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讲,初次阅读时,我差点被那些文言文的引用和繁复的学术术语给劝退了。这套书的门槛确实有点高,它显然是为有一定历史学基础的读者准备的,或者说,是为那些愿意沉下心来啃硬骨头的人准备的。但一旦适应了它的节奏,你会发现里面蕴含的宝藏是多么的惊人。它不像某些现代历史著作那样急于下结论或者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是尽可能地还原和展示古人 S 本身的思考路径。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对于几部重要史著的比较研究,作者的洞察力令人拍案叫绝,他不仅仅是在复述前人的观点,更是在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这种深度的挖掘,让原本已经读过好几遍的经典文本,在我的认知中焕发出了全新的光彩。这绝不是用来消磨时间的休闲读物,它更像是一部需要反复研读的教科书,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领悟。
评分购买这套书之前,我曾犹豫过,毕竟市面上同类产品太多,担心重复性和肤浅性。但实际阅读后,我发现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它的广度和深度是惊人的,涉及到的史著范围远超我预期的范围,而且对于一些相对冷门但实则重要的史学流派,也给予了足够的篇幅进行解析。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对一些关键概念的辨析,非常到位,比如“史才”、“史笔”、“史观”这几个核心概念在不同代史家身上的演变和侧重,作者的论述清晰有力,逻辑严密得如同精密的钟表构造。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去对中国史学的理解,感觉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知识结构升级”。它不是用来炫耀自己读过多少书的,而是用来真正提升自己对“史学”这一学科生命力的理解的。
评分说实话,这个版本的装帧设计虽然朴实,但非常耐看,体现了一种沉稳的大气。我更看重的是内容本身,而内容上,它完美地体现了“集大成”的意义。我手里有不少零散的史学研究资料,但缺乏一个清晰的主线来串联起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一下子将那些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了一张完整的网络。作者的叙述风格是极其内敛和克制的,这在当今浮躁的学术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他像是站在历史的更高处,冷静地审视着前人的得失和贡献,不带太多感情色彩,却又充满了对历史规律的敬畏。阅读过程中,我经常需要停下来,拿出地图或者其他辅助资料进行查证,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深度阅读体验,它强迫我走出书本的限制,主动参与到历史的构建之中。
评分这套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罗列了多少重要的史学著作,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看待历史、理解历史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我注意到,它对于不同时期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这种背景如何影响其叙事角度和史观建构的分析,非常精妙。这让我意识到,历史书写从来都不是客观的镜面反射,而是特定时代精神的投射。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框架的建立,对我个人研究领域(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对古代哲学有涉猎)的启发非常大。它教导我,在解读任何文献时,必须首先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他写了什么”。这种深层次的文本解读能力,是任何速成班都学不到的真本事,这本书提供了这样的训练场。
评分这本厚重的书,拿到手就感觉沉甸甸的,翻开扉页,那密密麻麻的目录和密集的注释就已经让人望而生畏,但正是我需要这种扎实的学术气息。我一直对中国古代历史抱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情,尤其钟情于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带有经典光环的作品。市面上关于历史的读物汗牛充栋,但真正能静下心来读完并从中获得深刻启示的,屈指可数。这本书显然属于后者。它不是那种只讲故事、轻描淡写的通俗读物,它要求读者付出努力,去理解那些时代背景下的复杂脉络和深刻思想。我尤其欣赏它对史学传统的梳理,那种层层递进的逻辑构建,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长河的源头,亲眼见证那些伟大思想是如何孕育、流传、演变的。对于每一个真正想深入了解中国史学精髓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之作。那种学术的厚重感和严谨性,是任何快餐式历史解读都无法比拟的。
评分买给同事和客户看的书,书的内容和质量都很好。
评分1967年10月,应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身份自港返台
评分钱穆作品系列:中国史学名著(第3版)钱穆作品系列:中国史学名著(第3版)
评分《春秋》
评分——盐野七生
评分——万科集团董事长 王石
评分1969年,应张其昀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评分喜欢三联出的书,很精致。钱穆先生的作品,一直都是经典。
评分上一堂讲,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别记下,像《西周书》。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着年代先后来编排,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所以《史记》是一种“列传体”,一人一人分着立传,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我那年在美国耶鲁讲中国史,曾说历史应把人物作中心,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有一位史学教授特地和我讨论,他说:历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为主脑,这层很有意思。但这人没有事情表现,便跑不上历史。我说:在这上,乃是东西方学术上一很大不同之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二十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仍都像中国《尚书》的体裁,以事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们写历史,也跟着西方化,如我写的《国史大纲》,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为主。但此为求简便则可。若进一层讲,也可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于如《左传》般一年一月这样分着的,当然更没有像《史记》之列传体,这是史学上一极大问题。清代乾嘉时章实斋著《文史通义》,他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分年分人,将来该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主要单位。那时西方新学还没有来中国。道光以后,慢慢地来了,中国人读他们的历史,就觉得章学诚已先见到了,西方的史学就是这样,所以特别在清末民初,大家认章学诚是中国史学一大师。但我们还得进一步讲,这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我看法,中国人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又演进到《史记》,这是中国史学上的大进步。并不能说中国的《春秋》、《左传》到《史记》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历史体裁。这问题我虽今天只提起这样一句话,不拟详细讲,但这话殊值诸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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