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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读天下无字书（增订版）》：

美国社会思潮领头人丹尼尔·贝尔关门弟子

美国比较政治史大师马若德得意门生

知名学者、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教授

讲述游学天下的传奇经历

抒写世界文化“无字大书”的深刻体悟

全书内容丰富，叙述生动，视野宏阔，论述精到，是经典的学术文化佳作。

内容简介

　　知名学者丁学良教授，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述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亚洲、欧洲、澳洲、中国台湾等国家、地区的游学历程，其中既有与世界出色学者的近距离接触，也有对于世界精英学府的亲身体验，既有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敏锐分析，也有对于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无字大书"的酣畅漓淋的体悟。

　　《我读天下无字书（增订版）》内容丰富，叙述生动，视野宏阔，论述精到，是不可多得的学术文化佳作。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身皖南农村，在国内受过不完整的小学、初中和高等教育。1984年夏赴美国读书，1992年春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历年来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从事教学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兼任深圳大学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 学术指导。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现代化/发展、转型社会、国际竞争与大学制度、政治幽默。

目录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哈佛大学前校长、大才子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中各怀异能的研究生们
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的东南亚高手们
不可替代的东南亚政治经济专家汪老爷子
古风犹存的"联合报系"创始人王惕吾先生
不弃理想的"永远的老年轻"于光远先生
在匹兹堡大学同受洋罪的王小波

精彩书摘

一个不弃理想的社会主义者
——忆“永远的老年轻”于光远先生



我跟于光远先生的交往始于1981年，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做硕士论文，主题是欧洲人道主义传统和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渊源。在上海能找到的外文资料和著名学者还嫌不够，特申请来北京查索资料拜见名家。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北京，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原校区，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煤堆、黄泥、垃圾、骡马车、驴粪蛋。我是皖南农村背景的学生，对北京学术界的宏大气氛早就无比向往。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思想学术界处于百家争鸣、千花齐放的春天。改革开放的初期，物质生活的素质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北京是第三世界；但在思想学术上，恰好相反。

“马列主义也比须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当时教育部有个文件，据说是从邓小平那里要来的一个特权：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折腾，全国高校系统教师队伍都是青黄不接，呈现断代危机，因此名牌大学自己培养的前三届研究生（指1978年到1980年入学的，当时只有硕士生班，还没有博士生班）毕业后，本校有优先的留校使用权，任何中央部委及其下属部门均不能去抢人。这可是个特许，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当时最著名的大学，如北大、复旦，都有这个特权。1982年夏天我毕业，复旦大学把我安排在优先留校的名额中。在当时绝大部分复旦同学的眼中，这可是全国最好的分配出路。上海人不愿意离开上海，文革期间几百万下乡的上海知识青年正千方百计要回来，比登天还难。你这个安徽佬，竟然有如此的运气！

虽然我在上海人眼里从麻雀一下子变成了凤凰，但心里头还是向往着北京，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全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去工作。我一听自己留校了反倒急了，知道中央特许的分配政策的权威性，于是主动跟北京马列所方面私下联系，请求他们把我调过去。马列所是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第一所”，因为马列主义具指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前却没有这个所。于光远是推动建所最力的一个人，建所目的很清楚，他说：马列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在中国无异议。但“四人帮”把马列主义变成了教条和迷信，我们要把马、恩、列、斯、毛的理论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他没有明讲的是：马列主义不应该是崇拜的对象，而是一种“社会科学”，要随着时代而发展，其中隐含了跟科学必须保持一致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

听说，刚开始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亲自担任马列所的所长，于光远当第一副所长。这规格是最高的了。但胡乔木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当院长所长，而是全党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他跟于光远说：我太忙，你就代劳吧，当首任所长。

于光远其实也忙得一塌糊涂。邓小平最重要的四个理论工作助手，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还有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薛老年纪很大了，活跃程度比不上这三位。于光远于是让毛泽东当年称为“四个红色教授”之一的经济学家苏绍智当第一副所长，是从人民日报社调过来的，更早些年前苏先生曾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教书。

我1981年初春赴北京收集论文资料，特地拜访了马列所，只是在走廊里跟于光远打了个招呼，他太忙，走路小跑步。那时候的马列所位于西直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办公地方是借用的，建国门内大街上的中国社科院大楼还在盖，那周边是一片荒凉景象。

于光远和苏绍智两位先生为着我的事，亲自出面找到《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杨老在1954年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调到北京前是上海市委管高教的书记，前不久他参与领导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大文章的修订成稿。于、苏两位通过他再给上海市领导打电话，这才把我的分配名额从复旦大学调整到北京。我要求不留校时，学校管分配的干部说了句狠话：我们留一个人很慎重，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留也留不下来，你不要不识好歹，否则哪里来哪里去。

