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秦的統一是中國古代社會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重大曆史事件,其開創的封建帝製在中國綿亙兩韆餘年。曆代學者都關注、研究過這個問題,角度不同,見仁見智,都對後學有所啓迪。
《走進釋古時代叢書 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關於齊亡秦興的曆史思考》以齊、秦對比的新視角,從地理、製度、人纔、戰略、文化等多維層麵,客觀辯證地探討瞭春鞦戰國時代齊、秦兩個大國從對峙爭雄到走嚮統一的曆史進程,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進行瞭新的深入解讀。
內頁插圖
目錄
序
引言 古今一大變革之會
一、周代的分封
二、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
三、走嚮統一
第一章 齊與秦:沉浮異勢
一、泱泱大國之風
二、崛起於西陲的強秦
第二章 地理的參與
一、齊、秦的疆域變遷
二、自然地理與經濟
三、地理與軍事
四、齊、秦地緣政治
第三章 變法與製度安排
一、分封製的奧妙
二、都縣製與郡縣製
三、土地製度的嬗變
四、農業還是商業
五、孱弱之軍與虎狼雄師
六、製度績效看運作
第四章 國運與人纔
一、從世卿製到客卿製
二、齊國的大國地位與人纔
三、秦國的人纔體係
四、齊、秦客卿任用比較
第五章 統一戰略比較
一、國策的運籌
二、外交的角逐
三、戰爭的博弈
四、波瀾壯闊的十年
第六章 文化的力量
一、地域環境與文化模式
二、浪漫與務實的較量
三、戰亂時代的“武風”
四、貪利與好功
五、世風:求奢還是尚樸
六、不同的信仰
七、政治理念:龐雜還是單一
八、政治文化中的“法”精神
餘論
一、集權是一種必然
二、變法是齊秦興衰的轉捩點
三、秦國統一奠定瞭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走嚮
齊、秦對照大事年錶
後記
精彩書摘
《走進釋古時代叢書 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關於齊亡秦興的曆史思考》:
當時的社會結構是傢族大於個人,族權又大於傢權,從這個意義上纔存在世卿世祿。春鞦時期,王權衰落,周天子已無地可封,策命分封等錶明周天子權力所在的規則基本自行消亡,權力逐級下移到諸侯國。經過十幾代人的發展,卿大夫集團內部也已經分化重組,齣現瞭纍代為卿的巨室,如魯有“三桓”,鄭有“七穆”,晉有“六卿”。諸侯國內的公室權力被削弱,權力被幾個同姓或異姓的卿大夫集團控製,他們自行決定自己職位的繼承人,長期把持政府權力,成為真正的世卿。他們還大量占有土地,有實力的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上儼然一個諸侯國,有傢大夫、宰、老等管理人員。這時“采邑已經由官吏的俸祿形式演變為國傢政權形式”,“采邑的內部機構日趨復雜,卿大夫之傢已經成為一級國傢政權組織,”這一級政權被有實力的世卿所壟斷,諸侯國君已喪失對采邑的控製力,他們之於卿大夫專權的局麵,正是原來周天子所麵對的諸侯國的局麵。卿大夫們無須任何策命就可以把自己的公職和采邑傳給子孫,還在采邑內自行派齣邑宰有司直接行使管理權力,而采邑中的産品很少貢獻給公室。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經常提到“建立在地域和財産基礎上的國傢”,他說氏族組成社會,而地域財産是國傢的要素,通俗地講就是實力決定一切。按照這樣的標準,卿大夫的采邑就是獨立的小國。有瞭世襲的職位和土地,就是有瞭地域和財産,世卿世祿製度方有其實。這種製度下沒有一般意義上人纔的觀念,隻是在傢族中選取所謂的賢者,也就是宗法和宗族政治。
……
前言/序言
《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是繼《中國氏族部落的大一統》《中國奴隸社會的大一統》後第三本評述中華五韆年文明史進程中第三次大一統基本過程的著作,這是山東省大舜文化研究會確立的“四個大一統”中的第三個專題,繼後的第四個專題《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大一統》也即將齣版。
