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品的起源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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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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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10

商品介绍

齣版社：商務印書館

ISBN：9787100124690

版次：1

商品編碼：11984223

品牌：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裝：平裝

開本：16

齣版時間：2016-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18

正文語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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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內容簡介

官品製度在國傢政治中扮演著官員等級製的角色。它規範著官員的等級地位、秩俸待遇乃至於權力與責任等，是中國古代官僚製度zui具特色的錶徵之一。但是對於官品製度建立的原因、時間和過程等問題，學術界鮮有討論。本書作者陳長琦先生從官品起源於魏晉九品選官製度的觀點齣發，提齣瞭以九品官人法取代傳統的九品中正製，論證瞭九品中正製隻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的觀點。提齣魏晉時期的官品是以人品即資品的形式呈現的，而資品的獲得除瞭傳統上的中正評選授予之外，還有考試、賜官、賜爵、襲爵、賜位等途徑，資品獲取的多途徑相比傳統九品中正製度的提法更全麵。賜位製度等資品獲取多途徑同時也導緻瞭品位的輕濫，齣於對用人製度改革的需要，北魏孝文帝、南朝梁武帝不約而同地進行瞭變革，孝文帝改革和天監改製一北一南，促使官品由人品嚮官階性質轉變，官品製度內涵由人品到官階的性質轉變，實現瞭漢、唐間政治製度的一次重要變革，它進一步完善、明晰瞭古代官員的分級、分層管理製度，奠定瞭中古以後官員等級管理製度的基本模式。

作者簡介

陳長琦，男，齣生於1954年12月，現為華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1989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獲曆史學博士學位。1994年起任華南師範大學教授，2003年起任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生導師。2005年至2013年任華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院長、華南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享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國秦漢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廣東史學會副會長、教育部曆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精彩書摘

官品的誕生

筆者認為，官品起源於九品官人法，最初，官品是九品官人法為官職所設計的任職人品要求。因此，從性質上言，官品誕生的初期，其性質屬人品，即人的品，不是附屬於官的品，它是官職所需要的人纔品等。

官品是隨著九品官人法的誕生而誕生的。《三國誌·魏書·陳群傳》：“製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三國誌·魏書·常林傳》注引《魏略》：“先時國傢始製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但對這段史料的理解，學者意見頗不一緻。

唐長孺先生說：“《魏誌》捲23《常林傳》注引《魏略·清介·吉茂傳》：‘先時國傢始製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一開始就說明中正品第不及於一般的庶民。”顯然，唐先生認為，這段史料說明九品官人法一開始就是各郡中正對公卿至於郎吏個人進行品評。筆者過去也持這一看法，認為這條史料說明，九品官人法一建立就對現職官吏個人進行品評。

鬍寶國先生則提齣另一看法，他說：“《魏誌》捲23《常林傳》注引《魏略》：‘先時國傢始製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此段材料常常被誤認為中正品評人物的範圍上自公卿下至郎吏。其實不然，這裏的意思是說，隻能在上自公卿下至郎吏的範圍內選中正。”

如果我們突破思維的藩籬，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即不從中正製度思考，而是從九品官人法製度來思考，那麼，對“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這句話，就可以獲得新的認識。

據文獻理解，文中“先時國傢始製九品”中所提到的“九品”，應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稱。“始製九品”，即始製九品官人之法。《北堂書鈔》捲60《設官部》“吏部尚書”條引曹魏史學傢魚豢的《魏略》曰：“陳群，字長文。延康元年始建九品官人之法。”因此，《魏略·清介·吉茂傳》“先時國傢始製九品”與《魏略·陳群傳》“延康元年始建九品官人之法”以及《三國誌·魏書·陳群傳》“製九品官人之法”三段材料所談主題都是一樣的，即都是談九品官人法。

那麼，接下來所言“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就應該是九品官人法的具體內容。而這一具體內容，則包含並列的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各使諸郡選置中正”，談的是建立中正製度；第二部分，“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則談的是為官職職位確定所需人品要求。差，即差等、等差。差敘即以等級差彆的形式，敘列擔任公卿至於郎吏這些官職所需要的人品等級，也就是按等級敘列公卿以下至於郎吏這些職位各自所需的資品要求。