我当时可是破釜沉舟了，因为听说很快国家就要启动博士研究生班试点招生了，我想，如果我分配被退回安徽，就下决心硬考博士进京。幸好，于光远、苏绍智几个电话一打，复旦大学把我的名额让给了中国社科院。1982年9月29日我从上海进京报到，只买到站票，连硬座都没有，站了一天一夜。满车厢的人看着我一路硬站，还喜气洋洋，以为我有什么毛病。

“最重要的，思想要兴旺起来！”

就这样我进了北京工作。在复旦时，我们对单位的领导要称呼头衔，叫苏校长、金书记、林主任。但到中国社科院第一天上班，见到那些在全国学术界如雷贯耳的人物，除了称胡乔木为“乔木同志”——也不喊“院长”，他笑笑就走过去了——，对其他人都一律称呼“老师”。我们这些刚大学毕业的人觉得这样叫，太亲切了。于光远有一大堆头衔，都没人叫，称呼他“光远老师”的年轻人，我开始还以为都是他带的研究生，马上发现所有年轻人都这样喊他。

每周二全所成员都要来所里政治学习，我就趁这个机会到光远老师办公室里，说是来感谢您的。他说：“感谢什么？都是为了工作嘛。你是做理论研究的，我们讲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要百废俱兴。最重要的，是思想要兴旺起来。脑子不活跃，什么都活不起来。”

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特差，单位食堂周末也不开伙，幸好那时周末只有一天，到外面买东西吃。也没什么好买的，也没有多少钱，路边摊买点油饼咸菜，糊弄过去。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中国社科院，只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学部，我们都没有房子住。北京本地人还可以骑车回家，我是外地人，只好睡办公室。最想当床用的是光远老师的办公桌，因为他级别最高，文革前给毛泽东当过科技政策的秘书，办公桌又长又宽，睡在上面最舒服。他不是每天都来所里上班，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我也不敢对他造成任何干扰。我每天在小研究室里看书写作，深夜没人了，才敢把卷起的铺盖打开。如果他的办公室没锁，就睡在他的桌子上。第二天一大早，收拾得干干净净。

那时北京很小，到了魏公村地段就是郊区了，以下都是土路，我们也暂借用过的朝阳区党校就是农村，驴子和马都能见到，一不小心，会把庄稼踩坏。我们单位还有在八宝山、首钢附近租农民房住的同事，他们挤公交车，上下班来回三个小时。我24小时在岗，连睡觉都在办公室，时间利用率特高，文章发表得特多，被表扬时，我说：“还得感谢光远老师”。他觉得很奇怪，问：为什么要感谢我？“因为我常睡在你办公桌上。”

他吃了一惊：“啊，怪不得我有时觉得办公室里有点气味！”

因为啥？我周末孤独，偶尔喝点二锅头。那时的二锅头很差劲，一股洗锅水的味道，几毛钱就能买一斤散装酒，我买的是一块多钱一斤瓶装的，算是稍微好一点的。他周二来所里办公室的时候，有时候还是闻到有点气味。

“官样文章，绝不可以拿出去！”

那时大家对于光远的评价五花八门，他资格老，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后来到延安去投奔革命。他有几件在当时引起争议的事情，最主要的是说他“到处下蛋不孵鸡”。他到处提思路出主意，说这个问题要研究，那个学科那个分支要赶快设立，要办一个学术刊物，要建一个学术团体。他地位高，发了话，下面的人就要跟着办。但他讲得太多，别人要给他代管的也太多。理解他的人说，那时中国刚恢复“双百方针”，真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够提出新观念、点出新问题、开辟新方向。没有他到处下蛋，别的人功力不够，信息不够，权力也不够，下不出那样的蛋。即便下了蛋，别人也不愿为他代管。

光远老师的思想新颖异常，在他那样的年纪群里鹤立鸡群。“文革”后他讲，现在中国档次最高的自然科学刊物叫《中国科学》，有中文版，最好的文章要译成英文，按国际学术刊物的通例审稿发稿，索引完备。他说，也要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代表中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高成果，否则怎么把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成果让全世界了解？

他提出来后，很多人兴奋不已。但也有人问，自然科学普天下只有一个标准，“四人帮”时讲马列主义的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已经是超级笑话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啥统一标准？于光远坚持说，不对，也有。就该按照现代科学的逻辑、研究方法、验证程序，实事求是地探索社会的和人文的问题。