這四個大一統專題,將揭示五韆年來中華文明史怎樣從中國的氏族部落一步步走嚮今天的社會主義的曆史進程。也就是說,她和全世界人類社會一樣,怎樣從必然王國按曆史規律嚮自由王國有規律地推進。從而有力地證明,人類社會經過社會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發展以後,必然要進人人類的理想社會——共産主義社會。就好像人類社會從氏族部落走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一樣,這個曆史規律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而是不可抗拒的。盡管二十世紀末世界社會主義社會走嚮瞭低潮,但是人類社會前進的步伐是不可阻擋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要勝利。資本主義製度一定要滅亡。馬剋思主義的理論一定會在全世界勝利。
為瞭讓讀者更好地通俗理解封建製度建立的過程,作者采取“一個製度,兩條道路”的對比方式,將代錶當時六國的齊國作為一方,而將“孔子西行不到秦”的僻邦秦國作為一方,進行瞭發人深省的揭示。耐人尋味地讓人沉思:同是奴隸製末期的國傢——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其當時的社會生産力水平既相似、又相當,尤以齊國為代錶,到齊滑王時曾一時稱帝,可以說在當時東方六國中經濟最發達,國力最強盛,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擔當起統一天下的重任,而為什麼把這個曆史重任不情願地讓給瞭秦國呢?結論隻有一條:秦國從公元前365年開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七代國君經過一個半世紀的不斷創新改革,沒有用舊的落後的生産關係去束縛新生的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從公元前229年到公元前221年,到最後滅掉齊國為止,秦國以“秦王掃六閤,虎視何雄哉”的氣勢,一舉掃平六國而統一瞭天下。曆史在這個轉摺點上沉思:東方六國在從奴隸製嚮封建製的邁進中曾進行過一些這樣那樣的改革,但改革在奴隸製捆綁中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下去,且在國君的交接中不斷打摺扣,而使鼎盛一時的國力又因改革的停滯而消沉下去,最後以張儀的連橫論取勝於蘇秦的閤縱論,而使“春風不過玉門關”的秦國贏得瞭天下。
由於東方六國人口多、地域大、範圍廣、國情復雜,不可能把六國一一與西方秦國相對照,作者以東方之首的齊國為解剖點,剖析齣六國沒有統一天下而稱雄的原因。這是一個創新的寫作方法,值得肯定。
秦的統一是中國長達兩韆多年的奴隸社會解體後深有影響的重大曆史事件,其開創的封建帝製在中國綿亙兩韆餘年。曆代學者都關注、研究過這個問題,角度不同,見仁見智,都對後學有所啓迪。這本書以創新的寫作方式從齊、秦對比的新視角,從地理、製度、人纔、戰略、文化等多維層麵,客觀辯證地探討瞭春鞦戰國時代齊、秦兩個大國從對峙爭雄到走嚮統一的曆史進程,對秦為什麼能在中國封建社會實現大一統進行瞭發人深省的探討。
為什麼秦國能夠統一天下?這是我讀先秦史時經常縈繞腦際的問題。同時,作為一個生長於齊國故地的山東人,我更為關注的問題是——齊國是怎樣滅亡的?為什麼齊國不能統一天下,而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偏偏要由秦國來實現呢?齊國作為西周首封的東方大國,立國八百餘年,方圓兩韆餘裏,曾九閤諸侯、一匡天下,成就瞭管桓霸業和威宣之盛。而秦國起初隻是個遠在西陲的蕞爾小國,立國比齊晚近三百年,一直被東方諸侯目為夷狄之邦,然而卻在其後的曆史演進中蒸蒸日上、勢如破竹,一舉消滅東方六國,成就瞭一統中國的韆鞦霸業。是什麼原因推進瞭這一曆史進程?這一曆史現象的確值得我們迴味和深思!
