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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伯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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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17974

版次：1

商品编码：12030620

包装：精装

丛书名：跟大师学国学（精装版）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74

字数：18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 著名学者撰写的国学读本。
☆ 国学入门书，一本书了解国学知识。

内容简介

　　《国学常识》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国学入门读物。作者以浅显流畅的笔触，首先对国学作了概述，进而分章节对语言文字、史学、哲学、文学、自然科学、艺术及其代表性的人物、派别和学术观点予以介绍，并作了评述。作者在《编例》中说：“本书以供中等学校学生课外阅读为主要目的，亦可供一般对国学开始发生兴趣者之参考。”阅读本书，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形成关于国学的较为全面的概念；有志于深入研究者，亦可通过本书探寻进入国学殿堂之门径。

作者简介

　　曹伯韩（1897—1959），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曾任香港《华商报》翻译、桂林《自学》月刊主编、昆明《进修月刊》编辑，后于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第二研究室主任，《中国语文》编委等职。著有《通俗文化与语文》《中国文字的演变》《中国文法初阶》等语言学专著，以及《国学常识》《民主浅说》《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文化普及读物。

第一章概说
一所谓国学
二国学在清代
三国学的分科
四国学的派别
五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
六欧美学术的影响
七“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
八国学与世界学术
九专门研究与基本知识
一〇研究的态度及准备工作

第二章语文
一一研读古籍的阶梯
一二所谓小学
一三六书
一四字形的演变
一五字义的演变
一六训诂学
一七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一八方言学
一九字音的变迁
二〇语言和文字的分离
二一双声叠韵
二二反切
二三四声
二四声韵学
二五字母
二六韵部
二七古音之推定

第三章古物
二八金石之学
二九殷墟发掘
三〇甲骨之学
三一古物与社会学
三二无文字的古物
三三古物与考证学
三四古物与古书
第四章书籍
三五传写本与刻本
三六版本之学
三七校雠之学
三八章句之学
三九目录之学
四〇图书分类法
四一辑佚及辨伪
四二类书及丛书
四三考证学与读书法

第五章经学
四四五经、十三经、四书
四五《易经》
四六《书经》
四七《诗经》
四八三礼
四九《春秋》
五〇《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五一经之传授
五二今文经学与谶纬
五三古今文学派的斗争
五四汉以后的经学
五五清代的经学
五六经学的扬弃

第六章史地
五七所谓正史
五八正史的内容
五九编年史
六〇纪事本末
六一别史
六二政书
六三杂史传记及其他
六四学术史
六五史评
六六地理
六七历史哲学
六八新史学的产生
六九新史学的业绩

第七章诸子
七〇诸子的学术派别
七一儒家
七二道家
七三墨家
七四别墨及名家
七五法家
七六兵家及其他
七七王充之学
七八魏晋时代的玄学
七九子学之兴起与消沉

第八章佛学
八〇初期的佛教
八一佛教的中国化
八二流传中国诸宗派
八三小乘诸宗
八四传自印度的大乘诸宗
八五中国独创的大乘诸宗
八六佛学与儒学
八七因明学
八八唯识论中的心理学
八九现时佛学的趋势

第九章理学
九〇宋明理学的产生
九一周敦颐与邵雍
九二张载及二程
九三集宋学大成的朱熹
九四陆象山与杨慈湖
九五浙东学派
九六宋末至明初之理学
九七王阳明之学
九八清初各大师对于理学的批判
九九理学批判的最高发展
一〇〇宋明理学的没落与新理学的产生

第十章诗赋词曲
一〇一文学的范围与类别
一〇二最早的诗总集
一〇三楚辞
一〇四赋
一〇五乐府
一〇六五言诗
一〇七陶渊明与南北朝诗
一〇八唐诗
一〇九李白、杜甫
一一〇唐以后的重要诗人
一一一词
一一二重要词人
一一三散曲

第十一章散文和骈文
一一四散文和骈文的分别
一一五散文与骈文的分合
一一六周秦汉的散文
一一七六朝文
一一八唐宋八大古文家
一一九明清两代的古文家
一二〇所谓古文义法
一二一骈文的标准化及其支流
一二二八股文及对联
一二三文艺论评
一二四文体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变动

第十二章新被重视的文学
一二五戏曲的摇篮期
一二六戏曲的成长期
一二七唐以前的小说
一二八宋元明的小说
一二九清代的小说
一三〇宝卷、弹词、鼓词
一三一中国文学与东方诸民族的相互影响
一三二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关系

第十三章科学及艺术
一三三自然科学在国学中的地位
一三四天文学和历法
一三五数学
一三六物理学及化学
一三七医学
一三八应用技术
一三九科学与迷信
一四〇艺术
一四一绘画及书法篆刻
一四二音乐

索引
本书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一所谓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发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氏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大概他们就是国学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发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两个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各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二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的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氏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内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作为二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唯一任务，已是当然之理，而自己创立的学说，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也是无庸多说的。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很可以供我们利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

三国学的分科
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的，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他们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所以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也有诗词歌赋的文学作品，也有评论史事的论文，也有代圣贤立言的经书注疏，可说对整个学术范围内的各方面都有所贡献。但就个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浅深说，本来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学人仍然只能以一种专长著名，如朱熹以理学著名，李白以诗著名，人们决不会指朱熹为诗人，指李白为理学家。所以事实上，国学仍然是分了部门的。
曾国藩把学术分成“义理”（即性理之学或理学）、“考据”（即考证学）、“词章”三大部门（戴东原亦曾如是分类），他写给他弟弟的信说：“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在这个指导读书方法的信中，我们看到他们怎样说明三大部门的学术，怎样主张选科，并且指出在义理一门之下，还可以按照经书的种类及史书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过三大部门的研究对象，都是经史，整个学术范围，非常狭小。诸子百家，只当作参考书，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的范围以内。三大部门的重要性，是义理第一，词章第二，考据最末了，他的话完全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
义理之学，照理应该还有老学、墨学……等等的专科，但因儒家的独占，就没有它们的份儿了。
词章之学，包括诗及古文两个主要部门，其次有赋、词、曲、骈文等。现代文学所尊重的小说及戏曲，过去不被重视。
考据之学，除按照经书的种类分科外，又按照问题性质而分科，如专门考名物制度的狭义的“考证学”及专门考文字训诂的“小学”，以及专门考书籍源流真伪的“校雠学”，是三大科别，此外还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如小学内分出声韵学、训诂学，以及金石学、甲骨学等，校雠学又分成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