有人追问，那也包括马列主义吗？他说：当然啦！

在1981-1982年那期间，这种思想很了不起。果然就办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他说要办成全国最好的，绝不可以滥竽充数。宣传品、抄文件的官样文章，不可以拿去推销，英文版要符合国际学术界通则。

我1982年初成稿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当时算是很新颖的主题，争议也大。我把论文稍修订后按程序投稿，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那时的主编是后来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谢韬。我从文艺复兴一直讲到马克思及其批评者，文章三万多字。当时匿名审稿，来回修改几次，全文发表。随后全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第一次评青年学术成就奖，我获得一等奖，除了奖状，还有现金奖励人民币480元。那可是一笔巨款，拿到北京火车站对面的胡同小储蓄所做活期存款，本单位团支部派出一位团员同志护送，怕在途中出意外。

《中国社会科学》是光远老师主张办的，我又是他和苏绍智老师亲自调过来的。年轻人发表长篇论文得了奖，他很高兴，在走廊里对我讲：“看来花了那么多力气把你调来，也还没调错。”那时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一部长篇论文，可以破格被提为副教授副研究员，当时全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类的正教授正研究员也就一两百个，稀罕至极。

那时马列所里一身兼多职的老资格研究员有好几位，另一名副所长王惠德是中宣部副部长，还有副所长冯兰瑞老太太，延安整风时她的直接上司是薄一波，还有其他延安时代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前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一度也要求来所里任兼职研究员。一发生重要的事情，光远老师和他们就会来通通气，消息非常灵通。

推动改革：内部辩论与前沿研究

光远老师还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的最重要推动者。他认为全国的社会科学界要互通信息，有些重大的敏感问题，暂时不能拿出来说，就在内部进行大辩论。辩论得比较成熟了，再拿出来，推动政策方面的吐故纳新。

“经团联”的主要办公点就设在马列所里，这个机构有极丰富的国际视野，是中国经济改革最先进的观念的主要来源地。我们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使用校内小图书馆，享受教师的同等待遇，里面也有一点敏感的内部刊物，有本科大学生阅览不到的灰皮书、白皮书、黄皮书、海外进口书籍。等到我从复旦大学分配来马列所里看资料，才觉得真是开天辟地的新鲜！

这个所里有好几种参考资料，信息量大得令人难以相信。当时有个俗称《大参考》的参考资料，上午一份下午一份，大八开，有时厚达几十页。阅览者要签字，只能在资料室里面读。《大参考》上，国外对中国绝大多数敏感问题和现实麻烦的报道分析，基本都有，高级干部才能看。我们很幸运地分配到这个单位，得以了解国外最新的信息。

但《大参考》上思想深理论强的文章很少。光远老师说，应该搞学术研究性强的参考资料，于是就编辑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参考资料》、《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不定期，只要来了好东西，马上组织突击翻译。那时没有商业性的翻译活动，都是学术水平高的专家学者做翻译。国外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的演变、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里面临的发展困境、苏联东欧的改革与危机、中国跟越南的关系、古巴问题等等，都是前沿的学术理论探讨。有时一期一百多页，就是一本书。

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原矿、富矿”，我这样的年轻学者太幸福了！白天读时，我还没看完，别人就催着要读，也不允许个人随便复印，复印成本高，又违反保密规定。靠着睡在办公室里的特别优势，我就有了几倍多的阅读时间。这些参考资料，对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变革、对外开放，是通风的巨大窗口。从外面吹进来的各种新观念，由此迅速传到全国的学术界教育界。

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至关重要

有两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我永远忘不了。

光远老师性格急，很多事情上比别人先看到好几步。他提出的观念，常常被别人批评走得太快了；说他这个级别的要是走得太快，别人难以跟得上。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光远老师是最重要的理论工作助手之一。此前，光远老师还为邓小平起草了开创全局的那篇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胡耀邦要他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带动整个宏观经济的思路作深刻反省：几十年来，老是高喊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付出了那么高比例的投资，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得那么少？有些方面竟然停滞不前，严重时甚至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和倒退？这类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过来！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积累而积累、投资而投资、高速度而高速度。制定宏观经济计划的目标，要转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主，要把“民富”作为终极目的，而不是先生产、后生活。