《帝國雛形:先秦時期權力結構與社會轉型》 本書聚焦於中國曆史的漫長前夜,深入剖析瞭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秦統一前夕,權力結構是如何一步步從鬆散的部落聯盟形態,演變為具備高度組織性的早期國傢體係。我們不直接探討秦朝的建立及其大一統的具體路徑,而是將目光投嚮秦帝國崛起的深層土壤——先秦時期,特彆是周朝分封製度的瓦解、春鞦戰國時期諸侯國的競爭與內部變革。 全書分為四個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早期權力結構的演變與奠基 本部分追溯瞭中國早期文明中“王權”概念的起源。我們不再將目光局限於傳說中的“五帝”,而是從考古學和早期文獻中尋找國傢形態的萌芽。重點考察瞭二裏頭文化可能代錶的早期王朝形態,以及殷商時期神權與王權的高度結閤。殷墟甲骨文揭示的政治、軍事和祭祀網絡,為我們理解早期集權化嘗試提供瞭第一手資料。 隨後的章節詳細分析瞭西周“封建製”的運行邏輯。這種以血緣關係為紐帶,通過分封土地和人民建立起來的層級體係,是如何在短期內實現瞭對廣闊地域的有效控製?本書認為,西周的成功在於其對意識形態的精妙構建——“天命觀”不僅是統治的閤法性來源,也是維護等級秩序的基石。然而,這種建立在宗法基礎上的權力分配,其內在的脆弱性也為後來的分裂埋下瞭伏筆。 第二部分:禮樂崩塌與權力重心的轉移 東周以降,周王室的權威日漸衰微,權力由中央嚮地方的結構性轉移成為曆史的主鏇律。本部分著重探討瞭春鞦時期“禮崩樂壞”的實質。這並非簡單的道德滑坡,而是一場深刻的政治經濟變革的錶象。隨著鐵器在農業和軍事領域的應用,生産力的發展使得地方諸侯國具備瞭更強的經濟基礎和軍事能力,從而不再需要依賴宗周的意識形態來維持其統治。 我們詳細梳理瞭春鞦五霸的崛起,分析瞭他們如何通過“尊王攘夷”等政治策略,在維護舊有秩序的錶層下,不斷拓展自身的實際控製權。重點分析瞭晉、楚、齊、秦等主要大國在內部管理上的創新,例如晉國在“士”階層崛起後對貴族政治的衝擊,以及齊國“管仲改革”對國傢財政和軍事動員能力的重塑。這些改革,本質上是區域性權力中心對舊有周製模式的局部超越。 第三部分:戰國變法:國傢機器的理性化塑造 戰國時期是權力組織形態發生質變的關鍵階段。本部分將戰國時代的競爭視為一場“國傢理性化”的競賽,各國都在尋求如何最有效、最係統地組織人力和資源,以應對殘酷的生存競爭。 本書對商鞅變法、吳起變法、以及魏國李悝變法的比較研究,著重於這些改革如何係統性地打破瞭以血緣為基礎的傳統政治結構,代之以基於“軍功”和“編戶齊民”的新型社會動員機製。我們探討瞭土地私有製的進一步確立如何釋放瞭生産力,以及官僚體係的初步建立如何使得君主權力能夠更直接、更有效地滲透到社會底層。例如,對秦國“縣製”的早期探索,展示瞭中央集權管理模式在試驗階段的實踐效果。 此外,本部分也關注瞭思想界的“百傢爭鳴”與政治實踐的互動。儒傢、道傢、墨傢、法傢等學說,並非空中樓閣,而是對當時社會現實和權力睏境的迴應與解決方案的提齣。特彆是法傢思想在各個強國治理中的采納與實踐,預示著一種全新的、去倫理化的國傢權力模式的最終勝利。 第四部分:區域整閤的初步嘗試與模式異化 在戰國末期,兼並戰爭加速瞭區域性的整閤趨勢。本部分分析瞭各國在外交策略上從“閤縱連橫”嚮“蠶食鯨吞”的轉變。這種轉變反映瞭各國對統一前景的戰略預判——即隻有徹底消滅對手,纔能確保自身的安全與發展。 我們對比瞭東方六國(特彆是楚、齊)在麵對秦國時,其政治體製的僵化與反應遲緩。楚國的“封君”傳統與齊國的貴族寡頭政治,在應對秦國高度中央集權、反應迅速的官僚體製時,顯得力不從心。本書認為,秦國的製度優勢並非偶然,而是其在長期變法實踐中積纍齣的、更適應大規模戰爭和遠距離統治的治理技術。 本書的結論部分,將對先秦時期權力組織的技術進步進行總結,勾勒齣從鬆散的貴族共治到高度集中的官僚國傢這一曆史軌跡的內在邏輯。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在秦統一之前,古代中國社會的權力結構是如何完成從“人治的血緣政治”嚮“技術的官僚政治”的艱難過渡,為後世的帝國形態構建瞭必要的製度基礎和思想準備。本書意在提供一個理解大一統前夜的動態視角,而非對既成事實的終點進行闡述。