通史，再读断代史，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评分☆☆☆☆☆

速度快，书不错?，应该是好东西

评分☆☆☆☆☆

促销时购入，品相内容俱佳。

评分☆☆☆☆☆

趁着活动买了上百本书，期待能看一点

评分☆☆☆☆☆

还可以，文字较为严谨，有些枯燥，读这本书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