因此，可以確定官品是隨著九品官人法而誕生的。它是為九品官人法服務的，它的性質是人品，是為官職所規定的所需人品要求，而非官階。

品位的輕濫

南朝的賜位限度也是二品。瀋約《宋書》捲 94《恩倖傳》序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纔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乃為名句，多為學者徵引。然而，對於“衣冠”二字，一些學者並無深究，有用增字解經法，加為“衣冠子弟”、“衣冠大族”，解釋為門閥子弟、門閥大族。認為門閥子弟或門閥大族齣身者，都因中正的品評而獲得瞭二品。將“衣冠”理解為“高門華閥”，其實，“衣冠”就是官僚。《魏書》捲 74《爾硃榮傳》論河陰之變，百官被殺，曰：“河陰之下，衣冠塗地”。“衣冠”即百官。《周書》捲 32《唐瑾傳》：“於瑾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齣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為僕隸”。仕伍即百姓，衣冠與百姓並舉，即指官僚。《文選》捲 40 瀋約《奏彈王源文》：“自宋氏失禦，禮教雕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注引《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命士即天子任命的官員，可知瀋約《宋書?恩倖傳》與其《奏彈王源文》中“衣冠”一詞之用例相同，皆用以藉喻官僚。正是東晉以來大規模、密集的賜位，品位的纍積，造成瞭南朝以降“凡厥衣冠，莫非二品”的局麵，形成瞭品位的輕濫和貶值。

品位的輕濫，動搖瞭九品官人法的根基。人人均可輕易獲得品位，特彆是文武百官的“莫非二品”，使九品官人法失去瞭昔日人纔選拔與人纔任用的功能並漸次走嚮消亡。這不禁令人想起秦漢時期曾經盛行一時的二十等爵製以及賜爵製度，在二十等爵製建立之初，其在時人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與官位結閤緊密，有爵者可以為官，如韓非所言：“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但隨著漢代賜爵的盛行，賜爵成瞭皇帝即位、立皇後、立太子而普天同慶的點綴。爵位的普及、輕濫，使爵位在人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漸次喪失，造成人們賜爵不喜、奪爵不懼的無所謂心態。到瞭南朝，賜民爵就更是一種虛設的、毫無用處的花樣文章。

曆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大規模的賜爵造成瞭爵位的輕濫和二十等爵製的消亡，同樣，大規模的賜位也造成瞭品位的輕濫與九品官人法的消亡。如果站在魏晉南北朝與隋唐曆史的節點上，審視賜位製度的性質與內涵，考察賜位製度作用與影響，也許有助於正確認識九品官人法，正確解讀其消亡的曆史之謎；也許有助於正確認識科舉製度，正確解讀其創立的曆史意義；也許有助於加深理解在魏晉南北朝與隋唐曆史的轉摺中，社會與製度所發生的深刻變化。

由人品到官階：官品性質的演化

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的改革，也使官品製度完成瞭由人品嚮官階的轉變。魏晉時期所謂的官品，是任官所需要的人品，我們又稱其為資品，官品是附著於當官的人的品。例如，我們在魏晉南朝文獻中所見的“二品官”、“二品清官”，均指二品資品者擔任的官、二品資品者擔任的清官。太和二十三年的改革，在太和十九年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瞭官品的官階性質，消除瞭太和十九年改革中所遺留的人品痕跡。例如我們所提到的，太和十九年改革的官品錶中尚保留下來的國子學生（第七品中）、尚書算生（從第八品中）、諸寺算生（從第八品下），在太和二十三年的官品錶中已被刪除。

至此，魏孝文帝在曆史上，也成就瞭一個對中國古代官製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創舉，正如《魏書·官氏誌》所言：“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彆製也。”同時，他也將魏晉九品官人法為任官之人所設計的“品”，轉化成為瞭為官位之等級所設計的“品”，即職官的官階。孝文帝君臣談論及此，亦沾沾自喜。孝文帝自詡：“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韆載之後，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凱。”參與其事的劉昶則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為不朽之法，豈惟仿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一個說自己“得仿像唐虞”，一個奉承“豈惟仿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從這段對白可看齣，孝文帝君臣對官品製度改革的成就之感與得意之心，躍然紙上。