这个讨论即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仍很有意义。中国多年的GDP总量里，基础设施投资占到一半有余，居民消费才占三分之一，这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全世界的所有经济体里，属于最低的，依然是当今经济改革和增长模式的重大问题。早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光远老师协助胡耀邦，就抓住了这个根本性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这个。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人民的富足和幸福。这个观念到现在都很有意义，以民为本嘛！光远老师跟胡耀邦商量的是，政治思想领域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辟了新的道路，在经济领域里相对应，就是要以这个“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来开辟新的道路。

一政一经，是很完整协调的改革思路。可惜马上就遭到了反对，邓力群、胡乔木等理论界老人都有不同意见。这个讨论，没来得及像真理标准的讨论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戛然而止。如果能延续下去，对中国的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高投资低回报这类增长方式的痼疾，有根本的纠偏作用。各级政府会更注重消费品的生产，更注重提高人民的福利，会使中国的经济转型提前二十年迈上正途。吴敬琏等经济学家现在还在呼吁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吴说，实际上从改革初期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这个模式难以转轨的见证者。2016年12月全国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期间，许多文章又间接直接地回到这段历史，回顾这场余音未了的争论。

共产主义对全球进步人士的最大吸引力

光远老师的第二个想法更了不起，不过许多人听起来可显得陌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向邓小平本人郑重建议，说在极左政策主导的前几十年里，无限制地提倡加强革命专政，张春桥更力主建立“全面专政”——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科技、家庭，更别说政治，对所有领域都要实行专政。这与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社会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打碎一切枷锁，只是要过渡阶段的短期专政；无产阶级执政后，要大力创造条件，让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这才是共产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要认真汲取“文革”的惨痛教训，在理论上真正弄懂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马恩最看重的是，共产主义要超越国家政权，实现一切人的平等和天下大同。

他跟邓小平提出：在理论上，共产主义要对全世界进步人士有吸引，虽然现在条件不充分具备，但最终目标不能忘记，让人民自我管理，减少人民群众被管理的环节和机构，为实现“国家消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逐步创造条件。

这也是光远老师那一代人，当年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念书，却抛弃了触手可及的富贵，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延安去的两大原因之一（另一个跟抗战救亡有关）。光远老师在中国社科院里虽然出的新点子太多，回过头来看看，他在很多领域里都非常超前。而且，他心中一直保持着青少年时期的理想，从未被地位和权力所腐蚀。

那时他还赞成一个口号：“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和那时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芳先生常说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是遥相呼应的。很多人说于光远是在鼓吹资本主义、物质利益挂帅，在小组学习讨论时我竭力为之解释。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我说：浪费比贪污还坏，有些人贪污就是改变所有权，假如拿去投资，可能比浪费的社会效果稍好一些。光远老师批评我：这话不能乱说！那个时代，在最好的学术机构和大学里，是千花齐放、百家争论。包括人道主义，他也很赞同，但也教训我：不要走得太远。因为胡乔木说过，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以人权取代阶级的权利。

“光远老师，我拜你一拜！”

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发表的论文在同辈青年研究人员中名列前茅，家庭出身也好，三代贫农，很幸运的被光远老师、苏老师大力推荐去国外留学。学成后来我没能够及时回国内来工作，因为批准我们那一代人出国去学习的胡耀邦等领导人下台了，遗憾终身。我1984年夏季去美国读书，1993年初春回到亚洲，第二年夏天回北京，第一个拜访的长辈就是光远老师。他见到我很高兴，他那时已经做了化疗，得了乳腺癌。别人很奇怪，男人也得这个病？他回答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科盲，男人也有退化的乳房，当然也可能得这种病。他的一个老部下1994年前后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工作，筹备在香港把他的诗词随笔出一本书，我一听这主意就建议出古籍版式线装的，请光远老师签字，送给老朋友、老同事、亲近学生和晚辈作宝贵纪念。光远老师为此很开心。

我告诉他：我想回国内来工作，但解决不了房子问题。光远老师说：你出去那么多年，还保持中国国籍，还是申请要回来，心不亏，脸不丢。你在海外的言论我也知道一些，不过你想回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以为是说收入低，对此我有最坏的防备。但他说：你现在回来，不用睡我的办公桌了。但是要准备忍受讲假话，讲一些违心的话，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他很坦诚，在这一点上很了不起。他写过专门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对我这样一个早年冒着危险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讲，相信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变成偏见，不要把你所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论、学术、思想、观念，都完全否定掉，看做是你死我活、不可对话的两个敌对阵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偏好变成偏信，要抱着多元的学习借鉴态度，前瞻的、开拓的、与时俱进的、永不放弃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晚年丧失记忆力之前，他一直是持这种开放的态度。

到2004年年尾我最后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时，他完全不能走动了，坐着轮椅给人推出来。他对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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