後記

對官品起源問題研究的興趣，源自二十多年前。那時，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是兩晉南朝政治史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品，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在我原來所接觸的學術觀念、在自己已有的知識體係中，官品無疑就是官階，這在腦海裏似乎已根深蒂固，毋庸置疑。但當認真、仔細閱讀史料，深入思考時，原有的認識開始動搖，因為在史料中看到瞭許多官品並非官階的證據，這使我在一段時間裏陷入瞭深思，大約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裏，我陷入瞭物我兩忘、寢食不思的境況，相關史料反復在腦海裏湧現，夜以繼日，輾轉難眠，麵對食物，一口也吃不進去。迄今已忘卻當時我是怎樣從那一境況中擺脫齣來的。在這期間，我完成瞭《魏晉南朝的資品與官品》一文的構思，提齣瞭對官品問題的最初認識。

從踏上學術研究的道路，至今不覺已三十多年過去。迴首往事，個人的命運，總是與時代、與國傢的命運相連。我的祖籍在湖北武昌陳傢灣，傢與現在的華中師範大學相鄰。據老人講，先輩是從廣州番禺遷來的。祖父以製作竹器營生，供伯父與父親兄弟二人讀書。1926 年10 月，北伐軍攻占武昌，受到革命的鼓動，還是中學生的父親，投筆從戎，加入賀龍的軍隊，番號是國民革命軍二十軍。1927年，國民黨右派發動“四一二政變”，賀龍打齣“東徵討蔣”的旗幟，率軍開到南昌，在南昌舉行瞭暴動，史稱南昌起義。暴動失敗後，父親和同學一起逃迴武昌，又迴學校讀書，後來考入“國軍”軍醫養成所（遷颱後易名“國防醫學院”），畢業後，入“國軍”147 後方醫院做醫生。抗日戰爭爆發後，父親攜傢人隨軍轉戰於湖北、陝西、河南等地，直至抗戰勝利，方離開軍隊。然而，就是這段參加南昌起義和抗戰時期軍隊醫生工作的經曆，成為傢庭及我幼年的傷痛。

1966 年的初夏，“文化大革命”席捲而來，我剛剛考完小學的畢業考試，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與震耳欲聾的革命口號，如同滔天巨浪，排山倒海而至。批判“走資派”、“反動權威”、“反革命”的浪潮接踵而來。很快，街市變成為遊鬥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分子的戰場，天天流動著飄蕩紅色旗幟、高呼革命口號隊伍的洪流。一天，父親被工作單位——醫院的革命組織以“叛徒、曆史反革命”的罪名抓走、批鬥，直到晚上，仍未放迴。母親讓我去看看，我戰戰兢兢地走進父親工作的醫院，眼前一幕，終生難忘。往日熟悉的父親住所門口擠滿瞭鬧哄哄的人，從人縫中鑽進去，好不容易看清楚，在昏暗的房間一隅低頭蜷縮著一個人，那人頭發被剪得七零八落，並被從頭澆下的墨汁、油漆所汙染，頭發、臉上、衣服上滿是黑乎乎的墨汁、油漆。從他那身材，看起來像父親，但我不敢相信、不敢斷定，我站在門口的人群中，眼直直地望著他，一會兒，他緩緩抬起頭來，雖然他滿臉漆黑，雖然他五官難辨，但我認齣瞭，那是父親！我被震撼瞭！他似乎發現瞭我，嘴嚅嚅而動，我站在那裏，頭腦一片空白，他說什麼，或者沒有說什麼，我一概不知，我被驚呆瞭。倏爾，我轉身擠齣人群，一路狂奔，跑迴傢中，關上門，母親跑過來問我，我依然呆立著，任憑催促，說不齣話來，腦子裏滿是父親那令人恐怖的、滿臉漆黑、滿頭殘發、滿身墨跡的形象，那場景，就像一把利刃，直穿我的心，使我的心滴血、顫抖、震撼、恐懼，被烙下深深的印痕。我原本不知道人可以受到這樣的侮辱！人的尊嚴可以受到如此的踐踏！迴到學校，昔日要好的小夥伴兒，躲我而去；有的指著我的鼻子罵“反革命子弟”！社會的歧視、“反革命”的帽子，如同厚重的烏雲，籠罩著我的童年，令人窒息，感受到沉重的壓迫。童年的遭遇，使我刻骨銘心。

五十年前的那場浩劫，並非隻是個人的苦難，而是國傢的不幸，是民族的苦難。在“文化大革命”發生五十周年之日將臨之際，迴憶人生，我由衷地慶幸四十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慶幸三十八年前高考的恢復。

1978 年，原本被剝奪讀書權利、初中畢業就被迫下鄉的我，有幸考入大學。此後，相繼修完本科、碩士、博士研究生學業，踏上瞭學術研究的道路。三十多年來，基本在中國古代史領域裏蹣跚。初入大學時，有一段時間，我曾思考自己未來的學術研究方嚮，心想，做學問應該做一流的學問。我比較瞭世界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三個專業，覺得自己不能夠做世界史研究，因為語言等問題的障礙，我們很難在世界史方麵做齣一流的成果，很多時候隻能在外國學者身後走，難以超越外國人的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選項，沒有語言障礙，資料又豐富。但剛從“文化大革命”走過來，對政治乾預學術比較反感，我反對“厚今薄古”及狹隘的“為現實服務”的口號。覺得“今”不一定都當“厚”，而“古”不一定皆應“薄”。如果“今”隻能“厚”，隻能歌頌，那就不需要改革瞭，對現實的批判、改革，纔是社會不斷前進的動力。而對“古”，對自己的曆史的妄自菲薄，則是失去民族文化自尊的錶現。“為現實服務”，不應該是學術刻意去追求的目標，而是學術價值的外在功能, 拿學術去為什麼服務, 為誰服務, 不是學術本身的事情。現實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今天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曆史，明天又有一個新的現實, 學術怎能去追著不斷變化的現實而去不斷變化？“四人幫”時期，要求史學為現實服務，一些學者陷入其中，殷鑒不遠，在夏後氏之後。在當時的環境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敏感的課題受到限製，不能獨立，不能客觀，不能說齣自己真正想說的話，這也不是我想要的。而古代史，與現實距離比較遠，與自己的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做研究的時候，方可以保持客觀，又免觸及時諱。因此，我選擇瞭中國古代史作為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嚮。

在課題選擇中，我偏好於做實證性的曆史問題研究，因為我覺得自己還沒有能達到宏觀把握曆史的水平。我的導師他們那一代人，在宏觀研究方麵做得不錯，我沒有學好。年輕時，自學過哲學，學然後而知不足，讀的理論方麵的書越多，越感到自己理論方麵的修養不夠，吳澤先生曾對我講過，要研究思想史，首先得自己是思想傢，如果自己沒有思想，怎麼去研究彆人的思想？這對於我無疑是當頭棒喝，我自忖不是思想傢，沒有理論方麵的建樹，因此，我遠離曾經喜歡過的哲學、遠離思想史的研究，去做具體的研究。

但自1992 年以來，由於兼任行政職務，需要處理的事務性事情太多，擠占瞭做學問的時間。如果能夠重新選擇，我會選擇學術，連教研室主任也不做。我同許多同輩學人一樣，都深受儒傢思想熏染，具有儒傢的濟世情結，不會丟棄社會責任，隻顧自己。孟子說，士大夫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自己無自知之明，自以為可以兼善，但實際兼誤，學問沒有做好。做學問需要長考，專注一個問題需要定下心來思索，這與行政工作是矛盾的。往往是正在思考一個問題時，被突然打來的一個電話，將思路打斷，事情處理完，把打斷的思路再續上，要花一段時間，糟糕的是，有時剛剛把打斷的思路續上，又來一通電話，再次把思路打斷，這樣反復多次，一篇文章要花很久時間纔能完成，而且達不到應有的深度。但是想起來，自己應該是有失亦有得，失的是，學問沒有做好，得的是，卻還能有現在這樣的身體。我讀起書來，容易入定，有時會深陷所思而難以自拔。2008 年，我曾患過一段時間的抑鬱癥，其痛苦，非身受者，難以體會……那是一種非常厲害的精神疾病，時時有輕生的意念在心中浮起。但是，經常需要處理的行政事務，卻無意幫助瞭我，如果不是時常突然來的電話或者通知，分散我的思考，我的學問可能會比現在做得好，但同時，我也可能患上嚴重的抑鬱癥。我在《六朝政治》這本書的後記裏提到過這件事。有時候太專注、太投入一件事情，其實有副作用。現在在傢裏看書，如果沒有人乾擾，我時常會忘記時間，一晃幾個小時過去，迴過神來，不知是上午，還是下午，往往要想一下，纔能確定是何時。

迴想走過來的路，逝去的時光雖難以釋懷，但一切皆是過眼雲煙，唯有學問纔是心靈的歸宿。

陳長琦

乙未歲末於廣州華南師大聽雨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